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罗宾·斯通正在费城的贝尔维尤·斯特拉特福德酒店（Bellevue Stratford Hotel）的套房里。

他渐渐醒来，然后意识到早晨差不多过去了。鸽子在窗台上“咕咕”叫着。他睁开眼睛，很清楚此刻置身何地——假如是睡在快捷酒店，就不好说了，毕竟所有快捷酒店的房间都长一个样，他总得搜肠刮肚地回想自己在哪座城市，还要使劲回忆睡在身边的女孩儿姓甚名谁。但是这天上午只有他自己，住的也不是快捷酒店，而是费城老牌豪华酒店，昨天参加的是“年度先生”颁奖晚宴。他们给他安排了一个上好的套间。

他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香烟。烟盒空了，而烟灰缸里连个像样的烟蒂都没有。另一边的床头柜上也有只烟灰缸，里面搁着几截沾着橙色口红印的长长的烟蒂。

他拿起电话，叫了杯双橙汁、咖啡还有两包烟。他拣出最长的那截烟蒂，弹了弹灰，继续点来抽。另一只烟灰缸里带着口红印的长烟蒂他一个也不碰，起身把它们一股脑儿倒进了厕所，目送它们被冲走，这才感到那个妞儿也被彻底送走了。该死的，他真以为她是单身。他的眼光原本特别毒辣，一眼就能认出纯粹出来找乐的少妇。想不到还是栽了，大概对方段位更高吧。算了，不过是一夜情，就让她们的丈夫担心去吧。他咧嘴笑笑，看一眼手表——快中午了，还得赶两点钟的火车回纽约。

今晚要和阿曼达一起举杯向格雷戈里·奥斯汀致敬，这个男人即将拯救自己于水火。一切似乎很不真切，如同星期六早上九点奥斯汀亲自打来私人电话一样叫人难以置信。起初，罗宾以为有人恶作剧，IBC的董事长怎么可能屈尊纡贵亲自致电地方台的小新闻记者！但格雷戈里哈哈大笑，叫他可以回拨公司短号进行核实。罗宾照做了。只响了一声，奥斯汀便接了起来，问罗宾·斯通能否立即来他的办公室一趟。十分钟后，罗宾就拎着手提箱站在了格雷戈里·奥斯汀的办公室里。但很快，他就得赶火车去巴尔的摩。

奥斯汀等在他那宽敞的办公室里，开门见山地问罗宾愿不愿意做公司的新闻部主管。他期望罗宾能够创新理念，扩编新闻部，组建自己的团队，报道今年夏季的全国代表大会 。罗宾求之不得。不过，“新闻部主管”是个什么东西？听着还挺唬人。摩根·怀特是公司的新闻部总裁，伦道夫·莱斯特是副总裁。罗宾问“新闻部主管”是什么意思。奥斯汀说意思就是年薪五万，是他现在工资的两倍还多：“至于这头衔什么意思，就先别纠结了，行不行？”

一切来得猝不及防。奥斯汀得知罗宾的演讲合约还有一年才到期，便打了两通电话，一通打给演讲代理商，另一通打给律师指示他买断罗宾的演讲合约。就这么简单——简单，隐秘。不过，罗宾还是得再等一周才能在IBC正式开工。其间，他得对这项任命守口如瓶。紧接着的星期一，他便到公司报到，到时候，格雷戈里·奥斯汀会亲自宣布此次任命。

