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嵌入，即一个或多个东西加入并融合于某种事物内部，恰好达到吻合的状态。嵌入性，是指某一事物内生于其他事物，是一个用以测量焦点事物与其他事物之间紧密程度的概念。在经济理论分析中，经济行为作为一种过程，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嵌入性强调组织经济行为与社会体系之间的相互引导、促进和限制。嵌入性（embeddedness）理论，是由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著作《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起源》（1944）中首次提出，被广泛用于经济理论分析，并发展成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理论，对经济社会学方面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新经济社会学中，“网络嵌入性”是指经济行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已嵌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受网络成员之间的关系及整个关系网络属性的影响（Gulati, 1998）。经过几代研究者多年努力，该理论逐渐形成较为完整的嵌入性理论体系，并广泛应用于社会网络、组织发展、社会资本、战略联盟等多个研究领域。
波兰尼认为，“人类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之中，将非经济制度包括在内，是极其重要的”“经济作为一种制度过程，是嵌入在经济和非经济制度之中的”。也就是说，嵌入性是保证市场经济秩序所必需的。将市场中经济与非经济制度嵌入于社会是人类历史的本质和普遍逻辑，经济牢牢地附属于整体社会是其本质所在。
随着对嵌入性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对嵌入性理论进行了分类研究，具体如表1-1所示。
表1-1 嵌入性理论的分类及主要观点
（1）格兰诺维特的观点
格兰诺维特（Gramovetter）在其著作《经济行为和社会结构：嵌入问题》中揭示了经济行为嵌入到社会关系中的作用机制，他认为个体或组织的决策和行为会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在他看来，行动者所有的行动依据其自身的人际关系开展，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社会网络的制约，即个体或组织的经济活动是嵌入一定的社会制度里的。
格兰诺维特认为，在学术界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思维方式：一是“低度社会化”，即新古典经济学一味强调个体的自由意志和理性算计，忽视行动者所处的社会环境；二是“过度社会化”，即社会学过度突出制度、规范和习俗文化的影响，而个体行动者却被忽略了。格兰诺维特针对这两种偏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从宏观角度看，习俗、文化和政治等因素无不影响着行动者的决定；从微观角度看，行动者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于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会受到同伴的影响。“现实中的个体行动者进行经济行动，固然有着理性算计和个人偏好，但是不可避免地杂糅着非理性动机，行动者会不断和周围的社会网络交换信息、情报，受到影响，甚至改变偏好。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是嵌入其所在的社会关系当中的。”
（2）祖京、迪马吉奥的观点
随着研究的深入，格兰诺维特的嵌入性理论也暴露出某些不足，如明显忽视文化因素对嵌入效果的影响，对强连带的功能既没有深入阐述，也没有相关经验研究等。众多学者对中国社会的研究表明，即使在实现理性行为的情况下，强连带的某些功能也是弱连带无法实现的。格兰诺维特认为弱连带的功能之一是能够提供更广泛的信息，成为团体间的桥梁，这是强连带不具有的优势。基于此观点，祖京（Zukin）和迪马吉奥（Dimaggio）在格兰诺维特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对嵌入的定义进行了拓宽，划分出结构嵌入、认知嵌入、文化嵌入与政治嵌入四种类型，进一步突出了认知、文化和政治因素等对嵌入结果的影响。
（3）哈哥多的观点
哈哥多（Hagedoom）指出，关系嵌入强调交易成员间的信任关系，如交易成员是否只狭隘地考虑自身短期利益的最大化，而罔顾对方的利益，人为制造交易双方之间的知识和信息不对称。哈哥多认为，组织行为与其所处国家和产业环境、社会网络有着密切的关系，且两个组织间的双边关系也相互影响。因此，哈哥多将嵌入性分为三个层次：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和双边嵌入性。哈哥多的三个层次的嵌入性表现为从宏观联系到中观联系再到微观联系的组织嵌入性。在合作关系中，相互信任是指其中任何一方对对方诚实具有信心，它包含认知和行为的成分，是以双边预期特性和互惠性为基础的。因此，在双边嵌入性中，相互承诺是双方建立信任及合作关系的关键要素。
（4）海里、托恩卢斯的观点
海里（Halinen）、托恩卢斯（Tomroos）基本继承了格兰诺维特的观点，他们认为关系的强度与对关系的投入呈正相关，认识时间越长，互动频率越高，亲密度随之增强，互惠性亦随之扩大；反之则为弱连带。结构性嵌入则注重研究网络的整体性以及行动者在网络中的功能。“桥”抑或“结构洞”是结构性嵌入的关键概念，在一个网络中，两点之间的唯一路径即为“桥”，占据“桥”的位置即可形成信息优势和控制优势，为维持这种优势，第三者竭力控制另外两者之间的信息传递，不让其轻易联系。强连带的功能主要在于推动行动者建立信任、认同、感情支持等表达性行为，在商业关系中亦如此。合同与契约并非确保商业合作的唯一保证，更重要的是取得对方的信任。因此，他们认为在网络中存在不同层级之间的相互交流，他们将这种交流模式分为不同层级之间的关系和某一特定网络层次上的成员的关系，即“垂直嵌入”和“水平嵌入”。
基于第三方物流与制造企业嵌入供应链网络这一主题，这里着重介绍格兰诺维特的关系性嵌入与结构性嵌入，他的观点更适合应用于战略联盟方面的研究。
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关系性嵌入描述了行动者之间关系的性质或质量，它的含义是经济行动者嵌入其所在的关系网络中，他们的行为要受关系网络影响和决定。研究者认为，企业之间的关系嵌入性指的是一种特殊而密切的合作关系，与纯粹的市场交易关系有着明显的区别。结构性嵌入关注的是诸多社会组织参与者在社会网络中的结构位置，研究重点是社会组织参与者在社会网络中的位置对社会组织参与者行为和绩效的影响。关系性嵌入集中于两个或两个以上社会组织参与者互利共惠而发生的双向关系，包含组织间的合作、资源交换和共享性知识的开发等。行动者所有的行动，依据其自身的人际关系开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自身社会网络的制约，即个体或组织的经济活动是嵌入一定的社会制度里的。嵌入性网络理论指出，嵌入性会使行动者更有可能追求由信任与互惠培养出来的长期合作关系，而不是狭隘地追求短期利益最大化。
