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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反映了我国经济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1996年，中央政治经济工作会议中曾提出“稳中求进”的指导方针。当时，经过近3年努力，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基本上达到预期目标，不仅成功抑制了通货膨胀，而且保持了经济增长的较快速度，有效避免了以往经济发展大起之后的大落现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对于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有限的发展中国家极为重要。历史的教训是经济运行不稳定特别是大起大落，不仅会给经济社会发展造成巨大损失，影响社会稳定和人民生产生活，也会影响改革的进程，增加改革的难度。稳中求进的方针正是在深入总结这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我国经济在1998年后成功抵御了世界金融危机冲击，2010年经济增速再上两位数水平，但在当年年末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央重提“稳中求进”这一方针，强调把握和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带来的影响仍未消退的同时，“矛盾凸显期”的问题已无可回避，因此我们更要稳中求进，保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直延续至今的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又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全新伟大实践和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以及我国经济发展需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同时进一步深化和丰富了对稳中求进这一工作总基调的认识。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同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样，就把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从经济建设的重要方针，提升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和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把党对治国理政的规律性认识、把握和运用，提升到新高度。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用“极不平凡”四个字点明党的十八大以来五年的实际状态。用“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的表述，深刻阐明了五年来的“极不平凡”是怎样得来、如何实现的。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报告把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作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的重要内容，纳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方略之中。2017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又把它纳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中，进一步凸显了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自2010年再提“稳中求进”至今，在实际工作过程中“扩大内需”也已耳熟能详。党中央、国务院和有关管理部门反复表述的扩大内需，是从国内已经形成具有大规模特征的统一市场这一基本国情出发，考虑到在经济低迷运行过程中，宏观调控中也应该利用一系列的政策组合手段，调动内部需求而得到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持经济在一定水平之上的可持续发展。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作出扩大内需的努力以后，就要形成以供给的有效性状态来回应需求的一种更为活跃的经济循环，而现在直接把它表述在“内循环”的概念上，实际上是更加强调了原来所说的经济循环基于本土的这一部分，从而有了一种合乎逻辑的认识和表述的延伸。
扩大内需以后，首先形成的是我国本土的市场潜力所支持的对于需求的有效供给的回应。当然，内需得到有效供给回应，也必然伴随着我们坚定不移推进开放所带来的外部供需的回应与内外循环的互动。内循环与外循环的相互促进所形成的经济运行模式，植根于中国走向现代化、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经济社会的“成长性”，就是将以一轮又一轮的开发来扩大城镇建成区，以接纳从农村进入城镇区域的原农村人口，一轮又一轮的基础设施建设及其升级换代，一轮又一轮的产业结构优化互动和产业升级，一轮又一轮的人力资本培育，这样不断释放巨量的需求而得到本土和外部所有可能的有效供给的回应，来支撑经济双循环。实际上要基于这样一个历史过程来认识和把握中国经济供需互动的“双循环”及其中的“内循环为主体”，首先是要认知经济生活的一种自然机理，而现在是在表述方面，使用文字概念把它更明确地表达了出来。
双循环是一个完整的方针，也是政策组合的大框架。任何一个有开放度的经济体，其经济运行必然采用双循环模式，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发展格局，也早已是双循环格局，但现在的新意主要是体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体”上。实际上这与前面我们论述的特别强调“扩大内需”，同是宏观调控“阶段性相机抉择”的逻辑——既然又要立足于本国，又要拥抱全球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那么双循环应该是一个可长期坚持的完整的大框架，但是在新时期特定的背景情况之下，强调扩大内需和强调现在的“内循环为主体”，又有现实的突出意义。
