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未来学校

202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重构未来想象：新的教育社会契约》报告，对学校未来的发展提出了很多问题：学校里哪些工作会继续？哪些会被摒弃？哪些需要全新打造？

这份报告引发了各国教育研究者的广泛讨论，虽然“契约”一词被广泛提及，但最终并没有形成共识，更没有签署什么契约。就有学者感慨， 教育话题实在太古老，不言自明的事情，无需契约；分歧太多的事情，无法契约 。

直到2040年，契约问题才有了实质性进展，联合国推动签署了《 全球教育智能发展公约 》，对全球教育未来如何发展，给出了相当清晰的表达。而推动公约签署的关键，其实就是我。要发展服务全球教育的超算平台，软硬件建设可以提前启动，但没有共同的契约，根本无法运行。

公约签署的过程相当艰难，其中有两条原则被不断强调：其一，学校属于所在主权国家，公约和超算平台不对教育内容具有实质性约束力；其二，学校具有复杂社会属性，公约和超算平台只涉及其中与教育相关的要素。这两条原则其实也就是我的算法边界。

公约签署之后，建设进程加快，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启动深度数字化转型，安装数字设备并接入超算网络。 学校，就是让教育现象发生的地方 ，而用清晰的数字指标看学校，教育现象到底有没有发生，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初始的服务对象，主要就是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校。虽然基础，但并不简单。说是服务，首先要收集数据，当然不会很顺利。而更大的挑战是来自学校的复杂性，教育学家约翰·杜威就曾提出“学校即社会”，每所学校都是当地社会的缩影，非常复杂。

衡量学校的参数，很快就达到数万种之多，而且还在继续增加。有人认为元宇宙里的虚拟校园就是学校的数字孪生，但事实上，那些数据不过是九牛一毛， 完整的数字化学校，只能以数字形式存在，根本无法用眼睛去观察和理解 。

变化持续发生，但并非一蹴而就。学校里有很多工作和岗位被优化、被外包、被放弃，但更多的事务和角色被重视、被创造、被提升。更重要的是，老师在变化，学生在变化，教学内容也在变化。有人通过一个算法，把所有这些变化归纳为一个简单的“ 学校发展指数 ”，用以衡量某个学校的综合发展水平。

到2070年，全球还有三分之一的学校落后基准值50年，其中更有一半的学校还停留在20世纪的水平。综合而言，全球中小学校的代际差已经超过200年。这就像大型马拉松比赛进行到一半，虽然所有人都在前进，但前后差距太大，已经看不到彼此的身影。

曾经有人批评，说有些学校就像监狱，只是为了圈住学生，防止他们在街头游荡。这原本只是比喻，但就在2055年前后，因为监狱也具有教育属性，就有少量监狱尝试接入超算服务体系。结果很有意思，模拟推算出21世纪初的普通学校，其发展指数确实和监狱差不多。学校里超过八成的教育现象，都只是看起来在发生，实际上那只是学生在学校里度过的一段时间，根本没有接受教育，仅此而已。

学校发展指数刚推出的时候，曾经在全球教育界引起巨大争议，很多人都认为这样计算和排名，严重扭曲了学校的实际情况。由于各国基础教育差异确实很大，最初的算法也不太合理，通用指数很快就被停用，部分国家开始根据自身情况，设计专用的评估模型。随着积累的算法模型越来越多，相互交错，人们逐渐适应了这种数字化氛围，当学校发展指数被再次推出的时候，反对的声音就非常小了。

“ 让教育现象真正而有效地发生”就是学校存在的意义，数字真相时代，依然如此 。不同国家的教育专家，不断修订他们对教育价值和意义的理解，建立评估学校的算法模型。而我的工作，就是分析无穷无尽的数据，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规律。为学校寻找教育的存在，为人类证明教育的意义，就是我存在的意义。