（1）供应链管理的概念
供应链管理是在西方管理理念演进过程中产生的集成管理思想和方法。它通过对从原料供应者到最终客户的整个供应链活动过程进行协调、控制和优化，将正确的产品按照数量、质量、状态和价格要求适时送达客户，从而满足客户需求，实现总成本最小的目标。
供应链管理包含不同因素，涉及多个环节，主要针对配送中心和路线的分销网络进行配置，实现对供应链的管理。一家公司的网络配置可以包括不同的节点，但是在许多情况下是由各个不同的公司组成网络中的不同节点。同一家公司在所谓的供应链中分工率很高，这使得供应链流动原料在供应链配送中心等节点位置有一定地位。不同公司组成产业链可实现信息与资源的共享，最终实现对各个节点进行供应链管理；通过对产业链的控制，在物联网中应用最新的技术提升服务质量，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建立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联系，有利于企业之间商业活动的实施，促进企业进一步实现经营目的，扩大经营市场，保障业务流程整合。通过利用计算机网络控制供应链流动，对于整合优化供应链有很强的作用，在整合优化供应链层面使用正确的策略完成公司整体战略的实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中通过有效管理，进而推进企业有效运营。
（2）供应链管理的目标
供应链管理的最终目的有三个：提升客户的最大满意度，即提高交货的可靠性、及时性和灵活性等；降低公司的成本，即降低库存，减少生产及分销等费用；企业整体“流程品质”最优化，即去除错误成本，降低风险。为保持一定的客户服务水平，采用供应链管理方式，将供应商、制造商以及渠道商等统一到一个体系之下，通过分销等管理方法使成本达到最小；通过设立配送中心有效地组织产品生产和流转各个环节，通过围绕核心企业统一供应链的各个环节，将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涉及的所有方合成一体，最终实现供应商、生产商运作的统一。消费者将成为信息流、物流、资金流服务的最终端，并成为产品生产和流通最为重要的服务对象。
（3）供应链管理的特征
制造到仓库配送中心，实际上要经过严密的流程整合才能够实现，具体来说需要连接上下游厂商，保障仓库配送中心至渠道的顺畅。通过维持整个供应链的可持续性降低系统的总成本，进而根据整个供应链总成本协调制度，最大限度地减少库存。基于此，通过供应链运作整合与供应链成员梳理以推进供应链管理，减少供应链管理的沟通成本，实现供应链企业对信息的共享。同时，促进供应商、制造商、批发零售商等以及各个运作环节的紧密合作，协调处理流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保证供应链管理的关键节点顺利运行。
（4）供应链管理的意义
供应链优化的最终目标是满足客户需求，降低成本、提高运营效率，具体表现为：①改善供应链客户满意程度，是供应链优化管理的最终目的，也是企业的最终目标。②可以改善企业管理，供应链管理和流程优化对于重建和设计供应链结构至关重要。③整体协同成本控制，实现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标准化，进而优化运营成本。④可通过扩大组织边界来控制库存水平，实时更新信息列表，为解决高库存问题提供一个有效途径。⑤压缩产品的生产周期，可以显著提高供应链预测的准确性，这不仅体现在产品生产中，还体现在与生产相关的各个环节。通过供应链企业的有效合作，可以显著提高客户的满意度。
在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产品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商品的快速流通让新产品的价值迅速缩水。由于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企业库存在不断地变动，库存的风险逐渐升高，因此市场的多元化和不确定性使现代化库存管理尤为重要。为了适应动态变化的市场环境，运用科学管理方法对供应链进行管理非常必要。竞争市场环境下优质服务十分必要，准时送达客户所需产品，能有效提升客户满意度，客户服务水平的提升需要控制企业的供应链，实现供应链的精益化管理。
随着企业供应链管理不断优化及其模式不断发展，供应链协同、供应链管理外包、第三方物流和第四方物流等管理模式的出现对供应链管理发展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1）供应链协同
“协同”源于物理学中混合物的增效作用（“1+1>2”）。对于企业来讲，协同效应是指各部门相互配合、步伐统一，从而达到业务、目标和资源间的协调同步。协同效应不只体现在企业内部，也体现在企业之间，即供应链成员间的协同。两家或两家以上企业（供应链上下游企业）结成联盟，贡献各自的资源并整合成供应链整体的竞争力。协同作用使产品设计、采购、生产制造、运输、库存等流程之间的衔接更为顺利，同时能够打通障碍，根据实际供需情况来调整执行计划。
（2）供应链管理外包
外包（outsourcing）是指利用、借助企业外部资源（技术、知识、资金、时间）实现资源的配置和优化。企业外包不需要新投资，合作方可以帮助企业扩大规模，提供进入新市场的途径，提供产品和专利技术支持或帮助企业获取人、财、物等支持。从决策方面来看，外包对应的是“核心”与“非核心”，即企业将聚焦点放在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上，自营擅长业务，将非核心部分以契约形式转移给外部企业，以降低成本和风险。企业如果选择自行投资、基建、制造、装配、运输和销售，可能会导致巨大债务压力和产品、服务推出的延迟，增加企业经营风险。早期的外包集中在制造业，随着信息技术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外包实践形式越来越丰富，服务外包的地位越发重要。供应链管理服务业务指的就是承接客户的外包。
（3）第三方物流（3PL）和第四方物流（4PL）
在供应链管理中，物流是基础，第三方物流、第四方物流隶属于外包服务。3PL是由专业物流公司所提供的一定规模的个性化、系统化的契约服务。3PL可以使生产型企业做好主业，将物流活动和过程托付给专业物流公司管理，从而达到降低企业的外部物流成本、提高物流效率的目的。但是，3PL注重的是物流中具体的操作，如运输、仓储、配送等，专业化程度高，功能却较为单一，并不能满足全球化背景下企业多样化的个性需求。4PL则是结合3PL和供应链管理形成的一种物流服务形式。按照《现代物流实用词典》的描述，4PL可以理解为以整个供应链的物流过程为着眼点，将传统第三方安排之外的功能进行整合，提供包括物流战略分析与规划、业务流程组合、上下游企业对接等供应链物流综合解决方案，其更加注重企业物流过程的长远发展。供应链管理服务提供的是4PL服务。
供应链管理基本策略包括供应商库存管理（VMI）、JIT准时化及延迟化（postponement）、有效客户响应（ERC）和快速响应（QR）。
供应商库存管理是对多级供应链的库存管理，是针对传统客户发出订单持续补货的模式，将多级供应链问题转化为单级库存，并通过市场需求预测在供应链环境下进行库存管理，以实际或预测为基准了解客户和市场的实际需求。消费需求信息是供应商库存管理的关键。供应商管理库存进行补货的解决方案，能够有效确定库存水平，快速应对消费需求。供应商库存管理通过计划预测库存量，平衡库存量与消费需求，维护库存至合理水平。
