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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五年至七年接连发动了三次北伐战争，前两次都铩羽而归，第三次则拿下了魏国的武都、阴平二郡。虽说在总体上蜀汉的北伐难以对曹魏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至少在声势上始终压过曹魏一头。
对此，魏国的文官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军方却一直感觉很窝囊。
到了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即曹魏太和四年，魏国军方的一位大佬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反守为攻，狠狠报复一下蜀汉。
这位大佬，就是时任魏国大司马兼首席顾命大臣的曹真。
是年七月，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边境不宁为由，向魏明帝曹叡上疏，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他建议，由他亲率主力，从斜谷道进军，并派几路大将从其他方向出兵，同时对汉中发起大规模进攻。曹真踌躇满志，认为此次出兵必能“大克”蜀军、夺取汉中。
曹叡之前听从了近臣孙资的建言，确立了只守不攻的对蜀战略，但短短三年便遭到了蜀国的三次进攻，还丢掉了两个郡的地盘，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不免也有些愤怒。所以，曹真一说要出兵汉中，曹叡立马就同意了。
随后，曹叡下诏，命时任大将军的司马懿率部溯汉水西上，由西城（治今陕西安康市）方向发动进攻，与曹真在汉中会师；另外，曹叡又派遣了张郃等多名大将，分别由东线的子午道（古代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和西线的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出兵，一共兵分四路进围汉中。
曹叡登基时，曹丕给他指派了三位辅政大臣，分别是曹真、陈群和司马懿。现在，曹叡一下就把其中的两位重臣派了出去，显然是要下血本跟蜀汉一决雌雄了。
时任司空的陈群见状，深感不安，赶紧劝谏曹叡，说：“当初，太祖（曹操）自阳平关进攻张鲁，曾携带大量军粮，可关城还没打下来，粮食已感不足。而今，我们既没有周密的准备，斜谷道的地形又非常凶险，无论进退都很困难，且后勤补给也极易遭到敌军的截击抢掠。若要防卫补给线，又必须分兵据守险要，如此战斗力必会减弱，故臣以为，此事不可不深思熟虑啊！”
曹叡一听，顿觉自己的决定有些草率了，连忙收回成命，命各路大军停止行动。
此时，驻兵长安的曹真早已摩拳擦掌，部队也已经整装待发了，现在突然被叫停，自然很不甘心，遂再度上疏，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打算从子午道进兵汉中。
我们前文说过，在长安与汉中之间的几条山路中，子午道是最为险峻难行的，远比斜谷道更为凶险，不过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路程较近，其次是一旦大军冒险通过，便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因如此，几年前蜀汉第一次北伐，魏延才会提出这个大胆的战略。
现在，曹真把进军路线从斜谷道改为子午道，一来是要向曹叡表明自己出战的决心，二来也有跟反对开战的陈群叫板的意味——你说斜谷道凶险，那我就走更凶险的子午道给你瞧瞧！
一看曹真非但不听劝，反而变本加厉，陈群也很恼火，于是再度反对，说曹真这个计划比之前更不靠谱，且眼下国库并不充裕，朝廷负担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
陈群抛出这个说辞，显然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因为曹真和司马懿都在前线，后勤保障工作自然是由陈群负责，他要是不肯配合，在军饷和粮草方面卡脖子，看你曹真空着肚子还怎么打仗。
曹叡这下犯难了。
这两个顾命大臣，一文一武，各执一词，谁都不肯让步，那这仗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曹叡左右为难，最后实在没辙，索性把陈群的奏章直接寄到了曹真手上，然后也不表态，算是把皮球给踢回去了。
见到陈群的奏章后，曹真越发火大，皇帝居然还不表态，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理解为皇帝不想打，否则怎么会把反对开战的奏章寄给你呢？你也可以理解为皇帝是默许你打，否则为何不下一道诏书禁止出兵呢？
二者似乎都说得通。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曹真当然选择了后一种理解，遂将陈群的奏章扔在一旁，立刻率领大军由子午道出征了。
