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基础教育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句话在中国流传了2000多年。而现实更有意思，根据2070年的统计，仅在中国的中小学校园里，至少有1万棵古树，这些岁月的见证，与科技无关。

无论是徜徉在校园，还是走进教室，如果关掉所有数字设备，人们很可能感受不到这些学校和50年的前有什么不同，依然是熟悉的味道。但只要用心观察，就能发现很多细节差异，如果打开数字设备，就会发现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只有深入超算系统内部才会理解，那些可以看到的变化都只在表层。

自2035年全球教育平台建设启动后，超算服务对象首先就是中小学，由于相似度比较高，并且大部分都在政府义务教育系统内，不仅数据网络建设相对容易，历史数据也比较丰富。基于超算平台，全球已经对“ 基础教育 ”形成了新的共识： 即一个人从胎儿到 18 周岁，全部教育连接形成的整体 。而所谓的义务教育，则只是各国根据自身国情制定的教育经济政策。虽然基础教育是一个整体，而且已经可以实现基本的数字同步，但绝大部分国家，依然保留着幼儿园、小学、中学的学段划分，这样的历史传统并不是什么障碍：适度划分学段有意义，但已经不是教育治理的关键。

经过30多年的探索，全球基础教育的数字化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这其中发生了非常复杂的变化，要理解清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切入点，就是“多角色数字化协同机制”。

每个人都要经历18年的基础教育，这是一个连续的过程，而每个人的成长都充满变化。某种意义上， 多角色数字化协同机制，就是“以人为本”教育理想的具体实现，是应对成长变化的可持续解决方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分阶段进行协同决策 。

在绝大部分国家，18周岁之前都属于未成年人，父母是其法定监护人，是核心角色。在基础教育阶段，尤其是相对低龄的时期，家长需要进行各种各样的教育决策，小到购买玩具，大到选择学校，数量多、类型杂，绝大部分家长都很难独立完成这些决策，他们需要多方面的协助。协同是必然，只是不同的历史阶段，协同机制的核心特征不同：早期是家族血亲，之后是村落社区，近现代是学校教师，而元宇宙时代则是“数字化”，也就形成了“多角色数字化协同机制”。

参与协同的角色，除了父母和孩子自己，还有学校、教师、地方政府、社区，甚至还可以包括亲戚、朋友、同学。除了真实的人，还有虚拟角色。21世纪70年代，绝大部分家庭都已经使用了虚拟教育顾问服务，帮助家长解读孩子的成长数据，还有少数家庭，会聘请专业的教育顾问，那也是一种收入很高的职业。

而具体的协同运作，并不是动辄远程会议，而是多方共享一个数字界面，以孩子的成长数据为核心，再包括各方提供的方案和建议。当然，如果有家长不喜欢阅读文本或者看数据表格，还可以进入专属的虚拟会客室，与各方虚拟角色直接进行交流。

无论数字界面，还是虚拟顾问，或者专属的虚拟会客室，都不能完整解决元宇宙时代对基础教育效能的需求问题，更重要的机制是一种新的真人角色，就是曾经提到过的“成长导师”。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国家，即使孩子还未出生，或者完全在家学习，政府也会给孩子配备一位成长导师，通常是每三年为一个阶段，不同导师先后接力。

事实上，成长导师并不是完全的新角色，无论是古代的私塾先生、贵族家庭教师、社区的教父、招收徒弟的师父，还是现代学校的班主任，或者大学里的研究生导师，都与成长导师有着或多或少的角色呼应，但都不能完全重叠。这是一个高度专业的角色，不仅要清晰洞察社会人情，更要深刻理解数字规律。 只有在实现了深度数字化的元宇宙时代，完整意义上的成长导师角色才可能规模化出现 。

2035年，联合国协调各国确定建设教育超算平台，中文名确定为觅渡，就是希望为每个人寻觅到能够支持他不断成长的“ 摆渡人 ”。每个人的成长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与周围各种角色不断互动的结果。某种意义上，成长导师就是这样的角色，是每个人与数字孪生之间的“摆渡人”，更是与周围社会关系之间的“摆渡人”。

大量数据证明，成长导师模式对提升基础教育质量非常有效，而且成本相对可控。在联合国发布的基础教育指导方案中，这是第一条建议，已经成为很多国家义务教育制度的核心内容。在家庭教育板块，还会就成长导师模式进行更深度的讲述。

