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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曹魏与东吴的长期对峙中，合肥是一个非常突出的战略要地，孙权视其为北伐中原的突破口，曹魏则将其经营成了一座对东吴颇具威慑力的桥头堡。
因此，双方注定要在此地死磕。
在称帝之前，孙权就已经磕过两回，分别在建安十三年和建安二十年。第一次围攻半年无功而返，第二次则险些死于张辽的戟下。这对孙权自然是一种莫大的耻辱。所以，拿下合肥，不仅对东吴有战略意义，对孙权个人更是有洗刷耻辱的意义。
曹魏在合肥的主要守将，先是张辽，后是曹休，现在则是征东将军满宠。
满宠这个人，虽然是酷吏出身，论作战经验不及张辽，论军中资历不及曹休，但此人思维缜密，遇事沉着冷静，且富有谋略，同样是一个极其难缠的对手。
早在东吴黄龙二年冬，即孙权称帝次年，他便迫不及待地发布了第三次进攻合肥的命令。满宠得到情报，立刻上奏曹叡，然后从兖州、豫州征调了大批部队，在合肥集结，严阵以待。不料几天后，又有情报传来，说东吴大军行进到边界附近就突然撤兵了。
曹叡闻讯，认为危险已经解除，便命兖州和豫州兵团撤回原驻地。
然而，满宠却满心狐疑，总觉得事有蹊跷。他当即上奏，说：“吴军大举出动，却无故而返，其中定然有诈。依臣分析，东吴必然是佯装撤军，以此诱使我们也把部队撤走，然后才乘虚而入，对我们发动突然进攻。”
曹叡一看，这孙权也太狡猾了，旋即收回了撤兵命令。
果然不出满宠所料，十余日后，孙权便亲率大军出现在了合肥城外。随后，吴军对合肥发起猛攻，无奈魏军早已在满宠的指挥下进行了严密部署，孙权预定的突袭战术完全落空，再打下去必然是劳师糜饷，只好下令退兵。
孙权与满宠的第一次交手，让孙权充分领教了这个对手的厉害之处。
接下来，满宠还将让他见识更厉害的手段。
鉴于东吴屡屡寇边，而现有的合肥城又距巢湖和长江太近，对擅长水战的东吴有利，对曹魏则不利，所以满宠便于曹魏太和六年上疏曹叡，提出了另筑新城的计划。
他说：“合肥城南临巢湖和长江，北面又与寿春（今安徽寿县）相距太远，吴军如果围攻，可以利用水军的优势，我军往往要击破敌军主力，才能解围。换言之，目前的城池易攻难守，臣建议调出城内守军，在城西三十里处，选择一处险要地形，另筑新城进行固守。如此，敌军便不得不弃船登岸，而我军则能在陆地上断其退路。”
奏疏呈上，蒋济却提出了异议。他对曹叡说：“放弃城池是在向天下人示弱，这就像刚刚望见敌人烽火，便慌忙自毁城池一样，可以说是不战而败。一旦走这一步，敌人的侵略会更加猖獗，而我们只能渐渐退守淮北一线。”
曹叡颇为信任蒋济，闻言便否决了满宠的提议。
满宠不甘心就此放弃，再度上疏说：“《孙子兵法》有言，兵者，诡道也。示敌以弱是一种策略，目的是让敌人以为我们怯战，从而生出骄傲之心。《孙子兵法》又说，要诱使敌人行动，就必须制造足以让敌人动心的那种形势。如今敌军未至，我军却先行撤出，就是要诱惑敌人，目的是让他们远离水域，深入陆地，然后我军再选择有利的时机发动攻击。”
朝臣赵咨认为满宠的计划是可行的，建议曹叡采纳。
曹叡权衡了一番利弊后，终于下诏批准。
短短一年后，即曹魏青龙元年，一座崭新的城池便在合肥旧城西面拔地而起。旧城主要是居民区和商业区，只保留少量驻军；新城则以驻兵为主，更像是一座军事要塞。
同年年底，孙权卷土重来，亲率大军第四次进攻合肥。
这回，满宠“主动收缩，诱敌深入”的战略立刻发挥了作用——由于魏军主力已移师新城，吴军若要进攻必须弃船登岸，与魏军展开陆战。孙权不免担心后路被断，所以率水军在岸边停泊了二十余日，始终没有下船。
当年孙权进攻合肥，险些死在张辽手上，幸亏贺齐率水军及时接应，他才逃过一劫。此事显然给孙权造成了极大的心理阴影。因此，这回是否敢于远离水域、深入陆地去打合肥新城（今安徽合肥市西北），对孙权来讲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见吴军迟迟没有上岸，满宠颇有些自得。不过，他并未得意忘形，而是保持着一贯的冷静。在一番冷静思考后，满宠准确地预判了孙权的下一步行动。他对左右将领说：“孙权对合肥志在必得，行前肯定对部众夸下了海口，如今大举来犯，目的就是要建立大功。而今他虽知我军主力在新城，不敢贸然行动，但为了保住面子，必然会上岸炫耀兵威，借此展示实力。”
