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全球企业共同面对的长期难题,疫情让我们提前看到未来劳动力供给冲击的后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后,全球各地的劳动力出现结构性短缺。一方面,很多国家和地区为了防疫而实施了跨国或跨地区旅行限制、强制隔离、自愿隔离等措施,减少了人员流动和劳动供给;另一方面,即使解除了相关的行政限制措施,人们的工作意愿也大幅降低。以美国为例,疫情暴发以后职位空缺数出现飙升,从2020年4月的499.6万上升到2021年7月的1093.4万,大量企业因招不到人而不得不要求员工加班,缩短营业时间,甚至谢绝部分订单。
美国爆发疫情以后辞职人数持续攀升,已经创出了历史新高(见图3-1),很多人选择不工作。
图3-1 疫情以后美国辞职人数创出新高
资料来源:CNBC据美国劳工部。
其实,早在2000年以后,美国的劳动参与率就进入了长期的下降通道,从2000年4月高点时的67.3%下降到疫情前的63.4%,在疫情打击下最低跌至60.2%。有人指出其中的原因之一是中产阶级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如投资基金、股票等的收益上涨,使人们不需要再以往常的强度来工作;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底层工人对工作条件和收入不满,以及政府在疫情期间发放的补贴降低了人们的工作意愿。
从整体来看,在那些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随着老龄化,劳动人口不仅在减少,而且人们似乎也越来越不愿意工作了,劳动参与率越来越低。在欧洲和日本,劳动力短缺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日本一家大型家电量贩企业野岛电器(Nojima)从2021年10月起,取消了雇佣年龄限制,录用新员工时开始接受80岁以上的老年人。
即使在以勤劳著称的中国,劳动参与率也在缓慢下降,2008~2019年中国劳动人口参与率从71.88%下降到68.19%。
即使开出的工资越来越高,工厂、餐厅和建筑工地却越来越难招到年轻人。根据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营销员、餐厅服务员、商品营业员、保安员、快递员、家政服务员、保洁员、市场营销专业人员、焊工、客户服务管理员等一般人眼中的“低端”岗位排在“最缺工”的100个职业的前十位。保守估计,现在中国每年的劳动力缺口都在千万人以上,中国人能够享受低廉快递和外卖费用的日子恐怕也不多了。
这种“低端”岗位缺乏人手的现象在全世界都很普遍。在荷兰,花卉业的种植工人出现了短缺,因为原本为这个行业提供大量劳动力的波兰经济条件有所改善,原本愿意从事种植的劳动力变得稀缺;而在美国,每年都需要大量来自拉美国家的非法移民,来农场从事辛苦的蔬菜、水果等机械化程度低的农作物种植、收割等工作,否则大量成熟的蔬果有可能烂在田里。
在一些国家,还出现了技术工种缺人的现象。例如在法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招不到具有所需技术的员工,例如有些企业的自动化设备增加了,而能够使用和保养这些设备的员工却很缺乏,教育部门所教授的知识和技能与现实需要相当脱节。
受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主要经济体都出现了工资加速上升的态势。例如,欧元区每小时劳工成本指数同比增速从2019年12月的2.3%增长到2020年6月的4.2%;美国私人企业工资和薪金指数同比增速从疫情前2019年12月的3%,上升到2021年9月的4.6%。
图3-2 美国私人企业工资和薪金指数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美国劳工部。
根据英国人力资源数据提供商XpertHR的数据,2021年第1季度和第二季度英国就业人员的平均薪资涨幅分别为1.2%和2.0%。有人预测2022年英国工人薪酬将平均再增加2%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