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卤城之战后，司马懿缩回军营，再也不肯出战了。
双方又对峙了一个月后，蜀军的粮食终于告罄。诸葛亮万般无奈，只好下令撤军。
得知蜀军粮尽退兵，司马懿大喜过望，立刻命张郃率部追击，打算把一个月前丢掉的面子捞回来。
没有人料到，曹魏帝国硕果仅存的一代名将、纵横沙场多年的车骑将军张郃，历经多次大战都毫发无损，竟然会在这场小小的追击战中丢掉了性命。
诸葛亮的作战风格一向沉稳谨慎，所以蜀军班师自然是有条不紊的，绝不会给魏军以可乘之机。而且，诸葛亮料定魏军会派兵追击，便在木门道设下了埋伏。
木门道，位于今甘肃天水市秦州区西南八十里的木门村附近。这条古道，东西两面雄山对峙，壁立千仞，中间只有一条宽约五十米的峡谷可通行，是一处绝佳的伏击地点。
张郃率部追至此处，“乘高布伏”的蜀军“弓弩乱发”、滚石俱下，一支流箭射中其右膝。不久，张郃便因伤重不愈而去世。
我估计，张郃所中的，很可能是无当飞军惯用的毒箭，因毒性扩散才将他置于死地。若是普通箭矢，且只射中他的右膝，纯属轻伤，绝不可能夺走一位百战宿将的性命。
历史上，张郃与另外四个曹魏名将张辽、乐进、于禁、徐晃并称，被后世誉为“五子良将”。如陈寿在《三国志》五人合传中所言：“太祖（曹操）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其中，张辽于黄初三年病逝于江都（治今江苏扬州市），乐进早在建安二十三年便已病故，于禁在黄初二年被曹丕羞辱而死，徐晃于太和元年病逝，而张郃则是最后一位告别三国舞台的。
随着张郃的去世，当初追随曹操南征北战、为曹魏开国立下赫赫功勋的这五位将星，便悉数陨落了。
值得一提的是，张郃之死，后人一直有一种怀疑，认为他是死于司马懿“借刀杀人”的阴谋。
怀疑的依据出自《三国志·张郃传》裴松之注引的《魏略》。据该书记载，当蜀军撤兵、司马懿命张郃追击时，张郃起先是抗命不从的。他给司马懿的理由是：“军法，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就是说，按照《孙子兵法》的说法，对被包围的敌军务必留下逃走的缺口，对撤退的敌人也不要追击。
当时，蜀军是因缺粮而主动后撤的，之前还打了一场大胜仗，战斗力和建制都保存完好，在此情况下追击肯定没有胜算，且极易遭到埋伏，所以张郃的抗命是完全有道理的。
然而，司马懿不听，还是强行命他出兵。张郃无奈，只好从命，结果就在木门道白白丢掉了性命。
若《魏略》的记载属实，那么司马懿借敌人之手杀死张郃的嫌疑就非常大了。
因为明知诸葛亮十有八九会在险要地形设伏，还强迫张郃追击，这样的举动很不正常，明显违背用兵之道。而且，此时的司马懿也完全具备除掉张郃的动机，理由如下：
首先，张郃此前一直在夏侯渊、曹真麾下，长年在西线与蜀汉作战，与来自中枢的司马懿几乎没有任何交集，双方缺乏足够的了解和信任，难免发生龃龉。回顾前文，双方至少有三次意见不合：一是张郃提议在雍县、郿县驻兵，被司马懿否决；二是张郃挑头反对司马懿消极避战的做法；三是司马懿命张郃追击蜀军时他抗命不从。因此，司马懿完全有理由将张郃视为异己。
其次，从张郃的资历和作战经历来看，他在西线魏军中的威望是相当高的，否则当年夏侯渊战死时他也不会被众人推为临时主帅。而司马懿是直到此次战役前才仓促“空降”的，威望本来便不如张郃，加之其消极被动的“乌龟战术”又不被多数将士理解，甚至遭到嘲笑，最后硬着头皮进攻蜀军又遭遇惨败，这对他的领导地位和权威无疑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司马懿若不设法改变这种局面，接下来该如何指挥这支军队？又如何抵御蜀军的进攻？
