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转型：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

今天的发达国家在其早期发展阶段，大体上实行的是“适者生存”、完全自由放任的原始资本主义政策。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割为劳动报酬和资本收益，而资本所有者处于相对强势地位，就往往使收入分配的天平向资本所有者一方倾斜。劳动报酬主要用于劳动者维持生活，而资本收入则会成为追加的资本，反复循环的结果，就可能使财富越来越集中，收入分配也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造成巨大的贫富差距。到了19世纪，这种情况使得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冲突不断，也因此造就了以马克思和当时的左翼政党为代表、以阶级斗争理论为武器、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目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

面对社会矛盾的白热化，一些欧洲国家出现了主动进行制度调整，试图干预收入分配，适当缩小收入差距，缓和社会冲突的尝试。这些调整，当然也常常不是主动为之，而是在客观压力的逼迫下完成的。下面将分别简要讨论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转型。

一、美国的大萧条与制度转型

1929年，美国发生了经济危机，随后演变为愈演愈烈、持续数年并冲击整个西方世界的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经济萧条或衰退的基本特征，是生产持续过剩，产品找不到销路，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和工人失业。凯恩斯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总需求不足。而更深层的原因，如马克思所说，是当时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与收入分配方式之间的冲突。在这种工业化生产方式之下，生产能力不断扩张，而社会分层则保持着金字塔型结构，处于金字塔下层的劳动者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的消费能力受到其仅仅维持生存的收入水平的限制，不可能追上生产增长的步伐。因此，生产能力供过于求成为常态，生产过剩随时可能发生。一旦某个导火索被点燃，就可能发生连锁反应，导致经济萧条。

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1934年的一篇研究论文这样写道：

“美国呈现出了收入分配日益不均的趋势，至少在二十年代前后是如此。这就是说，这个时期人民群众的收入有所增长，而上层阶层的收入水平提高得更快。由于随着上层阶层高额收入的实现，他们的收入中节约部分增加得比消费部分快，也就出现了大富豪及其家族把积累的收入越来越多地作为投资的趋势。”

这段描述简明扼要地道出了大萧条发生的背景条件，同时也使我们联想到当代中国面临的问题。按照凯恩斯的理论，投资和消费都构成总需求，两者可以互相代替。只要增长的储蓄不断用于新的投资，危机就不会发生。但是，投资固然能够带动当期的设备和原材料需求，但一个投资项目一旦完成，就形成了新的生产能力。

而扩大的生产能力需要有相应扩大的消费能力来吸收。如果消费能力的增长慢于生产能力的增长，就导致进一步的生产过剩或生产能力过剩。为利润而生产的企业家，不会在明知产能过剩的情况下持续不断投资，因此必然出现投资小于储蓄，因而总需求不足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企业会因需求不足、生产过剩而倒闭，而这又会减少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并导致更多工人失业，进一步减少消费需求，从而使危机愈演愈烈。下面的两张照片（图1-1和图1-2）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美国普通工人生活状况的真实写照。图1-3则是1929年大萧条爆发时美国华尔街的黑色星期四街头实景。

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替代胡佛担任总统（图1-4），实行了“罗斯福新政”。罗斯福新政可以简要概括为三个R:Recover（复苏）、Relief（救助）、Reform（改革）。

促进经济复苏的主要措施是整顿金融秩序和扩大公共支出。前者是形势的需要，后者与凯恩斯的主张完全一致，即由政府投资建设公共基础设施，如修路、修桥、种树。同时也实行了宽松的货币政策，以此扩大就业和带动经济复苏 。

救助政策一方面是应对大量工人失业这一社会危机的需要，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构成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的一部分。对失业工人的救助主要采取了以工代赈的方式，把大批失业工人吸引到公共建设和公益服务项目中来。他们的工资收入带动了消费，推动了复苏。

