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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一词是现代出现的词汇，但是并不是说古代就不存在物流活动，只能说中国古代的“物流”与当今的物流定义有一定的差异，但是纵观古代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物流现象同样存在，甚至有的物流活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对于古代物流活动背景、物流运作模式、物流活动流程的探究对今天仍然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我国古代也有现代意义上的“快递员”，古时候的“快递员”被称作“健步”或者“邮人”，正所谓“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据可靠史料记载，快递行业以及“快递员”早在古代周朝时期就已经出现。
《周礼·秋官》中就有记载，周王朝时期，宫廷官职中就专门设置有“行夫”一职，周王朝时期的“行夫”官主要负责管理邮驿、物流，如《周礼·秋官》中对“行夫”的记载“虽道有难，而不时必达”，说的就是这种官职的责任。实际上，早在古代商朝时期就已经出现了与快递行业很类似的驲传制度，这种制度在后来的考古出土的殷墟甲骨文中得到了证实。
总的来说，我国古代的“快递”主要是用于朝廷政令下发或者是战时军情传达，只有达官显贵才有资格使用，并不会出现像如今的快递员、快递服务深入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步传”是我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最为原始、使用最多的快递方式之一。所谓“步传”，顾名思义，就是靠人步行进行信息、物件的投递，这在周朝时期又被称作“徒遽”，这种“徒遽”和使用邮车传递物品或信息的“传遽”正好对应。所谓“遽”，和“邮、驿、馆、置”的意思基本相同，实际上都是邮传、速递的部门机构，例如步传就称作“步递”。早在春秋时期，齐桓公在齐国的大路上每隔30里就会设置一个“遽”，到了汉代同样也是以30里为一个单位设置一个“置”。
中国古代对“快递员”的称呼有很多，而使用最多的称呼是“健步”。《资治通鉴》对这种称呼有清晰的记载：“健步，能疾走者，今谓之急脚子，又谓之快行子。”所谓“健步”指的就是古代的邮差，当然在不同的时期叫法也有差异，例如秦朝时候称“轻足”，两汉时期称“邮人”或“驿足”，宋朝称“递夫”，明清时期称“驿夫”。《隋书》中就有记载，陈末隋初就有一位叫麦铁杖的“投递员”，此人“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曾经从京城连夜往徐州送朝廷的诏书，“夜至旦还”。
如今快递物流行业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份外卖、一件网购商品等都离不开快递员和物流企业。古代的“急传”指的就是现在的快递职业，这种职业在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出现，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就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快递网络，到了隋唐时期，朝廷对快递泄密等违规行为已经有了比较严厉的惩罚措施。甚至古代的一些典故也与“快递”这个行业有关，如杜牧的《过清华宫绝句》中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实际上也有古代“快递员”角色在其中。
当今物流行业飞速发展，快递在高速运行的同时，用户信息也在“满天飞”，而如何对这些信息进行保密就成为快递企业普遍关注的问题。实际上，早在古代，如何对邮件进行保密就已经成了当时“快递行业”十分关注的问题。“书有亡者，亟告官”就是中国古代对邮件采取的保密措施。而为了保证邮件在运送途中不会泄密，中国古代各个朝代都有相应的措施。
