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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
因为你们怎样论断人，也必怎样被论断。
——《圣经·马太福音 7:1》
是什么使我们难以体会天性中的慈悲和善意？在研究这个议题时，我发现，某些语言与表达方式造成了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暴力。我将这些表达方式称为“疏离生命的语言”。
道德评判是其中的一种。当他人的行为与我们的价值观不符，我们便认为这个人是错的或是恶的。例如：
“你的问题就是太自私了。”
“她很懒。”
“他们有偏见。”
“这样做不恰当。”
指责、侮辱、贴标签、批评、比较、分析都是评判的形式。
苏菲派诗人鲁米曾写道：“在对与错的区分之外，有一片田野，我将在那里遇见你。”然而，疏离生命的语言却让我们陷入充满评判的对与错的世界中。这时我们关注的往往只有好与坏、正常还是不正常、负责任还是不负责任、聪明还是愚蠢，等等。
我从小就学会了以一种看似不带个人色彩的方式说话，以免泄露自己的内心世界。遇到不喜欢或无法理解的人和行为，我会认为是他们有问题。如果不想做老师布置的作业，我就会说他们“刻薄”“不可理喻”；如果塞车时有人插队，我会脱口而出：“你这混蛋！”
使用这类语言时，我们满脑子想的都是别人哪里做得不对。同样的，要是达不到自己的期待，我们也会这样批评自己。我们一心都在分析和追究自己和他人有什么问题，却不曾思索自己和他人有什么需要没有得到满足。
如此这般，如果我的伴侣想要多一些体贴，我就会说她“要求太多、太黏人”；可如果我想要多一些体贴，我就会说她“太冷漠、太麻木”。如果同事比我更在意细节，我就会说他“挑剔、有强迫症”；反之，如果我比他更在意细节，我就会说他“做事懒散、不严谨”。
在我看来，当我们在分析和评判时，其实都是在表达自身的价值观和需要，但这样的表达方式却是悲剧性的，引发的是对方的防卫与抗拒。就算他人遵从了我们，很有可能是出于恐惧、内疚或羞愧，而非发自内心。而同时，人们这样做其实意味着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评判，真是两败俱伤。迟早有一天，我们会发现对方不再那么友好，因为由于内部或外部压力而屈服的人们一定会心怀怨恨，他们由此失去尊严，在情绪上付出代价，更不可能怀着善意回应我们的需要和价值观。
在这里，重要的是不要把“价值判断”与“道德评判”混为一谈。每个人都会对生命中自己所珍视的品质做出价值判断。例如，我们也许会珍视诚实、自由、和平。价值判断反映着我们的信念——我们如何全然地活出自己的生命的本性。对于那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人和行为，我们常常会做出道德评判。例如，我们也许会在和平的价值观受到冲击时说：“暴力是不好的。杀人者很邪恶。”但如果从小学习非暴力沟通，我们就能够清楚而直接地表达出自己的需要和价值观，而不是指责他人。我们可以说：“对于通过暴力来解决冲突，我很担心，我希望能选择其他方式来化解纷争。”
科罗拉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哈维（O.J.Harvey）专门研究了语言和暴力的关系。他从许多国家的文献中随机抽取了若干样本，统计出那些涉及道德评判的词语使用频率。研究结果显示，这类词语的使用频率越高，暴力事件就越频繁。相较于那些将人分为好和坏、认为坏人应当受到惩罚的文化，在那些关注人的需要的文化中，暴力事件也会少很多。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在美国，在儿童最有可能观看电视的时段中，有75%的节目在播放英雄们杀人或暴打他人的情节。而这些暴力场面往往被视为节目的“高潮”。观众之所以看得津津有味，正是因为文化教导让他们相信“坏人应当被惩罚”。
不论是发生在家庭成员、种族、国家间的语言暴力，还是心理或肢体暴力，这些暴力的根源都是人们在遇到冲突时，认为那是对方的错，也因而看不到彼此的脆弱。我们可以从冷战中看到这种思维的危险性。美国的领导人将苏联视为势必要摧毁美国式生活的“邪恶帝国”，苏联领导人则将美国人称为试图征服他们的“帝国主义压迫者”。双方都没有意识到这些标签背后隐藏的恐惧。