得知曹魏大举出兵，诸葛亮马上进行了防御部署：将大批军队集结在城固（今陕西城固县）、赤阪（今陕西洋县）一线，严阵以待；同时命李严率两万精锐驰援汉中。
眼看一场大战即将打响，可曹真万万没料到，从他进入子午道的那天起，老天就开始下雨，而且一连下了一个多月！
子午道本来就险峻异常，连日大雨又导致很多栈道塌陷，曹真及其部众不得不开山凿路，简直苦不堪言，行军速度自然变得极为缓慢，走了三十多天，才刚刚走了一半。
这下子，那些反对开战的朝臣就有话说了。
太尉华歆率先上疏，说治国者当以内政为先，征伐为后，若魏国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蜀、吴两国迟早会败亡。
曹叡对这种消极无为的说辞显然有些反感，便批示道：“敌人凭借山川之险，连我祖父和父亲两代人付出那么多辛劳，都没能将其平定，朕岂敢认为自己一定能消灭他们？只是诸位大将认为，如果不打，敌人不可能自己灭亡，所以才要出兵，看有没有可乘之机。倘若时机不成熟，那该班师就班师，朕不会固执己见。”
从曹叡这番话来看，他之前不表态，应该还是默许曹真出兵的成分居多。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和曹真一样，绝不会轻言退兵。
见皇帝不为所动，朝臣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第二个上疏的，是时任少府的杨阜。这个杨阜，就是当初在冀城争夺战中力挽狂澜、击败马超的那位义士。由于长年戍守边陲，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他的上疏就不像华歆那么空洞迂阔，而是从军事角度剖析了应该班师的理由。
杨阜说：“我军刚一出发，便遭遇连日大雨，将士被隔绝在崇山峻岭中已有多日，粮食运输异常辛苦，军费日渐增加。一旦粮秣中断，此次作战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左传》有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若徒然令大军困于山中，前进无所收获，撤退又下不了决心，那就不是王者之师该有的样子了。”
对于这种相对专业的意见，曹叡就不得不重视了。紧接着，散骑常侍王肃也上疏力劝班师，理由与杨阜差不多，说曹真大军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子午谷中间，且将士们要自己开山凿路，战斗力势必大为削弱，而蜀军则以逸待劳，这仗根本没法打，还是赶紧撤兵为宜。
至此，曹叡终于意识到，再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遂于当年九月正式下诏，命令曹真、司马懿、张郃等各路大军全部班师，各回原驻地。
老天爷在子午谷降下的这场连日大雨，不仅浇灭了曹真南征蜀汉的希望，而且还把他淋出病来了。班师没多久，曹真就病倒了，曹叡不得不命司马懿赶赴长安，接替了他的职务。
曹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蜀汉建兴九年）三月，曹真病卒。
得知曹真死了，诸葛亮立刻抓住战机，发动了第四次北伐，亲率大军北上，再度进围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
由于蜀道险峻难行，后勤运输极为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蜀军每次北伐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严重问题。为此，“长于巧思”的诸葛亮发明了历史上著名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在此次北伐中把“木牛”派了上去，且于三年后的第五次北伐中投入了“流马”，后世通常将这两种工具并称。
那么，所谓的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据说，这两种运输工具设计巧妙，可以极大地节省人力，提高粮食运输的效率，“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只可惜，它们的设计原理和具体样貌为何，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虽说当年诸葛亮曾把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记在了竹简上，且附有说明图，但后来竹简脱落，附图遗失，又几经传抄，讹误颇多，后人很难理解，于是这个三国时代的“黑科技”便从此失传了。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可以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诸葛亮集》中找到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上面还详细记载了很多具体的尺寸，但其正确性却无从考证。此外，民间也有一些人声称复原了木牛流马，并做出了样品，但它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木牛流马的原貌，同样没有任何判断标准。
