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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另一组对中国非常有参考价值的国家是拉丁美洲国家，它们的经验教训很值得我们借鉴。这些国家大多长期保持了巨大的收入差距，这也给它们的经济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影响，使它们在中等收入阶段的相当长时期，经济发展陷于停滞。这常常被称为“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表1-4列出了8个人口超过一千万人的拉丁美洲国家半个多世纪的基尼系数变化情况。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50年代，有数据的4个拉美国家基尼系数都超过了0.4，其中巴西超过了0.5。这说明它们当年就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20世纪70年代，8个拉美国家中有6个基尼系数超过0.4，其中3个超过0.5。而到20世纪末，8个国家中有7个超过了0.5，其中巴西接近0.6。它们的收入差距在这期间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急剧扩大了。只是进入21世纪以来，多数国家收入差距出现了轻微的缩小，但仍然有5个国家基尼系数超过0.5。
表1-4 拉丁美洲8国半个世纪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
注：有些国家在注明年份无数据，以最接近注明年份的数据代替。
资料来源：同表1-3。
与此同时，这些拉美国家的经济增长也相对缓慢。按照安格斯·麦迪森（2003）的计算，这些国家早在1950年人均GDP就都已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在2000—7000美元。但直到20世纪末，它们的人均GDP（按国际可比价格）仍然停留在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尤其是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20世纪70—90年代，它们多数国家的人均GDP几乎没有变化，有的甚至下降了。到2008年，它们的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也还在1万美元上下。按现价汇率计算的人均国民总收入（GNI），都不超过1万美元，仍然都是中等收入国家。见表1-5。
表1-5 拉丁美洲8国半世纪的人均GDP（购买力平价美元，1990年价格）
注：1950—1998年数据来自安格斯·麦迪森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1990年不变价“国际元”（International Dollars）。2008a是根据世界银行人均GDP增长率，从麦迪森的1998年数据推算得到的“国际元”（由于世界银行数据和麦迪森数据的计算方法不同，这一结果并非准确数据，仅供参考）。2008b是世界银行按购买力平价美元计算的现价人均GDP。2008c是世界银行按汇率计算的现价人均国民总收入（GNI）。
资料来源：安格斯·麦迪森，2003；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5a,2010a,2011b）。
有些学者认为，之所以会有“中等收入陷阱”，是因为处在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面临较多的挑战，例如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人口增长模式发生变化等等，因此会导致增长放慢。在我看来，这些解释有一定意义，但不足以说明问题。在表1-6、1-7、1-8中，作者对表1-4和表1-5所列8个拉美国家（简称“拉美8国”）和5个东亚国家与地区（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简称“东亚5区”）的长期经济增长指标和收入分配指标做一个简单比较，能够比较清楚地看到区别何在。
表1-6 拉美8国和东亚5区平均基尼系数
表1-7 拉美8国和东亚5区人均GDP
表1-8 拉美8国和东亚5区人均GDP增长率
注：人均GDP为1990年不变价格。两组基尼系数和人均GDP分别是各国数据的算术平均，未加权。“—”表示无数据。增长率按人均GDP的各国平均值计算。
资料来源：据表1-4、表1-5以及麦迪森（2003）、世界银行（World Bank,2005a, 2010a,2011b）数据计算。2008年人均GDP是根据麦迪森计算的1998年数据和世界银行的1998—2008年期间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GDP增长率推算的。
从表中数据可见，1950年拉美8国和东亚5区的平均基尼系数都超过0.4，显示当时它们的收入差距大致在同一水平上。此后拉美8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而东亚5区的收入差距则持续缩小。到20世纪末，前者基尼系数平均高达0.55，后者平均只有0.36。1950年，拉美8国的人均GDP为3330美元，大约是东亚5区的两倍（按1990年不变价格计算）。而到1998年，两者的经济发展水平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东亚5区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行列，人均GDP大致达到了拉美8国的3倍。到2008年，仍基本维持了这一相对格局。拉美8国在收入差距急剧扩大的1973—1998年，实际人均GDP增长率只有0.7%，近乎停顿。最近十来年，拉美国家的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8国平均基尼系数从0.55下降到0.52，同时经济增长也在加快。但仍然没有走出中等收入区间。
拉美8国和东亚5区都是市场经济体，基本上都奉行自由竞争的市场原则。但不同的是，这些拉美国家历史上都曾经沦为西方国家的殖民地，也大都经历过长期的军人独裁统治、频繁的军事政变、政权更替和政局动荡，其政府常常被既得利益集团把持，放任收入差距扩大，使贫富分化严重，走了一条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这导致了尖锐的社会冲突，有时演变为社会动荡和暴力斗争，导致停滞和混乱；有时通过和平方式实现政权交替，导致权贵集团和左派势力轮流上台。而当激进的左翼政府奉行民粹主义或平均主义的主张，推行反市场的政策时，也往往与经济效率原则发生冲突，同样难以持久。
近年来，有些拉美中左政府采取比较稳健的政策，一方面维护市场机制，另一方面主动调节收入分配，维护大众利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成绩。这可能为进入21世纪以来拉美国家基尼系数下降，而经济增长加快的现象，提供了一个解释。事实证明公平与效率之间并不总是互相替代的关系。在严重社会不公平的情况下，促进社会公平不仅不会降低效率，反而有助于提高效率。
在东亚地区，上述这些经济体都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较完整的公共福利、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通过主动的制度建设和政策调节来缩小收入差距。其中，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做得比较彻底，它们的基尼系数在20世纪末都降到了0.3左右。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在20世纪末基尼系数仍然高于0.4。不过它们在这半个世纪中，收入差距大致也呈缩小趋势（如新加坡的基尼系数从0.50降到了0.42），只是变化相对较慢。
拉美和东亚两组经济体在过去半个世纪中，经济表现天壤之别，令人深思。放任收入差距无限扩大，和通过制度建设弥补市场机制不足、主动调整收入差距，导致的不仅是收入差距大小的差别、社会和谐稳定与否的差别，也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别。或许可以说，这是原始资本主义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