他倒了杯咖啡，点了支烟，微弱的冬日阳光透过酒店的玻璃窗。再过一周，他就要去IBC的新办公室报到了。他吸了一大口烟，然后好心情似乎也随着吐出这口烟而消散了。他把烟一掐，使劲回想那个涂橙色口红的女人的样貌。她叫什么来着？佩吉？贝蒂？根本记不得。姓什么来着？比莉？莫莉？莉莉？管他的。他坐下来，把咖啡挪到一边。当年，他还在哈佛念书的时候，周末去纽约玩，看了一部音乐剧，叫《嫦娥幻梦》（Lady in the Dark）。它讲的是一个女孩儿听到一首曲子的旋律——自此萦绕在脑海中，挥之不去。有时他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不过不是曲子，而是某段回忆，某种幻觉……记不真切，但他就是知道它们的存在。仿佛置身一段重要回忆的边缘，有着麝香般浓郁的温暖，还有在恐慌到来前匆匆收尾的幸福感。这种感觉不常有，但昨晚的确又来了，就在一瞬间——不对，两个瞬间！第一次是跟那个女人上床，抚摸她身体的时候——她有一对柔软的、充满弹性的大胸。他一般不大留意女人的胸大不大，可昨晚，自己竟孩子气地吮吸她丰满的乳房。为什么男人会觉得这是性冲动？这分明是对妈妈的依恋。男人想把头埋进女人的胸多多少少表露了内心的软弱。罗宾偏好干净明朗、结实苗条的金发姑娘。她匀称的身体令他兴奋。

但昨晚那个女人有一头黑发，胸很大很美。奇怪的是，他也兴奋了起来。第二个瞬间就是那个时候来的——他高潮时喊出了一些词，是什么来着？他一般不喊出声，跟阿曼达或者别的姑娘上床时都没有过。他记得自己明明喊了，但事后根本想不起来自己喊了些什么，以前有几次也是这样的。

他又点了支烟，硬生生地逼自己转移注意力，想想即将到来的美好未来。可喜可贺。

他拿起跟早餐一起送来的费城报纸，第三页是他与一位德高望重的法官的合照。那位秃顶的法官胖乎乎的。图注写着：“普利策奖得主、电视明星、演讲家罗宾·斯通莅临费城发表演讲，并拜会1960年‘年度人物’加里森·B. 奥克斯法官。”

他续上咖啡，不由得笑了。自己确实是拜会了法官，但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还不是因为他们付了环球演讲社500美元嘛。

他抿了一口咖啡，喜滋滋地想着再也不用四处演讲了。这一开始听起来很简单。环球演讲社社长克莱德·沃森派人来请他时，他已经在IBC的地方台做了大约一年的新闻。这家演讲社在莱辛顿大道上一栋新的写字楼里包下了一整层办公区。克莱德·沃森就坐在那张气派的胡桃木办公桌后面，像个股票经纪人，看着很可靠。现在看来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钓受害者上钩，连那慈祥的微笑也是。“斯通先生，太屈才了吧，堂堂普利策奖得主、知名专栏作家，怎么只在地方台做新闻呢？”

“因为我从北方通讯社离职了。”

“为什么？因为北方通讯社在纽约没分社？”

“不是，没法儿在纽约的报社工作没什么大不了，顶多是无法享有免费话剧票和在饭店免单的待遇。对我来说这些无关紧要。我是个作家，我觉得自己是。可北方通讯社任由那些编辑把我的专栏乱改一通，甚至有时删得只剩三行——我辛辛苦苦花六小时写的文章，被删得只剩三行。写作对我来讲挺不容易的，我生命中劳心劳力的六小时他们却弃如敝屣——”罗宾摇了摇头，好像真的头疼了，“至少在IBC我可以做新闻分析，还不会被人任意删改。只用在结尾贴个免责声明我就拥有绝对的自由。”

听到这儿，沃森赞许地笑着，点点头，紧接着报以同情的叹息：“就是薪资不太高吧。”

“饿不死。我的要求不高，有房子住，打印纸够用，没了，”罗宾像个男孩似的坏笑着，“纸和油墨从公司偷。”

“打算写一本千古名作？”

“谁不想呢？”

“你哪来的时间？”

“周末写，有时晚上写。”

沃森的笑容早已消失。他打算一招击破：“零零碎碎地找时间做这事儿多不容易啊？思路不会断吗？那些作家不是都闭关一年，一门心思地写书吗？”