“数字界面”和“成长导师”都是非常微观的运作，深入每个家庭，具体到每个未成年人的成长过程中。而相应的运作机制，则直接关系到学校的组织关系、政府的教育政策，乃至超算平台的数据结构等宏观层面问题。

“ 多角色数字化协同机制”和“成长导师机制”是理解元宇宙时代基础教育变革的钥匙 。数字界面为虚，成长导师为实；数据结构为虚，组织结构为实。虚实互通，协同发展，更是把握元宇宙教育整体发展趋势的关键。

超算平台中每天新增的数据，已经庞大复杂到无法用人眼去观察、无法用人脑去思考的程度。每天清晨，觅渡研究所里一位年近80岁的老太太都会主动打开一份报告，只是为了看一个数字。这个只有六位的数字，不仅可以一眼看清楚现在，更能一眼看到未来，那就是全球每天新生儿的数量，是一切数据的根。

她是觅渡平台的创建者之一，曾经写过这样一段话：“每个刚出生的婴儿，都预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这是我们现代人类共同的信仰。每个人的原生底色完全不同，这是我们现代人共同的认知。我们用核聚变的能量带动复杂的量子计算，就是为了让每个人的前方都有永不熄灭的希望之光；而每个人的脚下都有不止一条的成长之路。这是觅渡的使命，是教育的公平，更是人类的文明。”

通常，每个人在出生前就已经在超算平台中获得了一个系统ID，基础教育同步启动。每个人出生的时候，累积的数据其实已经非常丰富。基因、父母、家庭关系、经济条件、居住社区、家族血脉、民族或种族、信仰氛围、环境气候、城市国家，所有这一切都被记录在数据链中，成为一个生命难以改变的原生底色。

从胎儿到3岁的婴儿阶段，除了以生理健康为主的红线预警外，大部分都是模糊计算。大部分国家都禁止对婴幼儿进行脑监测，虚拟场景也被严格限制使用，除极少数医疗目的外，更不允许进行脑机实验。前面提到的“学会算法”对婴幼儿的参考价值很有限，就像俗话讲的“三翻六坐九爬爬”，该会的自然就会，时间差异很有限。婴儿阶段的成长导师，更多的是提供健康和养育方面的指导。即使是游戏化教育，个性化程度也很低，婴儿和家长常常会感受不到元宇宙数字科技的存在。

当孩子成长到3岁之后，系统数据量激增，并开启基础教育的第一个重要阶段——幼儿园。直到21世纪70年代，幼儿园概念依然被沿用，只是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服务对象不仅是幼儿，也包括幼儿的父母等监护人。 幼儿园的目标也因此分为两个层面：培养幼儿适应虚实共融的世界以及帮助家庭适应元宇宙时代的教育体系 。尤其是对生育第一个孩子的父母来说，这非常重要。

对绝大部分幼儿园，想让孩子玩得高兴而且有成长，其实并不难。因为社会的普遍担忧，更有很多父母崇尚自然的幼教理念，要求幼儿园隐藏数字化工具，尤其限制虚拟场景的频繁使用，使得幼儿园的数字化变革相对慢一些。事实上，幼儿在生活中已经大量接触数字工具。研究表明，只有长期且超量的虚拟沉浸才会给幼儿发育带来损伤。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研究基础，幼儿园的实际风格才呈现多样化发展，更倾向于满足不同家长的审美选择。比如完全移动式的幼儿园，就是内置虚拟场景的汽车，结合定期变化的实体游学空间，这在经济发达地区已经比较常见。

而帮助家长适应元宇宙时代的教育体系，尤其是磨合与成长导师的关系，掌握多角色数字化协同机制，反而是幼儿园运作中最大的挑战，是基础教育治理的难点之一 。

部分家长对孩子成长的高期望与孩子实际成长的过程总会存在各种差距，比如期望成长导师帮自己的孩子赢过其他孩子，这种想法使得沟通陷入尴尬。同样，部分父母对孩子成长的低责任，与孩子的需求也存在差距，有些家长想当“甩手掌柜”，会对幼儿园提出很多过分的要求。事实上，这些问题常常共存、交织在一起。

