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对人与世界的理解，可以有不同的进路，本书以“事”为考察视域。宽泛而言，“事”也就是人之所“作”。从形而上的层面看，“事”展开于人的整个存在过程：从日用常行到更广领域的多样作为，从科学、艺术等观念活动到变革世界的现实践行，“事”既与人的存在息息相关，也与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无法相分。这一意义上的“事”首先表现为中国哲学所运用的范畴：尽管以上活动是人的存在过程所无法回避的，但以“事”表示人之所“作”，则主要见于中国哲学。不过，尽管“事”打上了中国哲学的某种印记，然而，以人之所“作”为内涵，其中同时又包含普遍的哲学意义。如果说，“事”与人的存在和世界的切近关系，使以“事”观之不同于思辨或抽象的考察而呈现为现实的进路，那么，“事”所内含的普遍哲学意蕴，则使以“事”观之超越了特定的观念界域或思想传统而展现了深广的哲学视野。

人内在于其中的世界，不同于本然的存在或自在之物而表现为现实的世界。现实世界的生成，离不开人“赞天地之化育”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通过多样之“事”以变革本然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现实世界以“事”为源。同样，人自身也因“事”而在：正是在从事多样活动或做多样之“事”的过程中，人将自身与其他对象区分开来，并获得了人之为人的内在品格。“事”与现实世界和人自身存在的以上相关性，决定了对世界与人的理解，离不开人所作之“事”。

作为人存在的基本方式，“事”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这种综合性使“事”首先不同于分析哲学视野中的行动。以手的移动而言，对分析哲学来说：有目的的抬手就是行动，这一理解中的行动或多或少被赋予孤立、抽象的性质。在现实的形态中，抬手可以表现为向人致意或示意，并相应地展开为人与人交往过程中所作之“事”；也可以表现为以手遮阳或工作过程中对物的作用，后者关乎人与物互动意义上的“事”。在这里，“事”的综合性或者体现于人与人的交往过程，或者呈现为人与物的互动，特定的行动本身唯有从“事”的角度考察，才能呈现其实质的意义。“事”的以上品格既具体突显了它在人与现实世界关系中的本源性，也进一步展示了其在理解人与世界关系中的意义。

就现实形态而言，人类活动的具体过程有相近之处。从“事”的角度去理解现实世界和人类生活，并不是说，作为“事”的人类活动只存在于中国的传统中。事实上，西方历史演化中人对现实世界生成过程的参与，也是通过他们多样的做事过程来展开的。人生活于其间的世界以“事”为本源，在这一点上，东西方并没有根本的不同。差别可能在于是否以一个普遍的概念来表述相关活动及其结果。中国哲学中“事”这一概念，可以比较好地帮助我们表述广义的人类活动及其结果，而在西方的思想传统中则似乎难以发现同样的概念。这里的关系类似思想演化中的以下情形：中国没有西方的“philosophy”概念，但这不意味着中国没有哲学。相当于“philosophy”的学问，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追寻智慧的性与天道之学。同样，西方没有“事”这样的概念，但这并不表明西方的历史传统不涉及“事”。当然，“事”这一中国哲学的概念也从一个方面表明，中国哲学中存在着其他文化传统所缺乏的观念表达形式，这些表达形式有助于推进对世界以及人类生活更为深广的理解。

与以上思想背景相联系，以人的现实活动及其结果为指向的“事”，同时又表现为具有哲学内涵的文化观念，这一意义上的“事”与“道”既具有相近的规定，又蕴含不同的趋向。“道”作为表示普遍存在原理的范畴，一方面与形而下之器相关联，另一方面又首先呈现形而上的性质，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即表明了这一点；“事”则既涉及形而上的规定，所谓“即事是道” ，又关乎形而下之域。在兼涉形而上与形而下这一点上，“事”与“道”有其相通的一面，但在“道”那里，形上与形下之间的关联主要体现于形而上的原理不离形而下之器；在“事”之中，以上关联则表现为形而下之域的人之所“作”同时呈现形而上的面向：无论是生活世界之中，还是生活世界之外，人所做之“事”既展开于具体的时空之中，从而渗入形而下的品格，又具有建构现实世界以及成就人自身的形而上意义。与之相联系，从“事”的视域考察人与世界及其相互关系，同时在更具体的层面表现为从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统一中理解人与现实世界。

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以上统一所体现的，是具体形上学的视域。事实上，本书可以看作我此前在具体形上学之域所做思考的延续，就其内容而言，它既与《道论》《伦理与存在——道德哲学引论》《成己与成物——意义世界的生成》在理论上相互关联，又与《人类行动与实践智慧》前后相承。当然，如前所述，在人与世界及其相互作用中，“事”具有本源的意义，以“事”为考察视域，相应地意味着从更本源的维度理解人与现实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