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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利马·阿旺是一个被历史遗忘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小人物。阿旺还有一个西班牙名字，叫“恩里克”。可能这个名字大家依然不熟悉，那么我们不得不提到他的主人：大名鼎鼎的斐迪南·麦哲伦。
阿旺是马来人，作为麦哲伦的贴身仆人和翻译，他对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意义重大：一方面，他现身说法向西班牙国王力证了东南亚香料群岛的富庶与原始；另一方面，他的翻译才能坚定了西班牙贵族资助环球航行计划的信心。
如果仅仅是促成这次航行，阿旺可能作为麦哲伦团队的一员载入史册。然而，他对历史的价值远不止于此。
1519年，麦哲伦正式开始远航。历经波折，直到一年多以后，麦哲伦才第一次找到了太平洋的入口，也就是麦哲伦海峡——巴拿马运河通航前世界最重要的海上通道。
1521年，麦哲伦船队完成横渡太平洋的壮举，并在3月27日抵达菲律宾的马索华岛，并要求仆人阿旺带队上岸探路。
就在这一天，阿旺在岛上听到了家乡的口音，热泪盈眶。不管是他本人，还是麦哲伦和团队，都没有意识到，这个来自菲律宾的奴隶阿旺，在这一刻会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完成环球航行的人。
麦哲伦随后死于菲律宾宿务岛的部落冲突，他的环球之旅戛然而止。西班牙人把桂冠送给了麦哲伦的副手塞巴斯蒂安。但少有人记得，首次完成环球航行的其实是一位亚洲奴隶，他叫阿旺。
环球航行的完成标志着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曾经割裂的世界从此连成了一个整体，彼此割裂的世界各国开始相互认识和了解，也展开了相互竞争。
15世纪以来的世界舞台上，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美国等各个大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先后登场。
它们像浪潮一样，抑或后浪赶超前浪，抑或前浪压制后浪，无终无始。
500年的时间长河中，前浪与后浪发生了16次重要的交会：其中11次采取了直道超越的方式，由区域冲突上升为全面冲突，由经济冲突上升为军事冲突，从而引发了大规模战争。另外5次采取了较温和的弯道超越方式，通过政治操控、贸易战、科技革命和外交手段等方式，挑战者赢得了国家的崛起和跨越。
16次前后浪交会中，8次实现了后浪的成功跨越，另外8次则多为前浪对后浪的挫败。每一次后浪与前浪的交会，都极大地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和军事的格局。本书参考了《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斯底德陷阱吗？》一书中对16次大国博弈的统计。见表1-1。
表1-1 16次大国博弈
资料来源：（美）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斯底德陷阱吗？》。
15世纪末，近500年来的第一次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大国竞争揭幕了。大航海时代来临，葡萄牙和西班牙迅速崛起。葡萄牙控制通往非洲的新航路，西班牙控制前往美洲的新航路。葡萄牙曾经垄断全球的香料生意，并在几内亚从事胡椒种植和黄金开采。西班牙的羊毛出口和造船是该国除农业之外的重要产业。面对利益争夺，西班牙决定采取外交手段。
西班牙利用亚历山大六世教皇颁布教皇子午线，与葡萄牙平分了世界。同时，西班牙接受哥伦布的建议，选择了更为风平浪静的子午线西侧。虽然《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补充协议将分界线向西推移270里格
，“但到了1522年，麦哲伦环游世界让人们发现：地球是球体，无法用一条线一分为二，所以亚洲也需要划分界线。对两国尤其重要的是香料产地马鲁古群岛的划分。根据1529年的《萨拉戈萨条约》，以穿过马鲁古群岛东部的子午线为界，西侧归葡萄牙，东侧归西班牙”。
竞争的本身，就是双方对殖民和国际贸易竞争的过程，但两个国家都没想到的是，由于过于醉心殖民和国际贸易，两国的木匠、石匠、瓦匠都是法国人，食品、铁器等均从荷兰、英国进口，两国被这些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牢牢地“卡”住了“脖子”。因此，两个殖民大国在短暂登顶后，迅速走向衰落。其兴也勃，其亡也忽。
