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劳动报酬比重为什么长期偏低

一、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趋势

不同居民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主要体现在劳动报酬和非劳动收入之间差距扩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历年公布的“资金流量表”数据，1992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为55%，此后一直在下降，到2008年只占48%（见图2-5,1992年以前和2008年以后暂无数据） 。

资金流量表数据来自经济普查，相比于居民住户抽样调查的覆盖范围更全面，遗漏更少。但这一数据仍然可能高估了劳动报酬的比重，主要是因为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没有体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统计中，即便是经济普查也无法查到。根据作者的估算，资金流量表中关于2005年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数据可能少了2.67万亿元，2008年该数据可能少了至少5万亿元（见王小鲁，2007、2010；另见本书第四章）。遗漏的部分基本上不会是劳动报酬，而且是合法性存疑的收入，作者将其定义为灰色收入。如果遗漏掉的灰色收入中，有一定的比例来自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的流失，而另一部分则根本没有包括在国民经济核算中（作者假定这一部分的比例占60%），那么意味着国民总收入和GDP核算都有一定程度的低估，需要做一定幅度的上调，因此劳动报酬的比重也自然会相应降低。

图2-5中的“劳动报酬比重”来自国家统计局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劳动报酬比重修正值”则是根据作者对2005年和2008年国民总收入进行修正后大致估算的劳动报酬比重。它显示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在2005年接近47%，而2008年降至43%。这一计算基于资金流量表数据和作者调查数据的推算，与资金流量表数据相比，劳动报酬比重相对更低。

以上数据截至2008年。在2008年以后的这些年中，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或GDP的比重持续下降的趋势是否发生了改变？由于国家统计局当时尚未公布2008年以后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对此还很难下结论。但根据2010年左右工资水平和农民收入增长相对较快的情况，可以推测劳动报酬比重有可能已经停止下降，甚至还可能略有上升 。但实质的变化有多大，还取决于非劳动收入增长的速度，尤其是未反映在居民收入统计数据中的灰色收入的增长速度。如果这些灰色收入仍然以更快的速度增长，那么不仅劳动报酬占居民收入的真实比重还会进一步下降，而且其占GDP的真实比重也有可能继续下降。对此还有待观察。

此外，即便劳动报酬比重已经开始出现上升迹象，其占GDP和国民总收入比偏低的状况也不可能在短期内根本改变。

二、二元经济：劳动报酬比重下降的一个主要原因

我国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以及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一个重要原因是长期以来工资水平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增长。这主要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是伴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而发生的。在这期间的体制改革消除了长期以来限制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移的一些制度障碍，使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入乡镇企业和城市非农产业。

表2-1的数据显示，20世纪80年代，工业增加值年均实际增长率为9.6%，而工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的年增长率都只有3.2%（均为扣除物价变动后的不变价格增长率）。这说明这一时期的工业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增长都相对缓慢，而同期的工业高速增长。从供给角度而言，主要是劳动力投入的数量迅速增加带来的结果。这一时期，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也造成了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的局面，从而压制了工资水平的上升。这正与刘易斯模型所描述的情况如出一辙（见本书第一章第一节第三小节）。

20世纪90年代，工业增长进一步加速，工业增加值的实际增长率提高到13.9%，同期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也提高到12.7%，但这一时期实际工资水平只保持了6.8%的增长率，远远滞后于工业增长和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只相当于工业增长率的一半。

上述这种发生在整个20世纪80—90年代的情况，与刘易斯在1954年提出的二元经济模型所描述的情况十分吻合，说明对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而言，这是具有共性的现象，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必然产生的。

工资增长持续滞后于经济增长的情况，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和GDP中的比重逐渐下降。上述情况延续了20年以上，但在进入21世纪后发生了改变，工资开始加速增长。据表2-1的数据，这一时期的工资增速大体上与工业增长保持了同步，稍稍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速。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对过去“欠债”的一个补偿。

工资增长的加速，总体而言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从一些典型调查的情况看，近年来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已经大量转移到城镇非农产业，农村留守人员多数为40岁以上的劳动者、儿童和老弱病残人口。加上一部分农民工因为难以在城市长期立足，在打工几年后选择回到家乡或家乡附近的小城镇居住和就业。这使城市地区的劳动力供给出现了局部短缺，一些地方发生“用工荒”。这种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改变，是促使工资水平提高的主要动力。

针对这种情况，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这在劳动力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意义上是成立的，不过还需要更具体的界定。2010年左右我国农村还居住有接近50%的人口，距离达到发达国家那样70%—80%的城市化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此现在说农村剩余劳动力已经吸收完毕，恐怕为时尚早。现阶段的情况，看来更接近拉尼斯和费景汉（Ranis and Fei,1961）所说的“第一拐点”，即农村剩余劳动力仍然存在，但工资水平已经进入上涨阶段。

还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出现的劳动力短缺，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一些制度障碍所导致的。这包括城市户籍制度对进城农民工身份的限制、相应的社会保障及医疗、教育、住房等公共服务的缺失等因素，导致大部分进城农民工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最终只能返回家乡，使“刘易斯拐点”提前出现。随着未来体制改革的推进，这些问题有希望逐步得到解决，相信还将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能够继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不过，转移的速度可能放缓，转移劳动力的平均年龄可能也会上升，这是因为青年劳动力已大量转移，留在农村或者进城后又返回农村的，则更多是中年或中年及以上的劳动者。

但他们仍然是一笔宝贵的、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经济资源。观察其他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很少会看到像我国这样大量工作岗位都由青壮年劳动者占据的情况。即便在民航飞机上也是如此，中国飞机的乘务员都是二十来岁的“空姐”；而在其他国家的航班上，“空嫂”“空妈”更为常见。当然，毋庸置疑的是，只要经济继续保持高增长的态势，未来的劳动力转移，必然也会伴随着工资水平的继续提高。像20世纪80—90年代那样工资增长极其缓慢的情况，不大可能再出现了。

以上讨论的二元经济结构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解释，说明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或者GDP的比重为什么会持续下降。许多迹象表明，这种情况正在发生改变。但改变的程度如何，目前各种统计数据所显示的情况还存在许多不一致之处。一个例子，就是前面表2-1的数据所显示的，在2000—2010年期间，工业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增长已经与工业增长相同步了，但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却反映出，在2000—2008年，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还在继续下降（见本节开头部分的图2-5）。要解释这两者的不一致，还需要做更多的研究，并有待于新的数据来验证 。

三、其他收入的快速增长

二元经济结构问题解释了过去很长时期内劳动报酬的增长为什么持续缓慢，因此也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劳动报酬比重为什么持续下降。但这还只是一个重要原因，并不是全部原因。因为居民的劳动报酬只是国民总收入中的一个部分。其比重的变化，还取决于其他各部分收入的增长速度。这包括企业收入、政府收入以及居民的非劳动收入，其中也包括一小部分居民的灰色收入。如果这几类收入的增长速度都快于居民的劳动报酬，那么劳动报酬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自然会出现下降。在下一节里，作者将讨论居民、企业、政府三者之间收入分配的相对关系变化情况。在本书的第四章中，还将对没有反映在统计数据中的灰色收入问题进行专门讨论。 oAPUDRbNWihQhcWW1w9IBkpmjzzivqVTFjLzZZsLFbUKXn9gFNKthsopwiut+lP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