供应商库存管理的最大优势，在于能够主动灵活解决库存补货问题，供应商库存管理基于市场变化，把销售资料转化为库存结果。供应商库存管理能够实现产品配给，掌握客户库存进而降低交易成本。库存管理责任的转移会使客户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供应商库存管理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企业库存风险的转移方面。
JIT准时化是日本丰田公司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首次提出并实践的生产管理模式，JIT最为重要的内容是降低成本，在有效调用各类资源的基础上消除生产过程中不必要的浪费。明确附加价值这一概念并在不增加附加成本的原则下，进行工作安排以实现产能的最大化，是准时生产制的精髓。生产过程中，库存被减至最小是“零库存”管理的主要内容，主要控制方法是消除导致浪费的所有可能诱因。“零库存”管理在准时生产制模式下，通过产品质量把控供应链的优化，真正实现无库存生产，消除不必要的成本，并实现生产效率的提升。准时生产制使库存最小化，是供应链管理的重要方法。
延迟是产品生产时间和位置无限接近客户需求的策略。依据客户需求，在设计和制造产品时采取柔性策略，先生产出中间产品或模块，再延迟制造，基于需求的差异化对产品外观、功能和数量进行调整，完成最终产品。
有效客户响应和快速响应。有效客户响应和快速响应分别由美国杂货行业和纺织服装行业发展而来，都需要以技术支持为前提，且要求成员的高度配合，两者的区别在于，有效客户响应重在避免不必要的成本耗费，而快速响应强调运行效率。有效客户响应以满足客户需求和将物流过程费用降至最低为目标，且反应准确、及时，使供应链流程达到最优。快速响应要求企业改变传统的经营方式，开发和应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供应链各方建立充分合作的伙伴关系，实现信息共享，努力缩短产品生产周期，调整批量，降低库存。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1937）首次提出交易成本理论，他认为市场和企业是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资源配置手段，成本决定某项活动是在企业内部进行还是外包。威廉姆森（Williamson）（1975）进一步发展了交易成本理论，提出影响交易成本的因素，即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有限理性基于人的认知能力有限；机会主义是指在经济活动中，人们本能的利己性，尽可能地保护和提高自身利益，甚至不惜以损害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机会主义行为受三个变量影响：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交易的频率。资产专用性越高，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越大；交易的不确定性和市场的多变性与合作双方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密切相关；交易频率越高，意味着交易双方的交易量越大且经常进行，从而产生较高的交易费用（骆温平，2007）。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交易费用的最小化，交易成本的下降是企业间合作的最基本动力，交易费用的下降是企业选择组织治理结构的决定因素。组织的治理结构包括市场结构，即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层级制，即以公司内部行政手段配置资源；混合制，介于市场结构和层级制之间。
所谓交易成本（Transaction Costs），是指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人们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即人—人关系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人—自然界关系成本）是对应概念。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
（1）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理论的提出者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罗纳德·哈里·科斯，在他的两篇代表作《企业的性质》和《社会成本问题》中，科斯创造性地提出“交易费用”这一概念，“利用价格机制的费用”或“利用市场的交换手段进行交易的费用”，包括提供价格的费用、讨价还价的费用、订立和执行合同的费用等。在执行市场交易的过程中，发现交易对手、确定交易价格、实施交易监督、确保合同履行，这些工作都需要花费一定的成本。罗纳德·哈里·科斯认为一旦假定交易成本为零，而且对产权（财产使用权，即运行和操作中的财产权利）界定是清晰的，那么法律规范并不影响合约行为的结果。进一步来说，在完全竞争条件下，私人成本等于社会成本。
（2）威廉姆森的交易成本理论
威廉姆森提出了交易成本经济学这一理论，交易成本经济学常被用来解释许多不同的行为。“交易”，不仅要考虑最基本的买卖交易，还要考虑日常情感交流等其他社会性因素，无论是经济交易还是政治交易，都有三个关键因素会对交易成本产生影响，分别是交易发生的不确定性、频率以及资产的专属性（Transaction-specific Investments）。在威廉姆森的研究中，他着重强调：节省交易成本是一个经济组织最核心的问题所在。交易成本涉及与经济活动相关的实际资源的消耗，无论是国家、企业、组织或是个人都会因为进行社会交易而产生成本。因此，交易成本很难有明确的界定与界限，因为所有与交易相关、为促成交易实现、交易发生前后产生的费用都可以被泛指为交易成本。
罗纳德·哈里·科斯在其1937年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将交易成本解释为“利用价格机制的成本”，他认为企业组织作为市场的替代同样存在内部“管理费用”。阿罗（1969）认为，交易成本在通常情况下妨碍了市场形成，在特殊情况下阻止了市场形成，由此将交易成本定义为“经济制度运行的费用”。阿罗的学生威廉姆森继承了老师的衣钵，形象地将交易成本比喻为“经济世界中的摩擦力”，他认为交易成本是“经济系统运转所要付出的代价或费用”。可见，威廉姆森在罗纳德·哈里·科斯的基础上，将研究领域扩展到所有市场经济组织及各种经济组织中不同形态的交易关系。
交易成本经济学将经济组织问题作为一个合约问题提出，交易成本在威廉姆森看来就是从合约角度定义的运用不同组织、不同制度的成本。因而，交易成本是运用经济制度的成本，是由于制度摩擦所导致的成本，特别是由于产权不清所导致的摩擦成本。
交易成本是机会成本。交易成本在某种意义上，是指在一次交易中可能发生或者已发生的成本。可能发生是针对它与其他的可能交易而言，即比较哪个交易更可取，而放弃交易的成本就是机会成本。
交易成本是对稀缺资源的损耗。一般来说，为达成交易总是需要信息收集；另外，由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的交易方利益的损害，由此引起的诉讼费用，很大程度上是对稀缺资源的一种浪费。
交易成本是经济主体之间知识、信息不对称的结果，是利益冲突与调和过程中损耗的资源。在市场交易中无时无刻都有交易成本的产生，如进行市场调查、获取商品和劳务的价格分布和质量信息、寻找潜在的卖家和买家、获得与他们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等。当价格可以商议时，交易成本具体表现为确定买家和卖家的真实要价而进行的讨价还价过程。
