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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生产、生活离不开金融。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血脉。商业银行、农村合作信用社及政策性银行等传统的金融机构，各类贷款公司、担保机构、保险公司、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货币市场等各类金融市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而建立的各种新兴的网络借贷机构和平台，组成了我们通常意义上的金融。但是，现如今，金融的存在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可以是有形的、无形的，线上的、线下的，除了存在于银行类金融机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还会存在于金融机构以外的企业、机构和个人，存在于所有可能是附属产权物的物体和个人、产品，等等。例如，当你在一个商店进行消费累积了积分，这些积分可以换礼品，这意味着消费记录可以产生信用；当你在某一个网站浏览新闻并进行转发产生了积分，由此获得使用某些资源的权利，这意味着个人的行为也可以产生信用……而这些金融形式变化的背后是现代科技的支撑。
我国金融的发展与科技发展一脉相承。纵观历史发展的长河，科学技术的进步总是会推动金融形态不断演进，如从远古的原始实物货币及信用，到现代数字货币与信用。
我国的金融发展历史悠久，而且与我国的历史发展一脉相承。货币的发展经历了实物货币、铸币、纸币几个阶段。货币是交换的产物。为适应交换的需要，就需要个别的商品作为等价物充当交易媒介，当某一种商品被固定为特殊等价物后，该商品就具有了货币的属性。
商代、西周时期的货币以贝玉为主，但西周时期除了使用贝壳作为主要货币外，粮食、布帛也都有一定的货币性，也充当交易媒介。商代晚期出现了青铜铸贝，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金融铸币，标志着我国金属铸币的开始。
春秋战国时期，称量货币、实物货币、贝币仍然大量使用。但这段时期的社会生产力随着铁器的出现而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专业化协作产生、地域分工加强，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铁制工具的广泛应用使得铜币开始大量铸造，不同区域也出现了不同形制和币制的单位，包括由铲形农具演变而来的布币、起源于渔猎地区的刀币、战国时期的圜钱，以及俗称“鬼脸钱”或“蚁鼻钱”的楚铜币。这段时期的货币单位因为铸造技术的发展而有了等级之分，且货币制造具有很强的地方区域性，因不同区域或城市的发达程度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制。这种多元化的货币共存现象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才得以改变。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后，实行了包括统一币制在内的一系列措施以巩固中央集权，确定了古代铸币外圆内方的形制。币制能统一的原因在于当时的灌注技术。圆形铸币易于携带，方孔是我国古代铸币的特点。我国古代铸币的灌注技术是金属冶铸工艺在铸币中的应用，是一个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工艺的改进使得铸币更加易于携带、便于清算，最终应用于流通领域，为交易双方提供信用。
外圆内方的币制体系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直至宋真宗年间（998—1022年），才因为“铁钱重，不便贸易”而创设了被称为交子的信用货币，此后出现了铁钱、纸币等货币共存的局面。南宋时期，纸币大范围流通。宋代纸币的产生除了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之外，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造纸业、印刷业的快速发展，印刷技术水平达到了纸币印刷的基本要求，从而推动了纸币革命。元代的纸币制度可谓世界货币制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元代末期，因通货膨胀，纸币制度崩溃。随着铸造技术的进一步深化，明洪武元年（1368年）鼓铸“洪武通宝”，并分为五个等级，即小平、折二、折三、折五、当十。清代前期，白银代替制钱成为主要的商品交易媒介，银两统称“元宝银”，但各地铸造的银两在重量、成色上都不一样。
在这样的货币制度下，古代金融的信用也是多元化的。清代前期，虽然仍以消费性信贷为主，但是信用关系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空前的提高，但也因为金属资源缺乏和政府不能很好地管制而出现过“钱荒”。
我国近代金融的发展自鸦片战争开始至国民党政府成立初期，经过了西方金融势力的入侵、传统金融的整合，金融逐渐制度化、规模化。
鸦片战争打开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大门，同时也摧残了中国的传统金融体系。晚清时期的货币种类繁多，币制紊乱。银两与银元“两元”并用的状态持续到了北洋政府时期。清政府开始铸造铜元，而此时的铜元已经采用机器铸造，工艺精湛、做工精细，铸造技术已达到了铸币历史上的技术顶峰，且各省可以自由铸造。随着数量迅速增加，铜元也急剧贬值，币值不稳定。
