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质量升级发展：创新引领，实施供给侧改革

近10年我国的经济增速开始放缓。如表2-3所示，自2011年第三季度起，我国经济告别了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12—2015年的增速维持在7%以上，2016—2019年的增速则维持在6%以上，进入了中速增长阶段，出现了增长阶段的转换。这与我国国民经济总量基数大以及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制度安排和经济政策等要素发生变化有很大的关系，2010年发展为稳定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后经济增速的向下调整，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大同小异，很大程度上是经济向前发展而发生阶段转换的正常现象和必然结果。但2018年之后，我国的这个调整、转换过程又叠加了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因素，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增长速度换挡期的背后是潜在增长率的下降，是由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国际上演变过程的经验表明，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历高速增长的经济起飞阶段后，由于受到忽视“技术进步和结构优化+投资拉动模式”的不可持续、可利用技术减少以及人口红利接近枯竭等综合因素的影响，会出现经济增速明显下降的情况。其中较为典型的是日本和韩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过20世纪50年代、60年代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在9%以上的高速增长之后，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初，进入了低速增长期，1974—1992年的平均增长速度下降到3.7%，之后又进一步下降，进入了调整与停滞期。高速增长期结束之后，日本也对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调整，由贸易立国转向科技立国，由外需主导型向内需主导型转变。韩国在20世纪60年代工业化打下的较为牢固的基础上于70年代、80年代进入了全面发展阶段，这一时期韩国经济高速增长，自1962年开始实施经济发展计划以来，其GDP年平均增长率在8%以上，直到90年代中后期才开始下降，1996—2008年期间降为4.6%，韩国经济自此进入中速增长阶段。

2010—2018年我国经济发展增速放缓，是顺应经济起飞后经济增速下调必然过程的表现，也是党中央、国务院主动调控的结果，“牺牲一些速度”是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必要成本”。一直以来，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如图2-4所示，2003—2012年各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在20%以上，并从2010年开始放缓。随着投资的高速增长，我国的建设用地日益紧张，供给不足，使用成本上升，同时需要消耗大量建筑材料，而这些建筑材料的生产又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和资源，也会对空气和水资源造成较严重污染。由于老龄化进程加快、用工等原因，人口红利消失、成本不断上升。土地、资源环境及人口结构的变化对投资增长的制约越来越大，导致了投资的潜在增长能力下降。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20》。

前期投资的高速增长带动了产能的快速增加。在经济快速增长、市场需求旺盛时期，产能过剩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追求高质量发展时，产能过剩问题就逐渐凸显出来。产能过剩是工业领域的普遍问题。如表2-4至表2-9所示，水泥、平板玻璃、焦炭、化纤、钢材、电解铝这些传统行业的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不仅如此，光伏、风电等新兴行业由于前期产能增长过快，金融危机后国外需求放缓，国内供需对接的机制性堵点未打通等原因，也存在着较明显的产能过剩问题。而将过剩的产能消化掉，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是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机遇，同时也面临着由此导致的一些地方、行业受到较大冲击，有些企业甚至退出市场的阵痛。总之，我国进入结构调整阵痛期，过去高消耗、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亟须改变为集约型、高效益的新增长方式。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资料来源：2013—2015年中国统计年鉴。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为了进一步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增长，我国政府推出了一揽子刺激政策，产生了明显效果，对于拉动全社会投资和稳定经济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我国率先走出危机，成功扭转了增速的快速下滑，还建设了一大批重大基础设施，为未来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时，一揽子刺激政策也带来了一些副作用，如形成房地产泡沫、工业领域产能过剩、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具有很强周期性不易形成持续的增长等，从而使我国经济随后进入了刺激政策的消化期。

2010年后，我国经济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国经济面对下行压力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对新阶段、新特点，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论断：“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阐明了新常态的九大特征：模仿型、排浪式的消费需求转变为个性化、多样化的消费需求；传统产业相对饱和，新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出口对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减弱，需要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传统产业供过于求，产业组织新特征凸显；老龄化进程加快，创新需要成为新引擎；由数量扩张和价格竞争转为以质量和差异化为主的竞争；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各类隐形风险逐步显化；全面刺激政策的边际效果明显递减。这一时期，我国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经济建设需要适应和引领新常态，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进行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

2012年7月，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我国首次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之后这一战略被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做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部署。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从“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到“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提出以创新为首的新发展理念，我国逐渐将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以畅通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径，破除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体制机制障碍。党中央和各级政府出台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行动方案》等一系列文件，为体制机制问题的解决提供有力的指导与支持。作为创新主体的人，是支撑和驱动创新的重要因素，国家高度重视人才培养，不断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尊重人的创造性、积极性和主动性，培养和提高人的创新能力。2016年5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对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我国进入全面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新阶段。

我国的研发投入保持较快增长，如图2-5所示，2019年研发经费投入达22 143.6亿元，已经连续四年实现两位数的增长，投入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研发经费与GDP之比）不断提高，于2014年突破2%，2019年达到2.23%，已超过2018年欧盟平均水平，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差距逐年缩小。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生产关系自我革命”的改革在“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指导下，于深水区的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三去一降一补”仅是其较初步的切入点，在未来我国全局的和长远的推进现代化战略历史过程中，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与攻坚克难，是“纲举目张”的主线，也是我们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从而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主线。