（1）人的因素
交易成本经济学是在新的人性假设基础上研究合约行为问题的，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人并不是古典经济学所研究的“经济人”，而是“契约人”，“契约人”都处于交易之中，并用或明或暗的合约来协调他们的交易活动。所谓“契约人”，是指在有限理性前提下，为减小机会主义的风险，保障与实施契约，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行为人。“契约人”的行为特征不同于“经济人”的理性行为，具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有限理性是说，主观上追求理性，但客观上只能有限地做到这一点的行为特征。就是说，通常人们经济活动的动机是有目的的、理性的，但仅是有限条件下的理性行为。所谓的机会主义行为，是指人们在交易过程中不仅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且通过不正当的手段来谋求自身的利益，如随机应变、投机取巧、有目的和有策略地提供不确实的信息，利用别人的不利处境施加压力等。人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行为的存在，导致了交易活动的复杂性，以及交易成本的增加。正是基于人的有限理性与人的机会主义行为，严重的合约问题才会产生，从而使交易方式的选择成为必要。但是，这两种行为特征对交易活动的影响，还要看交易过程的特点。
（2）与特定交易有关的因素
威廉姆森认为，某些交易要按这种方式来组织，而其他交易要按那种方式来组织，其中必有经济上的合理原因，因此有必要找出是什么原因使各种交易彼此不同。威廉姆森通过与交易有关的因素，即他所谓交易的三个维度——资产专用性、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一一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解释。不同的维度与交易成本有关，三者中，资产专用性最重要、最独特，最能把交易成本经济学与其他经济组织理论区分开来。当然，不确定性和交易频率也起着重要作用。
（3）交易的市场环境因素
威廉姆森指出，交易开始时有大量的供应商参加竞标，并不意味着此后这种条件还会存在。事后竞争是否充分，依赖于所涉及的货物或者服务，是否受到专用性人力或物质资产投资的支持。如果没有这样的专用性投资，最初的赢家就不能发挥对非赢家的优势。尽管供应商也许会继续供应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但这不过是其一直在应对来自合格对手的竞争性叫价。相反，一旦存在专用性投资，就不能假定竞争对手还处于同一起跑线。在这种情况下，最初的完全竞争市场就被垄断市场所代替，最初的“大数目竞争条件”就让位于事后的“小数目条件”，这一个过程被威廉姆森称为“根本性转变”。持续交易关系终止会造成经济价值的损失，并且使处于垄断一方的机会主义行为的可能性大增，非垄断一方将为此交易的继续维持付出相当大的成本代价。
分工具有悠久历史，它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产生，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等多个社会制度。分工是劳动行为的外在表现形式，并随着社会发展不断细化，并促使专业化的产生；分工与专业化相互依赖，难以分割。分工理论作为一种基础性理论，对社会运作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极为关键。
分工理论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时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就曾论述了专业化和分工对增进社会福利的意义，并分析了分工产生的原因以及分工的作用。柏拉图认为，人的各种需求是分工产生的根源，“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集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它为城邦”。可见，柏拉图是从人类的需要及其满足来论述分工起源的。同时期的色诺芬在《经济论》中提出了分工问题，从现实意义角度进行探讨，认为分工能够满足人的生存需要，并提出分工与市场的密切关系；其在《居鲁士的教育》中阐述了分工存在的必要性思想。色诺芬认为，在小城镇中，匠人必须熟练掌握制作多种生活用品的技能，即便如此，他也很难找到雇主来维持生计。但大城市的情况则不同，人不需要掌握生产各种产品的全部过程，只需要熟练地从事某一手艺或工序就能够使他谋生。可见色诺芬认为分工乃属一种客观现象，它存在的必要性在于它一定会长期存在于社会当中。
1776年3月，亚当·斯密（Adam Smith）在其著作《国富论》中第一次提出劳动分工的观点，并系统全面地阐述了劳动分工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进国民财富的巨大作用。亚当·斯密认为，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导致生产效率的提高，是经济增长的关键。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用前三章的篇幅阐述了分工理论，即《论分工》《论促成分工的原理》《分工受限于市场范围》，可见其对分工理论的重视。在《论分工》中，开篇第一句“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从一开始，亚当·斯密明确提出了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是分工带来的结果。亚当·斯密列举了扣针制造工厂生产的例子，证明了分工促进生产力提高这一事实。亚当·斯密认为，社会分工起源于人们的交换倾向和交换能力。在他看来，分工不是一种为获取集体效益而缓慢产生的自发的人类倾向，这种倾向是天然的性能，为人类所共有，亦为人类所特有。他说：“引出上述许多利益的分工，原不是人类智慧的结果，尽管人类智慧见到分工会产生普遍富裕并想利用它来实现普遍富裕。它是不以广大效用为目标的一种人类倾向所缓慢而逐渐造成的结果，这种倾向就是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这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的一般倾向，使得人们因为各种才能所生产的产物聚集成一个共同资源，即想要获得个人利益，就要顾及他人的利益。从中可以看出，分工是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所追求的个人利益，分工也在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不断向前发展。此外，市场的范围亦会影响分工的程度。“由于是交换能力引起了分工，所以分工的程度就必然总是要受到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句话说，要受到市场大小的限制。”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分工的起源以及分工与交换的关系，即分工源于交易的需要，而交易的能力大小又影响分工的发展。