以秦朝为例，秦朝的《行书律》中有明确的交接以及登记制度，“行传书，受书，必书其起及到日月夙暮，以辄相报也。书有亡者，亟告官。”在此基础上《行书律》对秦朝“投递员”的素质也提出了严格要求，即“隶臣妾老弱及不可诚仁者勿令”，意思就是不诚信的人或者老弱病残是不能够担任投递员的。
我国古代防止“快件”泄密最主要的手段是密封处理，如秦朝时期，来往文书都是用竹简书写，为了避免“快递”过程中出现泄密现象，将文书捆扎妥当方可投递，并且还需要在结绳位置使用泥浆密封，然后盖上印玺，防止私自拆除，如果文书是写在绢素上的，则需要用专用书袋包装传递。
到了两汉时期，快件密封技术变得更加丰富，封装工具、手段越来越多。如快件外封装会使用函、箧、囊等，并且会根据快件的大小、形状选择合适的包装袋。外封装所使用的一些用具，例如“函”就是平常的一种小木盒，主要用来装简牍，上面还会有木板盖密封，加设三道刻线，在上面凿一个小孔用绳子捆扎好，孔口用专用泥浆密封好。
唐朝时，朝廷公文、邮件封装都是用囊封，尤其是大臣上奏给朝廷的密奏，封泥不仅有保密的作用，还有等级区别。一般最多五封，最少三封。封泥越多，表示这份奏表邮件越重要，并且不同的密奏还会根据缓急程度选择不同的传递工具。
到了宋代，朝廷的邮件保密制度有了进一步的提升和完善，一时间出现了很多不同的保密技术，例如“字检、数递、色递、字递、物递”等。
清朝时期，往来邮件的密封、发送、保密、防损工作都有了较大的提升，邮件封装手段也有了较大的改善，例如出现了“重封入递”“木匣入递”“绢袋封发”“汇总封发”“长引隔眼”等多种多样的邮件封装手段。清朝时期，朝廷还针对速递奏折等比较重要的邮件专门设置了封装程序，例如有专门的邮件封套，如“封桶”“报匣”“夹板”等，外人很难看到邮件实物。
驿马“日行五百里，约十六驿”实际上说的就是中国古代“快递”最快的“程限”。这种做法早在秦朝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两汉时期，汉代继承了前秦的做法，出现了后来的“五里一邮，十里一亭”的现象，并且在原有的基础上做了改动，如在地方主要的交通要道上每隔三十里设置一个“置”，实际上是将秦朝的邮改成了置。所谓“置”就是“驿置”，又称作“传置”，主要用来传递朝廷或者地方的紧急文书和信件，西汉时期的邮驿机构就已经出现了专用的马车，即“传车”，“传”就是当时传递快递的专用工具，如果用马速递，则被称作“驿”。
相较于马车来说，马的速度肯定会快很多，所以到了东汉时期，马车逐渐被淘汰，马成为主要的快递工具，称作“马递”，建立在“马递”基础上的文书传递机构被称作“驿置”。信件、文书传递过程中，通常保证一个信件和文书由一个人传递到底，正所谓“换马不换人”，投递人通常都会跑完全程。
所谓“程限”，指的就是对里程以及速度的统一规定。秦朝、汉朝时期，通常步递提供的都是短里程的配送服务，当然步递配送的信件和物品都是普通的邮件，当天收件当天配送完成。传车则需要按照每天70里地计算，当然加急快件每天可以达到200～300里地。“日行五百里，约十六驿”说的则是骑马，骑马邮递是当时速度最快的邮件递送方式，用当时的话说即是“至速”。
到了隋唐时期，“程限”的规定主要是针对陆路驿站而言的，规定传马每日行走4个驿站，乘驿马每日行走6个驿站，按照每个驿站间隔30里地计算，每天行走120～180里地。如果是朝廷加急快件，则需要每天行驶10个驿站，即相当于每天行走300里地，如若遇到战时或者更急的快件，例如战时情报快件、赦免诏书等快件则需要“日行五百里，约十六驿”，即每日行走约500里地。
宋代的快递被称作“急脚递”，是在原有的步递和马递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快件传递方式，最早是在宋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出现的。所谓“急脚递”，并不是字面上简单的人力传递，也是一种马递，要求日行400里左右。到了元代，“急脚递”仍然在使用，只是相较于宋代来讲，元代的“急脚递”与今天的快递公司更为相近，元代“急脚递”的程限与宋代相同，都是400里左右。