最后，张郃是第一个站出来公然批评司马懿“乌龟战术”的。正因为有他这个威望甚高的宿将挑头，军中众将才会纷纷站队，给司马懿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而贾栩和魏平这两个普通将领也才敢公然嘲笑身为帝国重臣和三军主帅的司马懿。所以，司马懿必然会将自己威望受损、遭受羞辱的原因归到张郃身上。换言之，在司马懿看来，他若想坐稳主帅的位子，顺利地指挥这支军队，不再让属下质疑他的战略战术并对他进行掣肘，那么张郃就是他必须除掉的最大障碍。
综上所述，不论是从排除异己、树立威望的角度，还是从“一山不容二虎”、维护领导地位的角度，司马懿都有足够的动机置张郃于死地。若纵观司马懿的一生行止，“权谋”二字可以说是贯穿始终、无处不在的。所以，略施小计干掉张郃，对司马懿而言实在不是什么难事，更没有什么做不出来的。
随着蜀军粮尽退兵，诸葛亮的第四次北伐也遗憾地落下了帷幕。
此次北伐，从战略层面来讲，并未取得成功，因为它既没有占领魏国的尺寸之地，又没有对魏国造成任何威胁。不过，若是从战术层面来看，这次出兵还是有价值的，它不但歼灭了一部分魏军的有生力量，还射杀了威震一方的曹魏名将张郃，无疑在相当程度上提振了蜀军的士气，也增强了蜀汉上下继续北伐的信心和意志。
平心而论，这样的战绩是可圈可点、不容抹杀的。
诸葛亮于当年六月班师回朝，短短两个月后，蜀国高层便发生了一场人事地震——身为蜀汉百官中的二号人物、次席顾命大臣的李严（此时已改名李平），突然落马了。
导致李严突然落马的直接导火索，就是此次北伐的后勤问题。
当时，李严的官职是“中都护”，原则上相当于蜀汉的最高军事长官；诸葛亮出征前，又命他以本官兼署丞相府事务，即代行丞相职权。简言之，诸葛亮不在，李严就是蜀国百官中的一号人物，所以后勤保障工作自然由他全权负责。
当蜀军在前线与魏军对峙时，后方的粮道突遭连日大雨，粮食运输遇到了极大困难，李严担心粮草不继要承担罪责，便命部下狐忠、成藩假传圣旨，命诸葛亮班师。等诸葛亮一退兵，李严又赶紧上疏刘禅，说大军是佯装撤退，目的是诱敌深入，伺机与魏军决战。
而当诸葛亮率军回到成都时，李严又假装大吃一惊，质问诸葛亮说：“军粮十分充足，你怎么突然就退兵了？”同时，又打算让一个叫岑述的粮食督运官背锅，要把他杀了。
李严的这些乖张举动，说穿了，就是一个谎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
诸葛亮是何等精明之人，岂能被这些拙劣的伎俩蒙蔽？很快，他把李严这段时间所写的亲笔书信和奏章全都收集到一起，稍加分析就戳穿了李严的整个骗局。
李严理屈词穷，只能俯首谢罪。
诸葛亮随即上疏，历数其“前后过恶”，然后罢黜了李严的所有官爵，并剥夺封邑，废为庶民，流放梓潼（治今四川绵阳市梓潼县）。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李严落马，除了上述事件这个直接导火索，还有一个深层原因，就是他与诸葛亮的矛盾其实由来已久。
李严，字正方，南阳人，早年在荆州任职，以才干著称。曹操攻打荆州时，李严流亡入蜀，为刘璋所用，历任成都令、护军，于刘备攻蜀时归附。刘备平定益州后，李严官拜犍为太守，因多次平定地方叛乱，并在当地兴修水利，政绩颇著，渐受刘备倚重，擢升尚书令。刘备临终之际，托孤给诸葛亮和李严，并任命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隐然有让他制衡诸葛亮之意。