在满宠看来，这就是机会。
随后，满宠立刻派遣步骑六千，迅速前往淝水岸边的隐蔽处埋伏，就等孙权上岸。
一切不出满宠所料，伏兵进入阵地不久，孙权就率军登岸来“耀兵”了。魏军突然杀出，吴军猝不及防，被斩杀数百人，还有部分士兵落水溺毙。
虽然损失不大，但士气已然受挫，且孙权担心魏军还会有后续动作，为保万全，不得不下令撤退。
照理说，曹魏修筑新城这么大的动作，东吴不可能没有获得情报。所以，孙权此次出兵，其目的应该不是一举攻占合肥新城，而是进行试探性进攻，摸清虚实，掌握第一手情报，以便为下一次大规模进攻创造条件。
所以，满宠说孙权上岸是为了“耀兵”，其实并不准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踩点”。
稍后，孙权又命大将全琮率一部西进，攻击六安（治今安徽六安市），但同样没有取得战果，遂全军班师。
蜀汉建兴十二年（公元234年，曹魏青龙二年）二月，经过三年的休养生息和整军备战，诸葛亮集结了十万大军，由斜谷道进兵，对曹魏发动了第五次北伐。
这也是诸葛亮一生中最后一次北伐。
此次北伐，可以说是历次北伐中规模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从以下几个方面就能看出来：
其一，出动兵力最多。前面的四次北伐，兵力有多有少，虽具体数量史书无载，但大致推测，最多应该不超过七八万（如第一次北伐），最少可能只有一两万（如第三次北伐）。而这一次，按《晋书·宣帝纪》记载，是十余万；按《资治通鉴》记载，则是十万。《晋书》或许略有夸大，十万应该是比较可靠的数字。总之，此次出动的兵力肯定是历次北伐之最，说明诸葛亮是下了血本了。
其二，出兵方向较以往最为激进。前四次北伐，两次出祁山，一次出散关，一次攻取祁山附近的武都、阴平二郡。很明显，四次出兵的目标都是陇右地区或关陇之间，离长安较远，对魏国的威胁很小，用兵偏保守。而这一次，则是从斜谷道穿越秦岭，直插关中郿县，剑指长安，显然比以往都激进得多。
其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由于蜀道难行，诸葛亮历次北伐都会被粮食问题困扰，所以这一次，诸葛亮不仅启动了“木牛流马”这种尖端运输工具，而且在出兵前的三年之中，就陆陆续续把大量粮食运到了褒斜谷的谷口，并修复了谷中的栈道，为即将到来的大战提供坚实的后勤保障。
其四，与东吴联手，同时大举出兵。前四次北伐，蜀汉都未能与东吴很好地协同配合，没有最大限度发挥同盟的作用。所以这一次，诸葛亮特地在出兵之前派人去见了孙权，双方约定一起动手，同时在东、西两线对曹魏发起大规模进攻。
关于诸葛亮第五次北伐的经过，我们会在后文详述，此处暂且不赘述。
这里，我们先来看看孙权第五次进攻合肥都发生了什么。
东吴嘉禾三年（公元234年，曹魏青龙二年）五月，孙权兵分三路，在长达一千多里的战线上对曹魏发起了全面进攻：
中路，由孙权本人亲率十万大军（号称十万，具体不详），进抵巢湖湖口（今安徽巢湖市），兵锋直指合肥新城；西路，由陆逊和诸葛瑾率一万余人，从江夏和沔口（今湖北武汉市）溯江西上，进攻襄阳；东路，由孙韶、张承率部进入淮河，进攻广陵（治今江苏扬州市）、淮阴（治今江苏淮安市）。
六月，满宠得知吴军大举出动，连忙上疏，请求朝廷派大军驰援合肥。
当时在朝的将军田豫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对曹叡说：“此次东吴大举出兵，绝非贪图小利，其目的就是要把合肥新城当作一块磁石，企图将我们的多数兵力都吸引过去。故臣建议，就让敌人放手攻城，挫其锐气，不必与之争锋。如果他们无法攻克坚城，部众必然疲惫，等他们士气低落之时，我军再发动反击，定可破敌。孙权若是有头脑的话，必不敢攻城，会自行退去。倘若我军云集合肥，主动进攻，那就中了他的奸计了。”