《邮驿令》是三国时期曹魏重臣陈群等所制定的一部专门规范邮递活动的法规，是迄今发现中国最早的一部专门用于“快递”领域的法度法规，也是中国古代邮递史上最具里程碑意义的一部法规。
到了隋唐时期，快递行业发展得已经比较成熟，再加上当时水运的兴盛发达，为快递行业提供了更大的帮助，例如隋朝初期开凿的大运河使得水路快递行业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唐朝时，唐玄宗在全国设置了大约1700个驿站，其中包括约300个水路驿站和约1300个陆路驿站，还有约100个水路、陆路相兼的驿站。国内学者通过对盛唐时期的史料考察发现，在盛唐时期，从事驿传的人员就已经超过了2万名，其中驿夫就有17000多名。唐代诗人岑参在《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中提到的“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讲述的就是当时的这种现象。
实际上，唐朝时期，快递运送的物品就已经很丰富，例如唐朝非常流行用快递运送水产品、水果等，当时的平原郡（今天的山东地区）向朝廷进贡螃蟹等水产品就是用快递运送的。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记载，当时山东所进贡的螃蟹就是在河间出产的，一只就要一百钱，价格非常昂贵。为了保证螃蟹的新鲜度，每年进贡给朝廷的螃蟹都需要用毡子密封起来，速递到京城。
唐朝诗人杜牧笔下的“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描述的就是当时最著名的一项“快递业务”。当时唐玄宗李隆基为了讨杨玉环欢心，用快递从遥远的南方往长安送荔枝，尽管这样的“快递业务”在今天看来十分平常，但是在当时来看已经是非常奢侈的行为了。
实际上正如唐玄宗为杨玉环“调遣”荔枝一样，中国古代的“快递业务”都是非常奢侈的行为，所以古代快递业务基本上都是为皇室、达官显贵服务的，如明代于慎行的“六月鲥鱼带雪寒，三千里路到长安”写的就是三千里运送鲥鱼的事情。
由于中国古代的快递业务基本上都是为皇室、达官显贵服务的，所以快递所运送的物品或信息一旦泄露或丢失，就会有相应的惩罚措施，而不同朝代对快递泄密的处罚力度也有差异。
中国古代的快递业务属于政令、军务类别，快递没有按期送达，或者是快递物品丢失、送错都会受到严厉的惩罚。
例如秦朝规定，负责快递物品的人如果不知道是伪造的快件文书而传发，没有察觉的罚二甲，即秦朝《法律答问》中所谓的“发伪书，弗智，赀二甲”。
唐朝关于这一方面的处罚记录在《唐律疏议》中，其中规定：“诸文书应遣驿而不遣驿，凡不应遣驿而遣驿者，杖一百。”即如果快件文书出现问题则杖刑一百，实际上唐朝的这种处罚已经算是最轻的。另外，唐朝时期，即使快递送到了，不按照驿道行走也会受到处罚，其中最严厉的处罚是处死。如果快件在传递过程中出现稽程现象，则根据耽搁的具体时间长短、公文性质、造成的后果做出相应的处罚。这里所说的“稽程”指的是耽误了快递运送，延误快件送达时间。唐律中明确规定：“诸驿使稽程者，一日杖八十，二日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如果运送的是军务文书，则还需“速加三等，有所废阙者违一日加役流，以故陷户口军人城戍者，绞。”
对于失密或私拆、损坏、丢失邮件，唐代也有相应处罚规定。当时禁“漏泄”“稽缓”“遗失”“忘误”，其中对泄密处罚最厉害，《唐律疏议》（卷九）中规定：“诸漏泄大事应密者，绞；非大事应密者徒一年半。”
《唐律疏议》中第二十七卷对私拆邮件的行为也列出处罚标准，其规定：“私发官文印封，视书者杖六十，制书杖八十。若秘事各依漏密坐减二等，即误发视者各减二等，不视者不坐。”唐朝之后，各个朝代对邮件送递违规的行为处罚基本上都是按照《唐律疏议》的标准来进行的。
同时，中国古代各个朝代官方的投递员都会持有牌符一类的信物，这种信物实际上就相当于过关的通行证或者驰驿证件，“一证通行”，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缩短了快递时间，大幅度地减少了快递输送过程中的人为耽误。