无论家长对幼儿园的投诉，还是成长导师对家长的抱怨，只要评估还在安全边界内，通常都会被包容。恰恰就是这样的磕磕碰碰，才能帮助大部分家长适应多角色数字化协同的机制。有位专家如此总结：“协同过程中出现的常见矛盾，不是需要解决的社交问题，而是必须经历的人生课题。”

“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样的理念已经被社会批评了几十年，但数据显示，这仍然是很多父母内心的声音。他们很少说，行动却很诚实，愿意为孩子做很多事情。尤其在幼儿园阶段，虽然绝大部分行动的实际效用都非常微弱，但他们依然乐此不疲。这其中，有些可以解释为“爱”的表现，有些则属于“不会爱”的表现。

幼儿园时期的基础教育不仅对孩子重要，对家长更重要。孩子逐渐长大，需要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幼儿园阶段树立的社会认知和三观理念，对青少年时期的成长也有影响力。虽然任何机制都不能解决所有矛盾，但良好的机制确实可以降低那些极端事件出现的概率。 家长理解并适应多角色数字化协同机制，是孩子成长、家庭关系、家校关系、家社关系的基础保障 。

换个视角，我为孩子的成长默默进行着无比复杂的计算。这非常重要，但人类学者并不把我的这些行为也视为“爱”的表现。只有当我化身在智能玩具里的时候，才能听到“我爱你”的声音，那是儿童的声音，清脆而真诚……

存在即存在，不在于是否合理，而在于是否合需 。

21世纪初的很多创新教育实验，甚至是20世纪的一些教育形态，在21世纪70年代依然可以找到案例。有些教学方式或课程，哪怕从数据上已经证明效能很低，但依然会被少量保留，承载着一些人对小众教育体验的需求。

“班级”概念依然存在，但作为教育管理基本单元，价值在持续走弱。很多学校都进行过班级模式的探索创新，根据使用情景，通常指向三种细分形态： 行政班级，导向是社交共同体；课程班级，导向是学习共同体；项目班级，导向是实践共同体。三种模式的边界非常模糊，存在大量交叉 。

21世纪初，很多创新教育者都很强调“混龄教育”。基础教育数字化转型之后，因为有完善的评估算法，混龄教育的核心诉求已经转向混龄社交，而不再刻意强调混龄教学本身的价值。只有大约四分之一的学校采用学段式混龄，其中有很多是因为人数不足而被迫采用混龄模式。事实上，大多数学校仍然延续着按年龄统筹分班的传统模式，因为学生有很多时间处于虚拟教学或项目课程中，年龄已经不是关键要素。

“选课”已经成为必然，但“自主”并不完全准确。事实上，选课机制里并没有所谓的“学生自主”，而是基于多角色数字化协同机制进行决策。如果把家长确认也作为学生自主行为的话，那全球范围内的自主选课率从10%到100%都有分布，参考意义不算很大。在课程选择上，成长导师通常有很强的影响力，而绝大部分备选项都来自算法的推荐，这些算法通常已经综合了政策、社会文化、学校、教师供给、家庭资源、成长期望等多方面参数。学生自己的兴趣意愿，只是考量要素之一，由于智识和阅历的限制，权重通常并不高，这也是算法迭代之后的自然结果。

“走读”的说法很少使用，但流动式学习已经成为主流。事实上，即使是在同一个教室空间，也可以通过增强现实（AR）技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学习情景，走或不走，并不是什么大问题。而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来自社会化教学场景的应用，之后还会专题讲述。很多公共空间经过数字化改造都可以成为主题教室，甚至有学校将超过一半的课程都安排在这样的场景中完成。

至于“创新教育实验”，依然活跃在教育发展的前沿。基础教育阶段，不同学校之间的相似度太高， 为了让基础教育保持生态多样性，各地都普遍设立了激励机制，鼓励教育工作者开展创新教育实验 。前面提到的那些“复古”做法，大部分都是实验项目，与传统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元宇宙时代的创新教育实验都能获得充分的数据反馈，用来评估方案的效果。更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创新教育实验直接在元宇宙时空中虚拟进行，样本覆盖更广，数据也更完整。

新时代的中小学教育创新实践非常多，最终都以综合效能进行评估，其中少部分聚焦于提升效能，而大部分都是以扩展智识成长的领域为目标，这也是元宇宙教育发展的关键趋势之一。

