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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意义的追寻是我们生活最主要的动机。
就是这种追寻使得我们变成现在这样具有灵魂的生物。
对意义的追寻是人一生中最主要的动机，并非是出于人的灵感驱动力所产生的‘第二级理性行为’。意义是独特而明确的，因为它必须也只能被追寻者找到而获得满足。只有这时，它才能获得一种重要的含义，满足主体对于意义的追寻的意愿。
——维克多·弗兰克《活出生命的意义》
20世纪的科学获得的一个最深刻的洞察就是，整体可以比个体之和更加有力量。整体并不只是在数量上更大，整体蕴含着一种部分无法企及的丰盛维度。就像书中所引用的概念一样，经历“精神世界”意味着接触更广大、更深刻、更丰富的整体。这个整体将人们目前的有限境况放入全新的视野中，从而获得一种“超越眼前”“获得更多价值”的感觉。这种精神上的“更多的东西”可能是一种更深刻的社会现实或者有关意义的社会网络；也可能是神秘维度、原型维度或者宗教维度上对于人们现状的领悟或协调；它还可能是对于真理或者美感的更深层次的感知，是一种对于宇宙整体感的深刻的协调，是感知到自身行为实际上是更宏大的宇宙过程的一部分。无论人们对于精神的独特感知是什么，没有了它，人们的视野就被云遮雾绕，目标会被束缚，生活如同一潭死水，就如同诗人威廉·布雷克写到的：“如果视线的大门变得纯净，一切都会无限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如同维克多·弗兰克所说，对于意义的追寻是我们生活最主要的动机。就是这种追寻使得我们变成现在这样具有灵魂的生物。正是在对于意义的深层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变得阴暗和空虚。当今时代大多数人的这种需求都没有得到满足，因而这个时代最根本的一个危机就是精神危机。
最近我收到了一封瑞典高级商业主管的紧急邮件，要求我下次去斯德哥尔摩的时候和他见个面。他必须做出一个关于未来生活的重要决定，希望我能与他一起讨论一下。当我们见面时，他十分紧张，直截了当进入主题。我姑且叫他“安德斯”好了。他告诉我他已经年过三十，“我在这里成功地管理着一家大公司，”他说，“我身体很好，有一个美满的家庭，社会地位很高，我自以为我有了一切权力。但是我仍然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正确的道路上。”他继续说，他非常担忧这个世界的状况，特别是全球环境问题以及整个社会关系的破裂。他说他觉得人们正在掩耳盗铃地躲避面前真正的问题。他希望做些什么为别人服务，但是不知道如何做，只知道想做一些事情，为解决问题尽一份力。安德斯所描述他自身的不安就是“精神的困境”，他自己正在经历“精神危机”。这是当今社会一些敏感青年的典型危机。我第二天应邀演讲，将安德斯的故事告诉了一群商业高层管理者，他们中间的四个人事后分别找到我，问道：“你怎么知道我的故事的？”那天晚些时候，一群瑞典高中生对我进行采访，向我问了同样的问题：“我们想要服务社会，改变世界。我们不想重复地做这个时代丢给我们的垃圾事情。我们应该如何做？我们是要加入这个体系，还是置身事外？”虽然和宗教或信仰无关，这些青年人仍然说自己存在着精神上面的问题，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才能过一种更有意义的生活。他们渴望在一种更加深刻的价值体系下生活。他们拥有维克多·弗兰克所说的“对于意义的追求欲望”，但是他们又觉得这一点在当今这个世界中会受到打击。
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能看到追求意义的表现。生活到底为了什么？工作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我一手创办的或者为之工作的公司怎么样？这是什么样的关系？为什么要攻读这个学位？这对我来讲意味着什么？我总有一天会死去，这又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要专注于做一件事情，专注于一个人？西方世界排名最高的两种死亡原因——自杀和酗酒，常常与意义危机有关。