我国古代生产方式主要是农耕。农耕时期，全国农产品种类比较丰富，这种丰富是建立在一个地区大范围种植基础之上的，而不同区域之间农产品生产类型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导致不同地区农副产品以及经济作物流动性较大。各个朝代的皇室以及达官显贵消费开支数额非常庞大。为了满足皇室、达官贵族的奢侈生活，不得不从各个地区调集各种物资。所以，古代中国不同朝代都存在一个明显的现象，即全国各地的农副产品以及生活日用品如粮食、布匹等都会集中地流向都城或是中心发达城市。再加上朝廷不同官员的俸禄也需要从不同地区调集，甚至有的钱币筑造或者是兵器制作所需要的金属原材料都需要从不同地区运往都城。另外，皇帝宫殿和陵墓的修建，也需要从各地调集木材、石料、珍奇异物等，因此需要获得物流业的支持。
我国古代物流的形成还与不同地区赈灾救济有关。在丰年，朝廷会将各地征收的粮食储存在一起，用于朝廷公务以及官员俸禄发放；一旦遇上灾年，朝廷则需要开仓放粮，使用的就是朝廷粮库中储存的粮食。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如果遇到战争，一些后勤物资如粮草、兵器、马匹等运输同样需要物流的支持。所以，从形式和内容来看，我国古代物流行业受到政权、战争等因素的影响比较大。当然，我国古代也存在纯经济因素主导的物流业。例如，古代百姓所用的食盐都是由政府控制的，民间不得私自制盐，否则会受到严厉的处罚。食盐在全国范围内流动，但食盐产地仅有几处，如此一来，食盐的运输、存放就成为经常性的商业行为。另外，远销周边民族或海外的丝绸、茶叶、绸缎、瓷器（清代景德镇生产的瓷器销售到欧洲各国）等，都需要物流业作为支撑。
随着古代物流行业不断发展，国内物流通路越来越多。我国古代物流水上通路网络始于秦朝。秦朝时期，秦始皇下令开凿灵渠，灵渠的开通为当时物流业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后来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中原与西域各国的贸易往来是我国最早的对外物流。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西之间交流的大门，带动了丝绸之路经济的发展，中国蜀地竹杖和细布辗转到中亚地区，西域36国与中原的商品往来包括珠玉、马匹、丝绸、茶叶、瓷器、米、麦、棉、布等，促进了各国间的互惠互利的贸易发展。西汉时形成和发展的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一条贯通欧、亚、非洲的世界上最绵长、最伟大的物流航线。在我国西南部，还有一条起于唐代、兴于明清的茶马古道。
但是总的来讲，中国古代物流业主要承担的仍然是粮食储存和运输业务，因为我国长时期处于农业社会，古代都城以及各地都会设立仓储点储存粮食，一方面，这些粮食供都城皇室以及各地官吏使用，另一方面，在遇到战事或灾年的时候，供应急之用。漕运是中国古代不同地区向都城运送粮食的主要方式。从秦汉时期开始，朝廷就用河渠作为主要的运粮通道。宋代之前，蜀地一代的粮食基本上都是经关中、河北、山东等地运往都城，到了宋代，陕西一带的粮食都是经由惠民河转汴河运送到都城，江淮地区的粮食则是由淮水经汴水运送到都城，山东的粮食由五丈河运往都城。明代之后，地方的粮食都是通过运河运送到都城，这种方式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江南一带的粮食还通过海路运往京师。通往西域的陆上丝绸之路主要是通过人力和畜力运输各种物资的。
尽管中国古代物流并不像今天这样发达，但是也需要一定的管理制度，我国古代对物流行业的管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运输管理、仓储管理。