诸葛亮率大军进围祁山堡，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北面的上邽（治今甘肃天水市）。此时镇守上邽的是魏将郭淮、费曜和戴陵，麾下仅有精兵四千，显然难以抵挡蜀汉大军。司马懿闻报，立刻与大将张郃等人率主力从长安出发，驰援上邽。
大军行至雍县（治今陕西凤翔县）、郿县（治今陕西眉县）一带时，张郃提议，应该拨出一部分兵力驻守这两座城池。
此处是长安门户，张郃显然是担心诸葛亮派遣偏师发动奇袭，威胁长安，所以有此提议。
可在司马懿看来，诸葛亮用兵，守正有余，出奇不足，因此没必要担心他会派出偏师，更不必主动分散自己的兵力。他对张郃说：“倘若我们的前线部队（上邽守军）足以抵挡敌人，那我们当然可以分兵据守，以保万全；可是，如果前线部队实力不足，那我们就应该集中兵力，正面迎敌。”
为此，司马懿还举了秦末的一个战例来说明分散兵力的危害性：当年楚汉相争时，项羽帐下猛将英布叛楚投汉，楚军出兵阻击，却将兵力一分为三，以一军进攻，两军作后援，结果一军被英布击溃，其他两军就跟着瓦解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其实不论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取决于战场的形势，而且要看对手是谁。
司马懿显然很了解诸葛亮的性格和用兵方略，更深知蜀军外线作战绝不能持久，所以他只需集中兵力正面迎敌，然后稳扎稳打就够了。
得知司马懿大军东来，诸葛亮决定围点打援，遂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攻祁山堡，然后率主力北上，奔袭上邽，准备在此拦截司马懿，并伺机决战。
直到蜀军逼近上邽，司马懿大军仍未抵达。郭淮等人担心被蜀军围困，只好留戴陵守城，由郭淮和费曜出兵迎击。但他们兵力太少，根本不是蜀军主力的对手，一战即溃，只能缩回城中固守。
当时正值小麦成熟的季节，诸葛亮顺势把上邽附近的小麦收割了大半。
直到蜀军割完麦子，继续进兵，才在上邽东面遭遇了司马懿的主力。蜀军是长途奔袭、客场作战，诸葛亮自然希望速战速决；而司马懿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偏偏不跟他交手，一遇到蜀军便迅速收缩，然后据险而守，就等诸葛亮出招。
表面上看，诸葛亮有三个选择——进攻、对峙、撤退；可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首先，魏军占据了险要地形，蜀军若主动进攻，必然伤亡惨重，所以诸葛亮肯定会排除这个选项。其次，魏军在他们自家地盘上，后勤补给源源不断，跟你对峙个一年半载毫无压力，可蜀军就不行了，虽然动用了黑科技“木牛”，运输能力大幅提升，但终究是千里转运，补给能力有限，所以诸葛亮也不敢跟司马懿长期对峙。
没办法，诸葛亮只能下令后撤。
结果，蜀军一撤，司马懿立马下令拔营，然后一路尾随，追着蜀军来到了祁山堡东北的卤城（今甘肃礼县盐官镇）。
此时，形势对蜀军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祁山堡与卤城近在咫尺，且到目前为止还在魏国守将贾嗣、魏平手中，未被蜀军攻下，而司马懿大军又从东北方向追踪而至，这就意味着蜀军已然陷入两面受敌之境。
身经百战的张郃认为时机到了，连忙向司马懿进言，说：“蜀军远道来袭，试图与我军决战，却不可得，故已认定我军的策略就是避而不战，且打算用持久战对付他们，而我军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出其不意，主动出击。眼下，祁山堡的贾、魏二将知道我方大军已至，军心自然稳固，是故末将建议，可派出一支奇兵绕到敌后，与贾、魏二将一起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我军主力则从正面进攻。如果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仍不敢出兵，恐怕会损害我军的威望，且诸葛亮孤军深入、粮草不足，必会伺机逃遁，到时候这个大好战机就白白错失了。”
当时，张郃的这个建议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还代表了大多数魏军将士的心声。然而，老成持重的司马懿明知如此，却还是拒绝出战，仍旧命大军到附近的山上扎营，然后按兵不动。
这种消极被动的“乌龟战术”，很快就在魏军大营中激起了强烈反弹，不仅众将纷纷要求出兵，就连祁山堡内的贾栩、魏平也屡屡派人来大营请战。
司马懿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却仍不为所动。
贾栩和魏平遂大发牢骚，甚至不惜以下犯上，说出了这样的话：“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资治通鉴·魏纪四》）