生活在从前时代的人们基本上不会去问这些问题。他们的生活从文化上被嵌入了一定的框架中。他们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圈子、道德体系和信仰，所面临的问题都在有限范围内，目标也是既定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哲学家所说的“生活的理所当然性”。我们面对的是存在性或者精神性的问题，因而急需培养一种智慧来解决这些问题。仅仅是智商或者理性智慧已经不够了。所要寻找的意义本身就不是理性的，当然也不是纯粹感性的。已有的框架已经不足以使人们再发现幸福。人们开始质疑这种框架本身，质疑现有的价值体系。他们要找新的价值体系——一种无法被定义的“更好的”价值体系。其实仅仅是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人们已经显示出运用自己魂商的行为了。追求的这种“更好”是什么？为什么需要运用魂商来发现它？为什么说意义是当今世界最大的问题？时代变了么，还是人类的需要增多了，或是智力本身进入了一个新的演化阶段？这都是人们急需思考的问题。
在我自己的生活中，意义一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因为我的生活中从未有过明确给定的意义。我3岁的时候父母分居，5岁时候他们离婚。我从来不了解父亲，也不知道他是哪个阶层的人。我是波兰裔的移民，童年时代都是和祖父祖母在一起的，他们的生活深植于恒久不变的乡村文化和传统的宗教信仰中。但在我的母亲看来，这些都是毫无意义的形式，根本不需要墨守成规。循规蹈矩也只是为了在邻里乡亲面前显得有地位而已。母亲教给我的规矩她自己都不会遵守，她给我的理由自己都不相信。我成长于那个经历了麦卡锡主义、走向越战年代的美国。那些曾经大谈理想、价值的领袖们——约翰·肯尼迪、马丁·路德·金、鲍勃·肯尼迪一度是我心中的英雄，但是后来都被暗杀了。我曾经生活在一个生活宽裕的中产阶级家庭，但是继父不断更换工作，不断地有婚外情，而我的母亲则靠暗自吞服药片来麻痹自己不去想太多事情。后来她自杀了，彻底地解脱。我童年的后期已经没有什么亲戚了，他们大多都搬到了其他城市。邻居也同样不断地变换。我上过6所小学。起初我信仰祖父祖母的宗教，后来又转信过其他宗教，但是费尽心力都没能找到一个让我满意的宗教信仰。就像安德斯一样，成年后，我一直在寻找意义，追求一些生活方式或者一些值得奋斗的愿景。这样我就可以将父母和我的行为放进更大的框架中去理解。
我的情况并非个案。这个摩登时代处处可见这种家庭、社会和传统宗教的破裂以及英雄人物的缺失。这个时代充斥着想要寻找意义的年轻人。人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清晰目的地，没有明确规则，没有明确价值，甚至没有责任感的时代。人们缺少生活的大方向。从某种意义来讲，这种精神荒芜是智商高度发达的副产物。人们过分理性，以至于远离了自然和其他生物；人们过分理性，以至于超越了宗教的可能性。在技术大跃进的时候，人们把传统文化和它所蕴含的价值体系丢在身后。人们的智商为自己增加了财富和寿命，但是也引发了无数的危机，有些已经威胁到了人类和居住环境。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找到一个使自己活得有意义的方法。现代社会在精神上是空虚的，不仅在西方社会，而且在日益被西方文化影响的亚洲国家中也是这样。这种“精神愚钝”使我们失去了对基本价值观的感知——那些蕴含在春夏秋冬、日日夜夜、分分秒秒之中的价值；那些蕴含在日常礼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上面的价值。人们看到和经历的都是即时的、实际的东西。人们被形形色色的表象蒙蔽了双眼，无法将自己的行为放入大环境中，更不能体会其中的深层意义。我们并非都是色盲，但是却大多是“意盲”。我们怎么会走到这一步呢？
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家每年都会在尼泊尔过一个月的圣诞假期。在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的印度教徒和佛教徒的世界里，时间如同产生了魔法，色彩、光影、声响、味觉都那样丰富，深深地打动了我，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书中提到的很多人的思想。我的孩子们很浪漫，他们情愿用自己在西方世界的财富和舒适来换取尼泊尔式的贫穷和魔幻。“我们不要回家了！”每次度假结束的时候他们都恳求我。我和丈夫的感情就更加复杂。尼泊尔社会崇尚很多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群体之间坚实的纽带，大家族的模式，全社会人共享同一套精神传统。自然而紧凑的日常生活中，穿衣吃饭、生老病死的意义都无比丰富。他们对日常用具的设计——比如一只饭碗上的花纹——有一种近乎崇敬的关爱之情。一天天重复简单的生活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季节更替，一丝不苟地庆祝大大小小的传统节日。尼泊尔是深刻的，精神是丰盈的（充满了上层建筑的意义）。所有这些都不同于我们的世界。我们文化上根本就没有这些。
