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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遇到过，并且仍然普遍面对的重大问题。事实上，所有发达国家在它们的发展过程中，都曾经历过收入差距很大、社会冲突不断的时期。20世纪后半期以来，在一些发达国家和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这个问题解决得比较好，一方面保证了收入分配比较公平，社会比较和谐；另一方面也没有明显导致对经济效率的负面影响。但在相当多的国家，要么收入差距过大，社会矛盾尖锐，导致社会不稳定；要么存在政府对收入分配过度干预，分配过于平均，福利过高，政府负担过重，干扰了市场机制对优化资源配置和促进效率提高的作用，从而影响了经济发展。这后两种情况，都很难长久持续，因而都可能引起政治动荡和政策大幅度左右摇摆，进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
因此，非常有必要对发达国家和走在我们前面的发展中国家所走过的道路进行研究，从它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中吸取教益，可以让我们少走弯路，从中获益。在这一节里，将首先回顾几个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关于收入分配的理论。他们是：马克思、凯恩斯、刘易斯和库兹涅茨。
十九世纪，针对当时资本主义国家收入分配很不公平、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的现象，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资本论》第一卷（1867）和第三卷（1894）中，他分析和抨击了当时的资本主义分配制度，认为这种制度是对劳动者的剥夺，导致了劳动大众的绝对贫困化和社会两极分化，形成了尖锐的阶级冲突。他还从经济运行机制上就收入分配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进行了理论分析，认为收入分配问题是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基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社会化大生产”的方式，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超越了以往任何一种生产方式，使生产能力迅速提高。但是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使得劳动者报酬被压低，使生产成果集中到资本家手中，造成了社会大众消费需求不足的局面。一方面生产能力迅速扩张；另一方面社会消费能力不足，商品生产出来卖不出去，就会不断导致生产过剩。而每当生产过剩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危机中，大量过剩产品被销毁，大量的过剩生产能力由于企业破产倒闭而被消灭，通过强制破坏一部分生产能力的办法使供给和需求得到再平衡。但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危机之后，经济一旦复苏，下一轮失衡又会再度抬头并愈演愈烈，直至下一次危机爆发。
因此马克思认为，同资本主义分配制度与生俱来的社会消费能力不足，是导致周期性资本主义危机的根本原因。他进而认为，生产能力的迅速扩张和大众消费不足导致的生产过剩，构成了资本主义不可解决的根本矛盾。在他看来，这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只能愈演愈烈，最后将导致整个经济制度崩溃。因此他认为，只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才是唯一出路，社会主义必然要顺理成章地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剥夺资本家，建立全社会公有制，实现全社会有计划地共同生产、共同分配，才能够根本解决这个矛盾（马克思，1867、1894）。
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明显地具有对前人思想的继承性。第一，他的经济学分析继承了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古典经济学分析框架，并运用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思辨能力将经济学的理论分析发挥到极致，在经济学中建立了一座开拓性的里程碑。第二，他的经济学分析背后的道德批判和未来构想，吸收了前人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这三者的结合，使他和恩格斯把他们关于未来社会的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与空想社会主义相区别。但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这些理论和学说也与人类思想史上所有其他学说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自己的历史局限性，而并不像一些后来的学说继承者所宣称的那样，成为超历史的终极真理。
站在今天的时空位置，重新回顾一百多年前的这些论述，我们仍然能够看到马克思对当时经济体制进行的理论分析相当透彻。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消费需求不足的论断在提出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中，不断得到验证。从《资本论》发表后的1870年代到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西方国家发生了7次经济危机，平均每8—10年发生一次。在危机中，一方面社会下层群众的贫困和消费品匮乏加剧，另一方面大量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劳动者大量失业。尤其1929—1933年的危机特别严重，美国经济连续4年猛烈下挫，经济总量在1929—1933年期间萎缩了30%，失业率从3%猛增到25%。经过10年的萧条和复苏，直到1939年，国民生产总值才恢复到了1929年的水平（数据见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Bureau of the Census,1975，即美国商务部普查局，1975）。
