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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诸葛亮谢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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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权称帝,经略海外

公元229年农历四月十三日,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州市)登基称帝,大赦天下,改元黄龙。

同日,孙权追尊亡父孙坚为武烈皇帝,追尊亡兄孙策为长沙桓王,立王太子孙登为皇太子,封孙策之子孙绍为吴侯。

主公由吴王升格为皇帝,麾下群臣的官职自然跟着水涨船高了:陆逊由辅国将军进位上大将军,诸葛瑾由左将军进位大将军,步骘由右将军进位骠骑将军,朱然由昭武将军进位车骑将军,朱桓由奋武将军进位前将军,潘璋由平北将军进位右将军,等等。

而满朝文武中,唯一一个没有升官、仿佛被孙权遗忘的人,就是老臣张昭。

张昭不仅没有升官,还在登基大典上,被孙权当众羞辱了一把。

当时,孙权颇为感慨地对百官表示,自己能有今日,吴国能有今日,全是周瑜的功劳。身为两朝元老、辅政大臣的张昭闻言,觉得在这个普天同庆的日子里,自己肯定得站出来说两句,首先当然是歌颂一下孙权的英明神武,顺带也表一表自己的功劳——毕竟他是当年孙策指定的顾命大臣,孙权能有今日,焉能没有他张昭的辅弼之功呢?

于是,张昭举着朝笏,跨前一步,清了清嗓子,正准备开讲,孙权却忽然抬手止住了他,然后当着文武百官的面,冷冷地说了这么一句:“如张公之计,今已乞食矣。”(《三国志·张昭传》注引《江表传》)

意思是:假如赤壁之战前,孙权听从了张昭降曹的主意,今天恐怕已经在要饭了。

此言一出,无异于当众扇了张昭一记响亮的耳光。张昭木立当场,顿觉脸颊火辣辣的,一张老脸不知该往哪儿搁,半晌才“扑通”一声跪伏在地,脸上冷汗涔涔,嘴里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张昭之所以被孙权当众打脸,首要原因就是当初那个“降曹”的馊主意。当年若不是周瑜和鲁肃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今天的孙权恐怕早已埋尸荒野了,说“要饭”都是轻的。仅此一事,就足以让孙权记恨张昭一辈子了。

此外还有一个原因,张昭仗着自己“两朝元老”“顾命大臣”的身份,经常犯颜直谏,不止一次让老板下不来台。

虽说张昭对孙权的劝谏,总体上也是出于对社稷负责的公心,初衷肯定是好的,问题是他那倚老卖老的架势,终究让孙权不爽。

被当众打脸后,张昭意识到自己在朝廷待不下去了,便以老病为由主动请辞。孙权立刻批准,给了他一个“辅吴将军”的虚衔,又给了一个“娄侯”的爵位和一万户食邑,只让他列席朝会,再无实际职权,相当于光荣离休,但还保留顾问的身份。

孙权称帝不久,便派出使节前往蜀汉,以“并尊二帝”的说辞对盟友进行了通报。所谓“并尊二帝”,意思就是现在咱们两家平起平坐了,你刘禅是皇帝,我孙权也是皇帝,至于北边的曹叡那小子,纯属篡逆,咱们都别承认他。

对于孙权“并尊二帝”的说辞,蜀汉百官都不认同,反应十分强烈。

在他们看来,只有蜀汉才是当今天下唯一的“正统”。因为先帝刘备是汉室宗亲,继承的是大汉的国祚,名正言顺,根正苗红。所以不光曹叡是篡逆,孙权也是篡逆,凭什么跟蜀汉平起平坐、“并尊二帝”?