像尼泊尔这样少数保留下来的传统文化属于人类早期的意识阶段。这里称其为“联结式文化”，因为他们的习惯和价值体系的支撑基础是一种“联结式思维”——依附在习惯和传统中的思维。其兴旺建立在对于熟悉模式的认同和重复之上（第三章对此有更多介绍）。这里把这种文化称为“健康的中间体”，因为他们的优点和弱点都存在于个体的中间层面上，这个中间层就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初级过程”，或者肯·威尔伯所说的“前人格”，以及本书将之和神话想象一起放置在自我莲花模型的中间层的东西，也就是荣格所说的“无意识”的原型。
在贯穿本书始终的莲花模型中，自我有一个自利的（理性的）外围，一个联结的（感性的）中间层，还有一个统一的（精神的）中心。一个自我平衡良好的、有着较高精神智慧的人具备每一层。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中——不论是西方笛卡尔之前的社会，或者17世纪早期理性萌芽时期，还是今天那些所谓“不发达国家”如尼泊尔——能量、意义、统一等存在性精神层面都被归为中间层。传统的社会将深层的灵魂洞察和价值体系压缩在传统和文化中，所以当每一个个体要与精神中心发生联系时，是通过传统和文化作为中介的，而非直接去联络中心。举例来讲，修建中世纪欧洲大教堂的工匠很少会意识到建造神圣建筑的准则，但是他们在工作中慢慢领悟了这些东西。很少有中世纪的农民考虑生活的意义或者工作的意义，因为他们被埋进日常工作的需求和传统之中。一个尼日利亚部落的年轻人给我定义他的个人价值的时候说：“这些事情是我父辈传给我的，我在上面继续耕作，但是它们的核心并没有变。”在传统社会中，整个生活的核心一直都没有像现代社会这样变得对人有意义——至少没有让人意识到，就如同人们开车或者骑自行车的时候并没有对每一个动作都有意识一样。所以在这样的健康中间层的社会中，人们依靠精神价值、意义网络和人际关系的习惯都是整个社会本身的技能。
今天，这种共享的社会群体对于大多数的城市人来说根本不存在。人们在自身的中间层上面严重营养不足，几乎没有超越日常生活的群体传统，也就无法找到基础来支撑我们社会中深层次的意义。人们几乎没有“神明”，也很少有英雄存在。而这些“形态”证明，可能是有一些深层存在能够优雅地打动我们的内心。戴安娜王妃逝世后全世界的哀悼表明了人们对于英雄人物需求的广度和深度。戴安娜王妃的生命代表了自然、温暖和爱，代表一种人们渴求通过一些集体符号或者偶像所接触到的柔弱。由于缺乏这种健康的联结式中间层，人们只得自己塑造自己的意义，或者干脆去感受他人的损失。人们经常为了补偿而过分夸大个体感官的需求。人们向自利的自我层诉求这个层次并不拥有的东西。人们缺乏中间层承载的意义中心，于是就暴露在破裂的生活边缘，与外部的莲花瓣隔绝。因此，人们常常为了寻求意义而诉诸扭曲的、边缘化的行为，比如物质主义、性乱交、无理由的反叛、暴力、毒品或者新纪元神秘论。
在西方，传统的文化和它保留的一切意义和价值由于17世纪的科技革命而开始分裂。同时兴起的就是个人主义和理性主义。牛顿的思想不仅推动了科技，最终导致了工业革命兴起，也引发了对支撑这个社会的宗教信仰和哲学观念的侵蚀。新的科技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也将人类从土地驱赶到大城市，这里有混乱的社区、破裂的家庭、被替换的传统和工艺。新的科技也让人类不再依赖习惯和重复。联结式的意义和价值从他们成长的土地里面被根除，伴随而来的哲学革命又把人类的灵魂连根拔除了。
牛顿哲学的核心原则可以被概括成三个词：“原子论”“确定论”和“客观性”。尽管这些词听起来有些抽象和遥远，它们所代表的概念却触动了我们最中心的部分。
