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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5月14日，中央首次提出“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面对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和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此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会议和文件都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明确地给出了重要指导方针。2020年10月29日，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明确要求“畅通国内大循环”和“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并提出了一系列相关要领的指导意见。2021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我国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任务。只有立足自身，把国内大循环畅通起来，才能任由国际风云变幻，始终充满朝气地生存和发展下去。
回溯到2019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我国面对“强起来”的新时代而确立了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后“新的两步走”现代化战略目标，要求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在已形成的这些重要指导方针基础上，于我国“扩大内需”、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轨道上，进一步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中央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自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生产力的解放促使我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2000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世界大舞台上的超常规发展，更是令世人瞩目。经济总量超越日本位居全球第二，贸易总量超越美国位居全球第一，制造业在规模和产能上领先于所有的经济体，被称为“世界工厂”。
我国成长为全球性大规模经济体后，继续通过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确立的国际经济大循环战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但又合乎发展逻辑地发生了明显的阶段性变化。2010年之后，中国经济运行告别年度两位数增长，在“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转为降低一些速度而追求“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在地方、企业经受“阵痛”而侧重于优化结构以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与后劲的过程中，2015年下半年后出现了长达12个季度在6.7%~6.9%的增速区间内波动的平台状态，其后本来很有希望乘势转换为“L型”走势，但2018年开始，由于叠加中美贸易争端影响因素，使原来引领新常态中已初具形态的中高速平台状况未能得到稳固而导致经济继续下行。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又对经济造成严重冲击。由此，我国面临了“三重压力叠加”的经济下行形势，所以必须力求掌握更多主动权，调动一切潜力对冲下行压力，更好地应对种种不确定性，在继续推进和平发展的现代化进程中，调整原本较高的经济对外依存度，将支持经济持续发展的支撑重点更多地转移到已逐渐雄厚的本土市场，处理好国际关系的调整，优化我国发展战略和相关策略的组合，使其更好地服务于实现中国经济、社会现代化“新的两步走”目标。在双循环框架下，以内循环为主体、内外循环相互促进形成的新发展格局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提出的。
中国作为开放的经济体，早已形成国内、国际供需互动的“双循环”格局，而现阶段面对“三重压力叠加”等中长期问题带来的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必须努力加以对冲；面对来自国际方面更加明显的种种不确定性，要在宏观调控的“相机抉择”中，更加注重扩大内需的指导方针，“做好自己的事情”，把握相对明显的一些确定性因素。这就顺理成章地要求我们更加倚重“内循环”，将其作为扩张需求使经济升温的主体因素。但是注重扩大内需、更依靠内循环，绝不意味着重返闭关锁国，而是在决不放弃维系与发展外循环努力的同时，更多依靠内循环来控制和收敛不确定性，以求在内外循环结合的新发展格局中，形成国内国际供需循环升级版式的相互促进。
这种双循环相互结合、相互促进，内循环更多充当主体角色的新格局也将体现出其长期性，因为中国当下面临的最大的外部压力与不确定性，是来自美国意欲遏制中国的战略企图，这是构成中国需消解的巨大外部不确定性的主要因素，而正确处理好这一因素，将是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中国新发展格局的伴随特征。我们必须对此有充分认识，形成足够长期的思想准备，以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和可能难以预料的惊涛骇浪，把握好内循环与双循环中内生潜力的释放，及其对外部不确定性和不利因素的抵御。
自2010年以来，我国的发展阶段转换与引领新常态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什么？中央的分析认识十分明确：在“黄金发展期”特征还未消退的情况下，“矛盾凸显期”特征却已到来，我们必须抓住不放、有效解决的“矛盾主要方面”是供给侧的结构问题；在实现“强起来”的新时代推进“新的两步走”的现代化发展，所需正确处理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充分的发展主要是不平衡的结构问题带来的，所以追求高质量的“升级版”发展，关键在于坚持好结构优化调整的战略方向。
基于这个重要认识判断，党中央明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九大把这一由制度结构优化带来整个供给体系质量与效率提高的改革，明确表述为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提高国家治理能力与水平，这表明覆盖“新的两步走”战略实施是全时段的，是一个跨越若干经济周期的长期乃至超长期概念。在当前复杂严峻的形势下，中央明确表述的“掌握好跨周期调节”，正是把我们调控任务的前瞻视界，放在风云变幻、潮来潮去的“跨周期”战略高度，以指导我们的全局部署、总体协调和各项工作，以求能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有备无患，处变不惊，在掌握好跨周期调节的同时，稳步实现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目标。
由此可知，中央的战略思维在立足中长期、跨周期推动“稳中求进”的现代化进程思路中，顺理成章地强调了“持久战”的认识角度和“双循环”的全局视野，我们要保持战略耐心、前进定力，持久地应对全球竞争中的挑战与风险，完成中国“行百里者半九十”的现代化冲关。这一思想要领合乎逻辑地落在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上。
中国的经济成长性是我们长时期追求稳定增长的客观基础。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成为全球经济总量居第二位的经济体，但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中”特征，另一方面要认识我国的“发展潜力”特征。就全国而言，我国的工业化还处在中期向中后期、后期的转变中，与工业化伴随的城镇化真实水平，可以基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2019年末为44.38%），再适当依靠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9年末为60.6%）来认识——大体上可取50%左右的量值，那么完成工业化、走过城镇化高速发展期，至少还要向前再走15年以上的时间段，伴之以坚定不移的市场化、国际化、高科技化（即信息化）与法治化、民主化，中国经济社会的成长性较为可观——经济增速近年虽下行，但未来我国经济将完成“L型”转换、实现较长期中高速稳增长，我们是有弥合二元经济进程中客观的潜力释放空间、回旋余地和强大韧性等客观条件的。我国推进现代化战略实施指导方针，主观视角上为提升主动权而合乎逻辑地强调“内循环为主体”，正是对应客观上已经形成的本土雄厚的统一市场所具有的巨大发展支撑力和成长潜力。若问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新”在哪里，可一言以蔽之，“新”在相互促进的“双循环”中，我们要以“内循环为主体”。
中国长期稳增长的实现，与我们“做好自己的事情”、正确处理预防风险紧密相连，这是必须把握好的主观因素。复杂严峻局面中风险因素的来源，就内部而言，是如何在深水区攻坚克难以完成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挑战；就外部而言，是如何应对百年未有之变局中的国际挑战，两方面所形成的矛盾与压力交织在一起。但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化，工作更抓实”，并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全面开放，在自身稳增长的同时拥抱全球化，处理好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合作与竞争，我们就有望在跨周期的“持久战”中，掌握好升级版、高质量发展、绿色发展的稳增长与防范、化解内外风险因素之间的长期平衡，并在宏观调控中以财政金融改革创新和供给管理与需求管理的优化结合，支持实体经济升级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稳中求进地争取“中国制造”的世界工厂向“中国创造”“中国智造”高端水平的上升，使中国的现代化与“和平与发展时代”的人类文明进步并行不悖，相得益彰。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本书对“双循环”作出条理化的阐述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