因此,百官纷纷表示,应该跟东吴断绝同盟关系,以彰显大义。

群情汹汹之际,诸葛亮站了出来,否决了他们的提议。

孙权称帝,诸葛亮当然也不乐意,可再怎么不乐意也只能憋在心里,绝不能跟东吴翻脸。非但不能翻脸,还必须派人前去道贺。

之所以必须这么做,原因很简单:以蜀汉现在的国力,光对付一个曹魏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怎么可能与曹魏和东吴两面为敌?倘若罔顾现实,坚持那所谓的“正统”和“大义”,结果只能是自寻死路。

为此,诸葛亮语重心长地对百官说了这么一番话:

“孙权早有僭越篡逆之心,我们之所以不追究,是因为必须与吴国相互援助,成掎角之势。若现在与吴国断交,他们必然怀恨在心,我们就要动用兵力驻防东线,与之对抗,到时候势必先取东吴,而后再图中原。可如今的吴国,人才众多,将相和睦,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平定。双方陈兵相持,坐等岁月流逝,只能令曹贼得益,这不是上策。昔日文帝刘恒对匈奴态度谦卑,而先帝也力求与东吴结盟,这都是通权达变、深谋远虑之举,我们绝不能像一介匹夫那样,动不动就要用武力泄愤。”

有人反驳,说孙权现在乐得三足鼎立,不会真心与蜀汉合力北伐,且称帝之后,孙权志得意满,只想守住长江,很难再有进取中原的雄心壮志。

诸葛亮则认为,此乃似是而非之论。

他耐心解释说:“孙权之所以利用长江天险自保,是因为实力不够。换言之,东吴不能越过长江北上,正如曹魏无法渡过汉水南下一样,都不是实力有余而不去做,也不是明知有利而不去取。若我们出动大军伐魏,孙权有两个选择:第一,与我们合力,瓜分魏国土地,此乃上策;第二,袭扰魏国,掳掠其百姓,显示武力,此乃下策。总之,孙权不会端坐不动。退一步说,就算他按兵不动,只要能与我国和睦相处,那我们的北伐就没有东顾之忧,魏国的兵力也会被牵制在东线,从而减轻我们在西线的压力。如此,对我们就已经很有利了。所以,孙权的僭越篡逆之罪,我们不宜公开声讨。”

诸葛亮是一个理性而务实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说穿了都是利益主导——有共同利益,大家就是盟友;一旦产生利害冲突,彼此就是敌人。至于“正统”“大义”那些东西,都只是幌子罢了,要是真的用它来决定国家行为,那就是犯傻了。

随后,诸葛亮便派遣卫尉陈震出使吴国,一来是向孙权道贺,二来是就共同关心的一个重大国际问题进行双边会谈。

这个国际问题就是:一旦两国合力消灭了曹魏,那魏国这块大蛋糕该怎么分?

蜀、吴双方本着互相尊重、平等协商的原则,通过友好的交谈和充分的磋商,最终达成一致,出台了一个符合各自利益的“中分天下”的方案:

豫、青、徐、幽四州归东吴,兖、冀、并、凉四州归蜀汉;另外还有一个司隶州,被一劈两半,以函谷关为界,东边归吴,西边归蜀。

方案很公平,蜀、吴双方皆大欢喜。不过像这种墙上画大饼的事情,也就是孙权和刘禅的妄想罢了,人家曹叡又不是死人,哪那么容易被你们宰割呢?

如果我们把时间拉长到几十年后来看,当蜀汉和东吴先后被魏、晋灭国的时候,蜀、吴君臣若是回想起当年的这个瓜分方案,定会感觉到一种无比辛辣的讽刺。

称帝之后的孙权,并未如蜀汉百官所言,因志得意满而失去了雄心壮志。反之,从戴上天子冕旒的那一刻起,孙权胸中就涌起了一股开疆拓土、经略四方的豪情。

当然,北方的曹魏目前还很强大,跟蜀汉幻想一下瓜分方案无伤大雅,但真要动手还是得三思而行;西边的蜀汉是盟友,也不能用兵。所以,当孙权环顾天下之时,只能把目光投向南边和东边。

吴国最南端的疆域是交州,下辖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七郡,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广东、广西及越南的北部和中部。自东汉末年起,交州便长期处于交趾太守士燮及其家族的实际控制之下。孙权于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开始经略交州,命将领步骘为交州刺史,率部南下,先是诱杀了心怀异图的苍梧太守吴巨,继而成功招抚了士燮。此后,士燮向孙权称臣纳贡,孙权也不吝封赏官爵,双方在十来年间相安无事。

到了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孙权命将领吕岱接替步骘,开始逐步削弱士燮及其家族的势力,欲将交州置于其直接控制之下。黄武五年(公元226年),年已九十的士燮去世,孙权一边任命士燮之子士徽为九真太守,表面上予以安抚,一边对交州进行了分割,由吕岱及另一位吴国将领戴良分任广州、交州刺史,实际上就是剥夺了士徽的权力。士徽及其兄弟不甘心,愤而起兵,旋即被吕岱平定。