但另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走向崩溃的预言并未被后来的历史进程所证实。资本主义在20世纪的发展史，没有沿着马克思预言的方向走向崩溃，反而在保持基本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吸收了社会主义思潮的积极成果，通过建立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体系等一系列制度改革，以及比较透明化、有利于公众监督的政府管理体制，在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缩小了收入差距，形成了中产阶级占主体地位的社会结构。从而保持了经济继续发展，创造了今天发达国家的高度文明。因此，考察整个20世纪发达国家在收入分配和其他制度上的转型，对于研究中国的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另一方面，在20世纪，苏联、东欧和中国等社会主义阵营基于马克思当年的理论构想所进行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实践，虽然做到了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效率下降和权力过度集中带来的一系列弊病，在与经过改良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竞赛中处于下风地位。在中国，在改革前从1952—1978年的26年间，虽然保持了平均6%的经济增长率，但中间经历了几次因中央决策失误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包括“大跃进”期间的经济高烧，“三年困难”期间的大饥荒，“三线建设”时期的资源错误配置，“文革”期间的经济下降。其中尤以1959—1961年“三年困难”期间灾难性的大饥荒后果最为严重。
改革前的二十多年计划经济时期，人民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提高非常缓慢，直到1978年开始改革时，城镇居民人均年收入仅达到343元，而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村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133元。超过30%的农村人口（2.5亿）人均收入低于100元，处于赤贫状态。根据作者自己在改革前在农村生活的经历和改革初期在各地进行农村调查的经历，农村中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房不避雨、家徒四壁的情况相当常见。这些情况佐证了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现在有些人不顾历史，歪曲事实，否定改革开放，打着“社会主义”旗号，为早已失败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大唱赞歌，试图把中国拉回到改革开放以前的时代。他们的政治主张与人民大众的利益诉求背道而驰，对此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无可否认，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给绝大多数老百姓带来了实惠。这期间，中国从人均国民收入200美元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为人均国民收入超过5000美元的中等收入国家，以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增长了约10倍。但是当前一个突出问题，是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和分配不公越来越严重。这不是靠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解决的。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从经济理论的发展和世界各国的实践中，获取知识和经验。
发达国家在20世纪怎样走出了马克思所预言的、由收入分配失衡导致的、愈演愈烈的周期性经济危机死胡同？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凯恩斯有关
。
1929—1933年，美国爆发了大萧条，并蔓延到整个欧美世界。在大萧条期间，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著名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书中系统表述了关于总需求不足的理论。他指出，由于边际消费倾向在各种主观和客观因素的影响下通常小于1，因此当总产出增加时，就需要由投资的增长来弥补消费需求与产出之间的差额，使投资等于储蓄。但没有什么必然的机制保证投资自动等同于储蓄，事实上投资常常小于储蓄，于是就会发生总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和失业。他还指出，恰恰在那些更富裕的国家，边际消费倾向更低而储蓄倾向更高，因而也就更容易出现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凯恩斯将这种情况称为“富饶中的贫困”。
这层薄薄的窗户纸一经捅破，道理看起来是如此简单合理。凯恩斯的理论和马克思的理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即认为经济危机来自需求不足，但是和马克思又有显著的不同。他不像马克思那样，认为总需求不足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脱的矛盾，而是建议用增加政府投资，或者降低利率以刺激私人投资的方法，来填补需求缺口。他还指出，政府投资会通过放大乘数效应影响总需求。边际消费倾向越高，乘数就越大，对总需求的带动就越有效。
凯恩斯学派的理论指出，当我们说社会总需求不足时，这个总需求是由消费和投资两大因素组成。对一个开放经济体来说，还要加上净出口这第三个因素。假设在初始阶段经济处于均衡状态，但如果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三个因素中，无论哪一个出于某种原因发生了下降，而没有另外两个因素的上升来补充，都会造成总需求不足。
在微观经济中，某种产品的供给状况发生了变化，就会引起市场价格变化，从而引起需求方面的调整，最终导致重新建立供求之间的平衡，即恢复均衡状态。反之亦然，需求方面的变化也会引起供给方面的调整。而在宏观世界，消费和储蓄由消费者决定，投资和出口由生产者决定。没有一种机制使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种需求因素共同与总供给保持一种平衡关系。因此，例如当消费者决定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而生产者并不因此而相应增加投资时，就会发生储蓄大于投资的情况，因此总需求不足就发生了。