首先，物流运输管理从秦汉开始就有了一定的基础，漕运最早出现在秦汉时期，从秦朝初期开始，秦始皇攻打匈奴，为了方便粮草、兵器等运输，开凿了灵渠，接通了漓江和湘江，目的主要是方便军粮漕运，为攻打匈奴做好后方准备。秦朝末年，楚汉相争，萧何通过漕运将关中粮草运往前线以供军需，极大地巩固了汉军后备力量。隋朝时期，我国古代漕运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隋朝大举开凿水渠，广通渠、通济渠、山阳渎、永济渠，这些水路通道后来经过元朝、明朝、清朝各个朝代的扩建，逐渐地形成了中国古代漕运物流运输网络。唐朝、宋朝、元朝、明朝、清朝通往都城的运输基本上都依靠漕运完成。唐宝历二年（826年），唐朝的盐铁使王播从七里港引渠道向东（如官河），以便于朝廷漕运。支撑宋代都城大梁物资供应的漕运主要有四条，即汴河、黄河、惠民河、广济河。元朝时期，朝廷非常重视江浙一带的粮食漕运，于是为了方便江浙一带的粮食运输，专门开挖了运河。元初开挖运河，大量建造船只，使得漕运机构数量达到了历代以来的巅峰。同时，为了加强对漕运机构的管理，朝廷还专门在京畿、江淮设立了都漕运司、秩正三品；江淮地区的漕运司将粮草运往中滦，京畿漕运司再将中滦的粮草运往大都。到了明代，朝廷为了加强对漕运司的管理，设立漕运司总兵官、总督，还设立了专门的漕运衙门，漕运衙门下分设101个漕运卫所，漕运军12万多人，漕运船只1万多艘，明代的漕运先后采用过多种运输形式，如支运、兑运、长运等。清代对漕运的管理更加严格，尤其是在漕运管理职责上比较分明。清朝初期顺治年间，清廷设立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这两个官职主要负责漕运运输，是当时清廷负责漕运运输管理的最高行政职位，它的设立标志着漕运总督正式纳入了朝廷官制中。另外，清廷在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之下还设立了巡漕御史、督粮道、管粮同知等。
其次，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历朝历代普遍关注的一个重要内容便是粮食存储问题，所以我国古代粮食仓储管理制度被称作“天下之大命”，从这个称谓就可以看出粮食对我国历朝历代统治的重要性。在粮食仓储管理方面，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不同朝代都设置有专门的官员负责粮食产出管理，同时还设置专门的官员、仓储机构负责管理仓库。例如，汉代设置常平仓，隋朝设置义仓，主要是为了防止灾年的粮食紧急缺口。而义仓后来被唐朝沿袭使用，在唐朝的救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唐太宗到唐文宗时期，朝廷通过义仓粮食赈济灾民达102次。除了义仓，唐朝还在京师设置太仓，在各个州县设立正仓，同时还有常平仓以均贵贱，有义仓以备不足。除去太仓、正仓以外，其余的如常平仓、义仓主要是用于粮食储备。宋代设置了惠民仓，惠民仓性质与义仓基本相同，主要是为了便于遇到灾年时救济百姓，解决群众温饱问题。与前朝相比，宋朝在仓储组织管理方面出现了较大的变化，设置了独立完整的仓储管理机构，这种机构后来被很多朝代沿用。宋代设立的广惠仓主要是为了赈济本州县内的老幼病残者。明代洪武年间出现了预备仓，同样是为灾年赈济灾民所用。清朝时期，清政府在京师设置15个仓储点，其中国家级的仓储点有通州二库，德州、临清、淮安、徐州各一库，凤阳两库，还有一些省、府、州、县也设置有专门的仓库。清代与其他朝代最大的不同在于，除了政府专门设置的官方仓储点之外，出现了很多民间的仓储点。民间的一些仓储点主要掌握在地方乡绅手中，作为朝廷官方仓储补充。无论是官方仓储还民间仓储都出现了越来越专业化的倾向，两者都将不同种类的物品分库保管。
中国古代物流从形式上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驿站、民信局、镖局。
首先是驿站。驿站是中国古代传递公文信息的差役途中休憩、换马的场所。不同朝代的疆域不同，驿站设置也有区域划分。例如，唐朝驿站最远到达了辽东地区，到了辽代，驿馆增至十多处。后来，为了满足军事需求，金效仿宋朝在辽东地区建设递铺，相邻两个递铺之间距离约10里。根据朝廷规定，各个驿站必须给过往的官员提供食宿和车马。为了巩固朝廷政权，元朝的驿站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善。明代洪武元年设立了递运所，专门用于货物运输，是当时朝廷中专门管理货物运输的机构。清朝入关之后，在盛京设置驿站，分为驿、站、铺三个部分，分别负责安排朝廷物资运输、传递重要文书军事情报、传递地方公文信函。