至此,盘踞交州多年的地方势力被完全清除,交州七郡在孙权称帝前夕彻底纳入了吴国的版图。

孙权称帝之后,立刻把目光投向了比交州更南的地方。黄龙元年(公元229年),孙权派出使臣康泰、朱应“南宣国化”,先后招抚了扶南、林邑、堂明,令这些边陲小国纷纷遣使入贡,成了东吴的藩属国。

随后,孙权再接再厉,又准备派兵渡海,南取珠崖(今海南海口市),却受到了陆逊的劝谏。陆逊认为,珠崖是蛮荒之地,渡海作战风险很大,且当地民众都是未开化的蛮夷,对此地用兵实在没有多大的益处。

孙权接受了劝谏,遂暂时搁置了这个计划(不过十二年后,他还是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了)。

“经略南方”就此告一段落,但孙权并未罢手,而是又把扩张的目标转向了东边。

可是,吴国的东面是一片茫茫大海,孙权能往哪里扩张呢?

答案,当然就是海的对面——夷洲。

夷洲是古地名,又作夷州,学界基本认为就是今天我国的台湾地区。

除了夷洲,古人认为大海的对面还有一个地方,称为亶洲。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亶洲在海中,长老传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将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蓬莱神山及仙药,止此洲不还。”若按此推断,亶洲有可能是日本,也可能是琉球群岛,甚至也有人认为是北美洲。

当孙权准备向东经略海外时,陆逊马上又提出了反对意见,同时劝阻的还有另一位大将全琮。他们的理由,不外乎还是觉得远涉重洋去经略海外,不可测因素太多,且将士们很可能水土不服,或感染瘟疫,总之就是风险高而收益低,属于得不偿失之举。

可这一次,孙权却没听他们的,而是坚持了自己的想法。

黄龙二年(公元230年)春,孙权命将军卫温、诸葛直率一万名士兵,带领一支庞大的舰队,从章安(今浙江台州市椒江区)出发,驶向了茫茫大海。

按照陈寿在《三国志》中的说法,孙权派遣这支舰队的目的,是“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也就是去寻找传说中的这两个海外岛屿,似乎没有什么实用目的。而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很可能觉得这么大的行动不应该没有实用目的,所以就加了这么一笔:“欲俘其民以益众”,即掳掠岛上的百姓,回来充实吴国人口。

我们在前文说过,人口在古代,尤其在三国乱世是最重要的资源,所以司马光给出这个理由,看上去似乎很合理,只不过在我看来,这么一解释,固然合乎实用主义,但却把孙权的眼光和格局写小了。

人口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探索未知的世界显然更有价值。如果卫温和诸葛直不辱使命,真的找到了传说中的夷洲和亶洲,令吴国的势力得以扩张到海外,那么此举的战略价值和历史意义,又岂是掳掠一些人口可以比拟的?

简言之,孙权的目的,绝非掳掠人口,而是经略海外。

表面上看,这是出于好奇心的驱使去探索未知,属于几千年中国文化中罕有的一种冒险精神;往深处说,这就是利用和控制海洋,是拓展国家势力范围的一种战略思维,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也是极其罕见的,可谓远远超越了他所属的时代。

在几乎没有人重视海洋的古代,孙权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有探险精神和“海权思想”的皇帝。

虽然孙权此举与近代意义上的海权思想不可同日而语,但没有人能否认,其经略海外的战略思维的确是非常超前的。尤其是到了今天,当我们置身于“民族复兴和祖国统一”这样一个时代大背景下,再来看孙权对夷洲(今台湾省)的发现和经略,其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更是怎么说都不为过。

当卫温和诸葛直的舰队终于穿越海峡,抵达夷洲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这个“新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通过三国末年吴丹阳太守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后人才得以一窥端倪。该书称:

夷洲在临海东南,去郡二千里。土地无雪霜,草木不死。四面是山,众山夷所居。……此夷各号为王,分划土地人民,各自别异。人皆髡头,穿耳,女人不穿耳。作室居,种荆为蕃鄣。土地饶沃,既生五谷,又多鱼肉。舅姑子妇,男女卧息共一大床……