文艺复兴后的意大利经济繁荣、文化灿烂，但在政治上却四分五裂，军事上任人宰割，成为列强的目标。西班牙和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与法国瓦卢瓦王室为争夺欧洲霸权而不断发生摩擦，冲突不断加剧。1494—1559年，意大利战争爆发。意大利大大小小的城邦都被卷入。这次战争标志着哈布斯堡王朝势力下的西班牙、奥地利与法国之间长达300年的争斗拉开了帷幕。意大利城邦国家体系覆灭，拉开了近代欧洲第一轮霸权战争的序幕。欧洲政治经济中心由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一个以西欧为中心的欧洲国家体系初步形成。
在这次博弈中，几方均充分发挥了自身的产业和竞争优势，法国主导的产业包括丝绸工业、印刷业等行业，其中南部城市里昂依托意大利作为经济腹地，成为大宗商品交易和大宗商品批发集散中心。西班牙是16世纪的羊毛原材料出口大国和造船大国，航海业发达。奥地利维也纳是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中心，金融业和森林工业发达。
奥斯曼帝国一直是横在欧洲基督教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每经历一段和平时期，土耳其大军便会从陆地和海洋发起进攻，威胁整个西方世界。16世纪，欧洲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地理大发现，各国实力大增。16—17世纪，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家进入了工场手工业时代，生产方式进步显著。反观奥斯曼帝国，15世纪崛起，16世纪极盛，17世纪由维持走向崩塌。发生在1596年的克雷斯茨战役，是双方几十年冲突中爆发的最大规模战役。土耳其军队勉强笑到最后，却因为损失过大而无法扩大战果，奥斯曼帝国不败而败，迎来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欧洲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这次胜利导致了哈布斯堡与奥斯曼两大帝国的强弱逆转，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来自西欧地区的骑兵已经进行了典型的近代化配置，而奥斯曼帝国不少士兵除披挂繁杂的锁子甲和片锁甲外，还会使用弓箭进行远距离攻击。这是一场火药对冷兵器的胜利，同时也是限制对奥斯曼帝国出口欧式火枪后带来的实力差距。
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日趋没落，诸侯林立，纷争不断，天主教和新教尖锐对立，周边其他欧洲国家纷纷崛起。以瑞典为代表的新教国家与以哈布斯堡王朝为代表的天主教国家矛盾激化。代表传统生产方式和封建制度的天主教势力和代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教势力之间冲突不断。欧洲进行了三十年战争。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成第一次全欧洲大战，包括波希米亚战争、丹麦战争、瑞典战争、全欧混战等四个阶段。战争的结局是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欧洲近代史开始。经过三十年战争，法国取得了欧洲霸权，瑞典确立了波罗的海霸权，荷兰和瑞士彻底独立，神圣罗马帝国仅在名义上存在，德意志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西班牙进一步衰落，葡萄牙获得独立，基本上奠定了近代欧洲各国的国界。
17世纪，荷兰取代盛极一时的西班牙，成为“海上马车夫”和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爆发了17世纪革命（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从农业大国跃升为君主立宪制的资本主义大国。以此为背景，三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兰乘西班牙衰落和英国内战之机，垄断了世界贸易。为了争夺海上贸易主导权，力求保住开始建立的海上优势并争夺殖民地，英国17世纪中后叶三次挑起对荷兰的战争，双方各有胜负。17世纪后叶，法国坐收渔利，成为欧洲最强霸主。18世纪英国打败荷兰，获取世界金融霸权。
这次竞争的背后，依然是工业发展水平的差距。荷兰工商业发达，工场手工业发展迅速，纺织业和造船业最为发达，同时商业、航运事业和捕鱼业兴旺，造纸、皮革、奶酪、印刷、制镜和木材加工等行业也比较发达，荷兰的金融贸易执全球之牛耳。英国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通过“圈地运动”为资本主义工商业奠定了坚实的劳动力和土地基础，启蒙运动促进了劳动力思想的解放，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