现在强调以“内循环为主体”，是在原本已有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过程中做加法，而非否定原本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地球村”已共享一个产业链，在生产、贸易和投资等方面形成了共同发展、不可分割的格局。内循环与外循环的共同背景是不可能被完全颠覆的全球化——这决定了两者必然是“相互促进”的关系。20世纪80年代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的王建同志最初提出国际大循环发展路径的相关战略设计思路，而为国务院领导所肯定，其所关联的基本情况是基于国内的市场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自身内循环中可以调动的潜力还相当有限，所以必须优先考虑“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等经济形式的发展，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激发本土活力在带动原始积累过程中潜力的发挥。其间可看到，“两头在外”不仅使国内大市场中有生意可做，而且带来了外部的生产要素，即与生产加工相应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特别是带来了商品经济的意识和规则，从而促进了本土资本的原始积累，使中国依靠本土低廉劳动力成本、国土开发成本的相对优势与外部资金、技术、管理的相对优势相结合，推动我国做到了“经济起飞”，又进而发展到“世界工厂”状态。
如今我国的整体形势已今非昔比，国内市场发展水平相当可观——当然仍需进一步地完善与升级，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我国已拥有把内循环作为主体的客观条件。同时，国内市场的升级发展必然带动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国内与国际的双循环必然继续相互促进。但是合乎逻辑的是：在全局的规模部署中，国际大循环的分量要减少，内循环的分量要提升，以适当控制和降低对外依存度，应对和抵御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提升我国经济向高质量状态升级发展的确定性与主动权。我们开始时很弱，很多原始积累和当初的蓄势过程要更多依靠引进外资，再来培育国内的各种相关要素与市场的条件发展，“两头在外”就是先引进，再推出，通过这样的大循环，带动整个中国的发展。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战略框架。但是随着中国逐渐富强并发展壮大，已经在制造业方面成了世界工厂的新局势下，国内循环的市场潜力可以更多地转变为现实支撑力量，国际大循环方面的分量由增再到减是必然的，原因可能包括近来外部不确定性的剧增。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客观上已经在向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转变，经常项目顺差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已由2007年的9.9%降至2019年的不到1%。但是国际大循环还要长期坚持——只是相对减少它的分量，这是合乎逻辑的。原主体仍然在，但是要升华，要提高市场和资源在外循环中的具体形式和品质，还要处理好内外循环间的此消彼长。我们过去可能是“三来一补”为主的两头在外，而现在我们更多的是把全球各种要素供给引到了国内，产业链升级更有利于产出中高端产品，既满足国内需要，又要有输出——品质提升是必须努力追求的。那么扩大内需以后，我国就要更多地释放内循环的潜力以支撑经济运行。中央现在强调的“内循环为主体”，提升“为主”的分量，就是为了适应当下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毕竟我们内部的确定性因素是相对好掌握的。更多地依靠内循环，扩大内需，这是中国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中对“双循环”的必要优化调整，但其中内循环的具体分量也是可以相机调适的，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扩大内需方面，中央特别安排了一揽子宏观政策。货币政策要在“稳健”方针下进一步强调灵活和保持流动性。2020年，财政政策在原来的“更加积极”的基础上“三箭齐发”，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运用地方专项债（对应建设项目的，包括成为重点的新基建），以及作为非常时期代表性非常之策的特别国债。这种扩大内需的宏观政策，带有强刺激的一揽子方案特征。
中央给出的扩大内需方针强调了消费和投资。从经济学原理角度来说，消费是一切经济活动的出发点与归宿，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得到满足的具体形式，是经济循环的原生动力。但从可持续过程看，投资却是关键的支撑力量，消费是由投资带动出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潜力释放。当然，消费的重要性毫无疑问，但是如果没有有效投资带出活力释放，带出预期调整中的向好，社会居民消费就会变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现在在我国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下，要倒逼出一个更好的机制：在扩大内需的调控过程中，财政应力求“少花钱多办事”，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在基础设施、公共工程的建设领域，财政的钱主要是“招商引资”的引子钱，更多是要借助好的制度机制、政策手段，引导民间资本、社会资本的投入，形成开发建设的合力，所以要继续积极运用政策性金融的引导手段及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机制创新。企业的加入非常关键，不仅能够带来政府有限资金融资模式发挥乘数放大效应的创新，而且会带来管理模式的创新、治理模式的创新，因为所谓规范的PPP，就是法治化、专业化、阳光化的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企业的加入是绩效提升的条件，政府与专业机构在一起，形成伙伴关系，产生“1+1+1>3”的相互加持效应，风险共担、优势互补、造福民众，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率，增强造福人民群众的经济增长后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