夷洲在临海郡(治今浙江临海市)东南两千里。此地冬无霜雪,草木常绿。这里有很多山,众多夷人居住在此。这些夷人分成了不同部落,拥有各自的土地和百姓。这里的男人削发、穿耳洞,女人不穿耳洞。他们的房子没有围墙,只以荆棘作为藩篱相互区隔。此处土地肥沃,五谷丰饶,海产也很丰富。夷人没有男女之防,一大家子都睡在大通铺上。

此外,沈莹还记载了许多夷洲的特异民俗,如“凿齿”之俗:“女已嫁,皆缺去前上一齿”,而台湾北部的泰雅人,直到明清时期,仍有此风;又如“猎头”之俗:部落勇士“战得头,著首还,中庭建一大材,高十余丈,以所得头差次挂之,历年不下,彰示其功”,在历史上,台湾原住民也长期保持着这种风俗。

很显然,无论是从地理方位、自然气候,还是从物产资源、风俗民情来看,夷洲正是今日我国的台湾地区。所以,沈莹所著的《临海水土志》,被公认为是世界上最早记录台湾的文献之一,沈莹也可以称作最早研究台湾的学者。遗憾的是,此书早已散佚,只有部分记载因被《太平御览》摘录而保存了下来。

卫温和诸葛直率部登陆夷洲后,在这里待了差不多一年,其间自然是与当地部落发生了战斗。不过,具体经过史书没有记载,我们只知道,陆逊和全琮之前担忧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吴军将士因水土不服,且感染瘟疫,纷纷死亡,“士卒疾疫死者什八九”(《资治通鉴·魏纪四》),一万人最后只剩下一千多人。

卫温和诸葛直撑不下去,只好带着战斗中俘获的数千夷人,于黄龙三年(公元231年)二月回到了大陆。

孙权见二人未能完成“经略海外”的使命,且损兵折将,他极为愤怒,将二人以“违诏无功”的罪名斩杀了。

虽然此次的海上经略无功而返,孙权也终究未能将夷洲纳入吴国的版图,但却开辟了大陆与夷洲之间的海上交通,扩大了两岸之间的人员往来,并使稍后的沈莹得以通过来到大陆的夷人获取诸多关于夷洲的第一手资料,从而留下《临海水土志》这样宝贵的著作。

可以说,孙权经略海外的这个壮举,相当于是在用行动向后世证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就此而言,孙权此举,对后世的影响无疑是积极而深远的。 n3M9wb4tcAV6ssBIKZ30gBtuWpgTQPKkcfSE2tr63u7K5X5mVOmpFmoN/Ln5RcY9



卤城之战:诸葛亮第四次北伐

诸葛亮于蜀汉建兴五年至七年接连发动了三次北伐战争,前两次都铩羽而归,第三次则拿下了魏国的武都、阴平二郡。虽说在总体上蜀汉的北伐难以对曹魏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但至少在声势上始终压过曹魏一头。

对此,魏国的文官们可能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可军方却一直感觉很窝囊。

到了蜀汉建兴八年(公元230年),即曹魏太和四年,魏国军方的一位大佬实在忍不住了,决定反守为攻,狠狠报复一下蜀汉。

这位大佬,就是时任魏国大司马兼首席顾命大臣的曹真。

是年七月,曹真以“汉人数入寇”、边境不宁为由,向魏明帝曹叡上疏,提出了一个作战计划。他建议,由他亲率主力,从斜谷道进军,并派几路大将从其他方向出兵,同时对汉中发起大规模进攻。曹真踌躇满志,认为此次出兵必能“大克”蜀军、夺取汉中。

曹叡之前听从了近臣孙资的建言,确立了只守不攻的对蜀战略,但短短三年便遭到了蜀国的三次进攻,还丢掉了两个郡的地盘,血气方刚的年轻天子不免也有些愤怒。所以,曹真一说要出兵汉中,曹叡立马就同意了。

随后,曹叡下诏,命时任大将军的司马懿率部溯汉水西上,由西城(治今陕西安康市)方向发动进攻,与曹真在汉中会师;另外,曹叡又派遣了张郃等多名大将,分别由东线的子午道(古代从关中到汉中的南北通道)和西线的建威(今甘肃西和县)出兵,一共兵分四路进围汉中。