市场范围越大，人们的需求就越多，需求的大量增长意味着人们需要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更多商品，来获取最大利润。这一理论很好地阐释了市场与分工之间的关系，拓宽市场，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综观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可概括为以下三个核心结论：一是分工可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二是分工源于交换的需要；三是分工的深入程度与市场范围大小呈正相关。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认为分工带来的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会导致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产生报酬递增，市场范围的扩大又依赖于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因此，分工既是经济进步的原因又是其结果。
马克思的分工理论继承了亚当·斯密的社会分工理论内涵，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丰富与发展。他从社会分工和劳动力的内在联系来考察社会分工问题，提出分工是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和结果。分工作为生产活动的表现形式，既能解释生产活动的内涵，也能促进社会历史的发展；分工不仅体现了生产力的性质，也体现了生产关系的性质。在分工和交换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分工和交换互为条件，他指出，“分工越向前发展，产品就越不是交换手段，于是就需要一种独立于每个人的特殊生产之外的一般交换手段”。在分工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各种使用价值或商品体的总和，表现了同样多种的，按照属、种、科、亚种、变种分类的有用劳动的总和，即表现了社会分工”。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认为分工是市场经济形成的基础和动力，分工的广度和专业化程度影响了市场规模的大小。马克思主义分工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逻辑缜密的理论体系，其深刻的科学内涵阐释了分工理论的特征与本质，对于我们深入了解及发展分工理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9世纪末，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在其著作《经济学原理》中论述了分工以及大规模生产，强调分工、专业化和规模经济在财富创造中的绝对作用。但与古典经济学将分工视为理论的核心不同，新古典经济学只是将分工作为外生的假定因素之一。自马歇尔之后，经济学研究对于资源配置问题越发重视，分工问题逐渐被忽视。直到20世纪50年代，随着产业组织和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经济学界才再次认识到分工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杨格（Allyn Young）（1928）重新发掘了亚当·斯密定理，并将其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出用资源配置问题替代分工问题是不正确的。首先他认为“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这就是著名的杨格（Allyn Young）定理，它解释了报酬递增、分工和市场规模之间的关系，定义了分工概念和衡量分工的标准并分析了劳动生产率对分工的影响。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于分工问题有了新的解释：分工取决于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又取决于分工，市场规模扩大导致分工深化，分工深化又进一步导致市场规模的扩大，这是一个循环累计、互为因果的过程。杨格定理表明：一方面分工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另一方面，市场规模又取决于购买力，即生产的数量，也就是分工的水准。
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杨小凯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通过对分工问题进一步研究，重新把分工问题作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专业化的思想变成决策和均衡模型，构建起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杨小凯在古典经济学对于分工及专业化的研究基础上，借助超边际分析工具，充分融合当代经济学主流观点与方法，以专业化经济、分工和经济组合作为主要研究对象，系统阐述分工与专业化对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意义。其理论本质仍是通过交易效率提高促进分工活动深化，导致市场需求的不断扩大以及产品生产环节的延伸，从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变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产品内分工得到快速发展，产品内分工是指产品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工序和区段，被拆分到不同国家进行，各个国家利用自身优势参与产品生产价值链的特定环节，并进行专业化分工生产的形式。这一分工方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此进行研究，成为分工理论新的研究热点。
资源依赖理论萌芽于20世纪40年代，是组织理论的重要理论流派，在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它基于组织与外部环境的关系研究，是研究组织变迁活动的重要理论。早期人们对组织的研究着眼于组织内部，即机构设置、人员激励、权责分配等问题，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对于组织的研究逐渐转向组织外部环境上来。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源依赖理论被广泛应用到组织关系的研究当中，目前与新制度主义理论并列为组织研究中两个最重要的流派。