评判的另一种形式是做比较。在《如何让自己活得很悲惨》一书中，作者丹·格林伯格（Dan Greenburg）诙谐地揭示了“比较”的心态是如何暗中对我们产生作用的。他建议读者，如果真的想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悲惨，就去学着与他人做比较。在一个练习中，他展示了两张男人和女人的全身像，他们都拥有时下媒体眼中的“完美”身材，接着，他请读者们测量自己的身材尺寸后与照片上的数字做比较，同时用心体会两者之间的差距。
一旦我们开始比较，就会感到郁闷！此练习的效果绝对百发百中。当人们以为这样已经足够郁闷时，翻到下一页的练习，便会发现刚才只是热身罢了。由于形体美相对来说是表面的，格林伯格接着请人们针对他们更在乎的事情——“成就”来做比较。他从电话簿中随机选出几个人名让读者比较自己和那些人的成就。他称电话簿中的第一个名字是莫扎特，随即列出了莫扎特擅长的语言和他在十多岁前完成的主要作品。接着他要求读者们想一想自己现在的成就，并和莫扎特12岁时的成就做出比较，用心体会两者之间的差距。
想必，读者们就算不做上述练习，也能看到比较是如何切断我们对人对己的善意。
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思想、情感与行为负有责任，若无法意识到这点，沟通也会疏离与生命的连结。我们习惯使用“不得不”这样的表达方式来淡化对自己行为所负的责任。例如“有些事不管你喜不喜欢，都不得不做”。另一个习惯表达是“让人感到”。例如“你让我感到内疚”。借由这样的说法，我们也回避了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所负的责任。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中，作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记录了审判纳粹军官阿道夫·艾希曼（Adolph Eichmann）的过程。审判中艾希曼否认自己对屠杀负有责任。对此，阿伦特发现军官们有一套卸责的语言，引用艾希曼的话，这是他们在执行“命令”（德语原文：Amtssprache）。例如，如果他们被问到为何要采取某个行动时，他们就会回答：“我不得不那么做。”若被追问为什么“不得不那么做”，他们就会说那是“上级的命令”或“公司政策”“法律规定”。
当我们将行动的原因归咎于外部因素时，我们便在试图推卸自己的责任。诸如：
· 模糊的外部因素：
“我打扫我的房间，因为我不得不做。”
· 个人状况、医疗诊断结果、身体或心理病史：
“因为我有酒瘾，所以我喝酒。”
· 他人的行为：
“我的孩子冲上了马路，所以我才会打他。”
· 权威的命令：
“我欺骗客户，因为老板叫我这么做。”
· 群体压力：
“朋友都抽烟，所以我也开始抽烟了。”
· 机构政策、章程、规定：
“因为你的违规行为，所以我不得不勒令你停学，这是学校的制度。”
· 性别角色、社会角色或年龄角色：
“我厌恶上班。我去工作，因为我是一名丈夫和父亲。”
· 无法抑制的冲动：
“我一时没克制住，就把那根棒棒糖给吃了。”
有一次，我与一群家长和老师们讨论，如果语言中暗示别无选择，会带来什么危险。结果有一位女士气愤地反对道：“有些事情不管你喜不喜欢，你就是非做不可！并且我认为，告诉我的孩子们有些事他们也必须做并没有什么不对。”于是我问她：“有什么事情是你非做不可的？”她立刻回答：“这太容易了！今晚离开这里回到家后，我就必须要做饭。我讨厌做饭！讨厌到了极点！20年来，每天我都不得不做饭，哪怕有时累得像条狗也一样。因为，这些事情就是非做不可。”我告诉她，听到她花了那么多时间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只是因为她认为必须要这么做，我很难过。我希望她在学了非暴力沟通后能找到让她更开心的选择。