曹叡登基时,曹丕给他指派了三位辅政大臣,分别是曹真、陈群和司马懿。现在,曹叡一下就把其中的两位重臣派了出去,显然是要下血本跟蜀汉一决雌雄了。

时任司空的陈群见状,深感不安,赶紧劝谏曹叡,说:“当初,太祖(曹操)自阳平关进攻张鲁,曾携带大量军粮,可关城还没打下来,粮食已感不足。而今,我们既没有周密的准备,斜谷道的地形又非常凶险,无论进退都很困难,且后勤补给也极易遭到敌军的截击抢掠。若要防卫补给线,又必须分兵据守险要,如此战斗力必会减弱,故臣以为,此事不可不深思熟虑啊!”

曹叡一听,顿觉自己的决定有些草率了,连忙收回成命,命各路大军停止行动。

此时,驻兵长安的曹真早已摩拳擦掌,部队也已经整装待发了,现在突然被叫停,自然很不甘心,遂再度上疏,提出了一个更加激进的计划,打算从子午道进兵汉中。

我们前文说过,在长安与汉中之间的几条山路中,子午道是最为险峻难行的,远比斜谷道更为凶险,不过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是路程较近,其次是一旦大军冒险通过,便可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正因如此,几年前蜀汉第一次北伐,魏延才会提出这个大胆的战略。

现在,曹真把进军路线从斜谷道改为子午道,一来是要向曹叡表明自己出战的决心,二来也有跟反对开战的陈群叫板的意味——你说斜谷道凶险,那我就走更凶险的子午道给你瞧瞧!

一看曹真非但不听劝,反而变本加厉,陈群也很恼火,于是再度反对,说曹真这个计划比之前更不靠谱,且眼下国库并不充裕,朝廷负担不起庞大的军费开支。

陈群抛出这个说辞,显然颇有些针锋相对的意味。因为曹真和司马懿都在前线,后勤保障工作自然是由陈群负责,他要是不肯配合,在军饷和粮草方面卡脖子,看你曹真空着肚子还怎么打仗。

曹叡这下犯难了。

这两个顾命大臣,一文一武,各执一词,谁都不肯让步,那这仗到底是打还是不打?

曹叡左右为难,最后实在没辙,索性把陈群的奏章直接寄到了曹真手上,然后也不表态,算是把皮球给踢回去了。

见到陈群的奏章后,曹真越发火大,皇帝居然还不表态,这意味着什么呢?

你可以理解为皇帝不想打,否则怎么会把反对开战的奏章寄给你呢?你也可以理解为皇帝是默许你打,否则为何不下一道诏书禁止出兵呢?

二者似乎都说得通。该怎么做,你自己看着办吧。

曹真当然选择了后一种理解,遂将陈群的奏章扔在一旁,立刻率领大军由子午道出征了。

得知曹魏大举出兵,诸葛亮马上进行了防御部署:将大批军队集结在城固(今陕西城固县)、赤阪(今陕西洋县)一线,严阵以待;同时命李严率两万精锐驰援汉中。

眼看一场大战即将打响,可曹真万万没料到,从他进入子午道的那天起,老天就开始下雨,而且一连下了一个多月!

子午道本来就险峻异常,连日大雨又导致很多栈道塌陷,曹真及其部众不得不开山凿路,简直苦不堪言,行军速度自然变得极为缓慢,走了三十多天,才刚刚走了一半。

这下子,那些反对开战的朝臣就有话说了。

太尉华歆率先上疏,说治国者当以内政为先,征伐为后,若魏国老百姓能够安居乐业,衣食无忧,蜀、吴两国迟早会败亡。

曹叡对这种消极无为的说辞显然有些反感,便批示道:“敌人凭借山川之险,连我祖父和父亲两代人付出那么多辛劳,都没能将其平定,朕岂敢认为自己一定能消灭他们?只是诸位大将认为,如果不打,敌人不可能自己灭亡,所以才要出兵,看有没有可乘之机。倘若时机不成熟,那该班师就班师,朕不会固执己见。”

从曹叡这番话来看,他之前不表态,应该还是默许曹真出兵的成分居多。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他和曹真一样,绝不会轻言退兵。