曹叡觉得有理，便没有向合肥派出援军。
满宠急坏了，慌忙再度上疏，强烈要求朝廷派出精锐增援。
这回，一个叫刘劭的散骑常侍终于替满宠说话了。他给曹叡献策道：“东吴兵力众多，气势正盛，满宠以寡敌众，就算有机会出击，也无法取胜。所以，满宠请求援兵，并没有错。臣认为，可以派遣步兵五千、精骑三千，先行出发，扬言大军已数道并进，造成先声夺人之势。骑兵到了合肥，应疏散队形，多带旌旗，擂动战鼓，在城下耀兵，然后迅速插到敌军背后，切断其退路和粮道。吴军若风闻我大军将至，必震恐遁逃，到时候便不战自溃了。”
刘劭说吴军会“不战自溃”，肯定是有些想当然了，不过他这招虚张声势的疑兵之计，倒也是可行的。
所以，曹叡采纳了他的建议。
然而，对此刻的满宠而言，即便有八千援军，加上自己的兵，恐怕还是难以抵挡孙权大军。虽说孙权对外号称的“十万”人马，其中水分肯定不少，但就算打个对折，也够满宠“喝一壶”了。
为此，满宠不得不三度上疏，请求撤出合肥，将吴军引向纵深地带，在寿春与敌决战。
把战火引向魏国纵深？亏你想得出来！
曹叡立刻驳回了满宠的请求，并下了一道措辞严厉的诏书，说：“当年，两位先帝在东线经营合肥，在南线力保襄阳，在西线固守祁山，每一次都是把敌人歼灭于城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都是战略要地，当然要寸土必争。就算孙权进攻新城，想必也无法攻克。敕令你部各将，务必坚守城池，我将御驾亲征，等我到了，恐怕孙权早已遁逃。”
当年七月，曹叡登上龙舟，亲自率军东征。
满宠接到诏书，自然不敢再打撤退的主意，只能玩命死守。不过，主意一旦打定，满宠的能耐就再次显现出来了。他不仅挡住了东吴大军的猛烈进攻，而且招募了一支敢死队，烧毁了吴军的攻城器械，并射杀了孙权的侄子孙泰。
在大军围城、众寡悬殊的情况下，还能打出这样的防守反击，实属难得。
吴军连攻多日无果，本来士气便有所下降，加之不少将士又感染了疾病，战斗力大为削弱，令孙权颇感无奈。正在此时，曹魏援军到达，开始实施疑兵之计，吴军上下更是军心浮动。
尽管有这么多不利因素，但孙权仍不愿退兵。直到曹叡御驾亲征的消息传来，孙权心里才打起了退堂鼓。他原本以为三路齐发，足以分散曹魏兵力，尤其是分散曹叡的注意力，没想到曹叡最看重的，终究还是他多年以来一直死磕的这个合肥。
既然连曹魏皇帝都出动了，这仗再打下去毫无胜算，万般无奈的孙权只好下令撤军。随后，负责进兵淮河的孙韶、张承所部也跟着撤了。
至此，三路大军只剩下西线的陆逊、诸葛瑾一路。
此时，陆逊和诸葛瑾正分兵向襄阳推进，已深入魏国境内。得知孙权主力和东路军都已班师，陆逊意识到光凭自己这一路，很难取得什么战果，于是写了一道奏表，向孙权汇报自己的情况，然后派亲信韩扁送去建业。不料，韩扁竟然在半路被魏军的巡逻兵给抓了，奏表也落入魏军之手。
诸葛瑾闻讯，慌忙给陆逊去信，说：“圣驾（孙权）已返，敌人又擒获韩扁，对我们的军情已了如指掌，而长江的水位正在降低，对我们不利，我建议赶紧撤军。”
陆逊当然也知道，在目前的形势下，撤退是最好的选择。但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撤退，却是有讲究的。
收到诸葛瑾的信后，陆逊没有回复，而是成天跟将领们一块下棋、射猎、游戏，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仿佛根本不考虑撤兵之事。
诸葛瑾听说后，知道陆逊足智多谋，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随即赶到陆逊大营，看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陆逊这才把自己的撤兵计划和盘托出，说：“魏军知道圣驾已回，无须再考虑东线战场，势必全力以赴对付我们，且目前各个要害之处，皆有魏军重兵把守，而我们已然军心浮动，很容易溃散。在此情况下，首先必须安定军心，然后施以计谋，我们才能脱险。倘若仓促撤退，魏军看出我们的恐惧，定然四面来攻，那我军就必败无疑了。”