17世纪末，欧洲均衡再次被打破，英国追逐制海权和商业利益，法国因为文化优越感以及殖民地利益受到挑战而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普鲁士陆军兴起，企图东侵萨克森。1756年，英法七年战争爆发，欧洲主要强国均参与了这场战争，欧洲的殖民地也受到波及，北美、中美洲、西非海岸、印度和菲律宾群岛均卷入战争。通过战争，英国成为最大的赢家和全球海外殖民地霸主。
这个阶段的法国仍旧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业国家，虽然在东北部里昂、奥尔良、阿尔萨斯-洛林等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资本主义程度远落后于英国，主要产业形式包括采矿、冶炼、对外贸易等，对外出口酒类和奢侈品，对内进口棉花、香料、皮革、咖啡等生产生活原材料。法国金融业发达，集中了欧洲一半以上的货币。而英国由于辉格派的政策，国内经济稳步增长，1720—1740年，国内经济总水平提高了6.5%，并鼓励出口，限制部分竞争性行业进口。棉纺部门新机器发明和使用，机械制造业出现。英国最早完成了工业革命。
18世纪末，军事强人拿破仑登上历史舞台，英法对峙从“贸易战”开始，最终延伸到七次反法同盟进攻法国。从1799年“雾月政变”到1815年战争结束，法国与第一到第七次欧洲反法同盟多次激战，最终拿破仑时代落幕，反法同盟取得胜利。英国战胜了主要对手法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获得并巩固了海上霸权，并占有全球大多数殖民地，伦敦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国世纪拉开帷幕。
这次博弈的背后，更能看到决定战争成败的不仅仅是军事实力，还有一个国家工业硬实力的水平。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经济实力远超法国。这个时期的英国工业生产总值占到了世界的1/3，且具有世界性的殖民地。法国则刚经历了雅各宾专政崩溃后的通货膨胀和投机横行，拿破仑上台后资本主义工商业正有序复苏。
马克思将东方问题形象地归结为“对土耳其怎么办”，其本质就是奥斯曼帝国衰落和瓦解后带来的世界争端和国际问题。俄国觊觎奥斯曼帝国利益，出兵干涉两次土埃战争，英国、法国不愿意小亚细亚地区被俄国据为己有，向俄国宣战。克里米亚战争爆发（俄国称“东方战争”），成为近代科技战争的开端，火炮、枪械、水雷、加农炮等武器相继登场，南丁格尔护理制度诞生，技术成为决定战争结果的关键。奥斯曼帝国、法国、英国、撒丁王国先后向俄国宣战，俄国战败，签订《巴黎和约》。法国、英国阻止了俄国版图的扩张。此次战争成为欧洲国际关系的转折点，它改变了19世纪下半叶欧洲外交的理念和规则，战争影响至今犹存。
这个阶段，本质上就是一场贸易战带来的全面军事冲突，是一场“卡脖子”与反“卡脖子”的交互博弈。工业革命之后的英国需要不断扩大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奥斯曼帝国与英国经济联系紧密。1840年，英国从土耳其进口谷物就达到79万升（70万夸脱），同年，英国销往奥斯曼帝国的工业品总值为144万英镑。俄国工业起步，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发展迅猛，亟须对外扩张，占领土耳其市场。双方经济领域的矛盾延伸为军事冲突。
19世纪中期，在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自上而下完成了改革。作为欧洲霸主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不愿坐视普鲁士的快速扩张。于是普法战争爆发。战争由法国发动，最后以普鲁士大获全胜、建立德意志帝国而告终。后来普鲁士王国完成德意志统一，取代了法国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德国经济一翅冲天。
在俾斯麦的领导下，德国成为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急先锋，铁路体系建设完成，重工业快速发展，采矿业、钢铁行业迅猛发展，电力和化学工业取得长足进步，成为世界最大的机器输出国之一。19世纪末，德国的电气工业占全球比重的34%，染料工业占全球比重的80%，在电炉炼钢、铁路电气等电能应用方面均居世界之首。法国具有先发优势，19世纪中叶，法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处于世界第二位，但小农经济政策的弊端已经初现端倪，金融业的畸形发展也为后期法国落后于德国埋下了祸根。