见皇帝不为所动,朝臣们当然不肯善罢甘休。第二个上疏的,是时任少府的杨阜。这个杨阜,就是当初在冀城争夺战中力挽狂澜、击败马超的那位义士。由于长年戍守边陲,拥有丰富的作战经验,所以他的上疏就不像华歆那么空洞迂阔,而是从军事角度剖析了应该班师的理由。

杨阜说:“我军刚一出发,便遭遇连日大雨,将士被隔绝在崇山峻岭中已有多日,粮食运输异常辛苦,军费日渐增加。一旦粮秣中断,此次作战计划就完全落空了。《左传》有云:‘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军之善政也。’若徒然令大军困于山中,前进无所收获,撤退又下不了决心,那就不是王者之师该有的样子了。”

对于这种相对专业的意见,曹叡就不得不重视了。紧接着,散骑常侍王肃也上疏力劝班师,理由与杨阜差不多,说曹真大军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到子午谷中间,且将士们要自己开山凿路,战斗力势必大为削弱,而蜀军则以逸待劳,这仗根本没法打,还是赶紧撤兵为宜。

至此,曹叡终于意识到,再坚持下去已毫无意义,遂于当年九月正式下诏,命令曹真、司马懿、张郃等各路大军全部班师,各回原驻地。

老天爷在子午谷降下的这场连日大雨,不仅浇灭了曹真南征蜀汉的希望,而且还把他淋出病来了。班师没多久,曹真就病倒了,曹叡不得不命司马懿赶赴长安,接替了他的职务。

曹魏太和五年(公元231年,蜀汉建兴九年)三月,曹真病卒。

得知曹真死了,诸葛亮立刻抓住战机,发动了第四次北伐,亲率大军北上,再度进围祁山(今甘肃礼县东北)。

由于蜀道险峻难行,后勤运输极为困难,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所以蜀军每次北伐都会面临粮草不继的严重问题。为此,“长于巧思”的诸葛亮发明了历史上著名的运输工具——木牛流马,在此次北伐中把“木牛”派了上去,且于三年后的第五次北伐中投入了“流马”,后世通常将这两种工具并称。

那么,所谓的木牛流马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据说,这两种运输工具设计巧妙,可以极大地节省人力,提高粮食运输的效率,“载一岁粮,日行二十里,而人不大劳”(《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诸葛亮集》)。只可惜,它们的设计原理和具体样貌为何,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虽说当年诸葛亮曾把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记在了竹简上,且附有说明图,但后来竹简脱落,附图遗失,又几经传抄,讹误颇多,后人很难理解,于是这个三国时代的“黑科技”便从此失传了。

时至今日,我们虽然可以从《三国志》裴松之注引的《诸葛亮集》中找到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上面还详细记载了很多具体的尺寸,但其正确性却无从考证。此外,民间也有一些人声称复原了木牛流马,并做出了样品,但它们到底能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木牛流马的原貌,同样没有任何判断标准。

诸葛亮率大军进围祁山堡,下一个目标就是东北面的上邽(治今甘肃天水市)。此时镇守上邽的是魏将郭淮、费曜和戴陵,麾下仅有精兵四千,显然难以抵挡蜀汉大军。司马懿闻报,立刻与大将张郃等人率主力从长安出发,驰援上邽。

大军行至雍县(治今陕西凤翔县)、郿县(治今陕西眉县)一带时,张郃提议,应该拨出一部分兵力驻守这两座城池。

此处是长安门户,张郃显然是担心诸葛亮派遣偏师发动奇袭,威胁长安,所以有此提议。

可在司马懿看来,诸葛亮用兵,守正有余,出奇不足,因此没必要担心他会派出偏师,更不必主动分散自己的兵力。他对张郃说:“倘若我们的前线部队(上邽守军)足以抵挡敌人,那我们当然可以分兵据守,以保万全;可是,如果前线部队实力不足,那我们就应该集中兵力,正面迎敌。”

为此,司马懿还举了秦末的一个战例来说明分散兵力的危害性:当年楚汉相争时,项羽帐下猛将英布叛楚投汉,楚军出兵阻击,却将兵力一分为三,以一军进攻,两军作后援,结果一军被英布击溃,其他两军就跟着瓦解了。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其实不论集中兵力还是分散兵力,都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取决于战场的形势,而且要看对手是谁。

