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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个岁数的人，小学时被人问理想：长大了想干什么？基本回答的都是“科学家”。
当科学家好玩吗？
那一年，王副教授和我都被评为同一级别的北京市科技人才，大家起点一样，所以交谈起来非常放松。
理工农医，各行各业，北京这么多高校、科研院所，一年总共才挑选出一百多个科技人才，所以我们都有很强的骄傲感。尽管行为举止上我们都谦逊而端庄，但不吹嘘的语言背后却都是春风得意的自豪。一群人在一起的时候，比较惯用的方式，就是互相替对方把最亮眼的成绩挑出来。
例如，我总会见缝插针地介绍：“王大教授一年3篇一区文章，太厉害了。”
而他也会不失时宜地回捧：“那和陶大教授40多篇SCI（ Science Citation Index ,《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比，还是不够看啊。”
我们成了好朋友。
但人生就是赛跑，差距总会越拉越大。
这一次，落后分子成了我。尽管31岁就被破格提为医院最年轻的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和硕士生导师，但在惊才绝艳的他面前，我还是非常汗颜。他用不到5年的时间，就被破格提了“正高”职称，手下带着一大批学生，发了多篇CNS［指《细胞》（ Cell ）、《自然》（ Nature ）、《科学》（ Science ）］级别高影响因子国际论文，又先后斩获了国家级的人才项目和国家级的重大科研基金，成为院士“老板”的钦定接班人。据说，能把工业领域的化学反应效率提高一个百分点都是了不得的事，他却让不知什么反应提高好几个百分点。在那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青年学术圈，总能时不时地听到他的传奇故事。
而我却几乎在原地踏步。客观上，我可以找到一些理由，比如给我的研究生名额少，再比如眼科杂志的影响因子就是低等。但人和人之间的比较不会考虑那么多细节，尽管我们的行业和单位不一样，每一次和他接触，我还是会受刺激。人就是这么奇怪：一方面，我在我们医院里，成为别人的压力；而另一方面，我又会感受到来自医院外别人的压力。所以，我特别理解为什么鸵鸟要把头埋在沙里，为什么土拨鼠要躲在洞里，为什么海龟要蜷在壳里，谁还不得有个安全区。
于是，我尽量规避和他的长时间见面接触，能通过电话沟通的就绝不见面。但“医生”这个行业就是烦人，有个头疼脑热的，他就爱给我打电话。
“喂，陶大主任，快给我义诊吧。”
“有那么突出的科研成绩的大科学家还会生病啊。说吧，是不是生不出二胎了。”
“瞧你陶大专家说的，要么救苦救难，要么‘毁尸灭迹’，说吧，你怎么选？”
“毁尸灭迹，选完了。”这还吓得着我？
“别别别，都知道你陶大善人心肠好，和你说点事呗。”
“说吧，外面风声怎么那么大，手机话筒里听起来呼呼的。”
这一说，就是两个小时，主要是他说我听。我当时特别后悔没有事先把他的手机号绑定成亲情号码，这样可以减少一些我那少得可怜的通信费用支出。
直到今天，我也不敢肯定他那天说的是不是真话。他说他压力大，一直在学校的主楼顶上转悠，说之前已经在操场上转了好多圈，不知不觉就走到楼顶上了。我问他这些日子都干了些什么，他语言上颠三倒四的，语调时而激动时而低沉，大抵是科研经费审计让他脱了一层皮，低声下气地陪着两个手持脸那么大的计算器的小姑奶奶，像被审讯的罪犯一样；又或者是孩子放学太早，家里老人罢工了，没人接孩子，找保姆和找老婆一样，又找不到合适的；又或者是老婆也是留学归国的女强人，两口子为了谁干家务进行了民主投票，结果一比一平，家里的事只能靠每天抓阄决定，感叹在家没地位，得不到尊重……
由于那天电话里说的时间过长，很多细节我已经记忆模糊，可以肯定的只有两点。第一，他现在更喜欢待在实验室，尤其是开组会，因为研究队伍里有一个成员，每次当这位王大教授一针见血、提纲挈领地指出了实验中的不足之后，那人的目光中就会流露出发自内心的深深的景仰和敬佩，这让他觉得无比开心。尽管他刻意隐瞒了对方的性别，但聋子都能听出来对方肯定是个女性。第二，挂完电话之后，他成功地从主楼顶上走了下来，但却引发了我的中年危机。
有时我真的很佩服自己的医术，那次电话以后，他很久没和我联系，估计是苦水倒干净了，彻底不郁闷了。
很长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电话那头传来娇滴滴的声音。
“请问是陶主任吗？我是王教授的朋友某某某。”
“有什么事吗？”我心想，从来没有王教授的朋友直接找我的时候，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要请我讲课吗？
“我想找您，和您说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您千万不能和王教授说我找过您。”
思考了片刻，我答应了。
她到我办公室的时候，我坚持开着门。
也许是人生地不熟，也许是说的事不太光明正大，但应该不是我的颜值给了她压力，这位朋友说话始终有些支支吾吾和吞吞吐吐。但最终，我还是听懂了。基本上是这么一回事儿，她们的实验室在二楼，王教授要去学校找校长投诉，说三楼的人总是发出噪声，吵得楼下不得安宁。