原子论认为世界根本上是由一些小粒子组成的，彼此在空间和时间上隔离。原子是坚硬而不可穿透的，有着不可超越的边界。它们不可互相进入，但是又在相互作用与反作用下互相联系。它们互相排斥，寻找方法躲避彼此。约翰·洛克，18世纪自由民主主义的创建人，运用原子理解人们个体的模型和社会的基本单元。他说社会整体是一个虚无的概念，而满足每一个个体需求的权利才是主要的。原子论也是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视角和他的“物体关系理论”的基础。根据那个理论，每一个人都是被孤立地束缚在不可穿透的自利圈子内。你对我只是一个物体，我对于你也只是个物体。人们永远不会从根本上了解彼此，爱和亲密都是不可能的。弗洛伊德说：“《十诫》里说到像爱自己一样爱你的邻居，是有史以来最不可能达到的戒条。”他认为整个世界的价值体系只不过是超我的一种投射，是父母和社会期望的投射。这种价值体系已经给自利的本我施加了不可承受的负担，让我们生病。他用了一个词：“神经质的”。一个彻底的现代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会从这种无理的期望中解脱出来，遵循人人为己、适者生存的生存原则等等。
牛顿的确定论教给我们，物理世界是被铁一般的定律——运动学三大定律以及万有引力定律——所支配的。物质世界的万物都是可预测的，于是最终是可控制的。在同样的条件下，B永远会追随A，不会有任何意外。弗洛伊德也将确定论引入自己的理论中，就是他的“科学心理学”。他说无助的自我从下面被本能黑暗的力量和本我的侵略性所驱使，上面又受到超我的不可能实现的期望所压制。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力量和出生后前五年的经历决定了我们一生的所有行为。我们是自身经历的受害者，别人所写的剧本里的旁观者。社会学和现代的法制体系加强了这种感觉。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牛顿的确定论或弗洛伊德的“本我”“超我”，但是有些感觉如同瘟疫一般弥漫在整个世界：人是孤独的个体，人是一种强大力量的受害者，人无法改变自己的生活，更不用说这个世界了。我们心存忧虑，却又不知道如何去承担责任。一个20岁出头的人告诉我：“我被这个世界的支离破碎弄得不知所措了。我没办法得出合理的解释，不知道该做什么。我变得冷漠消沉。”
牛顿的客观性理论（或称其为“客观主义”）增强了这种孤独感和无助感。在建立新科学方法论的时候，牛顿在观察者（科学家）和被观察对象之间划分了一条清晰的界限。世界被划分成为主体和客体：主体在这里，客观世界在主体的外面。牛顿理论中的科学家是被分离开的观察者。他们只是看着这个世界，对其测量、实验。他们操控自然界。一般现代人对于自己和世界关系的体验仅仅是“置身其中”而非“是其一部分”。这个“世界”包含其他人，甚至亲密的人，还有机构、社会、物体、自然以及整个环境。牛顿对于观察者和观察对象之间的划分给人们一种感觉就是，人们就是在这里为自己而活，为自己尽可能做到最好。于是牛顿的理论让人们不知道应该对什么负责，如何承担责任。人们没有自己的人际关系，也不知道如何得到可能的效果。
最后，牛顿科学所描绘的宇宙是冰冷的、死寂的、机械的。牛顿的物理世界没有给思想和意识留有余地，也没有给任何形式的人类奋斗留出空间。荒谬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生物学和社会学将牛顿的体系采纳进来，对于人类自身、人类思想和人类身体的描绘采取了同样机械的范例。人们变成了基因控制的机器，身体是一堆零部件堆砌而成，行为是受条件约束而且可预测的。人们的灵魂是陈旧的宗教语言的幻想，思想只是大脑中细胞的活动。在这种图景之下，我们怎么可能找到人类活动的意义呢？
被剥夺意义的人为了寻求整体感，常常会过分焦虑自己的健康。健康和整体两个词在日耳曼语系中有相同的词根——拥有健康就是完整的。于是人们对一次次的健康潮流、维他命食谱、健身法趋之若鹜，在忙碌的生活中加以实践。但是现代主流医学是非常牛顿式的。它把人体看作一个上了润滑油的基因机器，疾病应该被根除，衰老和死亡被视为这个体系的漏洞和敌人。已有一些医生和健康专家开始用不同的眼光来看待疾病。他们认为疾病是人体的一种诉求手段，是对身体的一种提醒——提示身体的某些东西如果不予以关注会导致痛苦的伤害甚至死亡。引发这些疾病的可能是我们的态度或者生活方式，而非体内化学物质的不平衡。1999年6月在英国召开的国际会议上，医生、病人、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们都认为我们大多数的痛苦，甚至慢性疾病，都包含着“意义的疾病”的因素。
