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是怎么回事,我在生活中第一次沉了船(而且由于那种并不招人喜欢的连锁作用,波及了露茜),如今倒也不难用一种轻松甚至调侃的口气来叙述这事:事情坏就坏在我那乱开玩笑的该死的癖好上,也怪玛凯塔不懂玩笑那倒霉的不开窍上。玛凯塔是属于对无论什么事都较真的那类女人(简直是那个时代的样板),从她们的摇篮时代起,神明就赋予她们这样一个特色:笃信一切就是她们最大的优点。我这里远非拐弯抹角影射玛凯塔可能是个头脑简单的人,根本没有这个意思,因为她可以说很有天赋,很聪明,而且那么年轻(十九岁),她那天真的轻信多半是因为她漂亮迷人而不是因为少点心眼。在系里,人人都喜欢玛凯塔,多多少少都想得到她的欢心,不过这也不能阻止我们(至少有几个人)温和地拿她开心,完全是善意地。
当然,幽默对于玛凯塔是不协调的,更和当时的时代精神格格不入。那是在一九四八年二月后的一年级,一种新的生活开始了,确实是完全不同的生活,它的面貌,正如深深烙在我脑海里的那样,有一个特点:极为刻板地严肃;而且令人奇怪的是,这种严肃并不是带着阴沉的色彩,正相反,有一副笑吟吟的外表。是的,那些年正是被视为最欢乐的年头,谁要是不欢天喜地,谁就马上值得怀疑,怀疑他是否因为工人阶级的胜利而悲哀,或者就是沉溺于 个人主义 的患得患失之中(这也一样严重)。
那时候,我倒不大有个人得失的烦恼,反之我特别有兴趣开玩笑;但这并不是说,按当时要求乐观的眼光看我已做得很好:因为我的玩笑话总是太欠严肃。当时的快乐是不能容许取笑和嘲讽的,我要重申,那是一种严肃的欢欣鼓舞,它被豪迈地称为“胜利阶级的历史性乐观主义”——在一种凛然的苦行主义中的兴高采烈;一句话,“快乐”。
我还记得,大学里我们分成“学习小组”,小组经常开会,全体成员公开地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此基础上对每一个人做鉴定。当时我和许多党员一样,身兼好几个职务(在学生会里担任要职);而且,由于我的学习成绩也不坏,所以这种鉴定,对我并没有很大麻烦。然而,虽对我的能干、勤奋、对国家和工作的积极态度,以及我的马克思主义认识都有好评,后面却往往跟着一句:我的个性中有“个人主义残余”。这样指出一点不足倒也不一定会让人在意,因为即使最优秀的人,其鉴定中也要加上一条批评性意见,这是惯例。这一个是“对革命理论不够注重”,那一个是“对他人关心不够”,又一个就是缺乏“警惕和慎重”,再有就是“对女士行为不检点”。当然,从此,万一谁卷入到某个冲突中去或者偏巧成了怀疑或否定的目标,那么这一条就不再是孤立的,也许还会有另外一条来加重它的分量,诸如“个人主义残余”或“对女士行为不检点”之类有可能变成一个灾难的苗子。仿佛是命中注定,这种祸苗在每一个人的档案卡片上都有;是的,我们人人都有。
有几次我起来反对他们指责我个人主义(倒不是因为怕,而是有什么说什么),要学习组的同志拿出证据来。特别具体的证据,他们一点也没有。他们说:“因为你就是这样的。”“我哪样?”我问。“你老是有一种特别的笑。”“那又怎么啦?我高兴!”“不,你那笑的样子让人觉得,你笑的东西只有你知道。”
我的同志们认定我的举动和我的笑容都有一股知识分子味(那个时代众所周知的另一个贬义词),终于我也接受了他们的意见,我不可能想象(不至于如此狂妄)大家全都错,也不可能认为革命事业本身、时代精神会错,而我个人倒正确。我开始对自己的笑有所收敛,于是很快就发现,我的内心存在一条裂痕,我分成了一个本色的我,还有一个应该是我努力想成为的我(按照时代精神的要求)。
然而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现在愿意老老实实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是一个有着多副面孔的人。
而且面孔越来越多。放假前一个月左右,我开始去接近玛凯塔(她一年级,我二年级)。我千方百计要引起她的注意,那蠢劲儿和古往今来任何二十岁的小伙子毫无二致:我给自己造出一个假面具;我俨然一副老成的样子(好像经验丰富,思想成熟);我装出对什么都持客观态度的样子,居高临下地看世界,似乎在自身之外又包上了一层,让人看不见摸不透,足以拦住枪林弹雨。我认为(其实也对),玩笑就清楚地表明了客观距离。如果说,我本来就好说笑话,那么在玛凯塔跟前,我更硬搞噱头,特别卖力。
但是,我当时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我在这里不得不重申:我是一个有着好几副面孔的人。
在大会小会上,我庄重、热情、坚定;和最亲密的伙伴们在一起,我又爱笑爱闹;对着玛凯塔,我喜欢冷嘲热讽,竭尽挖苦之能事;独自一人的时候(还有惦念玛凯塔的时候),就像个中学生一样,没有主意,烦躁不安。
是不是只有这最后一张面孔才是真的呢?