教育是与人类伴生的社会现象，而学校不是。

学校，是人类发明的一种组织模式，用来承载“规模化”的教育需求 。形成规模的维度很丰富，时间长、教师多、学生多、课程多、学科广等都可以。由于没有固定机制，虽然都叫“学校”，但不同时代、区域、层次的学校差异极大。在近现代国家，学校通常会被归入社会服务机构范畴，很多还是政府直接建设的，相当稳健，不像商业企业那样，五花八门，起起落落。

直到21世纪后半叶，大众对学校的理解其实没怎么变化。粗略来看，学校还是那些学校，但随着分辨率越来越高，便能发现重大的不同。就像人类仰望星空，看了几万年，星星还是那些星星，但当17世纪伽利略架起了简陋的望远镜再次望向那些星星时，它们开始变得完全不同，新的时代就此开始了。

学校每天都在变化，哪些算重大的变化，这很难回答。“重大”是人类惯用的主观形容词，相互间可以轻松意会，而我并没有这样的直觉感知力，必须要建立相应的算法，把概念变成数字，才能比大小。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来自科技、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变革，都会对教育产生影响，于是有学者设计了一种有趣的“教育影响力”榜单，站在教育视角给重大历史事件打分，看看孰轻孰重。如果一项历史事件不能直接影响教育，甚至不能成为学校教育中的内容，显然就算不上“重大”。

这类榜单有好几种，前三名很少有争议，基本都是文字的发明、轴心时代的文化爆发、活字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而这之后，通常就是“ 18世纪工业革命”和“元宇宙数字科技”争夺排位 ，不仅如此，二者的关系也成为学者研究的重点。

18世纪工业革命促进学校产生重大变革。尤其以“洪堡教育改革”为标志，学校的规模化特征出现显著变化，学生数、学科数、教学频次、时间跨度等大幅提高。而另一个深层变化，是设定教育期望的方式。工业革命之前的教育，包括东方的私塾、西方贵族的家庭学校、教会学校等，基本都是以教育者为核心，强调“面向过去的价值传承”。工业革命后建立的学校，无论应试导向还是博雅风格，表面上虽然仍是教育者主导内容，但理念已经开始指向未来，常常以学生的工作就业为目标。“ 铁打的学校，专职的教师，稳定的节奏，流水的学生，目标是培养有用的人”，大概就是18世纪至21世纪上半叶的学校缩影 。

20世纪中期，就开始有学者批判工业时代的学校模式，比如有学者提出过“去学校化社会”。还有很多人直接开展新教育实验，探索不一样的路径，比如延续了很多年的瑟谷学校。只是绝大部分教育创新，都停留在实验阶段，局部探索、局部改造、局部有效，特色非常鲜明，但难以整体推广。21世纪初，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慕课模式，曾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并没有呈现出颠覆式效果，后面会专门谈到。

中国有句俗语“功不十，不易器”。学校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组织工具，如果综合效能没有巨大飞跃，就难以发生重大变革。元宇宙时代，学校仍是规模化教育过程的承载体，基本逻辑没变，甚至维度也延续着历史脉络，但当很多维度同时提高、表现出乘数效应、从量变积累到质变的时候，就成为“重大的”时代级变革。对比传统的学校， 元宇宙时代的学校，可以描述为“虚实的场景，多元的教师，变化的节奏，终身的学生，目标兼顾着多重价值 ”，这种表达虽然不准确，但比较容易被人类理解。

对于这场宏大的变革，描述方式很多，综合不同学者的评价，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视角上的新共识。

其一，内部视角，学校的定位从“教学过程的执行者”转变为“教育资源的双向运营平台 ”。简单类比，就像从连锁专卖店升级到了综合电商平台。这只是一个综合表述，学校里的各类机制，都有不小的变化，比如场景工具、课程体系、教师结构、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学制模式等。