你司马懿畏惧蜀军就像害怕猛虎，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身为曹魏的辅政大臣、大将军，而且是手持“黄钺”、拥有先斩后奏之权的三军主帅，却被两名普通将领骂得这么难听，换成别人肯定早就发飙了。可一贯善于隐忍的司马懿却忍了下来，不仅没动用生杀之权，甚至连回嘴骂一句都没有。
当然，司马懿之所以保持沉默，也不全是出于忍辱负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很清楚——眼下不光这两个家伙在骂他，其他将士背地里恐怕骂得更加难听。
最后，面对全军上下这种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司马懿终于还是妥协了。
当年五月十日，司马懿采纳了张郃的计划，命他率部绕到了蜀军的西南面，自己率主力从正面推进，以前后夹击的钳形攻势对蜀军发起了进攻。
诸葛亮等的就是这一刻！
虽然蜀军目前处于不利境地，但只有跟魏军进行决战，才能达成北伐的战略目的，若司马懿始终不出战，那诸葛亮的此次北伐注定又将是劳师无功。因此，能与魏军决一死战，是诸葛亮求之不得的。
得知魏军倾巢而出，诸葛亮坐镇中军，从容进行了部署：命王平率“无当飞军”在南面防御张郃，命魏延、高翔、吴班率主力迎战正面的司马懿大军。
值得一提的是，王平麾下的这支“无当飞军”，就是诸葛亮当年平定南中后，从当地蛮夷部落中招募的一支精锐。这是一举两得的妙招，既釜底抽薪地耗尽了当地蛮夷的兵源，防止他们再次叛乱，又充实了蜀军兵力，极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
无当飞军分为五部，皆身披铁甲，能翻山越岭，善使弓弩和毒箭，擅长野战，尤其精于防守战，是蜀汉后期的主力部队之一，在诸葛亮时代及后来的姜维时代，为蜀国的多次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平因在第一次北伐中临危不乱的优异表现，逐渐得到诸葛亮重用，被任命为这支精锐部队的首任司令官。
在这次卤城之战中，王平和无当飞军都没有令诸葛亮失望——虽然张郃是久经沙场的猛将，麾下部众也是魏军中的精锐，但王平所部仍然顽强地挡住了魏军的进攻，为正面的主力决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而在正面战场上，早就憋着一股劲的蜀军将士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在魏延的率领和指挥下，大破司马懿的魏军主力，斩获魏军“甲首三千”，彻底粉碎了司马懿的钳形攻势，取得了自首次北伐以来最辉煌的一次胜利。
有必要强调的是，“甲首三千”并不是只斩杀了三千魏军。因为“甲首”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披甲之士的首级；二是指伍长、什长之类的低级军官。而在三国时代，即便曹魏国力强大，军队装备优良，也不是所有士兵都有条件身披铁甲；换言之，未曾披甲的魏军士兵被杀，是没有计入这“甲首三千”中的。而若是取后一种含义，则相当于魏军有三千名低级军官被斩杀，那他们手下的士兵大概率也是难逃一死了。
所以，不管取以上哪种含义，“甲首三千”都意味着蜀军所斩杀的魏军总数应该在万人以上，这对魏军显然造成了比较大的打击。
司马懿被将士们胁迫，违背本意、硬着头皮打了这一仗，结果就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惨重的失败。
此时的司马懿，内心的阴影面积肯定是相当大的。也许就是吸取了这次教训，所以三年之后，他才会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了一百多天，说什么也不愿出战。
卤城之战，可以说是诸葛亮前后五次北伐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从结果来看，诸葛亮之前从上邽后撤，未尝不是在诱敌深入；而选择在卤城与魏军决战，表面上似乎腹背受敌，却也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胆战术——若非陷入不利境地，蜀军将士恐怕也不会爆发出斩获“甲首三千”的超强战斗力。
此外，相较于第一次北伐时重用马谡的严重失误，诸葛亮这回把王平和无当飞军放在了防御张郃的南面战场，不仅是一次知人善任的正确决策，更是一次高明的指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和指挥能力，显然在实践中逐步获得了提升。若是天假以年，想必他会让老对手司马懿吃上更多苦头，也一定会发动更多次北伐，并取得更多实质性的战果。
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诸葛亮并没有像司马懿活得那么久。
所以，诸葛亮的北伐，注定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抹浓厚的悲壮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