1949年，塞尔兹尼克（Selznick）对田纳西流域的研究为资源依赖理论提供了坚实基础。在对田纳西工程的研究中，塞尔兹尼克较为系统地分析了草根组织，并参与大型公共设施管理过程中的资源动员策略，指出组织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效率机器，而是受环境影响的，组织是与周围的环境相互作用不断变化，适应周围社会环境的产物。1958年，汤普森（Thompson）和麦克艾文（McEwen）的研究确立了组织关系的三种类型：联盟（像合资企业的联盟）、商议（包括合同的谈判）和共同抉择（为吸收干扰性因素进入一个组织的决策机构）。1967年，汤普森建立了综合性的组织间权力的依赖模式，吸收了爱默森、布劳及迪尔的理论。他指出，一个组织对另外一个组织的依赖，与这个组织对它所依赖的那个组织能够提供的资源或服务的需要成正比，与无可替代的其他组织提供相同的资源或服务的能力成反比。据此，1970年扎尔德（Zald）从政治经济视角出发探讨组织的关系，主要从组织内外的政治结构来解释组织变迁的方向和过程。但是这一方法着重于组织内外的政治结构，当焦点组织的自主性被削弱时，对资源的控制就会转入另一个组织的手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组织从事正式与非正式联盟，包括横向联盟：发生在同一市场的参与者中的合法手段，如合并；非法手段，如垄断。纵向联盟：消费者、供给者和分销者，包括合并、合资和联合董事。在这个过程中，扎尔德认为组织可以通过运用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方式来互相影响。
20世纪70年代，资源依赖理论形成，费佛尔（Pfeffer）和萨兰奇科（Salancik）是资源依赖理论的集大成者。他们在合著的《组织的外部控制：对资源依赖的分析》中提出了四个重要假设，对组织赖以生存的资源，大体来说分为三类：一是基础资源，包括资金、场地、人力、物品等；二是信息，包括政策、制度、项目来源等；三是合法性，包括社会支持、政府许可等。在组织依赖上，费佛尔和萨兰奇科认为依赖是可以相互的，即一个组织可以依赖于另一个组织，两个组织也可以同时相互依赖。在霍利的人类生态学观点的基础上，费佛尔和萨兰奇科对竞争性互依和共生性互依进行了区分。组织能够采取许多策略来处理互依性，这些策略包括合并、并购、合资、联盟以及交叉董事会等机制，委托组织代表加入对方公司的决策部门。
1983年，伯特（Burt）提出了“结构自主性”模式来解释共同抉择和公司绩效。伯特认为，社会网络中的行为者将会受益，只要他们避免依赖其他人，在社会结构中占据非竞争性位置，并且受到那些占据竞争性位置的竞争者的依赖。1990年，贝克尔（Baker）对公司以何种方式处理与其他公司的资源依赖关系，做了详细的探讨与研究，将资源依赖理论向商业实践方向推进了一步，从而使理论研究的重点转移到理论的应用实践上来。
资源依赖理论源于开放系统的观点，认为任何企业都处于开放的环境中，企业必须通过交换才能获取生存和发展所需的资源（吴剑峰、吕振艳，2007），没有任何一个企业组织是能够自给自足的。亨利·福特的工业王国梦想，即便在当时也只是理想的乌托邦，组织需要与环境进行交换，并借此生存与发展。资源依赖理论源于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组织运行需要多种异质资源，这些资源不可能由企业自己完全提供；二是组织的运作由多种业务构成，这些业务活动企业无法独自全部完成。企业在与其他企业进行资源交换时，企业间就产生了资源依赖。资源依赖理论可分为内生的依赖性（或称为结构依赖性）和外生的依赖性（或称为过程依赖性），内生或结构依赖源于对方企业所拥有资源的稀缺性（不可替代性），外生或过程依赖则源于双方企业所拥有资源的内在关联（贾生华等，2007），合作企业双方的资源依赖，使得双方企业的利益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Dyer et al.，1998）。企业为有效管理和其他企业的依赖关系，需要控制关键的资源以降低依赖性，来提高合作企业对自身的依赖。资源依赖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组织对占有资源的自身选择能力，关注组织为了管理与其所处环境中的其他组织的互依性，而采取的策略行动（马迎贤，2005）。
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一个组织为了保证自己能够存活，会竭力减轻对外部资源的依赖，并积极寻求替代资源，而这种替代资源是影响组织间相互关系的关键性资源，长期掌握这种资源对一个组织保持长期活力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资源依赖理论提出了四个重要假设：组织最关心的是生存；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资源，而组织自己通常不能生产这些资源；组织必须与它所依赖的环境中的因素互动，这些因素通常包含其他组织；组织生存建立在一个控制它与其他组织关系的能力基础之上。组织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取决于三个决定性因素：一是重要性：资源对组织生存的重要性；二是竞争性：组织内部或外部一个特定群体获取或处理使用资源的程度；三是稀缺性：替代资源的存在程度。综观资源依赖理论，其核心假设是：组织需要通过获取环境中的资源来维持生存。其主要观点包括：第一，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是其存续下去最重要的因素，这里的资源包括组织内部的管理制度、组织结构权力配置，以及外部与其他组织的资源交换；第二，组织间的资源依赖会使被依赖的一方对依赖方产生一定程度的权力和制度控制，甚至介入依赖方的内部结构；第三，组织间的依赖关系是可以调节的，组织内部权力配置与外部限制是组织行为的动力与条件，并促使组织摆脱资源依赖，维持组织的独立性。也就是说，资源依赖理论假设组织必须要从环境进行交换以维持自身的生存，没有什么资源是组织能够完全自给的。资源依赖理论让组织认识到可以通过采取各种策略来改变自己、适应环境和提升自身竞争力。这种理论在多变的外部环境下，对于组织采取怎样的行为及确定怎样的目标有着很好的解释与指导作用。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学、社会学、行为组织理论以及政治学等多个学科，都不约而同地开始关注一个概念——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一个被各学科广泛使用的跨学科概念，世界各国学者用此概念解释经济现象以及社会发展中产生的各类问题，使得该概念受到了空前关注。社会资本的概念最初由经济学中“资本”概念演变而来，一般指个人在一种组织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上所获得利益的价值。
第一个对社会资本进行系统分析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Pierre Bourdieu）。布尔迪厄认为，资本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可划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三者可以相互转化。资本需要不断积累，个体能够利用社会关系和关系网络这样的资本，来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1981年，他在《社会资本随笔》一文中指出，“社会资本是现实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这些资源与拥有或多或少制度化的共同熟识和认可的关系网络有关，换言之，与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身份有关。”社会资本正是通过关系网来实现，这种关系网是静态的。布尔迪厄关于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有着三个显著特点：一是注重研究个体的社会资本；二是重视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三是运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社会资本。