1868年日本施行明治维新之后迅速崛起，开始走资本主义道路，对外积极扩张，并确定了以征服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这一时期的中国，清朝政治腐败，洋务运动没能改变国家的外强中干。俄国沙皇的统治力削弱，国内革命此起彼伏，且战略部署重点在西部地区，远东仅有10万人左右正规部队，逊于日本。日本于甲午中日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又于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通过两次战役，日本成为亚洲第一强国、世界大国，控制了朝鲜和中国东北。
日本明治维新、脱亚入欧后，经济实力快速增长。1893年，清政府财政收入8867万两白银，拥有铁路400千米、轮船26艘、纱锭13万，生丝市场占有率35.3%，产煤54.4万吨；而同期日本的财政收入为7583万两白银，拥有铁路2733千米、轮船680艘、纱锭38万，生丝市场占有率19.7%，产煤426.1万吨。日本利用甲午战争巨额赔款快速发展纺织工业和军事工业，其中1904年财政收入达到3.27亿日元，而生铁和钢材产量分别为6.8万吨和6万吨，铁路增加到7539千米，轮船增加到1088艘。同期俄国工业发展速度缓慢，生铁产量为1.1万吨，仅占世界的5.5%，且冶金、采矿、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部门中外国公司占股达74%,1903年俄国新建铁路仅453千米，在经济上已经完全处于劣势。
英国由于第一次科技革命的辉煌，加上殖民地广阔，优势明显，不愿意出钱更新设备和技术。在第二次科技革命中，美国、德国成为主角，其中美国的电力和能源开发、材料和材料加工、通信和信息传递技术等均取得了重大进步。科技革命使美国实现了从技术引进到科技创新的转变。电力和能源开发、材料和材料加工、通信和信息传递技术等的广泛使用带来了美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
美英博弈，本质上是钢铁产能的博弈，因为这个阶段钢铁产能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从1870年到1913年，英国工业总产量在世界上的比重，由32%下降为14%。19世纪90年代被美国超越，20世纪初被德国超越，降为世界第三。1913年，英国的钢产量为778万吨，少于美国产量的1/3和德国产量的1/2。由于美国、德国的竞争，英国对外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871年的22%下降为1913年的15%，农业原料和食品也越来越仰赖于从国外输入。
英德、法德和俄奥三对矛盾成为欧洲的主要矛盾，同盟国和协约国形成了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引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1914—1918年，同盟国阵营与协约国阵营开展战争，主战场在欧洲，共有6500万人参战，3000多万人伤亡，给人类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但也在客观上促进了科学技术的发展。1918年，德奥投降，一战结束。德国受到协约国的严厉制裁和打压，损失大量的土地和人口，承担巨额赔款。美国未被卷入主战场，凭借海外贸易实力大增。
一战更加凸显了一国工业硬实力的决定性作用。在战争的中后期，同盟国和协约国均开展了对敌对阵营的严格出口管控。1913年，在世界机器总产量占比中，美国一家独大，占比51.8%；德国占比21.3%；英国占比仅12.2%，世界工厂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英国所需电气设备、化学产品、光学玻璃和实验仪器等均从德国进口，只有造船业与铁路业还处于世界最强水平。其中，1913年英国铁路总里程达20.8万千米，德国仅有6.8万千米；1913年英国造船比重占全球的62%，商船总吨位超过2000万吨，是德国的4倍。
一战后的20年间，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力量发展愈发不平衡，德国和日本的工业显著领先，经济实力明显增长，英国、法国、美国则先后出现停滞局面。战争一触即发，德国采用“闪击战”占领了欧洲大部分地区，但在苏联受了阻。1941年，美国参战，形势逆转。1945年德国战败，二战结束。苏美柏林会师，希特勒自杀。世界进入美苏争霸的两极格局，冷战拉开帷幕。