但是，如果认为美国三十年代大萧条仅仅是靠凯恩斯主义政策来摆脱的，这一认识是不全面的。我们还需要关注罗斯福时期的改革政策。这主要是建立社会保障和劳工保护制度，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基本上形成了社会保障体系。同时还建立了累进所得税和遗产税制度，形成了一套收入再分配的机制，通过这些方式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这套制度的建立，使美国脱离了完全自由放任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走上了一个通过制度来保障社会公平分配、弥补市场缺陷的现代市场经济阶段。

事实上，正是凯恩斯主义政策和制度变革这两方面因素，才把美国从大萧条中拯救出来。当然，这些改革也触动了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遭到许多反对和诋毁，使对罗斯福新政的评价至今莫衷一是。

美国后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下称二战）以后的政策导向，更加强调自由的市场经济，不主张高的社会福利。美国较少采用再分配的方式改变初次收入分配格局，没有像欧洲那么高程度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因此在二战以后也导致了美国国内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重新扩大，基尼系数从20世纪50年代的0.36回升到2000年的0.41，是近些年来发达国家中唯一一个基尼系数超过0.4的国家。

不过，对于美国的状况，国内仍然有不少误解。实际上今天的美国经济，也并不是传说中那种纯粹自由市场、没有政府干预的私人经济。2010年，美国政府预算收入43707亿美元，占GDP比重为29.8%，政府总支出为57988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39.6% 。美国联邦政府的个人所得税税率在10%至35%之间累进，单身年收入5700美元以上者都要交税，而且很少有人能够逃税。在美国，私人买房有交易税（2%—4%），住房要交房产税，年率大致为房价的1%—3%。美国的政府支出中有大量用于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转移支付（尽管也有大量用于军费），美国政府对老人、儿童、失业者和低收入者有大量福利、补贴和救济。

尽管如此，与多数欧洲国家相比，美国政府收入的比例和社会保障及福利程度都是比较低的。美国在过去三十年间（但不包括战后20年），经济增长也确实相对快一些。根据世界发展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计算，美国的人均GDP增长率，在1950—1973年间年均2.5%，显著慢于西欧12国的3.9%，而在1973—1998年间为2.0%，略微超过了西欧12国的1.8%。另据世界银行数据，美国在1990—2000年和2000—2009年的GDP增长率分别为3.6%和2.0%，高于欧元区的2.1%和1.5%。（见麦迪森，2003；世界银行，2011b）。

按照流行的说法，公平和效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照顾公平必然会影响经济效率。美国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也一直以美国相对于欧洲国家较少的转移支付和社会福利，以及相对较好的经济状况，来说明这一点。不过，2008年爆发的世界金融危机给我们提供了观察这段历史的一个新的视角，使我们从中得到一些新的认识。

长期以来，美国在国内收入差距较大的情况下，以另一种方式找到了扩大国内需求的办法，这就是通过负债的方式扩大消费。穷人尽管缺乏购买力，但可以靠信用卡不断借新债还旧债来消费，还可以靠长期住房贷款来购买住房，这种方式确实在相当长时期内刺激了普通百姓的消费，使低收入居民也可以用不储蓄甚至负储蓄的办法，满足其消费需求。借债消费使美国能够在不改变收入分配较大差距的情况下，缓和国内各阶层之间的社会矛盾，保持了社会稳定。

美国政府收税相对较少，但同样可以用借债的方式维持高额政府支出。美国长期保持了巨额的财政赤字，2011年更高达1.3万亿美元，占到GDP的8.6%。与此同时，美国保持了占全世界军费支出总额43%的巨额军费开支（2010年，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数据）。美国拥有了世界最大的核武库，在世界各地拥有军事基地，有游弋在全球各大洋的远洋舰队，在半个多世纪中打了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入侵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这些军费支出的相当部分，也是靠债务支撑的。

到2008年危机爆发的时候，美国普通居民负债总额14万亿，相当于美国一年的GDP总额，再加上联邦政府负债、州政府负债、企业负债和银行负债，总共50万亿，相当于GDP的三倍半。通过寅吃卯粮的方式来扩大国内消费和政府支出，美国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增长（见表1-1）。

