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的《逍遥游》中有“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之语。经济增长的大船离不开货币之水,然而货币之水在潮涨潮落之间,最终产生了什么影响呢?
对于货币供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问题,经济学界曾有过广泛的研究。目前比较广泛的共识是,长期来看一个经济体的总产出水平取决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如果用图形来表示就是长期来看总供给曲线是垂直的,它的移动是由于劳动、资本、自然资源和技术的供给变化,与货币供应量没有关系,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只会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从而影响物价水平,即产生通货膨胀。
图1-6 货币供应量变化对产出的影响:短期与长期
但短期来看,物价的上升的确会增加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也就是说在短期内总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当货币供应量增长,推动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时,将会与向右上方倾斜的短期性供给曲线在B点相交,这时经济体的产出增加,价格上升,看起来出现了经济复苏或者繁荣的迹象;但是价格的上升也会抬升工资水平和企业成本,这时又将导致短期总供给曲线向左移动,与移动后的总需求曲线再次在C点相交,这时的产出水平又回到了长期供给曲线决定的水平,而物价却上升了。
因此,通过增加货币供给来刺激经济,短期是有效的,长期来看却不能使产出增长,只能收获更高的物价——海水潮起又潮落的短期冲击是巨大的,但长期不影响海平面的高度。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美国就通过量化宽松措施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短期来看推动了美国总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加上移动互联网、页岩油等技术进步推动长期供给曲线向右移动,由此形成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复苏,但实际上已经埋下了后期通货膨胀的种子。此次疫情期间最后的无底线量化宽松大放纵,再度推动总需求曲线右移,表面上看起来产出的确增加了,让美国经济明显地“复苏”,但货币供应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势头非常明显,短期总供给曲线的向左移动回到长期供给曲线的水平,不但由此形成的通货膨胀刚刚开始,而且长期代价不可避免。
由于货币增长对产出增加的作用是短期的,但对价格的作用是长期的,放水刺激经济的短期效用很快就过去,而通胀的恶果往往接踵而来。
为了遏制通胀,货币当局被迫采取紧缩政策,这种紧缩政策往往首先导致前期扩张型货币政策“吹大”的资产泡沫破裂,由此导致的“负财富效应”首先打击了总需求,资产市场下跌引发的信用紧缩和利率上升,往往对成本敏感、融资困难的中小企业再度形成伤害。
在美联储的历史上,为了应对战争开支或者刺激经济导致的资产负债表扩张,曾经实施过7次“缩表”操作。有专家总结了前6次“缩表”操作的影响,它们基本上都对资产市场价格和经济增速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冲击(见表1-3)。
表1-3 美联储历史上几次“缩表”操作及其影响
资料来源:根据《美联储“缩表”及中国应对之策》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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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一旦“缩表”或紧缩,美国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多年来积累的巨大泡沫被刺破的概率极大,经济衰退必将迅速到来!基于上述历史教训,2021年11月,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获提名连任,连任的用意十分明显,就是不希望货币政策急转弯,货币政策不但不会加息或大规模“缩表”,甚至连量化宽松政策的退出最好也慎之又慎。
虽然长期的货币超发并不能提高美国的生产率,对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也没有作用,但是放水不但保持资本市场不断上涨、房地市场的繁荣,而且的确有短期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的作用——美国经济对美元发行的“依赖”已经深入骨髓,任何美国国内或国外的政治力量都难以改变这种依赖关系。只有不断走高的通货膨胀,美国早晚必须面对——物价上涨不会看美联储的脸色,但是美联储必须看通胀的脸色,即便美国能在2022年年中完成Taper(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只要通胀没有下来,早晚要进入货币紧缩和加息周期,到时候不但美国股市、房地产市场风险加大,而且有可能引发结构性的经济衰退,全球经济都会受到冲击。
中国的货币政策多年前也曾潮起潮落地调节不停,2008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更是出台了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并且4次降低存贷款利率,4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形成了货币投放的高峰。对此,笔者在2012年发表的《新供给主义宣言》中指出,“每当经济增速有所下滑,决策部门就会高举凯恩斯主义的大旗,拼命刺激‘踩油门’;每当通胀有所抬头,决策部门就会举起货币主义的大旗,拼命紧缩‘踩刹车’——频繁地‘踩油门’和‘踩刹车’的结果是中国经济越来越颠簸,经济周期也越来越短。在每一轮财政和货币扩张中,传统产能过剩等经济结构性问题都越来越严重;而每一轮剧烈的紧缩,都伴随着金融垄断加剧、高利贷泛滥、中小企业的大批倒闭和股市的剧烈下跌。”
2012年以后,中国决策部门在货币政策方面多次强调“不搞大水漫灌”,逐步转向相对稳定、趋向中性的货币政策,货币增速逐步从两位数降到个位数,2020年初为了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曾一度出现两位数的M2增速,但很快就重新降至10%以下,2021年9月时增速为8.3%。因此,尽管中国之前由于贸易顺差和外汇占款等原因也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货币超发,但2012年以后逐渐实施了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为后面的调控保留了相当大的政策空间。
2021年,虽然以美国、德国、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家为代表的全球通货膨胀愈演愈烈,但是中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目前仍然在相对低位运行。尽管有海外通胀输入和上游工业通胀向下游传导的压力,但是相对而言,中国还有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化解自身的经济下行压力。不过如果2022年海外通胀向中国传导或美国因为抵御通胀而引发的经济衰退压力传导过来,中国的政府、企业和投资者还是应具有前瞻性地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