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对我国本土雄厚市场潜力释放更为倚重的认识框架。我国发展到当下阶段,通盘考量国内外形势,有必要充分利用、更多依靠国内本土已得到长足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形成的市场潜力优势条件,进一步“做好自己的事情”。配合改革开放解放生产力而发展壮大起来的过程,新旧动能转换与动力体系升级的要领,要配套于利用客观支持条件的通盘考虑。
前已论及,最初提出和制定国际大循环发展路径,是基于我国国内市场还处于初步发展阶段,自身的内循环中可以调动的潜力相当有限,所以必须先以“两头在外”“三来一补”的外循环为重点作为市场积蓄发展的条件基础。外循环在当年不仅使得国内市场上有生意可做,而且相应地带来了外部充裕的资金,以及可贵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商品经济的意识、市场经济商业文明的规则,等等。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我国逐渐完成了本土市场的“原始积累”过程。
但是今非昔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至当下,总体而言,已经具备了在继续维护国际大循环的同时,把内循环作为主体和可依靠的基本盘的客观条件。同时,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形势的演变,又使更多地依靠内循环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成为基本现实。合乎逻辑的是,在中国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全局部署中,要减少国际大循环的分量(相对比重),提升内循环的分量。
从我国整个发展过程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走过70余年的历程,改革开放后依靠40多年的较高速经济增长,国内已积累了相当雄厚的物质基础,综合国力已大幅提升。2020年,我国GDP总量超过100万亿元人民币,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制造业第一大国、商品消费第二大国的地位,形成了超大规模的大国经济基本盘,并将作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在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民主化发展进程中,继续表现出一般经济体难以比拟、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成长性。在2020年经受突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验之后,我国的战略部署调动了发展支撑的潜能,推动全面抗疫迅速取得初步胜利,我国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总量正增长的国家。站在突破GDP总量100万亿元大关的新台阶上,面对“十四五”新时期的规划布局,我国将在2020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之后,按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新的两步走”的发展顺序,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整体而言,从国内经济循环和国际经济循环互动、结合的发展基础和前瞻态势来看,我国已经具备了以国内经济循环为主体的基本条件。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有力推进,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居民消费水平伴随GDP的增长出现长足进步(如表3-1与图3-1、图3-2),2019年底,居民消费水平达27 563元,是1978年可比口径(指数)的近22倍,这表明以“内循环为主体”的抉择在民生层面的国内消费支撑力上,已有较为可靠的依仗。
表3-1 1978—2019年国内居民消费水平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图3-1 居民消费水平增长趋势
图3-2 居民消费水平增长指数
在我国规模广阔、需求多样的国内消费市场中,支撑可持续消费的居民人均收入水平,也在发展中稳步上升。从表3-2和表3-3中可看出,全国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019年底已接近3万元,相比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43.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133.6元的状况,已有超百倍的增长。
表3-2 1978—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 单位:元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表3-3 2013—2019年全国居民人均收支情况变化 单位:元
注:2013年前收录于中国统计年鉴中的人民生活收支情况城乡数据分开核算,见表3-2。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9》。
2019年,在拥有14亿人口的全球最巨大人口规模体量下,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了1万美元,成功坐稳(按世界银行标准口径衡量)全球最大的上中等收入经济体位置。中国的中等收入群体人口数量绝对规模已居世界首位,这些为形成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奠定了基础。国内的超大规模消费市场,必然带出超大规模内需消费对国内、国际供给的强力吸引与拉动,也将会成为未来很长时期内,国内及国际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经济增长巨大潜力的来源。据统计,截至2020年,我国在全球经济发展增量中的贡献率,已连续6年超过30%。
从生产供给角度看,按照世界银行的产业分类标准,我国以“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的优势,具有最完整、规模最大、最为完备的工业供应链与全产业链体系,是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666个细分工业门类的国家,在全球5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中,中国有220多种工业产品的产量居世界第一。