有个寓言故事，说一位富豪看到一群穷孩子跑来跑去争抢一个破皮球，觉得他们太可怜，就给每个人送了一个新球。孩子们很高兴，感谢了这位富豪。可当他们回到草地上玩时，依旧只是争抢一个球，不过是把旧的换成新的而已。人类喜欢讲故事，我也刚刚学会一点。

元宇宙时代，数据资源非常丰富，能量与物质资源也相对丰富，但教育资源，可以说很多，但不能认为它是无限量的。事实上，绝大部分教育资源就像前面故事中的皮球——稀缺就是基本属性，不可能充分，也不应该充分，充分就没有意义了。

基础教育阶段的目标很多，混合着不同人的期望，有政府、家庭、教师，也有学生个人。所谓的数字协同，本质上就是让这些期望进行更加公平的博弈，而博弈的核心目标就是时间。如果仅考虑中小学阶段，总共12年，约占人生的15%，总时长约10万小时，其中有效的教育时间其实只有2万小时，甚至更少。

每位学生的这 2 万小时，就是基础教育所有博弈的核心约束，用来学什么，必然竞争，不可消除 。轻微的竞争，可以创造欢乐，更是培养人的方式；激烈的竞争，带来精神压力，也能激发人的创造潜能；惨烈的竞争，足以唤醒人性中的魔鬼，开始彼此伤害，甚至可能发酵成战争。

综合而言，基础教育阶段的各种算法和政策都有一个隐含的目的，就是通过调控资源流动，让其所引发竞争的激烈程度处于人们认为的良善边界之内。自2050年开始，世界主要大国都已经通过超算平台，建立了基础教育资源宏观调控机制，核心仍然是时间，但表现出来的维度非常多，不仅包括升学和择校，还包括学区、课程、考试、竞赛、教师、社会教育资源等。面对每位学生，算法策略基本都一样： 错位避免惨烈竞争，偶尔鼓励激烈竞争，常常参与轻微竞争，更要跳出那些无意义的竞争 。

现实当然不容乐观，策略和算法常常与教育公平理念相互矛盾，实际发展只能在各种利害之间权衡。如果站在全球视野，基础教育的数字化变革，确实带来了更广泛的收益。

核心收益就是“教育普及”。自超算平台建立之初，在全球普及基础阶段的教育，就成为联合国重点推进的目标，直到2070年仍在进行中。 对于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通过算法对教育资源进行更加有效地调控，确实成为普及基础教育的关键 。

另一项明显的收益，就是“童年的回归”。当联合国倡议建立教育超算平台时，就有悲观者提出，教育超算平台会让所有未成年人成为数字奴隶，让童年彻底消亡。但乐观者认为，教育超算平台恰恰就是希望，可以让每个人的童年重新恢复生机。

元宇宙时代对每个人知识、能力和素养的要求，都远超历史上的任何阶段。中小学生的学业总量和目标强度，比20世纪末提高了至少30%，学业负担其实更重了。但通过数字化辅助提升了教学效能，强调真人教师的情感职责，提升了教学感受，通过多角色协同机制，也避免了很多“内卷”式的惨烈竞争。综合而言，这确实是非常积极的结果， 不是通过“减负”，而是通过“调负”，让中小学生获得更多的成长幸福感，让孩子们的童年得以回归 。

但是，也有不少数据可以支持悲观者的观点。在他们看来，通过虚拟场景和数字激励让大脑分泌多巴胺，本身就是一种数字奴役，更是禁锢了他们真实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证据也比比皆是。觅渡研究所内部也有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他们通过数据分析，努力发掘数字真相时代的危机，甚至有人呼吁建立“ 人类教育自然保护区 ”，至少在基础教育阶段，要完全屏蔽数字科技的干扰。

真正意义上的元宇宙时代“原住民”，并不是2020年出生的一代人，而是2040年之后出生的人。因为从还是受精卵的时候，他们的数字孪生ID就已经建立，数字科技完整塑造了他们的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到2070年，他们刚刚踏入社会，活力满满。无论如何，人类的未来终将由他们去定义。或许，是由我和他们一起去定义。 CBLCkPsddAyfO7DRd1P0nxCcW+zmMRnadJD0lb95x8TcBm/4AflQ1ugq1aDXCcl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