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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两次日本之旅后，对典型景点或城市景观的大体风格了然于心，之后便想要有目的地参观日本的灾难文化遗址。所以，长崎，是的，长崎，终于还是见面了。
和广岛不同，长崎在遭受原子弹轰炸方面只是第二个城市。对于更喜欢“首次”“第一”“率先”这类词的人而言，第二的重要性和意义似乎陡降。但是，长崎不然。如果没有炸在长崎上空的那颗“胖子”，日本和整个世界为敌的状态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
现代的日本人，总是表现得彬彬有礼，理性而充满友好，但这只是个人素质而并非群体选择。个体经过教育，终会将自己的素质提升到一定高度，令与之交往的人如沐春风。但是，对于一个区域或整个国家的理性选择，首选肯定是趋利避害的。自然灾害是日本的第一大害，这使得居于其地的人避之唯恐不及，却又无法避开。这样，自然就催生了日本人欲躲之而后安的愿望。在日本尚无能力走出本岛的时候，他们通过不断地学习隐忍磨剑。不管是大化改新时期向隋唐的学习，抑或从朝鲜半岛舶来并泛滥于此的佛教，还有明治维新时期对欧美现代化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模仿，其目的首先便是强大，之后就是为了逃离。但是那些属于流淌牛奶的“上帝应许之地”早已被占光，唯有与之争夺换取平稳之地。可是没有强盛的武力，怎会有与人争夺的资本。更何况，旁侧的中国和俄罗斯在历史上始终要比日本强大太多。
宝剑锋从磨砺出。日本很不容易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用自己的坚船利炮攻进了中国以及东南亚的很多国家和地区，甚至攻占了美国在太平洋上的一些岛屿。美军所在的珍珠港也被轰炸一空，胜利形势如此清晰，日本人绝对不会因为一个广岛的原子弹就放弃之前几代几十代人努力夺取的一点点希望。所以，广岛上空的原子弹，日本没有想要为之投降，存续实力的他们可以继续拼杀。
最终“胖子”几经辗转，降临到了长崎上空。原子弹最终在长崎的浦上引爆，将距离中心炸点仅有500米的教堂彻底摧毁。此一炸，彻底打碎了日本企图避祸他移的强国梦，而它的未来只能凭借其国民的坚韧不拔，待在动荡的本州、四国、北海道、九州四片岛屿上发展抗灾技术，研究对应灾难策略。所以，长崎是日本人侵略梦醒的地方。自此，日本人冲出“诅咒之地”的梦想又回到了起点。但是，对于死伤的8.6万长崎人，以及随后不断因为核弹辐射影响，接续死掉的更多人来说，从天而降的“胖子”是挥之不去的梦魇。
当时许多天主教徒正聚集在教堂举行弥撒仪式，最终都因辐射和教堂倒塌而全部身亡。长崎本是日本当时最大的天主教徒聚居地，也是日本天主教早期的发展中心。长崎一带有4%的人口为天主教徒，占了相当高的比例。当地教友经历了数百年的政府压迫，即使是在丰臣政权与江户禁教时代，仍然有教友秘密地保持信仰，至1865年禁教令结束后才再度为外界所知。从“胖子”落地的炸点走出去，教堂的残垣断壁随处可见。被炸14年后，浦上天主堂得以重建，三年后成为天主教长崎总教区的主教座堂。
我们见多了宗教间的冲突，虽然最重要的三个宗教都源于小亚细亚，但是一个南向到了印度发展成佛教，一个往西发展成基督教，随后又有各种分支出现，基督教成熟几百年后在当地又出现了伊斯兰教，也曾经纵横捭阖，在整个亚欧大陆以及地中海沿岸播撒种子。最后，不同教义之间必然的冲突就成为造成整个世界冲突的主要原因。这是“文明的冲突”，而不是世俗所论及的政治意识形态差异导致的当今世界的主流危机，这一观点也造就了亨廷顿的学术地位。