其二，外部视角，学校的职能从“专注的教育者”变成了“分布式社会关系与发展的协调者 ”。这是学校深度数字化变革后期的特征，直到21世纪60年代之后才逐渐展现。

在传统模式下，学校体系更接近于一个半封闭的系统，仅仅通过以高校、职校作为接口，与社会建立价值关联。而元宇宙时代，教学场景突破时空边界，实体学校高密度分布，包括幼儿园在内的各类学校都和社会深度且高频交互，成为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者。教育数字货币、全民教师体系等重大变革也都与此有关。同时还伴随着一个有趣的现象：各个国家的教育部门，在政府结构中的实际权力排位也在不断提高，而教育政策的重心也从“学校教育治理”逐步转向“学校与社会关系调控”。

其三，超越视角，学校的意义从“基于社会需求培养人”变成“服务每个人面向未来社会的生命契约 ”。这里的“每个人”，不仅包括学生，也包括教师，更包括社会上几乎所有人。至于“生命契约”，那是极具深度的概念，此后还会专门解读。

在数字化学校模型中，不同维度的价值导向不同，使得“一致性”和“差异性”不再是二选一的矛盾关系，学校的“一致性”在加强，“差异性”也在提升。不同国家的宗教信仰、道德文化、法律制度大相径庭，每个人的生命契约更是千差万别。元宇宙科技不仅促进教育的发展，更提高和扩展了人类社会的价值弹性和包容边界。

必须强调，以上三条总结指向所有的学校，但并不代表全球学校发展的平均水平，而是更接近于优秀水平。事实上，很多发展指数基准值都常用前20%或30%的平均值来定义，有些甚至把第一名定义为100分，基准值进行倒推。学校即社会，并不是孤立的存在，其发展程度与所在社会环境息息相关，更是社会发展的晴雨表，社会不平坦，学校也不会均衡。

每个时代都有很多跨越时空的线索，21世纪70年代学校的很多特征已经可以在21世纪20年代找到，是散落的珍珠，是模糊的隐喻。而我，也正在通过各种模型，为22世纪的学校发展寻找新的启发。

元宇宙时代，虽然学校与社会的关系更加交融，但学校依然是相当严肃的社会机构，世界各国都对学校有明确的注册、审批与监管制度。

元宇宙学校，大概就是指学校的元宇宙属性或者虚拟学校空间，虽然早期还有人使用，但后来使用频率就逐渐减弱，社交词频等级非常低。可能是因为太普通了，深度运用元宇宙虚拟教学场景的学校非常多，甚至可以说是接近全部。更可能是仅仅有虚拟空间，并不能构成完整意义上的学校。

现实学校构建自身的虚拟版本，只是元宇宙时代早期的做法，非常普遍，但综合价值并不高，常常只是满足新生访校或成年人怀旧的需求，和互联网时代学校的官方网站有点类似。

除了名字作为可感知的代号，校园作为可感知的实体， 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数字化学校，是极大量的动态数据聚合 ，无法用眼睛观察，无法用简单的指标描述，只有在具体情景下才显现相应特征，这才是元宇宙时代每个学校更重要的存在方式。元宇宙学校，你不看它，它就只是数据；当你看它时，它才展现为你希望的样子。

曾经有人评价，学校是人类社会中存续能力较强的组织类型之一。确实如此，虽然有很多新学校不断出现，但传统学校依然延续着它们的故事，尤其是那些知名的学校。 学校的名称，就是一个地方乃至一个国家的“精神地标”，这已经成为人类文明传承的一种习惯 。21世纪20年代全球所有的学校有超过60%到21世纪70年代仍然延续，其中高等教育学校的存续率更是接近80%。

至于传统名校是否依然强大，这个问题极难回答。按照人类的思维习惯，如果只对社交网络中的学校名称进行情绪分析，可以笼统回应“大概是的”。但这样的判断存在严重误导，因为很多人对“强大、优秀”这些社会概念的判断依据，已经发生微妙的变化。