癌症、心脏病、阿尔茨海默症和由抑郁、疲劳、酗酒或吸毒引发的痴呆病症都是无意义危机伤害身体细胞的力证。临终之际的痛苦和恐惧也是因为我们无法将生命自然的终点放入一个有意义的情境中，所以我们无法幸福、平静而安详地离开。与会代表们争论说，医学和科学的努力反而增加了“意义疾病”的蔓延。人们被“医学疾病”束缚住了手脚，从而忽视其更加复杂的根源，也就无法真正寻找“正确的”基因，设计“有效的”药物。其实很多疾病并不是身体上的，而是精神上或身心共同作用的结果。D. H. 劳伦斯在《医治》一诗中写道：
我不是机器，不是零件的组合，
我生病也并非零件出了问题，
我的病是灵魂的伤口，是最深的情感受到伤害。
而灵魂受伤是个漫长的过程。
只有时间、耐心和悔悟能帮我复原，
即使这种悔悟是漫长的。
意识到生活中的错误，将自己从不断重复的错误中解脱，
从大多数人类所崇尚的错误中解脱。
20世纪的科技引发了另一种意义危机。之前，人类虽然知道自然界发生过大灾难，但是作为一个物种，人们总是以为人类或者整个生命体系都会继续存在几百万年。每一代个体的演出都是整个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片段。但是从1940年之后，人类先后经历了核战争带来的大范围灭亡和日益突出的生态灾难。本书中，读者可以清晰地了解到，为了让意义确实有“意义”，必须要有一个界限。一旦界限被打破，人们就会感到愤怒然后采取行动。但是如果界限根本不存在，人们就会不知所措，感到彻底的恐惧，旧有的经历完全失去了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党越过了自相残杀这个界限，结果便毫无控制地进行屠杀，完全超出以前所有的人类预期和价值体系。若是这样发展下去，可以预见人类将会怎样彻底灭绝。因为难以承受，大多数人不去想这些灭绝的事情。但是全球灭绝威胁的确影响着人们的思考和行为。它迫使我们更加忙于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于是人们不惜压榨自己的同类，变本加厉地从地球索取来满足当前的享受。人类的时间框架变小了，随之而来的是人类赖以生活的意义和价值也大幅缩水。
人们及时行乐的另一个原因是想象力的丧失。近两三百年来，人类视野中只有自身，人类越来越被束缚在一个自我中心的狭小圈子里，断绝了与更广阔的外界意义的联系。伟大的18世纪启蒙思想家断言，人类是衡量一切的标准。这个观点与《圣经》中上帝创造万物来为人类服务的思想如出一辙。人类的自我中心思想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基本原则。但是这个思想将我们带入了狭隘的人文主义中。启蒙思想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将人们定义为理性的动物。人类真正的根源埋在理性之中（我们的智商之中），同时也埋藏在理性的产物——科学、技术、逻辑、实际中。社会哲学家和政治哲学家顺着这种思想进一步强调，个人权利绝对大于任何奉献或责任。
由于牛顿思想和城市化的影响，人们开始远离自然；由于西方宗教传统的消亡，人们开始远离上帝；由于简约科学思想的影响，人们远离了魔法和神话。在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宣扬的自利自我的影响下，西方的人文思想变成了欺骗和绝望的综合体。我们是最好的，我们在进化论树图的顶端——但是这又说明什么呢？
在东方，人文思想拥有真正的精神性基础。佛教和印度教都批评西方宗教缺少人文关怀，将上帝置于人类之上。我尝试争辩说，人文思想是我们问题的根源，亚洲人则摇头表示怀疑。这种分歧的根源在于，他们的人文思想更高级，是更高的“自利”，是基于权利和理性之外的。从传统东方观点来看，一位人文主义者对于生命和与之关联的事物有着深刻的感知，他会对整个世界有深刻的感应和责任感。他知道人类所有的努力——无论是在商业、艺术还是宗教上——都是宏伟宇宙的一部分。亚洲人文主义者并不自大，他们对于真我以及真我起源观点是扎根于生命最深层的自然中的，这赋予他们谦逊和感激的品格。他们将自我和意义的源头铭记于心。本书认为，18世纪后的西方人文主义在精神上是愚钝的，而亚洲的人文主义则是聪慧的。