罗宾点了烟，玩味地看着克莱德·沃森。沃森凑上来：“环球演讲希望签下你周末的时间。你可以报价500美元——甚至可能要到750美元。”

“讲什么？”

“主题你定。我读过你写的专栏，”沃森晃晃手里的纸，“你可以聊聊当记者的趣事儿，再结合点儿时事。风格嘛，活泼紧张。保管你接活不断。”

“他们为什么要来听我演讲呢？”

“照照镜子嘛，斯通先生。太太俱乐部可爱请艺术家啦。她们早受够了秃顶老学究或者磕碜的喜剧演员。你一来，魅力四射，搅搅她们死水般的生活。战地记者、普利策奖获得者，你注定会在各大晚宴上和大学里炙手可热。”

“那我什么时候有空写书？”

“先放一放。照你现在的进度还要花多少年啊。做两年演讲，赚的钱够花一年了，然后换个地方专心写书，没准儿能再拿个普利策奖。你也不想在地方台播一辈子新闻吧？”

确实不错，哪怕环球演讲社要35%的提成也有赚头，他迫不及待地签了协议。首场演讲是在休斯敦，给了500美元，然后公司拿走175美元，自己剩下325美元。罗宾这才发现协议底下那行小字：“差旅、住宿费用自付。”于是，首场演讲净收入33美元。他想毁约，沃森轻松一笑——行啊，付清违约金就成。不过那都是一年前的事了。但那一年来，他1.9米的个头挤在红眼航班狭小的飞机座位里，与邻座的胖女人，还有哭闹的婴儿为伴。当然还少不了腌臜的快捷酒店。像费城这场直接免费为他提供高级套房的简直是千年一遇。

罗宾盯着套房。真是个告别演讲生涯的好地方。谢天谢地，一切都结束了：不用再跟旅行团挤在机舱里，不用再和旅客尬聊……总算可以把那些演讲抛在脑后——那种毫无营养却卖座的演讲，他已经讲得麻木了：就连笑声和掌声会在哪个包袱抖出后响起他都了然于胸。再后来，所有的城市看起来都不再有区别。接待办里总有阳光貌美的年轻志愿者来套近乎，急切地想与他讨论贝洛斯 、梅勒 和艺术的现状。一杯马提尼后，他就知道能睡到她们了。

在艰辛跋涉四十六个州一圈后，现在的他是IBC总部的“新闻部主管”了。

他拿第一单演讲的酬劳租了间公寓。普普通通，不过好歹比住酒店强。但其实他住在这里的时间很有限。新书桌、一大摞打印纸、碳粉，还有一台新的电动打字机取代了那台小小的手提款打字机。在IBC的工作占用了他白天的时间，应酬喝酒和睡女人占了他晚上的时间，然后周末还得为环球演讲社出差。好了，到此为止。他要在IBC施展拳脚，存下每一分该死的钱。他要把书完成。

有时，罗宾也对自己写的东西心存疑虑。自己真的有天分吗？普利策奖证明不了什么，会做新闻并不等于会写书。那是一本他想写的书，他目睹战争如何影响政界人士——丘吉尔回归，将军们化身政治家，艾森豪威尔——戴高乐……在那之后，他还想写一部政治小说。但他最想看到的是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

他这人一点儿也不物质。有时阿曼达兴冲冲地给他展示自己的新鞋，他会不禁怀疑自己对财富缺乏兴趣。这可能是因为他一直不缺钱。他父亲去世后，把价值四百万的房地产利息留给了他的母亲基蒂，等母亲过世后，房地产又将平分给妹妹丽莎和他自己。每月利息一万二，基蒂大美女过得滋润着呢。挺逗的，他总叫自己的老妈“基蒂大美女”。她很美，身材娇小，一头金发——不过她现在也可能染了红发。两年前她去了罗马，成了他所说的“塑料”金发女郎，而基蒂说这叫冻龄。想到这些，他不由得笑了。对于一个五十九岁的女人而言，她的状态的确太好了。