然而，李严名义上是蜀汉最高军事长官，实际上军政大权都在诸葛亮手上，他这个“中都护”纯属有名无实。此外，自从刘备去世后，李严便常年驻守永安（治今重庆奉节县东），直到建兴四年才调任江州，始终远离蜀国的权力中枢，可以说一直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对此，李严心里自然很不爽——同为先帝指定的顾命大臣，凭什么你诸葛亮可以大权独揽，我李严就得在一边凉快？
为此，李严走了一步棋，就是私下怂恿诸葛亮加九锡，晋爵称王。此举表面上是在巴结诸葛亮，其实是想把他架在火炉上烤。假如诸葛亮脑子不清醒，真的迈出这一步，势必受到刘禅猜忌，也会令蜀汉的文武百官齿冷，从而让诸葛亮失去皇帝的信任和朝野的拥戴。到那时，李严就可以联络百官一起扳倒诸葛亮，最终取而代之。
可是，李严的如意算盘落空了。因为诸葛亮根本无意做权臣，而且一眼就看穿了他的用心，遂严词拒绝。
至此，双方的关系愈加紧张。
当时，在朝中担任尚书令的陈震跟李严是同乡，他曾私下对诸葛亮说，“正方腹中有鳞甲”，即暗示李严这个人心术不正，迟早会生出事端。对此，诸葛亮当然心知肚明，但为了维护大局，他还是不想跟李严闹僵，遂一笑置之。
建兴五年，诸葛亮准备发动第一次北伐，想调李严去镇守汉中。李严却推三阻四，根本不想去，还提出条件，要求诸葛亮划出五个郡，成立巴州，让他当巴州刺史。众所周知，蜀国名义上是一个国家，实际上只有益州一块地盘，下辖也就十几个郡，你李严一口气就要五个郡，还要另立一州，这不是明目张胆地另立中央吗？诸葛亮当然不肯答应。
于是，双方矛盾加深，且有公开化的倾向。
建兴八年，曹真欲大举进犯汉中，诸葛亮又命李严率两万人北上阻击。可李严照旧拖拖拉拉，不把诸葛亮的命令当回事儿，还扬言说曹魏的司马懿已经给他准备了高官厚禄，就等着他过去。
诸葛亮知道李严是在讨价还价，出于大局考虑，不得不擢升其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李严得到好处，这才动身去了汉中。随后，为了满足李严的权力欲，诸葛亮又把汉中的军政大权一并交给了他，以致百官议论纷纷，都说丞相太迁就李严了。诸葛亮只好对众人解释说：“大事未定，汉室倾危，与其去攻李严之短，不如用其所长。”
第四次北伐前，诸葛亮之所以把李严调回成都，并让他代行丞相之权，就是想填饱他的胃口，希望他别再生出事端。可诸葛亮万万没想到，即便他一再让步，李严依旧不安分，终究还是搞出了这么一大摊事儿。
之前李严搞的那些争权夺利的小动作，尽管吃相难看，可毕竟没有给朝政造成什么损害，所以诸葛亮还可以容忍。但这一次，李严的所作所为已经完全突破了诸葛亮的底线——往小了说，李严是玩忽职守，欺上瞒下；往大了说，他破坏了蜀汉的北伐大计！
所以，诸葛亮只能下狠手，彻底终结李严的仕途。
随着李严的落马，诸葛亮就成了蜀汉唯一的顾命大臣，原本就已集中在他手上的军政大权得到了进一步巩固。正因为此，后世有不少人认为诸葛亮此举是在搞权力斗争，排除异己。
若单纯从结果上看，李严一废，诸葛亮从此再无掣肘，在政坛上也再无对手，的确有“大权独揽”的意味。但我们应该看到，诸葛亮总揽蜀汉大权的目的，并不是像李严那样满足一己私欲，更不同于历史上那些一手遮天、作威作福的权臣，而是为了蜀汉的国家利益，为了更顺利地开展北伐，从而最终完成刘备“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遗愿。
从这个意义上说，李严纯属咎由自取，怪不得诸葛亮；同理，“李严事件”的性质也并非尔虞我诈的权力斗争，而是诸葛亮在履行丞相的职责——整肃朝纲，清除害群之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