按照索罗斯的说法，美国这样一个长期靠负债维持的消费盛宴，实际上从20世纪50年代就开始了，并且泡沫越吹越大，直到金融危机才破灭。危机爆发后，美国一度出现了增加储蓄、减少消费的结构调整迹象，但目前又故技重演，再次走上了靠政府印发钞票和扩大债务制造繁荣的老路。

美国的政府负债模式，使美国在根本不储蓄的情况下，长期维持了强大的国力和强势的国际地位。但这种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并非随便哪个国家都有资格享受。美国能够做到这一点，主要是靠了美元国际货币地位的支撑。二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赋予了美元以世界货币的地位。1971年，美元摆脱了与黄金挂钩和兑换的义务，导致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然而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却继续得以保持。这意味着美国可以通过通货膨胀来不断冲销自己的债务，通过这种方式把债务负担转嫁给世界各国。也就是说，为美国的过度消费买单的，实际上是全世界所有使用美元结算的国家和人民，其中长期利益受损最大的就是以中国为首的美国的债权国。

回到关于收入分配的话题，上述情况提示我们，美国经济看起来有较高的效率，主要原因并不来自较少的国内“公平”，而是另有其特殊条件，即可以通过负债消费来抵消收入分配高度不均的负面效应，又凭借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把债务负担悄悄转嫁给其他国家。换句话说，那种说美国保持了很大的收入差距，因此才会有更高的效率的说法，是缺乏充分理由的。以美国为例来证明公平和效率之间只是或主要是相互替代的关系，而不是互补的关系，也缺乏充分的说服力。

二、欧洲的收入分配制度

欧洲的收入分配制度转型最早大概可以追溯到英国1601年的《伊丽莎白济贫法》。德国从1881年开始，建立了包括疾病、工伤和养老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于1911年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险法典》。

德国包括收入分配制度在内的经济制度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很值得考察。二战以后，联邦德国长期实行了“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即把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原则与保障社会公平与和谐的社会政策结合在一起，从而保证了德国的长期社会稳定和健康的经济发展。德国不仅有一套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体系，而且通过转移支付保持了较小的收入差距。

在德国，经济发达的州有责任向相对落后的州进行财政转移，保证落后州的人均财政收入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92%。德国实行累进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从15%逐级上升到42%。通过这些措施，使德国保持了相当小的收入差距，基尼系数从税前的0.44降到税后的0.28。这不仅显著低于美国（0.41），也低于英国（0.36）、法国（0.33）、意大利（0.36）等西欧国家。在德国，2010年最高收入10%家庭的收入和最低收入10%家庭的收入，分别占居民收入总额的3.2%和22.1%。也就是说，最高收入10%家庭和最低收入10%家庭的人均收入之比只有7倍。（数据来自世界银行，2011b；上述国家的基尼系数多为2000年数据） 。在德国，社会福利和保障体系覆盖了90%以上的人口。低收入居民都可以享受社会福利住房或房租补贴。2010年，德国政府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分别为43.3%和46.6%。

但是，德国高额的政府收入、大量的转移支付和全面的社会保障及福利制度，看来并没有妨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德国政府主要把财政收入用于民生支出，并不试图过度干预和控制实体经济，并不大量参与竞争性领域的投资活动，并不扭曲市场价格。迄今为止，德国仍保持了世界第四位的经济规模，德国的制造业在世界上仍然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并长期保持了贸易顺差。当欧洲部分国家（主要是几个过度消费、大量举债的南欧国家）发生偿债危机时，德国仍然居于主要救援者的地位。

1987年，作者作为国家体改委代表团的成员第一次访问联邦德国，对其经济体制进行考察。当时得到的一个最突出印象，是一直被我们视为资本主义世界最主要成员之一的西德，实际上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混合经济”。那里一方面保持着一个相当完整、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在收入分配体制上却表现出一些明显的社会主义特征（当然并不是平均主义的特征）。在那里，各国共产党人一直要消灭、但一直未能消灭的城乡差别、工农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已经基本消灭。那里基本上没有穷人，也罕见拥有特权的超级富豪和权势者。