虽然我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快速发展，科技创新实力不断提高，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原始创新、颠覆性创新、协同创新等方面与其他科技强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还存在着基础科学研究的短板，面临着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因此要继续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以科技创新带动全面创新，为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而努力。

资料来源：2019—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2015年11月10日，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强调“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围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国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努力抓好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这五大任务。

第一，我国主要运用市场化和法治化手段来化解产能过剩，严格控制新增产能并加强环境保护，加快淘汰低端、落后产能，将资源更加高效地集中到高端供给上。产能过剩大多集中在钢铁、煤炭等基础工业中，所以钢铁、煤炭行业的去产能得到了重点关注。2016年钢铁、煤炭分别去产能6 500万吨和2.9亿吨以上。2017年钢铁去产能5 000万吨左右，煤炭去产能1.5亿吨以上。2018年钢铁产能减少3 000万吨，煤炭产能减少1.5亿吨。同时，我国全国工业产能利用率也在逐步提高。如图2-6所示，除去疫情这一特殊因素的干扰，我国工业产能利用率在2017—2019年均值达到了76.6%，整体呈上升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第二，我国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一理念，坚持分类调控，因城因地施策，如图2-7所示，2016—2019年各年末商品房及住宅待售面积不断减少，即房地产库存持续减少，既较好地保障居民住房需求，又防止房地产行业泡沫破裂。

第三，为保证经济平稳发展，我国对债务的控制继续实行积极稳妥政策，使宏观杠杆率大幅收紧并整体趋于稳定。同时积极推进市场化兼并重组，实施债转股试点，强化企业负债自我约束，如表2-10所示，企业杠杆率逐年降低。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2016—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第四，2016年“营改增”试点全面推出，全年企业税负成本降低了5 700多亿元 。2016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中的成本为85.52元，比2015年下降0.1元；2017年为84.92元，比2016年下降0.25元；2018年则为83.88元，又比2017年下降0.2元 。随着“放管服”改革持续深化，企业创建更加便利，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力度加大，加上“营改增”政策、下调用电价格、行政事业性收费清理、部分企业所得税减半征收等措施的实施，营商环境不断优化，新兴市场主体不断增加，微观主体活力不断增强。2019年全年新登记市场主体2 377万户，日均新登记企业2万户，年末市场主体总数达1.2亿户 。据统计，2018年减税降费规模约1.3万亿元 ，2019年减税降费规模约为2.36万亿元 。

第五，我国积极推进结构优化措施，加大对基础设施、脱贫攻坚、城乡发展、民生建设和生态环保的投入，公共服务总量和质量得到提升。各地区、各部门从制约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入手，围绕中小水利工程除险加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和脱贫攻坚等重点工作，扩大有效投资，加快建设进程，整体取得很好的效果。2016—2019年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农业投资、社会领域投资年均分别增长16.0%、15.2%、15.4% 。2018年教育、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分别比上年增长7.2% 和43.0% ，2019年更分别比上年增长17.7%和37.2% 。

“三去一降一补”使供给结构更加适应需求结构，经济趋稳向好，发展质量得到提升，国民经济结构得到升级优化。如图2-8所示，2015—2019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逐渐上升，第一产业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2019年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3.8%、36.8%和59.4%，分别拉动经济增长0.2、2.2和3.6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日益突出。

自由贸易区在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方面具有标准高、便利度高、覆盖面宽等优点，在扩大开放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我国一直以来都高度重视自由贸易区的作用，加入WTO后开始把双边或区域自贸区的签订提升为自由贸易区战略。在这一时期，我国的自由贸易区战略一直稳步推进。2020年11月，我国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至此，我国累计签署了19个自由贸易协定，与26个自贸伙伴的贸易覆盖率从27%增加到了35%左右，自由贸易区协议范围内的贸易额占我国对外贸易额的比例也不断提高。此外，RCEP的签署还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因为此前我国签订的均为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RCEP作为我国签署的第一个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不仅标志着我国自由贸易协定开始采取经济伙伴关系的新形式，还昭示着我国自由贸易区实施提升战略的开端。同时我国也在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在经济逆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的情况下，我国始终高举自由贸易的旗帜，大力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

2013年我国提出了建设“一带一路”倡议，以亚欧大陆为核心区域，形成陆地和海上两个方向的网状联通，涵盖欧亚非三个大洲，推动世界经济整合。此后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基本原则和“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不断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要领，稳步推进合作计划，拓展我国对外经贸关系。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已取得丰硕的成果，在本书第六章还将详细述及。

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不仅成为贸易结算货币，还开始成为石油贸易的计价货币之一。人民币加入SDR，意味着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重要步伐。此外，亚投行的成立、以人民币结算的贸易投资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储备价值的不断提高、计价功能的逐渐强大等因素，也使得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为我国提供了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有力工具，使我国在世界经济贸易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总之，近10年在“三重叠加”的经济下行和复杂严峻的形势下，我国必须更多地追求掌握主动权的高质量升级发展。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之对外开放的迅速发展和全面对外开放新格局的逐步形成，将使我国更多地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发展，并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发展质量提升、结构升级优化，使国民经济趋稳向好。 9M7JGOwOAkGBtVdSubYfY/lDa/Nl8KVlQ4KofLPLqdlRPI7WrHHgmYUE+Dvj4KV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