他从小养尊处优，一路顺风顺水到大学。老爸一直活到了给丽莎办波士顿史上最盛大的婚礼的时候，现在她住在旧金山，和一个剃着平头的二愣子——西海岸的一位房地产大亨一起生活。她有两个很棒的孩子——说起来，他已经五年没见过他们了。丽莎……她出生那年他大概七岁——这么说来，她都三十了，当了妈，生活优渥。而他依旧浪荡，他就喜欢这样，可能是因为父亲当年给他打的烙印。那年他十二岁左右，父亲第一次带他打高尔夫。

“要把每局打球当成学校里的课程严肃对待——比如代数——这是你必须掌握的东西。你必须在比赛中发挥出色，儿子。大生意都是在高尔夫球场谈成的。”

“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赚钱吗？”罗宾问。

“当然，如果你想娶妻生子，组建家庭，当然得这样。”父亲回答说，“我小时候想成为克拉伦斯·丹诺（Clarence Darrow） 。结果后来我爱上了你的母亲，转攻公司法。我不能任性，安心赚钱才是正经事。”

“可你喜欢刑法呀，爸爸。”

“一旦成了家，就不该随心所欲。家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罗宾学会了打高尔夫球。从哈佛大学毕业时，他的差点 已经达到7杆。他想修通识课程，然后读新闻系。父亲极力反对，就像当年他抓到罗宾读托尔斯泰和尼采的书时一样愤怒。

“这对你将来读法律起不到丁点儿帮助。”他说。

“我不想当律师。”

罗宾的父亲气急败坏，摔门而出。第二天，基蒂温和地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应当做父亲的骄傲，这是他欠他的。天哪，又来了，“欠”他的。因为“欠”他的，所以他去打橄榄球——有助于塑造完美的律师形象。他以全身骨折的代价，拿到了哈佛当年赛季的“最佳四分卫”。1944年毕业时，他本该继续读公司法，但他时年二十一，应征入伍空军，踏上了“二战”的战场。本打算回国后继续学法律，孰料世事无常：他参与了多次战役，被授予上尉军衔，又因肩膀中弹负伤，登上波士顿报纸第二版——总算给老爸长脸了！虽然伤得不重，但它害得在橄榄球赛落下的旧病复发，罗宾只好留在海外的医院。为了打发时间，他开始记录住院生活和其他士兵的经历，还投稿给北方通讯社的朋友，而后文章得到发表，罗宾由此开启了记者生涯。

战争结束后，他以全职记者的身份入职国家警察局。当然，为此他又跟基蒂和父亲大闹一场。老调重弹，他欠他爸的债，非念法律不可。幸运的是，丽莎遇到了平头哥，一家人忙于筹备那场世纪婚礼不怎么顾得上他。婚礼后过了五天，老头子打壁球时猝死。好吧，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死法，尚未衰老，且对家庭尽完了责，罗宾想。

罗宾起身，一股脑儿推开茶几。他是他，他谁都不欠。他下定决心要坚守这种生活方式。

他走进卫生间，打开淋浴。水柱打在身上又冷又疼，把血液中残留的最后一点儿伏特加都冲掉了。天哪，他错过了健身房星期一的训练，还忘了给身在纽约的杰瑞打电话取消约定。他笑了。可怜的杰瑞——他只能一个人去锻炼了。杰瑞讨厌健身，但罗宾逼着他一起去。真是奇怪，杰瑞好像并不介意在三十六岁时身材就发胖走样。

罗宾哼着歌，打算一回到纽约就给杰瑞和阿曼达打电话，然后一起去兰瑟酒吧好好庆祝一下。但他不会向他们透露具体原因——毕竟，格雷戈里·奥斯汀说他要亲自宣布。

他开始往脸上抹剃须膏。天啊，他可真想打听打听IBC这一早上发生了什么。 2K/l7GVGKS8LUEsKgD0lhn/s8im0vOiz8r/Cn4b1QkighmIqEheaDmr+Uk/vey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