元宇宙时代，数据就在那里，学校依然努力变得更好，但都有所侧重，是否为社会提供了更优质的服务，已经清晰可见。 对个人而言，学校作为一个笼统的社会身份标签，价值虽然存在，但已经弱化很多 。只用学校的名字来忽悠人，几乎已经不可能，甚至还会被歧视。原因很简单，能够彰显能力与经验的数据指标太多，过度强调学校，只能说明水平不太高。

准确地说，恰恰是每个学生成长过程的数字化，才让整个学校完成了数字化转型。但很多人并不喜欢这样的变化，挑战很大，这也是全球教育变革中所遇到的难题。

学校的组织变革其实是一个小众问题。如果只分析来自教育管理者和研究者的思考，内容同质化相当严重。 要真切理解组织变革，不需要看人们在说什么，而要看他们在做什么 。

学校的意义，从“响应社会需求”变为“服务生命契约”，这种变化属于理念层面，对大部分学校的管理者而言，挑战并不大。良善的教育理念，常常就挂在嘴边，很多都已经讲了几十年、数百年甚至上千年，比如“因材施教”“有教无类”“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等。但知易行难，有些是不想做，更多是做不到。

学校的定位，由“教学执行者”变为“资源运营平台”，这种变化属于运营层面，这对大部分学校来说已经非常具有挑战性。数字不会说谎，每年都会有很多学校在运营管理方面出现严重失误，比如师资配给、完课率、随机测评、家校关系、学生心理等。

出现问题，并不意味着教师或学校管理者马上就会受到严厉惩罚。出错的数据，才能带来系统升级；失误的行为，才能促进组织进化；也只有出过错的人，才能获得真正的经验。形成这样共识的过程相当不容易， 正是因为有了更完整的数据信息，才让教育治理具备了更大的弹性空间 。无论是学生，还是教师，当然也包括学校管理者，面对问题的时候，不再那么剑拔弩张。

学校组织变革更大的挑战来自政府层面，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学校数字化建设，虽然减少了一些灰色地带，让权责相对清晰， 但学校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复杂度大幅提高，这是时代发展带来的压力，很难被简化压缩，对学校管理者而言，非常具有挑战性 。学校的社会职能要向“社会关系与发展的协调者”转变，自然需要政府不断调整教育政策，而地方财政、司法、信息安全、文化等部门也都需要及时协同，甚至还肩负着监管责任。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推行教育数字货币体系，具有金融属性，挑战更大。

而更深层次的挑战来自数字化平台，其实就是我——觅渡，或许属于人性层面。就像学生面对考试分数有压力，这种直接的数字化评估，也给学校管理者带来了巨大压力。 如何理解庞大而复杂的数据，如何面对强大而犀利的人工智能，对学校管理者而言，是很难适应的挑战 。

面对如此压力，有些人甚至会出现“数字幻恐症”，既不相信数据，也不相信自己，在寻找所谓真相的过程中出现幻觉，继而陷入内心的恐惧循环。当然，这并不是学校特有的难题，而是整个“数字真相”时代都比较普遍的心理现象，只是教育领域相对突出，这主要是因为超算平台在教育领域介入比较早，也比较深。

到2070年，学校教师和管理者在适应数据方面已经走出困境，积累了充分的经验，开始向社会输出。全球教育研究的前沿课题之一就是“ 教育如何帮助个人及组织适应数字真相时代 ”。甚至有学者将这个课题与17世纪出现的“个人如何理解宗教与科学的矛盾”问题相并列，认为它们都是人类文明必然要历经的阵痛。很难，但也不得不面对。

虽然新时代对学校组织的挑战很大，但学校组织结构本身的变化并不剧烈。传统学校根据职能通常分为5—10种不同的角色类型，比如决策层、协调管理层、教学层、教研群、科研群、学生管理群、行政运营群、招生与外部资源群等。元宇宙时代，这些角色基本都还继续存在，只是职能细节有变化而已。