美国经济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S. Coleman）以微观和宏观的联结为切入点对社会资本进行了研究，是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集大成者。1988年，詹姆斯·科尔曼在《美国社会学杂志》上发表了题为《社会资本在人力资本创造中的作用》一文，对社会资本做了初步论述。他认为社会资本是“许多具有两个共同之处的主体：他们都由社会结构的某些方面组成，而且他们都有利于行为者的特定行为——不论他们是结构中的个人还是法人”，后又在其所著的《社会理论的基础》一书中，更进一步地阐释了社会资本理论。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即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定义由其功能而来，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资本形式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种既定的目标。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的结构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过程中。”因此，他把社会结构资源作为个人拥有的资本财产叫作社会资本，其主要存在于人际关系和结构之中，并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为提供便利。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主要来源于他对社会行为的分析：第一，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学应有的内容，它来源于人们对社会学的理解与研究；第二，社会资源也来源于对社会结构中微观与宏观整合的需要；第三，詹姆斯·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也得益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发展。詹姆斯·科尔曼对于社会资本理论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他区分了资本的三种类型以及社会资本的五种形态，揭示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独特特征以及在社会整合中的功能。他认为每个自然人从一出生就拥有三种资本：一是由遗传天赋形成的人力资本；二是由物质性先天条件（如土地、货币等）构成的物质资本；三是由自然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构成的社会资本。各种资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一种资本可转换成另一种形式的资本。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资本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是相并存的，每个人生来就具有这三种资本。其中物质资本是有形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是无形的，三者之间可以转换。社会资本可划分为五种形式：一是义务与期望。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环境的可信任程度，即应尽的义务是否履行，以及个人承担义务的范围，影响了这种形式的社会资本存在的可能性。”当社会环境的可信程度提高时，个人愿意承担的义务可能性就越大，他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二是信息网络。即行动者可以以社会关系网络来获取信息。三是规范与有效惩罚。詹姆斯·科尔曼认为，“社会规范是人们有意创造的，如果规范为社会成员所遵守，他们将获益；如果人们违背规范，他们将受到伤害。”四是权威关系。“当某位行动者有权控制另一位行动者的某些行动时，他和后者之间就存在着权威关系”。五是多功能社会组织和有意创建的组织。詹姆斯·科尔曼认为，本来为某一目的建立的组织同样可以服务于其他目的，由此形成了可以使用的社会资本。这就体现出了社会资本的多功能性。
美国政治学家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D. Putnam）在詹姆斯·科尔曼研究的基础上，将社会资本从个人层面上升到集体层面，并把其引入政治学研究中，从自愿群体的参与程度的角度来研究社会资本，将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为社会资本理论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1993年，普特南在《让民主的政治运转起来》一书中，提出了公民参与网络这一重要概念，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推动协调和共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普特南认为，由于一个地区具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和独特的文化环境，人们容易相互熟知并成为一个关系密切的社区，组成紧密的公民参与网络。这一网络通过各种方式对破坏人们信任关系的人或行为进行惩罚而得到加强。这种公民精神及公民参与所体现的就是社会资本，因此在普特南看来，互惠互信的社会组织，对于衡量社会资本的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团体的甚至国家的财产，而不是个人的财产，所以发展社会资本不应将重点放在增加个人资源方面，而应强调群体组织的发展，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留下空间。普特南利用社会资本解释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问题，扩大了社会资本的应用范围，激发了经济学、政治学等领域学者对社会资本理论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实际意义。