产业链、供应链和消费市场具有满足规模经济、集聚经济要求的条件,合乎逻辑地支持了中国投资潜力的形成与释放。不论是本土还是世界上的投资主体,近些年实际上都高度关注依靠国内经济循环为主的经济基础条件。近些年,我国在数字经济、电子商务、交通物流、平台模式等方面都有相当大的发展,进一步实现了生产流通的规模经济,提高了畅通产业链、供应链的能力,依靠数据这一新时代要素的大数据、云计算特征及其流动与可得性机制,数字经济手段的广泛运用也为国内的消费便利和进一步的市场开拓,提供了更为有效、完备的新途径、新模式。
关于扩大内需中增加有效投融资的可选项目,已有研究者列举出很多措施,比如:1)乡村整治——涉及宅基地等;2)农民工进城落户的相关硬件建设;3)老城区改造;4)增建停车位;5)失能老人照顾体系建设;6)职业教育扩招;7)高新技术产业关键技术举国攻关;8)以改性甲醇替代汽油、柴油;9)发展固体废弃物“再生利用”产业;10)发展集约化、规范化、设施化的农业;11)发展通用航空业;12)把淮河生态经济带作为国家第四增长极来建设。我们应看到这些扩大内需的切入点和可安排的投资空间,是实实在在的。观察实际生活可看到,中国“有效投融资”的项目确实称得上俯拾皆是,而且我们已经有了多年积累的经验,完全可以在“财政过紧日子”的情况之下以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产业引导基金,特别是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尤其是连片开发、综合开发的PPP)等方式利用这些投资空间。
除了前面列出的12项之外,我们还可以补充一些很现实的例子并作些稍微展开的讨论。第一,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一系列中心城市,要加快建设轨道交通网。北京在公共交通体系建设和相关的社会生活、服务条件方面,与现代化的大都市还有差距,比如老百姓买机动车要摇号而中奖率极低。纽约和东京的机动车拥有率比北京都高得多,为什么没有拥堵?就是因为北京的城市公共交通建设在有效供给方面远远不到位,本应该形成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社会成员在中心区域出行首选轨道交通和私家车于假日驾车外出享受生活可以并行不悖。交通基础设施方面配套建设的事情是非做不可的。北京地铁4号线、16号线为什么用PPP做?因为有这样创新的机制。既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有效的公共交通体系供给,便亟须融资机制创新来尽快形成这种有效供给。北京如此,我国其他的很多中心城市,如上海、深圳、广州和许多省会、计划单列市等无一例外,对全中国而言这是再做十几年都无法完成的,但一定得做,并且当下正应作为投资重点之一加紧做好。
第二,城市中心区的停车场、停车位的建设问题。如北京的平安大道,当年被评价为终于开通了与长安街平行的一条东西贯通的大道,但为什么它的两边有那时候不惜工本设计建造的雕梁画栋式铺面,还有宫灯式的照明设备,但这些年的实际经济效果并不太好,人气总上不来?因为两边没有安排停车位,机动车停不下,两边的店铺生意惨淡。现在就必须建设立体的车位。早已经有企业提出方案,一个车位的面积,上下多层加在一起可以是10个车位,即停车容量放大10倍,且在50秒之内最高位置和最低位置的车都能调到路面开走。这种停车场、停车位完全可以用PPP方式来做,因为它有现金流,政府给一个好的规划,以已经有经验的规范化的PPP机制创新来配套,这个事情就做起来了,可以使老百姓受益、经济生活繁荣,进一步释放我们各方面相关的需求潜力、供给潜力。形成这种有效供给,相关的要素中国都有,有钢材、有水泥、有劳动力、有技术与管理经验,就是要把这种建设事项纳入政府层面的高水平规划,规划先行,多规合一地来贯彻好。
第三,在老旧小区改造中,有与百姓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件事:加装电梯。在北京,这个事项的覆盖面至少包括几百万人。人们住的4层、5层、6层的楼上,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不用配电梯,而现在的百姓们老龄化程度较高,对生活水平的要求也高了——一个单元楼门配一个玻璃筒子式的电梯,很容易就可解决,除了可以每家平摊钱之外,有些小区可以加上PPP,企业进入以后垫资,设计一个合理机制,在运营保养期间通过管理费的方式,逐渐获取整个投资回报。政府也可以给些补贴,以“可行性缺口补贴”来四两拨千斤。这是非常值得做的,是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非常现实的事情。有些居民小区根本就不“老旧”,十几年前入住时人们评价都很高,但现在几乎大家都说遗憾的是没有配电梯。楼房配电梯的技术已如此成熟,做成这件事在中国调动的增长潜力,又会让老百姓直接受益。
第四,综合管廊建设的必要性。有关部门应抓紧确定,所有的新区,不按综合管廊设计不许开工,要在一开始打足投资,把地底下这种综合管廊做到合乎现代化标准,这应是现在提高发展质量、追求“升级版”必须作为标配的一个要求。老城区的改造可以从容一些,分步来做。
第五,海绵城市建设。各中心城市应至少能抵御百年一遇的暴雨袭击,这就需要不惜工本做相关建设。特别像雄安新区的案例,建在白洋淀,要将海绵城市建设的要求作为千年大计。现在我国投入要素已备齐,又正需要反周期扩大内需,就应放开手脚——这样的建设首先要有一个好的规划,不能一哄而上。在中国,海绵城市可先从一些重点的地方做起,但一定要积极地把它逐步做到位。
第六,冷链建设。是要从农村一直到城镇的餐馆、老百姓的餐桌,涉及所有相关的物流设备、硬件、建筑物等。通盘的这些投资,也是中国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应该坚持做好、做出高水准的。
第七,特色小镇。这方面确实能够在合理掌握的同时大有作为。如果把导入特定产能的特色小镇按照PPP的连片开发来做,以企业为主,就能有效地帮助政府考虑其可行性,控制它的风险。企业家没有“八九不离十”的把握不会签字,如此就做不起PPP来,所以不要太担心特色小镇一哄而起的问题,关键在于把握住好的机制。建设这种特色小镇地方政府可能财力不足,要以规范的PPP方式由企业自愿签字才能做起来,这个机制是个阳光化的机制,是非常好的防范风险的机制,可以充分利用这个潜力空间。
第八,水利设施治理。为什么我国的不少区域时常受旱灾、水灾的侵扰?这与抗灾能力不足有关。提升抗灾能力,要与水利设施升级建设结合在一起,我们完全可以有重点地循序建设水利设施。
第九,与“城市群建设”相关的基础设施。2019年中央会议专门强调了这个重点,城市群规划的所有相关基础设施,从重点项目到配套项目都要力求高水平地规划好,尽快开始建设。
第十,与投资和消费都有关,我国要尽快放开生育,释放需求、增加供给,助力双循环。有专家指出,我国近年已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增人口最低水平,人们的生育意愿走低,这是在发展过程的新阶段自然而然形成的。前几年已放开“二胎”,现在应该放开生育控制,没有必要再作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