1929年，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这就是著名的“大萧条”。1933年，希特勒和纳粹党上台执政，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年均增长率达到20%，失业率从30%降到0，一跃成为顶级经济强国，科学研究和技术均走在了世界前列。德国的军火产量超过了英国和法国的总和，钢铁、焦炭等各种工业品产量均在世界名列前茅，工业实力仅次于“巨无霸”美国。1938年，德国GDP为3514亿国际元，苏联、美国和英国分别为3591亿国际元、8003亿国际元、5687亿国际元；德国钢铁产量为187.7百万吨，苏联、美国和英国分别为93.6百万吨、511.7百万吨、99.2百万吨；德国煤炭产量3455百万吨，苏联、美国和英国分别为903百万吨、3758百万吨、1464百万吨；德国石油产量为46.2百万吨，苏联、美国和英国分别为172.1百万吨、1466百万吨、93.5百万吨；德国电力产能为4140亿千瓦时，苏联、美国和英国分别为2820亿千瓦时、16780亿千瓦时、3150亿千瓦时。二战中，“卡脖子”与反“卡脖子”的博弈发展到了极致。国际联盟对德国的封锁导致德国很难获得武器生产所需的铜。因此，有的德国的商船前往北欧带上了铁锚，到了目的港后再换成铜锚，通过“蚂蚁搬家”的方式获取极其短缺的铜资源。
日俄战争后，日美矛盾日益增强，冲突在所难免。在美国经济制裁之下，日本能源匮乏，悍然发动太平洋战争。太平洋战争以日本偷袭珍珠港为启动，以1945年日本投降为终结，历时3年零8个月。日本失去1894年以来侵占的全部土地。美国成为世界霸主。
日本取得了一次次战术上的胜利，但在战略上依然处于颓势。虽然二战前日本已经跃居亚洲第一强国，但与美国的差距仍不可同日而语。按照世界经济史研究档案，1938年，美国的GDP是8003亿国际元，约是日本（1694亿国际元）的5倍；钢铁产量为511.7百万吨，是日本（48百万吨）的10.6倍多；煤炭产量为3758百万吨，是日本（411百万吨）的9.1倍多；石油产量为1466百万吨，约是日本（20.4百万吨）的71.9倍。另外，二战中美国展现了极其强大的动员能力。珍珠港事件后4年间，美国生产了30多万架次战机、131艘航母，钢铁产量约等于苏、德、英、法、日五国总和的1.5倍，石油产量约占全球的60%。
1946年3月5日，“冷战”启幕。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形成资本主义阵营，与以苏联、华沙条约组织为主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展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军事斗争。1947—1991年，以美国为主的北约组织和以苏联为主的华约组织间的政治、经济、军事斗争，前后历时44年，对抗方式包括局部代理战争、科技和军备竞赛、太空竞赛、外交竞争等“冷”方式。
1980年，苏联经济实力约达到了美国的2/3，其中GDP为7054亿美元，约是美国（10528亿美元）的67%；钢产量为14800万吨，约是美国（10380万吨）的143%；发电量为12950亿度，是美国（24750亿度）的52%；石油产量为60300万吨，约是美国（43000万吨）的140%；天然气产量为4060亿立方米，约是美国（6000亿立方米）的67.7%，商品煤产量为65300万吨，约是美国（78400万吨）的83.3%。
二战后，欧洲的经济发展迅速，经济交流与联系进一步加强，但城邦制的传统导致欧洲国家面积均偏小，市场狭小，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流通不畅。“冷战”背景下的两极格局和“冷战”后的“一超多强”格局让欧洲国家呼唤团结起来提高政治和经济地位。1993年11月1日，欧盟正式成立，这是欧洲国家走向联合的重要成果。从最初的欧洲煤钢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经济共同体到欧洲共同体，再到欧盟的诞生，历时40多年。截至目前，欧盟共有28个成员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德国作为欧盟最大的经济体，一直都是欧盟（欧共体）的主导者和推动者，并且极力维护欧盟的团结和统一。欧盟内部博弈的结果已初步显现，英国脱欧，德国成为推动欧洲走向联合统一的主导者。
德国领导欧洲在其经济端早已初现端倪，近数十年来德国都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2019年，德国的GDP为3.85万亿美元，法国GDP为2.707万亿美元，英国GDP为2.83万亿美元。
二战后，日本经济开启了高速增长模式，仅仅用了20多年便超越传统资本主义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于1968年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令西方国家震惊。战后美日的全面贸易摩擦与2018年以来的中美贸易摩擦模式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值得借鉴与参考。