林南（Nan Lin）提出了“社会资源”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社会资本理论。在对社会资源的研究中，他指出，社会资源的利用是个人实现其目标的有效途径，个人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所能获得的社会资源。社会资源仅仅与社会网络相联系，而社会资本则是从社会网络中动员了的社会资源。林南将社会资本和社会资源联系起来，对于我们认识关系在网络中的作用有着重要的启示。林南在《社会资本——关于社会结构与行动的社会资本》一书中，为社会资本下了定义：“社会资本——作为在市场中期望得到回报的社会关系投资——可以定义为在目的性行动（purpose action）中被获取的和（或）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从中可以看出，社会资本由资源、嵌入在社会结构中、行动三个重要部分组成。所谓资源，在林南看来，就是“在一个社会或群体中，经过某些程序而被群体认为是有价值的东西，这些东西的占有会增加占有者的生存机遇”。林南认为资源可分为个人资源和社会资源，个人资源指个人拥有的财富、知识、地位等可以为个人直接支配的资源；社会资源指那些嵌入于个人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资源，如权力、财富、声望等，这种资源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之中。林南和詹姆斯·科尔曼都承认价值、规范和意义是社会资本的构成内容。当主体动用社会网络获得相关信息和资源后，才能表示社会资本在起作用。由此可以看出，社会网络是潜在的社会资本，社会资本是起作用的社会网络，体现了动态过程。林南定义的社会资本强调了社会资本的先在性，它存在于一定的社会结构之中，人们必须遵循其中的规则才能获得行动所需的社会资本；同时该定义也说明了人的行动的能动性，人能够通过有目的的行动获得社会资本。林南在对社会资本下定义时兼顾了社会结构的制约性，同时也肯定了人的社会目的性和能动性。
社会资本理论源于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会资本原本是一个社会学概念，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组织理论方面的学者，将社会资本的概念应用于组织内和组织间相关问题的研究。基于社会资本作为研究组织行为和企业战略的重要概念，社会资本理论亦成为研究企业及企业之间问题的重要理论。社会资本是指嵌入在个体或企业网络关系之中，通过个体或企业网络关系，可以得到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总和（Nahapiet et al.，1998）。社会资本与其他资本的最大区别，在于社会资本的产生和维持不取决于单一行为主体，而是取决于行为主体之间的关系（Coleman, 1988），其嵌入在行为主体之间形成的关系结构之中，是企业通过经济领域中的各个方面所建立起的各种网络来摄取稀缺资源的一种能力，需要经过积累和再生产，是企业发展不可缺少的要素之一（边燕杰等，2000）。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资本，企业内在的社会关系，可以融合组织内部的行为主体，通过组织内部的协同以实现组织目标；企业外部的社会资本起着桥梁的作用，连接其他行为主体，从而获得关键性资源以加强竞争优势（Alder et al.，2002），是组织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因素（Burt, 1992）。社会资本具有积聚性和再生产性，镶嵌于企业的关系网络之中；企业通过关系网络，可获得来自关系网络的实际或潜在的资源。纳哈皮特（Nahapiet）和戈沙尔（Ghoshal）（1998）将属于组织的心理认同（认知面），组织内各类连带的网络（结构面），以及通过网络、规范、认同建立的信任（关系面），都纳入社会资本的范围内，形成完整的社会资本结构。社会资本在管理学界的衡量可分为三个维度：结构维度、认知维度和关系维度。
社会资本是企业间关系的联结剂（McGrath et al.，2005），企业通过社会资本获取运营所需的资源，协调组织内、组织间的各种业务活动，降低不确定性。组织间良好的关系是组织成功的关键，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之间的联结，可帮助双方获取关系租金，合作双方通过建立关系，可实现帕累托边界外推，产生超额租金。这种租金的获取，依赖于交易的存在以及交易完成的方式，组织间通过长期的合作形成特定的关系，可以跨越企业边界，嵌入组织间的常规惯例和程序，以产生关系租金（罗珉，2007），关系租金的产生使双方的绩效得以提升。
中国物流专业化运营起步较晚，物流行业发展处于初级阶段，行业规制不规范，物流市场不健全。在此大背景下，企业社会资本中的关系维度（相较于结构维度和认知维度）对企业的作用更大，对企业更有意义和价值（陈菲琼，2003）。戴尔（Dyer）和辛格（Singh）（2000）认为关系资本是关系型合作的基础。克莱克（Clercq）和萨皮恩扎（Sapienza）（2006）认为关系资本的实质，就是对企业组织间关系质量的衡量。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合作关系的提升与深化，伴随／引致双方原有运营的变更，甚至有可能涉及企业战略性决策的调整，如此将会给企业带来风险（主要由合作伙伴的机会主义行为导致）和不确定性。寄希望于合作之初订立完备契约，以应对风险和不确定性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事先订立的契约，对偶然发生的事件缺乏适应性，加之企业间合作关系的动态发展，使得严格、详尽的合同反而可能会导致实际的冲突（Williamson, 1975）。以企业间关系资本为核心的关系契约，在很大程度上与正式契约相互补充、互为渗透并相互强化（Poppo et al.，2000）。关系契约能有效调节双方企业合作过程中不稳定因素的影响，面对冲突时可以在没有第三方干涉的情况下，使交易得以继续进行（Macenil, 1980）。企业间合作关系的提升既需要正式契约的刚性支撑，也需要关系契约的柔性维护（万俊毅等，2013）。
社会资本理论将企业关系资本视为一种生产性资源，与企业的其他资源一起为企业创造价值。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企业价值创造理论，将企业视为各种有形资本投入的组合体。资源基础观认为企业的价值创造，源于企业内难以被模仿的异质资源，分析限于企业内部的资源。新经济时代的企业处于开放的商业环境中，传统的企业内部资源分析已无法完全解释企业价值创造的全部；与此同时，学者们注意到，经济学对人性的完全理性假设存在极大的缺陷，经济学研究对人性的假设，从“经济人”到“契约人”再发展到“社会人”（张其仔，2002），学者们开始关注人的社会性对企业组织的作用，进而发现企业与外部环境中利益相关组织的关系资本要素，成为企业价值创造的又一关键因素。企业的价值创造已从传统的 V = f （ K ， L ），演化升级为 V = f （ K ， L ， R C ）（注： V 表示企业价值； K 表示资金； L 表示劳动； R C 表示关系资本）。企业关系资本是唯一一个具备整合能力的资本（杨孝海，2010），它能够整合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的资源，共同为企业创造价值。企业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互为促进，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的内部整合与外部整合匹配，能够带来客户价值的提升（孙晓波等，2014）；同时物流企业与制造企业良好的合作关系，可以帮助企业通过关系作用实现增值，为企业带来关系性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