虽然现在科技发达，物质生活丰富，但是人们的生活却缺少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需要将工作转化成为一种使命。但是“使命”这个概念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价值结构中根本不存在，也无法在更大的文化层面中找到。所以人们必须自己创造一些超越现有文化的东西，或者发掘一些我们早已丢失的东西。我们必须要为意义负责，创造新的方法接近它，发挥智慧运用它。一般来讲，可以通过改造和充分利用环境来达到。“仆人领袖”这个概念将服务和意义结合起来。它最先由美国人罗伯·格林里夫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来。美国思想家将其定义为“具有深刻价值观，并且在其领导力中有意识地为这种价值观服务的领袖”。其中“深层的价值观”一般是指发挥个人潜力、给他人发挥空间、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以及永不停歇的奋斗。相比而言，传统的东方价值观的核心则是同情心、人文关怀、感激、为家庭和大众服务。
从东方价值观的角度来讲，仆人领袖是为了意义和价值的本源服务的。人类与宇宙的生命力量和谐共生，服务于这种力量，自然就是服务于他们的同伴、团体、社会或者其他。20世纪中可以被称得上是仆人领袖的包括圣雄甘地、特蕾莎修女、南非总统曼德拉等。他们都是伟大的精神领袖，同时也是社会的服务者。每个人都举起了意义、道德和服务的大旗。
几年之前，我在第比利斯——被战火毁坏的格鲁吉亚首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会议。会议在一个现代西式风格的酒店里举行，和外边绵延的废墟、绝望的人群、遍地的饥荒形成鲜明的反差。一天夜里，我们被安排参观城市剧院，格鲁吉亚人民想要展示一下他们丰厚的文化——他们引以为豪的过去辉煌的遗迹。剧院里面天花板上有裂痕和被战火烧过的印记，墙上满目疮痍，石膏体已经被炮弹摧毁。唯一证明这家剧院曾经的艺术气息的是墙上发霉残缺的漆绘。灯光昏暗，因为损毁的发电机只能供给这样微弱的电力。没有空调，空气闷热。管弦乐队出现在舞台上，他们穿着皱巴巴的白衬衫，不合身的黑色西裤。演奏也同样无精打采，因为他们无法在这个低落的时刻奏出欢快的乐章。观众开始百无聊赖，很多人都睡着了。我感觉演出永无休止。突然间，剧场的气氛改变了。舞台中央走来了一位打扮优雅的歌手。朱拉普·苏吉拉瓦穿着褐色的晚礼服出现。身为一个备受爱戴的格鲁吉亚人，他现在是莫斯科著名的波修瓦剧院的领衔男高音，他应邀回到出生地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客人表示敬意。他挺起胸膛，发出嘹亮的声音，从威尔第的咏叹调唱到传统的格鲁吉亚民族音乐。他歌唱的时候，整个剧院变得活跃，虽然声音是从他的嗓中传来，但却更像是从格鲁吉亚遥远的过去传来，从整个格鲁吉亚人民无意识的内心深处——牵挂格鲁吉亚的痛苦与悲剧现状的内心中传来。这像是一条通道，从其他空间里传来了能量和希望，激活了眼前了无生气的乐队和观众们。他的声音充满灵性，正是这种充满灵性的声音从深处将现实放入更加宽广和丰富的情境之中——这就是精神智慧的一个有力证明。对我来讲，那个格鲁吉亚男高音的表演象征了每一个人为了寻求意义都要做的事情——唱自己的歌。人们必须从内心的最深处，运用精神智慧才能企及真我的最深层，然后从那个源头咏唱，每一个人都有潜力唱出与众不同的歌。
运用魂商并非易事。人们已经忘记了很多有关意义的技巧。我们的文化在精神上的确是愚钝的——人们没有足够的语言来表达人类灵魂的丰盛。诸如“快乐”“爱”“同情”以及“优雅”这样的词汇已经从茫茫人海之中消失。运用魂商意味着发挥人类的想象力，转化人们的意识，发掘比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层次更深的自我。它要求人们在自我中发现一些超越自我的意义基础。这对于在当今环境下成长起来，已经习惯于《5步成功法》的人们来说并非易事。
我希望你已经初步理解了魂商的概念以及为什么需要魂商。人们生活在一个科学的时代，如果要证明魂商的存在，必须要说清魂商由何而来，在人脑中又是如何运转的。我们的头脑给予我们意义核心的智慧究竟是什么？它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又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可以在限制范围之外工作？如何工作？我们如何将过去的经历重新放进新的情境，赋予新的意义？大脑中究竟有什么本质的东西可以让思想接近智慧，同时又不以某个个体为转移？人们的自利自我层可以触及某些更深层次的认知意味着什么？一句话，为什么我们大脑的生物学结构可以允许我们成为精神生物？
第三到第五章会提供一切相关的科学研究证据来回答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