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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地搬迁带来的不仅仅是从一个生活区域到另一个生活区域的变化，更是从一个社会关系网络到另一个社会关系网络的转变。进入新社区，搬迁人口不仅有就业、收入、医疗、教育等物质方面的需求，还有情感、归属感、社会认同等精神方面的需求。社会适应性问题是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迁入新居住地后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尤其对于少数民族群众，受民族风俗习惯和生活习惯的影响，适应新环境的难度更大。进入城市后，搬迁群众原有的生活共同体被割裂，“熟人社会”中相互关照、守望相助的生活方式被打破，原有的生活习俗、思想观念、社会文化等都需要重新构建。然而搬迁群众一时无法适应从乡土文明向城市文明的转变，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降低，无法融入迁入地的新环境。在黔西南州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主要采取城镇化集中安置的方式，容易造成搬迁群众的社会交往隔阂。有些搬迁户在搬迁后，长期封闭在自己的单元房里看电视，不跟其他人沟通。部分搬迁群众在迁入地生活了几年后，仍然为自己贴上“外来移民”的标签，与城市原有居民仍然存在隔阂和差异。尤其是一些迁出的老年人口，由于年纪较大，在就业市场缺乏竞争力，同时与原有的社会关系断裂，无法获得情感的慰藉。
黔西南州易地搬迁群众搬迁后可持续生计能力弱，主要有生活成本高和就业难度大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搬迁群众在迁入地面临着生活成本急剧上升的困境。在贫困山区生活时，生活成本相对低，衣食住行上的花费较少。搬迁群众往往有自己的菜地或小片耕地，或许还饲养着一些家禽家畜。在深山中，种植和采集食物、饮水洗漱是免费的，日常生活几乎是零成本的。可是进入城市、进入新的社区、住上楼房之后，他们的生活成本急剧增加：买菜、买食物、饮水等都要花钱。在没有稳定收入的时候，生活成本的增加会严重降低迁入者留在迁入地的意愿，造成部分群众搬迁出来后因无力承担高额生活成本又迁回贫困山区。另一方面，搬迁群众在知识储备、生产技能、语言沟通能力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问题，这些问题极大地降低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尽管黔西南州保证了搬迁群众至少1人/户的就业，但这些工作往往薪资水平低，难以维持搬迁户全家的生计需要。搬迁群众就业率仅为28%，就业渠道多为政府主导、较为单一。在一些搬迁户中，“等靠要”思想依然存在，脱贫内生动力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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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入城市之后，迫于生计，搬迁群众必须投入就业。而搬迁群众文化程度相对较低、思想观念落后，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维持生计上，对子女都是“放养式”的教育，没有良好的家庭教育环境。由于搬迁规模大、搬迁人数多，城市原有教学资源无法满足需要，多数地区都是通过在安置点新建学校来解决教学资源不足的问题。随迁子女主要就近就读于搬迁安置点的配套学校，无法融入城市原有的学习生活圈，随着时间的推移，搬迁安置点学校成了“贫困移民”“外来人员”学校的代名词。随迁子女在教育上难以与城市教育接轨，属于弱势、边缘群体，由于生活环境的变化，缺乏归属感、认同感和安全感，容易产生自卑感。尤其是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子女，面对较大的民族习惯差异和城乡之间的学习生活圈的隔阂，可能陷入情感孤立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