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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物流业的发展对近代历史的发展进步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物流业的出现实际上是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现代物流业的发展是运输、仓储、装卸等多种技术的整合和运用。中国近代物流业的产生和近代经济发展有很大的关系，市场经济为近代物流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
近代物流发展有着明显的特征，首先，社会商品总量急速增加，为物流行业提供了巨大的需求；其次，经济技术进步为物流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物质条件；最后，市场经济环境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为近代物流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反过来讲，近代物流行业发展依赖于外部市场环境的发展和完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区域间、国家间的经济交流合作，促进了区域经济发展。但是物流行业对社会经济的推动作用不仅仅是带动商品流动，而是通过相对完整的产业结构链关联作用来实现的。同时，由于物流行业对已有经济发展路径的依赖，一个社会经济的原始模式通常能够决定未来经济的发展和走向。
从产生、兴起和发展过程来看，中国近代市场经济是外国经济侵略下的衍生品，近代物流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如此，其产生过程与在经济结构中的作用，与依靠内在动力发展起来的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的差异。中国近代物流产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外国近代运输技术的引进以及铁路运输的发展有很大关系，之后随着两次工业革命的进行，近代机器加工、钢铁、煤炭等行业的发展以及后来近代工业的兴起，都对近代物流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中国近代物流行业的整体发展趋势来看，民族物流业发展缓慢是始终贯穿近代经济发展过程的显著特征。
中国近代物流业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重要产业领域，也是中国经济近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近代社会，中国开始出现了轮船、火车、电报等新事物，这些新事物对近代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然，近代物流业的出现，甚至是近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多少都会带有一定的被侵略色彩和被动性，轮船、火车、电报等新事物都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同时，这些新事物的出现和相关部门的产生虽然象征了中国近代文明的进步，但基本上也都是在当时传统制度的压制下逐渐发展起来的。
中国近代民族物流业发展缓慢是中国近代经济的一个显著特征，主要是主观人为所致。近代中国统治者思想保守、陈旧，对一些新事物、新技术的兴起存在严重偏见。清同治六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上表朝廷，其中提道：“金若听其创办电线、铁路，则车旅任辇旅店脚夫之生路穷矣。独至铁路、轮船、行盐、开栈等事，害我百姓生计，则当竭力相争。”1874年，英国商人修筑了从上海到吴淞口的铁路，1876年6月底正式通车，之后清政府用28.5万两白银购回了这段铁路，但购回之后的铁路并没有自己使用，而是拆除了。1881年底建成了第一条实用铁路，即唐胥铁路，最后却因为清朝皇室东陵位于唐胥铁路西北不远处，清政府担心火车通行震动山陵，于是下令该段铁路只能用骡马拉动车辆。正是在保守的封建思想下，西方铁路出现并运营近60年后，中国铁路才正式投入运营。
从19世纪初期开始，中国海域就时常出现外国大型轮船。1835年5月20日，“渣甸号”驶近伶仃，成为第一艘行驶在中国海域的外国轮船，之后被拦截在穿鼻洋（广州虎门口），清政府并没有让其通过虎门。这次事件之后，清政府甚至禁止船上商人进入内洋。清政府当时的官员们也支持这方面的禁令，因为他们过于看重自己的贸易利益，担心外贸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影响他们的个人利益。尽管这是对客轮的政策，但是足以看出清政府对新运输工具的偏见和误解。