司马懿显然很了解诸葛亮的性格和用兵方略,更深知蜀军外线作战绝不能持久,所以他只需集中兵力正面迎敌,然后稳扎稳打就够了。

得知司马懿大军东来,诸葛亮决定围点打援,遂留下部分兵力继续围攻祁山堡,然后率主力北上,奔袭上邽,准备在此拦截司马懿,并伺机决战。

直到蜀军逼近上邽,司马懿大军仍未抵达。郭淮等人担心被蜀军围困,只好留戴陵守城,由郭淮和费曜出兵迎击。但他们兵力太少,根本不是蜀军主力的对手,一战即溃,只能缩回城中固守。

当时正值小麦成熟的季节,诸葛亮顺势把上邽附近的小麦收割了大半。

直到蜀军割完麦子,继续进兵,才在上邽东面遭遇了司马懿的主力。蜀军是长途奔袭、客场作战,诸葛亮自然希望速战速决;而司马懿看穿了这一点,所以偏偏不跟他交手,一遇到蜀军便迅速收缩,然后据险而守,就等诸葛亮出招。

表面上看,诸葛亮有三个选择——进攻、对峙、撤退;可实际上,诸葛亮只有一个选择——撤退。

首先,魏军占据了险要地形,蜀军若主动进攻,必然伤亡惨重,所以诸葛亮肯定会排除这个选项。其次,魏军在他们自家地盘上,后勤补给源源不断,跟你对峙个一年半载毫无压力,可蜀军就不行了,虽然动用了黑科技“木牛”,运输能力大幅提升,但终究是千里转运,补给能力有限,所以诸葛亮也不敢跟司马懿长期对峙。

没办法,诸葛亮只能下令后撤。

结果,蜀军一撤,司马懿立马下令拔营,然后一路尾随,追着蜀军来到了祁山堡东北的卤城(今甘肃礼县盐官镇)。

此时,形势对蜀军是非常不利的。因为祁山堡与卤城近在咫尺,且到目前为止还在魏国守将贾嗣、魏平手中,未被蜀军攻下,而司马懿大军又从东北方向追踪而至,这就意味着蜀军已然陷入两面受敌之境。

身经百战的张郃认为时机到了,连忙向司马懿进言,说:“蜀军远道来袭,试图与我军决战,却不可得,故已认定我军的策略就是避而不战,且打算用持久战对付他们,而我军正好可以利用这一点,出其不意,主动出击。眼下,祁山堡的贾、魏二将知道我方大军已至,军心自然稳固,是故末将建议,可派出一支奇兵绕到敌后,与贾、魏二将一起从敌人背后发起攻击,我军主力则从正面进攻。如果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仍不敢出兵,恐怕会损害我军的威望,且诸葛亮孤军深入、粮草不足,必会伺机逃遁,到时候这个大好战机就白白错失了。”

当时,张郃的这个建议不光是他一个人的想法,还代表了大多数魏军将士的心声。然而,老成持重的司马懿明知如此,却还是拒绝出战,仍旧命大军到附近的山上扎营,然后按兵不动。

这种消极被动的“乌龟战术”,很快就在魏军大营中激起了强烈反弹,不仅众将纷纷要求出兵,就连祁山堡内的贾栩、魏平也屡屡派人来大营请战。

司马懿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却仍不为所动。

贾栩和魏平遂大发牢骚,甚至不惜以下犯上,说出了这样的话:“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资治通鉴·魏纪四》)

你司马懿畏惧蜀军就像害怕猛虎,就不怕天下人耻笑?!

身为曹魏的辅政大臣、大将军,而且是手持“黄钺”、拥有先斩后奏之权的三军主帅,却被两名普通将领骂得这么难听,换成别人肯定早就发飙了。可一贯善于隐忍的司马懿却忍了下来,不仅没动用生杀之权,甚至连回嘴骂一句都没有。

当然,司马懿之所以保持沉默,也不全是出于忍辱负重,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很清楚——眼下不光这两个家伙在骂他,其他将士背地里恐怕骂得更加难听。

最后,面对全军上下这种排山倒海般的压力,司马懿终于还是妥协了。

当年五月十日,司马懿采纳了张郃的计划,命他率部绕到了蜀军的西南面,自己率主力从正面推进,以前后夹击的钳形攻势对蜀军发起了进攻。

诸葛亮等的就是这一刻!