二战以后，美国政府遵照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将日本、德国作为遏制苏联的重要工具，并一边向日、德开放本土市场，一边允许日、德设立贸易壁垒。日本则在美国的羽翼之下全力发展经济，加大出口，实现了对美国的巨大贸易顺差，引起美国政界、学界和金融界警惕，触发了“修昔底德陷阱”。
从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开始，日本与美国先后在纺织、钢铁、彩电、汽车和电子信息产业领域发生了五个回合的贸易摩擦。美国在“超级301条款”（Super 301 Provision）之外，开启对日结构性贸易障碍谈判。在谈判的同时，美国也采取了“卡脖子”的手段遏制日本技术的发展。美日博弈共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纺织业在二战前就已经成为日本工业革命的重点产业。二战结束以后，日本国内产能不断扩大，亟须打开国际市场。1957年，日本成为全球纺织品出口额最高的国家。1956年，日本纺织品占美国市场份额达到了3/5。从1957年起，美国对日本纺织品进口从鼓励转向限制，先后签订了《美日纺织品协定（1957—1961）》《美日纺织品短期协定》《美日纺织品长期协定》《美日纺织品协定（1972—1974）》，对日本实施纺织品出口总额、出口增速等多方面的限制。
与轻工业贸易相比，在重工业贸易领域，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采取了更加丰富多元的遏制手段。1963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钢铁出口国家。20年代70年代初期，日本在美钢铁市场份额占比超过50%。同时，日本彩电业技术全面超过美国。1976年，美国市场中进口日本彩电占全部进口彩电的比例达到了90%，占全部市场份额也超过了20%。这个阶段，美日签订或美方单方面实施了《美日钢铁产品协定（1968—1974）》《201（紧急进口限制条款）调查》《美日特殊钢贸易协定（1983—1987）》《美日自主出口限制协定（1984—1992）》等多种协议和举措。美国先后采取贸易限制、贸易保护威胁、最低限价制度、提高关税、设定最高市场占有率限制、征收反倾销税、开展“201调查”、开展不公平贸易习惯调查等手段来限制日本的发展。
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美日重点聚焦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发生贸易冲突，包括计算机、电气设备、通信工程和半导体等领域的摩擦。与前两个阶段相比，美国在这个阶段更加注重技术方面的遏制。以半导体产业为例，重点介绍一下美国对日本采取的技术“卡脖子”的手段。
日本对半导体关注较早，索尼公司成立于PN结型晶体管发明的前一年，并于1955年开始发展晶体管技术，与美国肖克利半导体实验室同步启动。1959年，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大半导体生产国。1963年，日本电气公司（NEC）获得美国仙童公司平面技术的授权，并向国内其他厂商分享，三菱、京都电气都借势进入半导体产业。1976年3月，日本政府启动了“DRAM制法革新”国家项目，推动日本半导体产业走向了巅峰。1985年，日本第一次在市场占有率方面超越美国，日本DRAM市场占有率最高达到了全球80%的绝对优势比例，实现了半导体产业由美国向日本转移。1989年，日本芯片全球占有率为53%，而美国仅为37%，全球十大半导体企业中日本占据6席。
从1982年起，美国对日本发起了“芯片战争”。首先是钓鱼执法，1982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故意将IBM芯片设计资料泄露给日立公司的一位高级工程师，并将证据公之于众，对日立和三菱开展了制裁。1985年，美国根据“超级301条款”，开展对日半导体的市场准入和不正当竞争调查。1987年，美国与日本共同开发FSX战斗机，美国有权获得所有技术，并借此打开了获取日本半导体技术的通道。1989年，美国与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保障协定》，开放日本半导体产业的知识产权、专利。1991年，美国再次与日本签订第二次半导体协定。
20世纪80年代里根时期，美国将汇率作为缓解贸易收支逆差和贸易摩擦的重要工具，转嫁国内危机。1985年9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广岛协议”，增加了汇率的灵活性。日元对美元和欧洲货币开始走强，日元在随后三年内升值一倍，导致大量国际游资涌入日本楼市及股市，造成地价暴涨和股市暴涨，出现虚假繁荣。在股市冲击四万点的同时，美国华尔街金融巨鳄倾巢而出，动用巨额资金，大肆卖空日本股市，日经指数（Nikkei）一路狂跌至一万点，经济泡沫破裂。