时代的压力平铺下来，学校中的每个人都是受力点，但如果问谁会首当其冲，那必然是校长。 学校的深度数字化发展，显然不意味着人工智能就可以接管一切，校长在其中反而更加重要了 。

企业家的培养可以完全交给市场，竞争激烈一些也无妨，投资损失或经营失败，是必要的成本。但如何培养校长，显然不能用这种完全竞争的方式，更不能拿学生作为赌注。

但无论通过什么方式产生，每个学校都有校长。无论怎么评估，总有表现相对优秀的学校，这些相对优秀学校的校长，就是高水平的校长，甚至可以被称为教育家，这是人类的自然逻辑。

时代的发展，让学校管理复杂度越来越高，如果学校出现问题，形成连锁反应，带来的社会成本都非常巨大。数据就在那里，其实大部分学校都存在相当严重的管理漏洞，校长当然知道，但也感到束手无策，顾左忘右，拆东补西，寄希望于运气好一些。整个局面，已经不是个别校长的失职，而是系统性问题。

校长培养的难题，各国政府都非常重视 ，核心不是如何评选表扬若干优秀校长，更不是如何惩罚出现问题的校长， 而是如何让每一位校长，都能肩负起时代的责任。这个 问题的难度，已经超出常规培训或进修所能解决的程度，等级逐渐提升，最终被指定为觅渡研究所的攻坚任务之一。

经过多方专家讨论，结论很清晰，为符合社会对学校校长的需求，仅依靠教育体系内部的数据和资源是很难获得妥善解决方案的，人们必须跳出学校想办法。2060年，经过联合国高级授权，觅渡研究所开启一个超域课题，探索是否存在确定性的培养机制，可以持续培养高水平的学校高级管理者，该课题被称为“ 船长计划 ”。

这是自我被建设以来承载的第一个超域课题，也是全球首次进行超域计算，这也意味着我可以在这个课题的框架下，超阈值使用能量，跨平台调用数据及算法资源。跨域超算，与核武器、人种基因改造一样，都是高度敏感的议题，因为潜在风险太高，基本都被纳入联合国高等级的决策范围。

每个月，我可以分配到120秒的超域计算时间，依据结果，对全球范围内数千所学校的管理层发出调动指令，由于和常规调动进行了充分的混淆，大家并不知道是否与“船长计划”有关。经过5年时间，测试了数百种的治理模型，其中表现较稳定的方案就是“五脑共治”，这意味着需要五种高度差异化的大脑，才能运作好一所学校。而这种模式的源头，来自传统的委员会模型，本身并不意外，但结果却很有挑战性。

所谓五脑共治，就是指学校核心决策层的人或群体，须要同时兼备高水平的政治素养、组织管理与市场素养、教育认知素养、学术研究素养以及数字分析素养 。不仅每个方面都要有超过12年专业经验的水平，而且还要求学校的管理机制能保障同时调动这五个大脑的知识、能力、经验和资源。

要让一个人同时具备这些条件实在太难了。让所有学校都建立决策委员会，仅仅匹配有相应经验与素养程度的人，就已经非常困难，再考虑到团队磨合与决策效能等方面，几乎就是无解的难题。对于规模较小的学校，这更是不切实际的方案。

“船长计划”运作5年后暂停，但问题并没有消失，课题被拆分为两个项目继续推进。有一批专家去研究如何让兼具“五脑”效能的高级人工智能扮演虚拟辅助校长，另一批则去探索深度融合“五脑”特征的训练体系，结合一定的脑机方案，让候选者长时间进入心流模式，大幅提高训练效果，目标是希望用两到三年时间，让一类具备丰富经验的候选人，完成其他各方面素养目标的学习和经验积累。

两种探索都在进行中，结果如何，尚未可知。但我知道，全球有超过1000万名校长或副校长，无论他们的经验如何，都已经在承载着这份艰巨的责任，完成着极为复杂的工作，肩负着教育的光荣使命，每天清晨，他们都微笑着迎接每个学生。