虽然蜀军目前处于不利境地,但只有跟魏军进行决战,才能达成北伐的战略目的,若司马懿始终不出战,那诸葛亮的此次北伐注定又将是劳师无功。因此,能与魏军决一死战,是诸葛亮求之不得的。

得知魏军倾巢而出,诸葛亮坐镇中军,从容进行了部署:命王平率“无当飞军”在南面防御张郃,命魏延、高翔、吴班率主力迎战正面的司马懿大军。

值得一提的是,王平麾下的这支“无当飞军”,就是诸葛亮当年平定南中后,从当地蛮夷部落中招募的一支精锐。这是一举两得的妙招,既釜底抽薪地耗尽了当地蛮夷的兵源,防止他们再次叛乱,又充实了蜀军兵力,极大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

无当飞军分为五部,皆身披铁甲,能翻山越岭,善使弓弩和毒箭,擅长野战,尤其精于防守战,是蜀汉后期的主力部队之一,在诸葛亮时代及后来的姜维时代,为蜀国的多次北伐立下了汗马功劳。

王平因在第一次北伐中临危不乱的优异表现,逐渐得到诸葛亮重用,被任命为这支精锐部队的首任司令官。

在这次卤城之战中,王平和无当飞军都没有令诸葛亮失望——虽然张郃是久经沙场的猛将,麾下部众也是魏军中的精锐,但王平所部仍然顽强地挡住了魏军的进攻,为正面的主力决战提供了坚实的后盾。

而在正面战场上,早就憋着一股劲的蜀军将士爆发出极强的战斗力,在魏延的率领和指挥下,大破司马懿的魏军主力,斩获魏军“甲首三千”,彻底粉碎了司马懿的钳形攻势,取得了自首次北伐以来最辉煌的一次胜利。

有必要强调的是,“甲首三千”并不是只斩杀了三千魏军。因为“甲首”有两个意思:一是指披甲之士的首级;二是指伍长、什长之类的低级军官。而在三国时代,即便曹魏国力强大,军队装备优良,也不是所有士兵都有条件身披铁甲;换言之,未曾披甲的魏军士兵被杀,是没有计入这“甲首三千”中的。而若是取后一种含义,则相当于魏军有三千名低级军官被斩杀,那他们手下的士兵大概率也是难逃一死了。

所以,不管取以上哪种含义,“甲首三千”都意味着蜀军所斩杀的魏军总数应该在万人以上,这对魏军显然造成了比较大的打击。

司马懿被将士们胁迫,违背本意、硬着头皮打了这一仗,结果就遭遇了他军事生涯中第一次惨重的失败。

此时的司马懿,内心的阴影面积肯定是相当大的。也许就是吸取了这次教训,所以三年之后,他才会在五丈原与诸葛亮对峙了一百多天,说什么也不愿出战。

卤城之战,可以说是诸葛亮前后五次北伐中打得最漂亮的一仗。

从结果来看,诸葛亮之前从上邽后撤,未尝不是在诱敌深入;而选择在卤城与魏军决战,表面上似乎腹背受敌,却也未尝不是一种“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大胆战术——若非陷入不利境地,蜀军将士恐怕也不会爆发出斩获“甲首三千”的超强战斗力。

此外,相较于第一次北伐时重用马谡的严重失误,诸葛亮这回把王平和无当飞军放在了防御张郃的南面战场,不仅是一次知人善任的正确决策,更是一次高明的指挥。

从这个意义上说,诸葛亮的军事才干和指挥能力,显然在实践中逐步获得了提升。若是天假以年,想必他会让老对手司马懿吃上更多苦头,也一定会发动更多次北伐,并取得更多实质性的战果。

只可惜,历史无法假设——诸葛亮并没有像司马懿活得那么久。

所以,诸葛亮的北伐,注定只能在历史上留下一抹浓厚的悲壮色彩。 n3M9wb4tcAV6ssBIKZ30gBtuWpgTQPKkcfSE2tr63u7K5X5mVOmpFmoN/Ln5RcY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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