中国近代物流行业是近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与此相适应的应该是具备近代经济特征的企业管理和经营方式。具备近代特征的企业经营管理方式与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传统等社会环境有很大关系。
尽管中国近代物流业相较以往有一定的发展，物流企业在一定程度上也借鉴了西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运营方式，但是与现代物流业的要求还存在一定差距。中国近代航海运输存在一个普遍的现象，即国内运输船正逐渐从商业航线中消逝，中国商人也不再雇用国内运输船。这是由海上保险原则造成的，中国商人都会问一个问题：“你能提供保险吗？”在中国近代物流行业受到巨大打击、几近走向萧条的时候，诸如糖、纸张等国内的土特产，也只能由外国船只装运进口。尽管这种类型的沿海贸易都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但是外国商人仍然有利可图，甚至比中国商人赚得更多，原因在于运输行业中份额的缩小。
中国近代史留下的更多的是屈辱的记忆。从鸦片战争失败，签订《南京条约》开始，五大通商口岸使得中国门户逐渐打开，国外贸易额迅速增加。最明显的表现是，在东南沿海地区，仅1843—1844年一年多的时间，英、美两国就在上海地区设立了11家洋行，1847年，英、美两国又先后在上海租界内设立了24家进出口洋行，到了1876年，上海地区的洋行数量更是高达200多家。随着近代进出口贸易额的不断增长，外国商人在中国最早经营的业务主要是航运业。从1864年到1894年，短短的三十年时间，中国对外贸易数额就增长了300%以上。因此，从当时外国人经手的货运生意来看，其贸易运输总量是相当庞大的。以当时两湖地区的茶叶生意为例，由外国人经手的茶叶生意总量超过万吨，回程货运量更是惊人，当时在汉口出售的棉纺织品就已经达到了2.5万吨。
从对中国近代物流业兴起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具有“先物流，后贸易”的特点。中国近代的经济发展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均衡性，这种不均衡决定了包括近代物流业在内的诸多产业发展的不均衡。
中国近代发展最早的产业是航运业，近代航运业的发展与当时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发展相适应。1842年的《南京条约》真正地让中国人看到了侵略者的野心。《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沿海开始出现大量的英国船只，外国商人大多使用载重几十吨甚至上百吨的快艇装运各类货物，专门用于沿海航运。这些快艇最明显的特征在于，一方面往来于各通商口岸之间，另一方面从事租赁人所指定的口岸间的货物沿岸贸易。随着这种贸易方式的不断发展，中外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发达，但这种发达并不是内生动力所驱使的，更多的是建立在被侵略和被外国人资本控制的基础上的。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的1850—1860年，轮船、帆船等船舶数量急剧上升。根据实际统计记录可知，除了《南京条约》规定的口岸之外，很多船只活动的口岸都是未经允许的。但在这些未开放口岸，外国船只仍然在从事频繁的商业活动，其中活动量最大的是英国船只。当时国外船只运送的货物基本上都是大宗货物，运费较高，运量也较大，丰厚的利润是这些企业不断扩大经营范围的根本动力。到1860年，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华已经有十多家商行和轮船公司，在中国水域从事国际运输活动的船只超过20艘。往来于外洋以及国内的船只数量及吨位不断增加，1864—1895年的三十多年间，船只数量增长超出一倍，从最初的约18000艘增长到后来的37000多艘，轮船吨位数更是从最初的660万吨增长到约3000万吨，吨位增加了3.5倍。
尽管英国是最早在中国进行航运、发展国际贸易的国家，但是中国近代最早出现的航运公司却并不来自英国，而是美国企业——美资旗昌公司。美资旗昌公司成立于1862年，截至1868年，利润为58万多两白银，1871年为95万多两白银，仅从轮船数量的增速和利润的增加就可以看出航运业的利润之丰厚。中国近代最早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轮船招商局是在1873年建成的，成立之初资本总额约60万两白银，到1884年，仅十年时间，资本总额就增长至427万两白银，翻了七倍之多。