在欧洲，还有一些国家在收入分配方面具有某种典型特征，那就是北欧国家的分配模式。这些国家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上，实行了高税收、高转移支付、高社会福利的政策，在程度上均超过其他欧洲国家。其中丹麦的累进个人所得税最高税率曾达到过68%。目前国家和地方个人所得税合计，最高税率仍超过50%。政府收入大约占GDP的一半，但主要用于公众福利。老百姓的生老病死、上学看病，基本上都由政府包了。长期以来，北欧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保持在0.25左右的超低水平。

也有一些批评意见认为北欧国家的福利政策影响了经济效率，但作者在访问北欧国家期间的观察发现，这些国家总体而言社会稳定和谐，居民生活安定舒适。与此同时，在自1990年以来的20年中，这些北欧国家大致保持了不低于或略高于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增长率。目前没有看到明显的证据证明这些国家的经济效率低于西欧和北美等发达国家。表1-2列出了美国、日本、几个主要西欧国家（法、德、英）和北欧国家（丹麦、芬兰、挪威、瑞典）过去20年的GDP增长率，以进行比较。

从表中的情况看，北欧国家1990—2009年的经济增长速度，总体上略高于美、日、英、法、德这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在后几个国家中，西欧增长率偏低，日本更低，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较高，而在2000—2009年期间明显降低了，甚至略低于北欧国家的平均增长率。

在收入分配方面，表1-3列出了美、日和一些西欧、北欧国家半个世纪以来（1950—2000年）的基尼系数变动情况。表中显示，美国的收入差距从20世纪70年代以后显著扩大了，现在是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中，收入差距居中的是英、法、德等西欧国家和日本，在0.3左右，这与世界多数国家相比还是偏低的。而瑞典、丹麦、挪威、芬兰这些北欧国家收入差距最小，只有0.25上下。从表中还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在二战以后也曾经历过收入差距很大的阶段，但在20世纪后半期差距逐步缩小。

比较上述这些国家的经济业绩与收入差距状况，我们还不能得出北欧国家较高的平等程度影响了它们的经济效率的结论。

毫无疑问，以中国现在的发展水平，我们既不可能照搬欧洲的高福利模式，也不可能模仿美国的高负债、高消费模式。但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和其他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经验都证明，通过制度改革，把社会收入差距限制在适当范围内，并且建立适合国情的、覆盖全民的公共福利及保障体系，是有利于发展的。中国的收入差距，即使与发达国家中收入差距最大的美国相比，也明显更大。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中国2004年的基尼系数是0.47。而2008~2009年一些经济学家的计算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达到0.5左右，明显高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已经接近一些收入差距特别大的拉丁美洲国家水平。我们已经到了需要对收入分配现状进行深刻反思的时刻。

三、美国模式与欧洲模式：平等与效率

关于美国、西欧和北欧这几种模式究竟孰优孰劣，一直都存在争论。一些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批评西欧和北欧国家福利太高，因此缺乏效率；而不少欧洲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则主张，放任过大的社会分配差距，会导致社会不稳定、不和谐，也会降低经济效率。还有些人认为，社会公平（或者社会平等）是一个社会不可缺少的、不能用金钱衡量的独立价值体系，不应当从属于经济效率。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道理，但公平和效率（或者平等与效率）之间究竟是替代关系还是互补关系？如果存在替代关系，可选择的最佳点在哪里？并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因为无论美国还是多数西欧和北欧国家的经济，直到今天仍然显示出很强的生命力，也都在继续发展。这恐怕还要经过更长期的历史检验，才能得到一个更确切的结论。

但至少有两点需要指出。

第一，在平等和效率之间确实存在某种替代关系。过分平等就变成平均主义，必然导致效率低下。在我国和其他所有实行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国家过去的实践中，这已经是明白无误的惨痛教训。事实上奉行平均主义的社会并不公平，因为个人努力得不到合理报偿，偷懒者却能安然享受别人的劳动成果。