所幸这位女士的学习能力很强。工作坊结束后，她就向家人宣布，她不想再做饭了！三个星期后，她的两个儿子也来参加我的工作坊，我好奇地询问他们如何看待母亲的决定。大儿子叹了一口气说：“马歇尔，当时我心想，真是谢天谢地啊！”看到我一脸困惑的表情，他解释道：“她终于不用在每次吃饭时发牢骚了！”
还有一次，我在某个学区担任顾问。我请老师们练习如何在课堂中使用非暴力沟通语言，借此提升学生们的意识，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位老师随即表示：“我厌恶打分。我认为这对学生没什么好处，反而为他们带来焦虑。但我不得不打分，这是学区的规定。”于是，我建议那位老师练习将“我不得不打分，因为这是学区的规定”转换为“我选择打分，因为我想要……”她脱口而出回答：“我选择打分，因为我想保住这份工作。”然后，她又连忙补充道：“但我不喜欢这样说，因为这会让我觉得要为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我回答她：“所以我才希望你这样说呀！”
法国作家和记者乔治·贝尔纳诺斯（George Bernanos）有段话颇能引发我的共鸣，他说：
“我常想，若有一天日渐强大的摧毁性技术使人类从地球上灭绝，真正要对此负责的远非是技术本身（当然技术暴行会唤醒人们，招来人们对技术的反击与仇视），而是现代人的唯唯诺诺、缺乏责任感、毕恭毕敬地服从每一个司空见惯的规定。我们所看到的悲剧以及即将来临的更大悲剧，并非是世界上反抗、不服从的人增多了，而是唯命是从、听话的人越来越多。”
——乔治·贝尔纳诺斯
当我们以“要求”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诉求时，实际上是在或明或暗地指责或惩罚那些不配合我们的人。这样的沟通方式在我们的文化中司空见惯，特别是来自那些有着权力地位的人。
关于“要求”，我从孩子们那里学到了许多宝贵的教训。不知从何时起，我有了这样的观念——作为家长，我有责任要求孩子们做什么。家长、老师、管理者……许多掌握权威的人同样相信，他们的工作就是去改变他人、让他人守规矩。是孩子们让我明白，我无法要求他们去做任何事。是的，我可以通过惩罚，让他们服从我的要求或让他们后悔没有照着我的话去做，但他们终将让我明白，用惩罚的方式强迫他人是多么愚蠢，而我真希望自己不曾用那样的方式来对待他们。这是一次关于谦卑的学习。
在第六章中，我们将再次探究非暴力沟通中的这一重要主题：区分“请求”与“要求”。
疏离生命的语言还与“奖惩”思维有关，即有的行为应该受到奖赏，而有的行为就该受到惩罚。人们常用“活该”这样的字眼来表达这种思维。诸如，“他活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受到处罚”。这样的表达其实隐含着一种假设：做出某些事情的人必定是“坏人”，他们应当受到处罚，他们应该忏悔并且做出改变。然而，我相信所有人都渴望改变，那是因为人们明白改变能为自己带来益处，而不是因为不想受到惩罚。
我们大多数人在贴标签、做比较、要求和评判的语言环境中长大，鲜少被鼓励去觉察自己的感受和需要。我认为，疏离生命的语言植根于影响了我们数千年的性恶论，这一人性观强调人性本恶，认为人们需要通过教导来压制某些卑劣天性。但这样的教育时常让我们对自己的感受和需要心存疑虑，于是我们早早地就学会了与自己的内心隔绝。
疏离生命的语言既源于等级制度或霸权社会，又反过来巩固它们。在这类社会中少数个体通过控制大部分人为自己牟利。对国王、沙皇、贵族阶层来说，将臣民的心智模式训练成奴隶般顺从听话，最符合他们的利益。诸如“错误”“应该”“不得不”的语言是完美的工具。人们越是被教育用道德评判来区分对错、好坏，就越是习惯向外、向权威寻求判断的标准。一旦我们开始聆听自己内心的感受和需要，便不再是好奴隶、好随从。
由衷的给予和接受，是人类天性所乐见的。然而我们习得了太多疏离生命的语言形式，导致我们的说话和行为方式给他人和自己带来伤害。其中的一种形式是道德评判，即认为那些不符合我们价值观的人是不对的、不好的。另一种形式是做比较，让人们难以升起对人对己的善意。疏离生命的语言还会使我们无法认清：每个人要为自己的想法、感受和行为负责。此外，还有一种形式是用要求来表达我们的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