1877年，轮船招商局以222万两白银的价格并购了美资旗昌公司，之后又开辟了多条国内国外航线，在原有基础上，将业务拓展到了长江流域、南洋、北洋等多个中国沿海区域。1873年轮船招商局旗下的“伦敦”号货轮首次进入日本神户、长崎，这也是中国商业货轮第一次开辟国外航线。
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具有“先物流，后贸易”“先物流，后工业”的特点。这种产业发展特点也决定了近代船舶修造业在航运业之后，同时又先于其他工业行业的发展顺序。近代中国工业起步较晚，整体比较落后，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封建落后思想的影响等很多因素都制约了近代工业的发展，使得国外资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控制和垄断着国内的工业发展。近代航运业的发展直接催生了近代船舶修造业。英国人在1862年投资经营了祥生船厂，1865年投资经营了耶松船厂，1863年怡和洋行在中国香港创办了黄埔船坞公司，这三个公司是中国近代兴起的第一批船舶修造企业。正是这些企业的出现为近代中国带来了大量先进的船舶修造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理念，无论船舶设计还是船舶生产技术，这些企业均具备当时较高的水平。
中国近代社会早期受到封建落后思想的影响，轮船修造企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满足军事战备的需要。但无论形式如何，这些企业仍然是中国轮船制造业的开端。江南制造局是最早能够修造船舶的中国近代企业，创办于1865年，当时使用了大约60万两白银作为启动资金。1866年创办的福州船政局是近代中国最早的轮船修造厂，创办经费约50万两白银。江南制造局尽管不是专门的船舶修造企业，但在当时也有一定的造船技术，1868—1885年共修造大船8艘，1867—1874年共修造船舶15艘。
物流行业就是将商品流通过程中不同的环节有机地衔接在一起的服务行业。近代物流主要是通过远洋航运、河流运输、铁路运输三个渠道进行。远洋货轮将大宗的商品货物运送到主要的港口之后，再借助河流运输、铁路运输将其转运到其他陆上区域，这是我国近代物流货物进口的运输途径，出口货物运输路径刚好相反。我国境内河渠水道分布不均衡，东西差异较大，使用河流运输进出口货物占比较小，境内绝大部分货物的运输依赖铁路完成。因此，中国近代铁路的修建就成为物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同时也对近代物流业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这是我国近代铁路网络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原因。
我国第一条实用型铁路出现在近代，即唐胥铁路。当时的商品流通发展对近代物流提出了更多的要求。面对物流行业的巨大需求，清政府决定修建唐胥铁路。19世纪70—80年代，天津渤海湾地区的近代工业以及航海运输逐渐兴起，近代工业、航海运输业的发展对煤炭资源的需求十分巨大，一时间国内煤炭需求急剧上升。我国北方煤炭资源储量丰富，当时的河北唐山地区煤炭资源充沛，且煤质较好，煤炭开采相对容易，当地物流行业所需的煤炭资源问题迎刃而解。但开采出的煤炭如何运出唐山又成为新的问题。煤炭资源的需求量巨大，且煤炭本身自重较大，再加上唐山地区的煤矿距离水陆交通位置较远，传统的陆路运输已远远不能满足需求。在此情况下，修建一条专供煤炭运输的通道被提上议事日程。清政府首先想到的是利用运河，但是唐山属于平原地形，地理条件不足以构成运河走向地势，最终修建铁路成为唯一选择。唐胥铁路修建成功之后，真正地开辟了中国近代铁路的先河，对当时物流行业发展起到了关键性的历史作用。
中国近代最早的钢铁企业为汉阳钢厂和大冶铁矿。1893年，为了更好地开采这里的矿产资源，清政府修建了大冶铁路，整条铁路全程只有28千米。当时汉阳钢厂和大冶铁矿的兴建主要是为了给周边工业发展提供钢材资源与矿产资源。例如，汉阳钢厂主要是为芦汉铁路提供钢材，这里生产的钢材基本上都被用来制造铁路钢轨，而汉阳钢厂的规模本身较小，所以只能满足周围小型铁路建设使用。我国近代造船业、近代钢铁业就是在这种艰难的局面下慢慢萌芽和发展形成的。
综上，中国近代物流业先于其他近代产业兴起。但是由于制度供给不足，物流业没有快速发展并突破经济发展的瓶颈。从产业顺序及其发展强度排序来看，大致是物流业、机器制造、钢铁业、其他产业。由于当时产业关联性变弱甚至断裂，物流业的主导性产业作用得不到发挥，那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也受到极大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