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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都不能少。2020年底，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胜利，绝对贫困问题彻底消除，各族人民携手迈入全面小康社会。2019年，民族八省区有399万人顺利脱贫，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的20.8%下降到2019年的1.5%。2020年11月23日，随着贵州省最后9个贫困县退出贫困县序列，全国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2020年10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将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作为未来五年全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点任务。2021年2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民族地区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实践，形成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典型做法、模式和经验，有力地推动了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对民族地区脱贫攻坚典型案例进行深入细致的调研和分析，如实描述实践中发生的故事，有助于积累众多典型案例，逐步从局部走向整体，了解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全貌。同时，系统调查、梳理和研究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典型模式与典型做法，有利于了解脱贫摘帽后脱贫县和脱贫人口可能面临的返贫风险与挑战，为2020年之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实践依据和案例支持。为此，在2017—2019年《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案例集》的基础上，我们撰写了《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案例集（2020）》（以下简称“案例集”）。
案例集共12章，包括来自不同民族地区的12个典型案例，涉及易地扶贫搬迁、健康扶贫、教育扶贫、央企扶贫、东西部扶贫协作、金融扶贫、生态扶贫、产业扶贫等不同扶贫模式。案例集通过实地调查和资料收集，梳理不同民族地区不同类型的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实践，厘清不同类型扶贫典型案例的主要做法和主要成效，分析其面临的问题和风险，给出案例启示，以期全面总结和宣传民族地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历史成就和经验做法，丰富发展中国特色扶贫开发理论和案例研究。12个案例的主要内容包括：
第一，易地扶贫搬迁已全面转入以后续扶持为中心的新阶段，产业发展、就业帮扶、社区治理、安置住房不动产登记等扶持政策已陆续出台并取得了积极成效。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以下简称“黔西南州”）是贵州省搬迁任务最重的市州，在实践探索中总结出了“七个搬出”的经验，即“搬出渴望、搬出文化、搬出产业、搬出倍增、搬出尊严、搬出动力、搬出秩序”。下一步，易地扶贫搬迁需要着力解决搬迁群众社会融入难、可持续生计能力弱、随迁子女教育融入难等问题，确保稳得住、逐步能致富，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
第二，因病致贫人员占贫困人员相对比例上升的问题成为贫困地区脱贫攻坚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面临的重要挑战。虽然各地健康扶贫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服务理念、瞄准对象、对口支援、递送体系以及可持续等方面仍然有待加强。宁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健康扶贫体系，通过建立台账精准识别、实地调研宣传医保理念、实施五大保险助推健康扶贫、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提升医疗卫生服务能力，标本兼治解决了医疗条件差、大病救助保障力度不够、医疗保险存在空白区域等难题，走出了一条符合实际的健康扶贫之路。
第三，人力资本不足或缺失被认为是贫困人口致贫的重要因素。0～3岁是婴幼儿发展的关键时期。我国云南省昭通市的0～3岁婴幼儿早期发展项目，针对农村贫困地区儿童早期发展存在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滞后、婴幼儿身体健康状况不佳、主要照养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缺乏科学性、主要照养人喂养行为不规范、家庭缺乏良好的养育环境和养育知识等挑战，通过一对一教育指导或家庭小组活动的方式对干预组进行干预。干预开展一年后发现：干预组的婴幼儿早期发展水平显著提高；主要照养人抑郁、焦虑和压力倾向得到缓解；主要照养人养育行为及家庭养育环境显著改善。
第四，东西部扶贫协作、央企扶贫作为中国特色反贫困治理制度，在脱贫攻坚战尤其是民族地区脱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广东珠海本着“怒江所需、珠海所能，江有所呼、海必有应”的出发点，帮扶云南怒江打造特色优势产业、提高脱贫内生动力、提供劳务协作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医疗服务水平和能力、推进易地搬迁，累计投入怒江帮扶资金8.94亿元，重点支持400多个帮扶项目，带动建档立卡贫困群众2.1万人脱贫。华润（集团）有限公司定点帮扶宁夏海原县，成立海原华润农业有限公司，在“投母收犊”赊销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实施了“托管代养”模式与“村财企管”模式，延展“华润基础母牛银行”模式，打造“3+1”的扶贫路径，构建起以龙头企业为核心的农业新型经营主体带动专业大户和普通农户的联农带农机制，激发了贫困群众脱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带动了贫困群众脱贫摘帽。
第五，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是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的关键。云南文山州立足“三七之乡”的特色优势，不断健全三七产业扶持政策、打造三七园区载体、鼓励龙头企业带动三七种植、借力“互联网+”和科技创新，打造了从种植、加工、流通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增强了贫困户和地区发展内生动力，帮助全州实现脱贫摘帽。广西东兴市充分利用国家给予边民“每人每天交易8000元货物全免关税利环节税”的优惠政策，创建了“合作社（互助组）+边民+企业+金融”扶贫新模式，探索出一条具有东兴特色的边民新路径。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林西县十二吐乡坚持通过党建引领产业扶贫，大力发展设施农业、经济林栽培、肉牛养殖，发展产业园区，用好京蒙帮扶举措，彻底解决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问题。
第六，金融扶贫是精准扶贫不可或缺的手段。我国的金融扶贫创新多集中于扩大各大金融机构对贫困户的信贷规模，普遍存在金融产品单一、贴息资金不足等困境。宁夏盐池县大力发展普惠金融，探索“信用+金融+产业”三位一体的金融扶贫新模式；完善小额信贷金融扶贫制度，建立乡、村、组、户“四信”评定体系，确保农户“应贷尽贷”；联动金融机构针对建档立卡贫困户和生态移民户实施扶贫小额信贷项目，设立风险担保，成立“盐池融盐扶贫信用担保公司”；建设扶贫大数据管理平台，将普惠金融、智慧金融与智慧城市建设结合起来；构建多元金融扶贫组织体系，提高金融扶贫项目效率。
第七，提升农民组织化程度是促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推进乡村治理和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重要手段。乌兰浩特市针对嘎查村集体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资金分散、经营管理方式粗放、发展质量不均衡等问题，以镇域为统筹，打破村域限制，整合辖区内所有村落的土地、项目、资金等资源优势，将“单打独斗”转变为“抱团发展式”的集体产业发展模式。由镇党委牵头，整合嘎查村各类扶贫建设、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发展资金建设的重点产业发展项目，形成了“联村集体经济”模式。广西龙州县以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依托，充分发挥全县33个贫困村党组织第一书记扶贫主力军作用，推行由政府带动的“联盟成员（第一书记）+农民合作社+党支部+贫困户”农业产业化新模式，突破了各个贫困村和合作社产业分散、农产品生产规模小、销售渠道阻塞等瓶颈，实现了联盟组织化、市场网络化、商标品牌化、生产标准化、联盟产业化，逐步走出了一条具有龙州特色的产业化扶贫之路。青海泽库县拉格日探索了“以草地和牲畜入股组建合作社，牲畜分群饲养，草地划区轮牧，社员分工分业，牛羊统一销售，用工按劳取酬和收益按股分配”的拉格日模式，成为青海黄南州的脱贫攻坚样板和草地生态畜牧业合作典范，提高了牧区牧民的组织化程度，重塑了基层治理能力，促进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
受新冠肺炎疫情对调研可行性和资料可得性的影响，案例集仅选取了部分典型的精准扶贫案例，民族地区还有很多典型的精准扶贫案例未纳入进来。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收集民族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相衔接的典型案例，以期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贡献力量。由于著者水平有限，案例集在结构和内容上仍然存在许多不当或疏漏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