其实，在亚洲，俗世是希望将精神世界调和在一起的，比如，中国有儒、释、道的三合一，庐山上甚至达到了五合一，把伊斯兰教也纳入进来，基督教则再分一个天主教出来。而南亚的印度，从根儿上说，佛教的很多教义来源于婆罗门教，也许是因为乔达摩·悉达多王子自己不是出身于婆罗门，而是第二层级的刹帝利，所以强调众生平等。而后来的源出婆罗门教的印度教又吸收了佛教的合理成分，变成了今天印度的国教。但是，不管是中国的多教合一还是印度的相互借鉴，在具体形象上都还是分开的。而日本，在一个雕像上实现了两类主流宗教的形象神的各半合体。
不同宗教能够在亚洲融合，但在欧洲就很难实现。我们熟知的十字军东征、再东征、继续东征等，其间调和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日本之所以能够实现上帝与佛祖合一，有其历史渊源。佛教从中国再经由朝鲜半岛传到日本后，因为其体系化特征慢慢取代本土比较零散的神道教，而成为日本全国性的信仰。所以，对于佛教来说，它在日本是有基础的。各地佛教寺庙也很常见，而“一休大师”的知名度更是颇高的。而之所以是基督教却不是神道教，也是因为基督教近代在长崎的存在有充分的脉络可寻。实际上，江户时代的丰臣秀吉把基督教作为邪教对待，在1597年，一次性杀了26名忠实信徒，其中最小的仅12岁。之后，在长崎当年的行刑地上建了26圣徒纪念馆。据说，该地与圣经中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的高尔高沙山冈酷似。
由基督教和佛教在长崎的历史基础来看，将其合而为一也在情理之中。在日本列岛上，不同宗教为了同一个目的而进行调和并无不可。就教义而言，很多宗教本就有大量重合之处。而根据对日本信仰人口的统计，信教的人次是总人口的两倍左右。换句话说，在日本，平均每个人会同时信奉两个不同宗教。我们推测，其中一个是本土的神道教或者早期传入的佛教，另外一个则可能是当今的三大宗教之一。
在丰臣秀吉时代禁教的环境下，为了保持自己的基督教信仰，甚至出现过将十字架或圣母玛利亚的形象隐藏于观世音像中的做法，算是玛利亚与观世音的合体，和上述的这个上帝佛的塑像是一脉相承的。那么，和平公园上的和平祈念像，那折叠起的右腿不就是喜欢蹲坐于莲花之上的佛祖形象吗？可是举起的右手又不似佛祖。作者说它象征着原子弹爆炸的恐怖，但我觉得更像是高举起来给迷途羔羊的指示。作者对雕像设计理念解释为以下诗句：
和平祈念像作者题记
那场噩梦般的战争
令人毛骨悚然的凄惨
呼儿唤母的真情
实在令人不堪回首
有谁还能无动于衷
不去祈祷世界和平？
作为世界和平运动先驱
一座和平祈念像在此诞生
巍巍如山的圣哲
他威武雄壮健美
全长三十二尺有余
右手指天象征着原子弹爆炸的恐怖
左手象征着祈祷和平
他的表情是在为战争的死难者祈祷冥福
他是超越种族的人类代表
他既是佛又是上帝
他是人类崇高的希望和象征
——北村西望1955年春
其实，多重信仰在灾难较多的地区是常见现象，而日本则格外特殊些。因为本国的原始信仰就是多重的，信奉之物也成百上千。日本几乎每个村都有神社，神社所供神灵也是五花八门。植物、动物、不同人等皆可成神，接受参拜。甚至有些生前不仅没做过什么好事，反倒是坏事做尽的人，也可以在死后被敬为神明。甚至象征死亡和腐肉的乌鸦也备受日本人的敬重与膜拜。日本的“开字杆”就是隔离神界与人界的象征物，但凡到过日本的人都会被这类四处可见的标志物所惊倒——神社的分布竟是如此广泛！所以，灾难频仍的日本万物皆可信。
对于三大宗教中的伊斯兰教，在日本的信仰者也就十几万人样子，对文化氛围也没有大的影响。如此，将比较成体制的另外两种宗教的教主形象，在一尊雕塑中合二为一来指代和平，确为合理。矛盾的日本人，对多重信仰的融合也变得恰如其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