和马克思不同，凯恩斯关心的不是历史发展的长过程，而是怎样解决眼前的问题。他并非不关心消费。他提出的“节俭悖论”，意思就是说如果消费者储蓄过多，就有可能带来需求不足，引起生产下降。但他主要强调的影响因素是投资而不是消费。这是因为，消费是由老百姓决定的，政府无法改变消费者的消费和储蓄倾向，但是能够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来增加政府投资，或者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来刺激私人投资，这样就扩大了总需求。
自从凯恩斯主义理论发展起来以后，西方国家在应对经济危机方面应该说有了一个相当有效的手段，这就是通过扩张性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经济危机的影响程度，缩短危机影响的时间，使经济运行相对平稳。更早期的马克思曾经判断，总需求不足这个基本弊病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然而自从凯恩斯主义政策诞生后，这成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决的问题。
但是仍然存在很多问题。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发现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常常在短期内有效，但长期会导致通货膨胀，而对经济增长的带动效果则越来越弱；最后常常造成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相伴而行，即通常所说的滞涨。其原因在于凯恩斯主义刺激投资的做法，在短期内增加需求，而在中长期则起增加供给的作用。对于一个投资不足的经济体，这种做法是有效的。但对于消费需求不足的经济来说，用投资需求代替消费需求只能起短期的作用。投资行为在短期增加了对原材料、生产设备和劳动力的需求，但一旦投资完成，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扩张后的生产能力就要求更大的需求来满足。而在消费需求没有同步增长的情况下，需求疲软的情况就会更加严重。或者至少，刺激投资并不能使消费这条短腿加长，因此一旦刺激政策退出，原来的结构失衡就会重演。
这说明，凯恩斯主义解决的主要是短期问题，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危机产生的机制性原因，并没有从制度上解决收入分配问题。而在这一前提下，在消费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仅靠扩张性政策拉动投资，必然使生产能力的扩张快于消费的增长，因此为下一轮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准备了条件。因此，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应用是有条件的。如果以为凯恩斯主义的扩张政策是对付经济危机的万应灵药，是必然要碰壁的。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在其奠定发展经济学基础的著名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Lewis,1954）中，提出了一个二元经济模型。他利用这个模型研究了一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在什么情况下会长期不增长，而在什么条件下工资收入将会随着经济发展而增长。
他指出，当一个国家同时存在传统的农业部门和现代的资本主义产业部门，而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时，农业劳动力会源源不断向现代产业部门转移，形成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局面。这种劳动力供过于求的形势，会限制工资水平的上升，使工资持续停留在仅仅维持工人生活的水平上。现代产业部门因此能够享受廉价劳动力带来的好处，使资本收益更快地增长。这种情况直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才会改变。
这一点，被后人称为“刘易斯拐点”。在达到这一点后，如果现代产业部门的生产继续扩张，需要更多工人，就只有依赖提高工资，才能把农业部门的劳动力继续吸引出来。工资水平因此会随着劳动的边际生产率提高而提高。而农业劳动力继续减少，也会导致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这将使农业部门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也随之提高。
刘易斯模型是从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角度出发研究收入分配的一个杰作。该模型对于解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关系，以及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之间的分配关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按照这一理论进行推论，当存在农业剩余劳动力、存在二元经济的条件下，劳动报酬的增长可能停滞不前，而资本收益可以持续增长，因此分配关系将有利于资本而不利于劳动。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相对比重会不断收缩。只有当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工资水平的增长才可能与经济增长相同步，同时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增长也将真正开始。
在刘易斯的文章发表之后，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 1961）进一步发展了刘易斯模型，把农产品供求关系引进了他们的模型，并对上述转型过程进行了更详细的分析，对“刘易斯拐点”进行了进一步分解，提出了仍然存在隐蔽性失业的“第一拐点”和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完毕的“第二拐点”。