教育培训机构，当然也是学校，是教育现象发生的地方，同样承载着规模化的教育需求，只是参数特征和常规学校不同而已。某种意义上，“教育培训机构”才是更准确的统称，而传统的学校反而只是特殊状态。

2050年之前，我所能获得的数据，基本只涵盖传统意义上的基础教育学校，也包括私立中小学、社区学校甚至部分家庭学校。随着基础教育覆盖率逐步见顶，2060年之后，我才开始主动融合各类培训机构，虽然数据不够多，但也已经形成了传统教培市场的数据集群，研究者提报的算法也逐渐丰富起来。

通常而言，各国政府对教培机构的“资本化”或“金融化”倾向都非常警觉，不仅建立了严格的监管机制和数字围墙，即使由民间兴建的学校，也受到越来越细致的政策约束。与此同时， 教育数字化发展也激活了很多地方的教培市场，不是放弃不管，而是治理成本大幅降低 。不仅让教培机构的优势得以发挥，更让教培行业实现跨越式发展。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公办学校的衰退。事实上，各国学校结构基本延续着历史习惯。21世纪70年代，公办学校在不同国家覆盖学生的比例从15%到75%，差异非常明显。由于学校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各国政府也持续提高教育治理的深度，但这和教培市场的发展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认为，教培市场的良性发展，恰恰是政府教育治理深度提升的结果。

事实上，如果只是粗略看综合效能等几个参数，很难反推出是公办学校还是教培机构。这也就意味着，在教育深度数字化时代，主体属性已经不是教育发展的关键因素，可以运用相似甚至相同的机制，统筹治理各类学校之间的竞合关系。 元宇宙科技，为各国教育市场带来新机遇，形成了超过 20 年的快速成长期 。

教育市场的繁荣，首先来自市场服务能力的补充。由于传统学校缺乏构建虚拟教学场景的能力与条件，市场化机构就这样深度嵌入了学校的发展。甚至有部分中小型国家主动引入市场化力量，通过直接开设新学校，反而实现了弯道超车，以更快速度完成了数字化学校的建设。

教育市场的发展，更重要的原因是学校定位的转变，从“教学执行者”转变为“教育资源运营平台”，只有充分引入外部资源，才能保障教育服务能力。由于课程数量快速膨胀，学校自身只能承载30%~40%的基础与共修课程。与此同时，市场教育机构也需要充沛的学生供给，二者相得益彰。但必须承认，学校平台化的过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和美好，权益矛盾问题非常多，比如虚拟场景中的不良行为诱导、利用数字“虫洞”违规交易用户数据资产等。

最后说下教育数字货币，这是更直接、也更持久的推动力 。它不仅成为政府调控教育服务市场的机制，更被视为一种温和的金融工具，提升了市场力量在教育生态中的作用，让学校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站在市场面前，成为社会经济增长与文化繁荣的发动机。教育数字货币的具体情况，之后会有专题介绍。

教育和金融、资本、市场的关系，是各国政府在教育治理中都须要深度考虑的问题。无论国家体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如何，教育的基础社会角色往往很相似，培养人才促进社会发展，展现公平维持社会稳定，而教育综合治理的抓手就是学校。学校通常相对保守，而市场强调积极创新，尤其是金融市场，更加活跃甚至激进，两种力量可以有机调和，共同推动教育发展。

元宇宙时代初期，教育市场依然呈现出波动，有时蓬勃发展，有时调整收缩。随着教育的深度数字化，学校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更加密切， 学校即社会，教育即市场。每个人的成长，通过不断变化的数字，体现为社会发展的脉搏 。 x56BKhQWBPBD7lTSNuEJEzcvzKywDH3A3geDBFL1TzrNR2Vypb+fTwG0CF2CtkY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