才不是呢。张张面孔都是真的:我不是那种伪君子,只有一副真面目,其余全是假的。我之所以有多副面孔,是因为当时我年轻,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也不知道该成为怎样的一个人(各副面孔难以相互协调也使我害怕,无论要以哪张面孔出现,我都不会得心应手;而在面具的背后,我优柔寡断,十分茫然)。
爱情的心理和生理的机制非常复杂,在一生的某个时期,年轻小伙子会全身心陷入对爱情的追求,有时反倒把爱的对象——他心爱的女子丢却了(好像一个功底不够的年轻小提琴手,技法尚未成熟,就尽想着运用手法,反而不能用心于曲子的内涵)。我刚才谈了自己在想念玛凯塔时曾经有过的惶惑,简直和个中学生差不多。今天我还要加上一句,由于堕入了情网,我那份痴心,又缺乏自信心,倒比玛凯塔本人还厉害,搅得我在感情和思想上压力沉重。
针对自己的优柔寡断和傻里傻气,我采用在玛凯塔面前显出高她一筹的办法:我事事和她相左,或者干脆对她的一切意见都加以嘲弄。这么做倒并不困难,因为她虽聪慧,却是个心地单纯的老实姑娘(和所有的美人一样,她的美貌给人以一种难以亲近的印象)。她总是不能透过事情看问题的本质,而停留于就事论事。她对植物学的悟性很好,可是对学习小组同学的打趣却往往不开窍。对当时的各种狂热,她虽无不随从,然而对于在“只要目的正确可以采用一切手段”格言指导下进行的政治活动,她的理解力也像对伙伴们的打趣一样卡壳。鉴于此,同志们认为,还应当让她对革命运动的战略和战术意义有进一步认识,以激发她更大的热情。大家于是决定,她在暑假期间应当去参加为期两周的党课培训班。
这个决定对我一点儿也不好,因为这两个星期,我正好打算和玛凯塔在布拉格一起度过,由此把我俩的关系推进到某种程度(直至目前为止,这种关系仅限于一起散散步、聊聊天和几次接吻),我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这两个星期(后一个月我必须到一个农业生产队去,假期的最后两周我得去摩拉维亚看妈妈),所以,当我看到玛凯塔一点也不因为要去培训而像我一样着急,甚至还当我面说很高兴能去培训,我简直气坏了!
她从培训班(安排在波希米亚中部地区的一个大古堡)寄给我一封十分符合她个性的信:凡她所经历的一切,她都高兴地大加渲染,无论是一刻钟的出早操,听报告,讨论,唱歌,样样都使她称心;她在信里对我说,那里洋溢着“健康精神”;她还像得了天机似的,居然还说革命在西方国家爆发已为时不远了。
总的说来,我和玛凯塔的每一种观点其实都很一致,我也相信,西欧的革命只在早晚了,只有一点我和她不同,那就是:她高兴,心满意足,而我却因她而烦恼不堪。于是,我去买了一张明信片(想让她也难受难受,给她当头一棒,拿她的观点把她捉弄一番),提笔写道: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路德维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