其次是民信局。这是一种民间经营的通信机构，多为私人经营，资金力量比较雄厚，通常会在本埠以及外地设置民信总局和分号，各个民信局之间保持密切的联系和合作，不同的民信局负责的道路也不同，每一个民信局专门走一条线路或者几条线路，信件投递地点遍及国内主要的商埠城镇。
民信局兴起于明朝永乐年间，业务包括寄递信件、物品、经办汇兑。到了清同治、咸丰、光绪年间，全国大小民信局达数千家，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天津大清邮政官局开办后，各家民信局继续营业，在邮政官局登记挂号的有老福兴、全泰盛、协兴昌、森昌盛、福兴润、三盛等6家。这些机构遍布国内及华侨聚居的亚洲、大洋洲和太平洋地区，形成内地信局、轮船信局和侨批局。有些侨批局一直活动到20世纪40年代。有的在商业中心上海设总店，各地设分店和代办店，形成联营模式，构成了民间物流通信网。
最后是镖局。镖局是我国古代非常常见的一种物流机构，镖局通常所运送的货物并不是普通的物品，基本上都是金银及奇珍异宝等贵重物品。之所以找镖局押送，主要是为了安全保障和准时送达。“三分保平安”是中国古代镖师经常用到的口头禅，通常负责押镖的人都有功夫在身。古代镖局构成包括镖局主人、总镖头、保镖镖头、镖师、大掌柜、杂物伙计、杂役等。押运的物品涵盖范围广泛，从一般财物到地方上交国库的饷银等。到了清朝中期，票号的出现逐渐扩展了镖局的业务，镖局主营业务增加了为票号押送银票。到了清朝末期，票号逐渐衰落，镖局的主要业务逐渐分化、更加细分，逐渐形成了粮镖、物镖、信镖、票镖等类型的镖局。
我国古代主要的物流工具就是马匹。畜力加上人力，或者以畜力代替人力，大大加快我国古代物流的运输速度，但马匹只能作为陆路物流的交通工具。我国古代物流包括陆路物流和水路物流，较早出现的水路物流工具是“船”。商代甲骨文中就出现了“舟”字，说明那时已经有水上运输，人们开始用船来运送东西。秦汉是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一个高峰时期，船只类型多，规模大。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了六国，继承和发展了原来战国时期一些诸侯国发达的造船技术，建造了许多轻舟巨舸，通江达海。汉承秦制，造船业呈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局面。宋元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海上交通最繁盛、海外贸易最发达的时期，出现了海船。造船业和航海技术的发展，促使我国造船史上出现了第二个高峰期。以南宋初期为例，当时的造船数就达2700余只。明代造船工厂分布之广、规模之大、配套之全，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形成了我国造船史上的第三次高峰。郑和下西洋时所乘宝船的大小尺寸、船型以及数量等，都蔚为壮观。
我国古代物流业的另外一种工具是“车”。车也是出现较早的一种物流工具。公元前2029年—前1982年夏朝初期的大禹时代，车正（专司车旅交通、车辆制造的官）制造出世界上第一辆“车”，有车架、车轴、车厢等，大大方便了货物的运输。根据出土文物和文献记载，汉代的车包括斧车、轺车、施轓车、轩车、軿车、辎车、栈车等。三国时期，蜀国征伐魏国时，道路艰险，诸葛亮造出了木牛流马，可以由人推着昼夜不停地行走，搬运粮米非常方便，每个木牛流马可以承载够十个人吃一个月的粮食。这是古代物流运输的先进工具。
古代物流业还有其他辅助工具，如黄帝指南车、指南针、航海罗盘、鲁班木车马和计程里车等。两晋南北朝至唐时期出现了牛车，宋代出现了太平车与平头车，明清出现了骡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