与此同时，美国在PC时代来临的同时，及时对半导体技术进行了升级迭代，选择以高性价比作为未来技术方向，但日本依然固守高稳定性的传统生产标准。美国同时扶持韩国，让三星成为世界第三家拥有16M DRAM内存芯片的企业，其中三星外资股权占比超过了55%，大部分是美资。到了1996年，日本半导体的全球市场份额已经低于美国。
1999年，为了保存最后的竞争力，日本传统半导体巨头日立、日本电气、三菱电机三家公司将DRAM业务整合成立尔必达公司。但在美国和韩国的联合打压下，2012年尔必达宣布破产，美韩掌握了DRAM的全球定价权。
日本在不断接受国际打压的同时，也采取了三个方面的举措来保证自身半导体产业的竞争力。首先是发展内循环模式，在贸易纠纷之下，日本电子产业的内需从1985年到2000年扩大了超过两倍，一定程度上保存了半导体行业的创新和制造能力。其次是不断提升核心零部件的价值，从较高的市场占有率转向较高的生产附加值，日本的电子设备和零部件在该国创收中占据约80%的比例。最后是加大海外投资，规避出口限制措施。
美日博弈可以说是在新的全球政治格局下，一场新形式的大国竞争。日本在经济总量的巅峰时期，GDP总量为5.4万亿美元，约占美国GDP总量的70%。1989年，日本开始实施紧缩货币政策，股市和地价暴跌，企业大量倒闭，日本陷入20多年的停滞期。由此，大国博弈手段愈发多元化，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对世界第二经济体的遏制手段也从军事领域延伸到经济和技术领域。
2400年前，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说，当一个崛起的大国与既有的统治霸主竞争时，双方面临的危险多数以战争告终。这一观点已经成为国际关系的铁律。纵观近代500年来的16次前浪与后浪的博弈，由贸易冲突、经济冲突上升到军事冲突的事件有11次。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以来，第二经济大国地位也在不断交替，一些关于“修昔底德陷阱论”的说法也甚嚣尘上。事实上，在美日博弈之后，中国成为最新的一个GDP总量超过美国2/3的国家，中美博弈迅速升级，冲突一触即发。
奥巴马政府提出了“亚太再平衡战略”，通过挑起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矛盾，让它们主动成为消耗中国精力和资源的“马前卒”。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开展单边遏制，采取逆全球化的方式对中国进行打压，并制裁华为、中兴等中国企业，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拜登政府则希望通过联合盟友制衡中国，呼吁建立盟友统一战线，利用现有贸易法律制衡中国。虽然政策各有不同，但美国几届政府一直在采用组合拳系统地对中国进行压制。
2017年12月19日，特朗普政府公布了其任内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污蔑中国为“修正主义”国家，并将中国定位为美国“战略上的竞争对手”。中美贸易冲突愈演愈烈，并扩大到科技、金融、军事等多个领域。无论是奥巴马的“美国还将继续领导世界一百年不动摇”、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拜登的“让美国重新领导世界”的豪言壮语，还是中国人民有关“国际社会必将走向更加平等的多极时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来没有这么靠近千百年的梦想”的良好愿景，都表明了过去十多年来以及可以预见的未来十多年中的国际体系“两极化”的大趋势——中美物质实力差距将持续缩小，中美冲突与摩擦不会消失，有时甚至会强化。
美国将中国作为战略上的竞争对手，更大的可能是展开持续性、系统性和综合性的遏制。系统的压制需要系统的应对。在应对冲突加剧的背景下，中国应在地缘、经济、科技、金融等多个领域制定系统应对的组合拳。美国不会容忍中国在短期内超越，中国也不会放弃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因此，在百年一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冲击波、特朗普冲击波以及拜登时代新冲击波的三重打击下，作为后浪的中国将成为更孤独的赛跑者，在时间的长河中，跑出一条创新发展之路，与美国、与世界携手共发展，为人类找寻一个更好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