所谓“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在计划经济国家的实践中是充满矛盾的。这不仅仅因为“多劳”和“少劳”在实践中常常难以清楚地度量和界定（例如，农民在同一块田里集体劳动，就很难准确度量每个人付出了多少劳动，以及他们各自干活的质量怎样；而且人们付出的劳动量多少，未必与他们工作的成效和对社会的贡献成正比）。在这些问题难以解决的情况下，在实践中就不得不代之以平均主义的分配。

此外，真正允许“多劳多得”，就要允许收入差别、允许财富的积累，进而要承认私人财产权；接下来还要允许个人财富用于投资，使资源能够得到有效利用，以获取收益；最终要承认市场经济根据生产要素的贡献决定分配的原则。这必然与“按劳分配”的计划经济原则发生冲突。而想要避免这一结果，就必然走上既不讲效率实际又不公平的平均主义道路。“三年困难”和“文革”时期的中国，以及今天的某些国家，农业效率低到连让老百姓吃饱饭都做不到。这不能责怪劳动者不努力，而是经济机制和分配原则出了根本性的问题。

第二，平等与效率并不仅仅有互相替代的关系，也有协同或互补的关系。一个社会的分配过于不平等，贫富分化严重，就会导致社会不稳定、冲突不断，必然造成效率的丧失。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的早期资本主义阶段曾经大量出现，在当今世界上也有许多现实的例子。拉美国家遭遇的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情况的写照。在这种情况下，改善收入分配，在保证市场经济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在合理的限度内提高分配的平等程度，不仅不会影响效率，反而有助于效率的提高。

人类社会过去的大量实践已经证明，追求过度平等而否定市场竞争原则的左派社会主义思潮，和主张彻底的“物竞天择”，反对一切再分配的原始资本主义思潮，是两种极端主义思潮，都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两者都常常造成扭曲的社会结构、不公平的分配和严重的低效率。在历史发展中，这两种极端主义思潮往往是互为因果、互相替代的。

一个收入分配极度不平等的社会，很可能引发革命，从而导致极端平均主义或称民粹主义的政策。这种情况，20世纪的苏联、东欧集团和中国都经历过，而且在当代一些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也在不断重演。同样，极端平均主义带来的低效率和不公平，也可能导致向原始资本主义复归的要求和可能性。所谓“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是这两种极端主义思潮的共同诉求。一旦这类主张占据主导地位，社会就可能像钟摆一样在极左和极右这两极之间震荡，社会和经济发展就很难走上健康的轨道。

我们从不同模式的发达国家走过的道路中，还可以得到的一个重要经验教训，是除了有关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的制度调整和改善以外，发达国家在对公共资金的管理和对政府及其官员的监督方面也建立了越来越严格的制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政府滥用职权、侵占公共利益。这些方面的管理制度得以建立并被认真执行，得益于比较完善的民主制度，使社会公众能够对政府进行监督。后者与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是相互配套的，是对前者的保障。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当政府集中大量社会资源用于公共服务和再分配时，就会产生极大的腐败风险，这些资源有可能被滥用、被盗窃，流入与权力有关的少数人手中，反而导致更加不公平的收入分配。

发达国家上述这些制度的建立，是社会体制的转型和创新，这标志着这些国家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转型到了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并不简单地以自由市场经济作为唯一的基石，而是建立在三方面的制度体系的基础之上：（1）保护个人权利、鼓励个人努力、个人创造和自由发展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2）以防止收入差距过大和贫富两极分化、保障公平分配、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基本生存需要为目的的社会保障、公共福利和收入再分配制度；（3）以防止权力垄断资源和对社会的侵害、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权利为目的的民主和法制体系。 mAD7nz6iEUgcfSqaps4+mg7ZjenZEPsxOVPW8x4ugQRs+Vz0Qsqcz2Z5GNk1EWV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