“那就去投诉啊。”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她抬起头来，鼓起很大的勇气，说：“可是，楼上并没有什么噪声。”
“王教授说很吵的时候，我们却什么都听不到。”
我终于听明白了。于是，等她走后，我去找了一趟心理科主任，并被告知问题还挺严重。出现幻听是一种严重的精神问题，有一部分人会发展为精神分裂症，必须进行干预。但是因为病人觉得自己真实地听到了那些声音，是非常确切和肯定的感受，所以如果直接告诉他，他有病，他是不会接受的。
这一点我非常认同，如果突然有一天，有人跑到我面前，告诉我，我有精神病，让我吃药，我是断然不能接受的。
于是，心理科主任给我支了个招。
他给了我一瓶无色无味的药水，让我找一个王教授信得过且可以每天亲密接触的可靠的人，把药下到他的饭和水里。
我当时内心就感叹：我的天，现实比小说都要狗血，这都是什么事啊。
可是又没有其他办法，我只好把那位朋友叫来，和她精心设计了一番。细节都考虑到了，包括下药的剂量和方式，有些时候要给他熬粥，把药下到粥里，粥不能太稠，怕露馅儿；有些时候得买饮料，还得哄着让他喝光，要不然药量不够。但真实世界还是更加复杂，尽管我们如此这般地费尽心思。有一次，他持续加班，赶活儿，饭也不吃，水也不喝，最后还是这位朋友灵机一动，想到用苦肉计。她从学校商店买来一个汉堡，加热后泡上药，然后哭哭啼啼地到王教授那里说，不小心洒上了开水，要是他不吃的话，肯定是嫌她笨。
心理科主任还强调，不能停药，每天都要坚持，贸然停药更危险。
为了他，我专门报班去学了催眠，可惜一次都没用上。
据前方的“探子”来报，王教授现在耳根清净，再也听不到杂音了。真是可喜可贺。
最近，我又见了王教授一次，我向王教授强烈建议，说他研究室的那个组员是我老家的熟人，一定要想办法把她留下，在他的实验室里干活。他还一本正经地说要再考虑考虑。
我当时心里想的是，要是没人暗中喂他吃药，那可怎么得了。
为了他的健康，我不仅得和做贼似的，还得倒贴人情。
在一般人的印象里，严重损害身体健康的疾病，要么就是心肌梗死、脑中风这些要人命的或致人半身不遂的大病，要么就是癌症、肿瘤（与长期心情压抑有关）这些害人人财两空的慢性病，或是像这两年频频报道的年轻人半夜加班导致的心跳骤停。
但要是精神或心理出问题，大家却不会觉得是累病的，多半会认为是遗传的，或者是天生的，或者是家庭教育因素。多数人会认为这是“神经病”，是人脑袋里面出了问题，而不是累的。
我身边不学医的朋友基本都分不清“精神病”和“神经病”的区别。
学医的朋友也得停顿两秒在脑海中组织一下语言，要不然也容易搞错。
学术上的“神经病”是指神经系统出现了异常，组织结构发生了变化，导致行动不便、震颤、视力下降、听力下降、感觉迟钝等。民间所说的“神经病”却和“精神病”的意思差不多，是骂人的，指一个人思想不正常，出现认知层面的障碍。
心理和精神的长期异常，反过来，也会在身体上体现出变化。
在没有高科技的古代，高明的相面师一看面相，就能对一个人的心态和性格把握得八九不离十。所谓相由心生，大致是这个道理。慈眉善目，对应和蔼；桃花眼，对应好色；吊梢眼，对应奸诈。有人说，这是古代的大数据分析结果。
而拥有高科技的现代，已经用高分辨率的核磁技术发现幻听患者大脑皮层厚度或灰质体积明显减少，主要集中在颞上回、颞横回、颞中回、听觉皮层、丘脑、小脑。这些区域体积的减少与幻听严重程度成正比，还与预后直接相关。
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当你过度消耗身体，脑袋里面的细胞就会“死”给你看，提前脑萎缩，你还敢没完没了地熬夜吗？
很多人可能觉得幻听还挺好玩的，半夜里，听到别人听不到的声音，没准是有特异功能，可以和外星人对话。无知者无畏，其实临床上已经把出现幻听看作精神分裂症的核心症状之一。精神分裂症！吓不吓人？就是发作起来，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可能醒过来手上满是鲜血，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在精神分裂症患者中，伴有幻听症状的患者大概占60%—90%。当然，也不用太害怕，坚持治疗，一般也到不了那么严重的程度。
所以，如果把人比作电脑，电脑累坏了的表现，可能是死机，可能是黑屏，但也可能是花屏——错误运行程序。
其实，人是心身一体的。身体上的疲惫会反映为心理上的抵抗，心理上的不愿意也会引起身体的机能减退。出现情绪异常和感觉异常时，不要轻易否定和抱侥幸心理，试着把自己的身体当成另一个人，尝试与他对话，重视他的感受，及时把他送到心理医生那里。不要把心理医生当成老师或家长，觉得有距离感，心理医生也就是个聊天的闺蜜或朋友，就当作同桌或者心理垃圾的垃圾桶。
有些男同志，一听女朋友邀请要陪着逛街，本来生龙活虎，马上就蔫了。逛着逛着就“瘫痪”了。
有些女同志，一听男朋友邀请要陪着逛街，本来没精打采，马上就活了。逛着逛着就兴奋了。
这就是心理和生理交互作用强烈的典型案例。
当然，有一些比较具有科学批判精神的人会提出反驳，认为男同志蔫了的主要原因是钱包不够鼓，怕女朋友逛街买东西不够付款。因为据他们观察，也有部分大款是热衷于邀请网红美女逛街刷卡的，在大款看来，这或许是一种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