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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4]所有学术都与其前提条件绑定在一起。史学在其追求精确、公正和细节的一切努力中，也结合着这种前提在进行。前提条件的形成乃是由于，我们在进行历史研究时，必须时刻回归当前经历：我们对于已历往事之因果关系的理解，要由今天的生活类推而得，即使我们对于今天生活的认识尚浅，也必须如此。我们经常有意无意地把过去事件与眼前的事件联系起来，我们永远都要从往事之中得出或特殊或一般的结论，以此来形成我们对未来的判断。我们今日常常对历史事件序列作进化式阐释，也无非是为了使当下在该进化序列中变得可以理解。而当我们服从这一习惯，即从这一序列中抽象出历史规律时，之后的愿望[205]就是将现时的特殊性编排到历史过程的一般性之中去，以便更好地理解当下和未来。
这样，对当下的理解就总是一切史学的最终目的；历史就是我们族类总的生活经历，我们愈好、愈久远地回忆这一经历，就愈能使之与我们的此在发生切近的关联。每一项历史研究都默默伴随着这一效用而进行着，这显然成了史学的最高目的。
这样的任务所具有的特质明确地指向一种建构性的工作：它对当下加以概括，形成某种表征实质的一般性概念，并确定这种概念与过去，亦即与历史上种种力量和趋势的关系；而那种种力量和趋势，也同样必须用一般性的概念来加以说明和表征。没有任何一种历史研究——无论多么具体入微——能够避开这类一般性概念；关于概念化，历史研究仅仅能够用一个办法来避开，即认为概念都是不言自明的。
另一方面，那种建构性和概念性的特殊工作方式必须承认：它以细节探究为先决条件，并始终依赖这种探究；它也将面临因错误概括而产生的诸多特殊危险和陷阱；它应当小心谨慎地把自己限制在事实研究的学问之外。但这一切丝毫改变不了[206]概念研究必须不断更新自身的事实，而且真正的史学思想只有借助概念才能得以表达。只有通过概念，经过加工整理的材料才能排列起来以供进一步加工处理，使得种种关联明晰起来，材料也只有这样才能得到来自新的视角的审视。
最重要的是，那种建构性和概念性的工作会使一切史学都默默追求的首要目的，即对现实的理解，成为可能。若是能清醒地意识到威胁着它的种种错误的来源，它就可以信心十足地工作。这种建构性的思想当然不会遵循旧日各种神学学说的方式，对天意进行沉思；也不会按照黑格尔的方式，描摹理念展开的必然过程；也同样不会按照心理实证主义的方式，重构某些精神状态的必然的连续性。它只会为了我们经验生活中的各种力量构建一些一般性的概念，并阐明这些构建起文明世界的力量之间的实际因果关系。一切在这以外的历史哲学建构性工作，当然不再属于史学，而是属于哲学、形而上学、伦理学或者宗教信念。实际的历史构建将在前者的朴素意义上，[207]并且只在前者的朴素意义上，展开如下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