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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溯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内经济基础极度薄弱，在国际上政治被孤立、经济被封锁、军事被威胁的局面。在物质财富极度匮乏且缺少经验的情况下，我国开始以苏联为模板建设社会主义。在与苏联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国大规模从苏联引进成套技术设备，新建和改建了一大批工程项目，使我国能够较快地进行国内建设。同时，没收官僚资本为建立国营经济奠定了基础，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力求节约生产资料、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并进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三年经济建设恢复期又加上其后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指导下，我国在曲折探索中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夯实了工业化的基石，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50年代，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逐步完成，我国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由政府来分配全部资源，农业集体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可以为当时重工业的发展提供支持。20世纪70年代初，我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恢复以及对外建交高峰的到来，为后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创造了有利条件。
受之前优先发展重工业等政策以及“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严重失误政策主张的负面影响，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事业在曲折中不断努力前行，虽然在总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许多问题。产业结构失衡、技术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人民生活贫苦等问题十分突出。面对这种困难局面，党在总结经验教训、向先进国家学习和拨乱反正的基础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战略决策，把全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为新时期“一百年不动摇”的党的基本路线。我国经济发展以对内实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实施开放为动力，开启了新篇章。改革开放的范围也逐步扩展到科技、教育、文化、行政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制度安排与运行机制上。
我国渐进式“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和基层、局部开始的。农村区域这种“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生产形式，有效地激发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显著地促进了生产力发展。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我国农业生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改革了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追求平均主义的弊端，通过给予生产和分配自主权，充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得以快速发展。同时，这也极大地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提供了更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这种情况下，户籍管理制度的放松也使得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能够成为现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取消后，更多的农业经济合作组织转变为乡镇企业。伴随农村产业结构和劳动力就业结构的重大调整，农村经济迅速发展中，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绝大多数乡镇企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对于劳动者的技术水平要求一般不高。因此乡镇企业可吸收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既可大大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又在推进工业化进程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还创造了国家税收。20世纪80年代初农村改革的迅速成功，使得农村经济开始向商品经济转变，进而要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参与开拓城市市场的进程。国家在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重点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中，于1984年初步确立了建立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商品经济的改革目标。积极探索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给予企业经营者充分自主权、提高企业和职工生产积极性，并以低成本吸纳农村转移来的剩余劳动力，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
与发展重工业和三线建设中将重点放在内陆地区不同，改革的对外开放主要是从东南沿海地区开始的。充分利用各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先行利用外资发展补偿贸易。特别是允许广东、福建两省在经济活动中实行不同的经济管理体制和优惠政策，设立经济特区，然后再将基础经验推广到其他具备条件的地区。在开放初期，资本和外汇短缺成为我国发展对外贸易最突出的瓶颈，而在沪、粤、闽等地尝试性创立的大批“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走出了一条新道路。在这种模式下我国企业只需要提供劳动力、厂房和土地，避开了劣势，使中国的国际贸易沿着新路径发展。所以，我国的对外开放以“出口创汇”为切入点，“三来一补”充分发挥了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比较优势，形成了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我国也成为世界加工厂和装配厂。如表2-1所示，我国进出口贸易总额不断增长，从1978年的206.4亿美元增长到1998年的3 239.3亿美元，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同时，在加工贸易的发展过程中，随着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我国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也得到了升级和优化，工业制成品占出口总额的比例不断增长。1978年，我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占53.5%，工业制成品占46.5%，1985年，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提高到了49.5%，1986年工业成品所占比重则大大超过初级产品，迅速达到63.6%。自此，出口商品结构由以初级产品为主转变为以工业制成品为主。
表2-1 1978—1998年进出口贸易总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
此外，积极有效利用外资是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之一。我国大力引进外商投资，在严格限定外商投资领域的同时，给予各种超国民待遇优惠政策，吸引外商投资，利用外资的规模不断增长。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虽然设立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但由于准备工作不足，立法不够完善，外商投资顾虑多，实际利用外资额增长缓慢，从表2-2中可以看出，1979—1983年外商直接投资额为18.02亿美元，平均每年只有3.604亿美元。以后随着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的设立，我国对外开放范围由特区逐步扩大到了沿海、沿江、沿边地区，初步形成了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格局，同世界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也在不断加强。同时，国务院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有力措施，如下放吸收外商投资审批权、减税、颁布《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等，改善了我国的投资环境，充分调动了外商投资的积极性。如表2-2所示，1983年后，我国实际利用的外资数量稳步提高，对外经贸交流从贸易领域扩展到投资和生产领域，外向型经济得到长足发展。当时我国利用外资的主要形式是对外借款，这一时期，利用对外借款金额一直大于外商直接投资金额，外商直接投资所占比重相对较小。
表2-2 1979—1991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额 单位：亿美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
乡镇企业和加工贸易形成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的国际经济大循环，充分利用了我国拥有大量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依靠出口，赚得外汇，再从国际市场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改造老企业，进而支持乡镇企业和继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出口创汇，有力地推动了经济发展。这种“外循环”在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产生了可观的溢出效应，带来了国外发达经济体的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更带来了市场经济理念意识与规则，带动了中国本土的资本原始积累、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推动着中国企业开始进入和开拓国际市场。
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意义重大。邓小平曾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经济特区成为体制改革中的“试验田”，又是对外开放的最前沿。经济特区探索建立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在对外开放中以吸引外资为主，利用外资和技术发展经济，打造以市场取向为特点的经济运行体制，以实行“特事特办”为“切入点”，充分发挥市场调节作用，在投资、土地出让、贸易政策等多方面摆脱了旧体制的束缚。经济特区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探索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积累了宝贵经验。
改革开放后的初步发展时期，还无可回避地伴随着价格体系改革。先是调整不合理的价格体系，之后通过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逐步转换价格形成机制。价格体系的改革使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步转向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存的商品经济，从而不断增强经济活力，为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打下了基础。
总之，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是一个基于探索和初步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我们极力地调动各经济主体和地方政府的积极性，使个体经济、合作经济、集体经济迅速发展，由政府加大对农业、轻工业、第三产业的支持力度，使它们得到迅速发展，并使产业结构得到优化调整。同时也由于主客观条件制约，这一时期我国的对外贸易总量和外资利用水平，都表现为较缓慢的增长，并且对外进出口长期处于逆差状态，尽管经济有了快速增长，却由于基础薄弱，经济总量依旧相对较小，与世界经济大国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