随后，陆逊把具体的计划告诉了诸葛瑾。两人旋即分头行动，由诸葛瑾率领水军，由陆逊率领陆军——但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们居然不是往回撤，而是继续向北挺进，兵锋所指仍是襄阳。
此举令魏军大为惊诧。他们原本对陆逊便颇为忌惮，现在一看吴军竟然向襄阳运动，赶紧掉头北上，纷纷回防襄阳。
陆逊从容调遣部众，一边虚张声势，继续迷惑敌人，一边向汉水运动，准备与诸葛瑾会合。魏军各部摸不清虚实，只能采取防守态势，根本不敢向吴军逼近。不久，陆逊扬言要在襄阳外围打猎，做足了挑衅姿态，然后率陆军与诸葛瑾的水军在白围（今湖北襄阳市东）会合。
至此，陆逊成功扭转了之前的不利局面，把本来要包围他们的魏军都逼到了襄阳一线，为随后的撤退扫清了障碍。
之后，陆逊率陆军大部登上水军战船，开始顺着汉水悄悄南撤。为了迷惑魏军，陆逊在主力南撤的同时，还特意向曹魏扔出了几颗烟雾弹——派遣将领周峻、张梁等人，各率所部，分别攻击魏国江夏郡的新市（今湖北京山市东北）、安陆（治今湖北安陆市）、石阳（今湖北武汉市黄陂区西）。
这一年七月底，周峻等部顺利完成了掩护主力撤退的任务，还在进攻石阳时斩杀并俘虏了一千余人，然后顺利撤退。
东吴这场声势浩大的北伐，就这样以“雷声大，雨点小”的方式落下了帷幕。
孙权御驾亲征、三路出兵，结果几乎毫无战绩可言，除了对合肥新城造成一定的威胁，仅有的战果，或许就是周峻斩获的这一千余人了。
可令人遗憾的是，即使是这点可怜巴巴的战绩，仍然是有问题的。
据《三国志·陆逊传》记载，石阳城外有个很热闹的集市，当周峻率部突然杀到时，魏国的商贾百姓吓得扔下货物，纷纷往城里跑，结果在城门口挤得水泄不通。守城魏军关不上城门，便对自己的百姓挥起屠刀，大肆砍杀，直到拥挤的人群都被砍倒在血泊中，城门才得以关上。
然后，周峻杀到，便顺手牵羊地砍下那些死者的首级，又抓了被关在城门外的一些百姓，就这样“斩获”了一千余人而还。
这样的战果，显然有“冒功”之嫌，丝毫不值得称道。所以，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时，就忍不住在此处大骂陆逊，说吴军既然可以全身而退，何必再派兵去打石阳等地，以致害死无辜百姓呢？
平心而论，裴松之这个批评，是不太站得住脚的。首先，吴军最后虽然全身而退，但陆逊之所以派兵去打石阳等地，正是为了迷惑魏军，掩护主力撤退，这在战术上是完全正确的，并无过错。其次，死于石阳城门的那些魏国百姓，诚然是无辜的，但杀害他们的并不是吴国士兵，而恰恰是魏国自己的士兵，所以不宜将“滥杀无辜”的罪名扣到吴军头上，更不能扣到主帅陆逊头上。最后，周峻等人砍下百姓首级以“冒功”，确实无耻，但这个行为也不是陆逊授意的，同样不能怪到他身上。
事实上，据《三国志》记载，陆逊在对待周峻抓回去的那些俘虏时，还是很仁义的，完全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他首先严令所有将士不得骚扰或虐待俘虏，然后凡是一家人都被俘的，就把他们安置在一块，让他们互相照料；至于那些走丢了老婆孩子的，陆逊不但提供粮食和衣物，“厚加慰劳”，最后还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回家去找亲人。
陆逊此举，感动了不少魏国人。随后，便有一些魏国军民主动前来投奔，如江夏功曹赵濯、弋阳将领裴生、夷人酋长梅颐等人，都率领他们的部属归附了陆逊。
如果说东吴的这场北伐，最后还算有一点点战果的话，那显然也不是周峻斩获的那一千余人，而是在陆逊的感召下归附的这些魏国军民。
所以，说到底，裴松之该骂的，其实不是陆逊，甚至也不是哪个具体的个人，而是这个该死的战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