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及其后来的发展，产生于对发达国家过去工业化过程的考察。但由于我国仍然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发达国家的早期发展阶段，因此这一理论对于研究我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半个世纪前，美国经济学家库兹涅茨基于对美、英、德等国历史数据的分析，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随着经济发展，上述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都曾经经历过先扩大、而后逐渐缩小的趋势（Simon Kuznets,1955）。这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收入差距和经济发展水平（通常以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表示）之间存在着倒U字形的函数曲线关系，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曲线”。
半个世纪来，围绕这一发现争论不断。有些经济学家以“库兹涅茨曲线”为依据，试图说明收入差距的扩大是一个在一定发展阶段上不可避免的事情，对此不必过分担心。因为经济增长最终会自发地导致更加公平的收入分配。或者换句话说，效率最终会带来公平。另一些经济学家则通过理论分析或者实证分析，对此提出了怀疑和挑战。近些年来一些基于各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有许多国家在长时期内并未经历收入差距缩小。即使是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最近二三十年里也经历了收入差距重新扩大。
有些研究者还进一步指出，收入分配反过来对于经济增长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会阻碍经济增长（Galor and Zeira 1993, Bourguignon 2003）。而在经济发展停滞的状况下，贫困和收入不平等的问题又变得更加难以解决，如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发生的那样，陷入所谓“拉美发展陷阱”。
世界银行近年来的若干研究报告指出，经济增长在减少贫困方面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但其效果在不同的国家有很大的差别。同时，经济增长在缩小收入差距方面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作用。相反，过大的收入差距的确会导致频繁的社会冲突，会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对于消除贫困和减小过大的收入差距来说，经济增长是必要的，但仅有经济增长是不够的（The World Bank,2000,2003,2005）。人们必须面对社会收入分配不公平的现实，主动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而不能等待社会公平自发到来。
事实上，认真读一读库兹涅茨文章的原文就会发现，他本人并不认为收入差距会无条件地随经济发展而先上升后下降。相反，他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并对其中一些因素做了认真的研究。他批评了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一定会在收入差距及其影响条件方面简单重复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也就是说会简单重复先上升后下降的“库兹涅茨曲线”；另一种观点认为当代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是全新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经历过的历史过程毫无关系。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可取，需要的是对这些历史的和现实的条件进行深入的研究。他并不认为发展中国家应当像早期资本主义国家那样听任收入差距扩大。他特别批评了那些关于不要“惩罚性的累进税制和其他类似东西”、只要“完全的自由市场”的观点，认为“这样的争辩是危险的”（Kuznets, 1955,29）。
库兹涅茨还重点探讨了几个因素对收入差距变动的影响。其中两个最重要而且互相关联的因素是工业化和城市化。他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农业人口向非农业和城市转移会在一个阶段内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在随后的阶段会导致收入差距缩小。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储蓄率变化。他指出，富人的储蓄率远远高于穷人，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储蓄大量转化为资本，从而为富人带来更多的资本收益，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后来的一些政府政策变化，例如针对富人财产的遗产税、针对资本的征税以及政府采取的通货膨胀政策等，减弱了富人的资本积累速度，会在某种程度上缩小收入差距。他认为，人口也是一个影响因素。传统社会在进入工业化阶段时，人口变化会从“高生育－高死亡”模式转向“高生育－低死亡”模式，首先导致低收入人群的人口负担加重，但随后会进入“低生育－低死亡”模式，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
库兹涅茨还指出，制度因素是导致收入差距变化的又一个原因。他认为，通常在工业化早期，旧的制度框架不能对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有效的约束，因此难以避免独裁体制利用人口作为获取经济利益的炮灰，从而难以避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扩大。而发达国家则普遍经历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政治体制改革，有些通过和平方式，有些则是通过内战的方式实现了政治改革，从而跨越了这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