晚清时期，在洋务运动的社会背景下，西方机械动力的应用和西器东传带来了印刷术的剧变，使得纸币自晚清开始大规模地使用。晚清时期的纸币名目繁多，清政府发行的大清宝钞，民间流行的由钱庄、票号等传统金融机构发行的银钱票等加速了商品流通，钱庄因为形成了自己的金融流通网络而在对外贸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着主要信用工具的地位。中国通商银行发行的银元票和银两票开创了中国银行自行发行纸币的先河。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户部银行改为大清银行，并发行钞票，光绪三十三年（1897年）设立的交通银行以及一些民族资本银行也都先后发行了自己的纸币。虽然这些中国本土的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缺乏规范的市场制度及法律法规的约束及引导，数经金融风潮，却也在西方金融势力的强势入侵与操控下萌生了新式金融机构，“颤颤巍巍”地形成了中国的金融市场。
西方在华金融势力一方面侵蚀和控制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另一方面也把西方的金融思想、先进的技术及管理方法带到了中国，影响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形成与发展。除了形成一批地方性金融机构、民族资本银行之外，还形成了以短期资金融通为主的拆借市场、证券市场、贴现市场、黄金市场、白银市场和保险市场。但名目繁多的铜钱铸造，持续的银两、银元并用以及外国在华金融机构和中国金融机构发行的纸币共同存在的局面持续了很长时期，也造成了北洋政府时期混乱的金融市场。为挽救紊乱的金融秩序，孙中山、朱执信、廖仲恺、章太炎等有识之士纷纷直抒己见，形成了较为丰富的金融思想与学说。随着南京政府的成立与发展，逐步建立了官僚资本的金融垄断体系，推动了近代中国金融制度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多元化的现代金融体系。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面临的是长期遭受西方列强侵略和内战破坏后的千疮百孔的局面。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需要新的金融体系的建立和独立统一的货币制度与信用体系。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接收“四行两局一库”为主体的旧中国官僚资本金融机构，没收官僚资本归国家所有，取消外国在华银行的特权，分步、分期整顿和改造民族资本的金融机构，建立了独立、统一的人民币制度，逐步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体的“单一制”金融体系。此后，通过调整信贷政策和利率，灵活运用信用、利率杠杆，发行新人民币来健全币制等手段建立了高度集中的金融机构体系，使得国民经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到“一五”计划时期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建设。
新中国金融体系的完善经历了一波三折。“大跃进”时期，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指引下
，实行了以地方分权为重点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与信贷管理体制改革，“大一统”的金融体系信用集中、政企不分、利率政策扭曲僵化、信贷失控，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整体处于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盲目发展的金融带来了严重的后果。虽然从1961年开始中央对金融领域进行了有力的治理，金融秩序得到了一定的恢复，但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口号下，否定商品货币作用的思想造成了资金管理、组织机构等金融工作局面的混乱。尽管中共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进行整治，国民经济生活仍然跌宕起伏、惨遭重创，金融业也又一次遭到破坏。直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始了整顿金融机构、完善金融制度的金融业拨乱反正，纠正了“左”的失误对金融业“货币发行过多过快”“银行贷款规模失控”
的影响。
1984年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在价格改革的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改革财政体制和金融体制”。
邓小平同志在这一时期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要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等论断。人们的思想逐渐解放、金融实践不断丰富。1993年12月25日，国务院做出《关于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了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总目标，指导银行信贷管理体制和外汇管理体制改革。
1995年3月18日，标志着中国金融事业进入法制化、规范化轨道的新中国第一部金融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颁布并实施，确立了中国金融宏观调控机构，制定了金融宏观调控政策，逐渐形成了以中国人民银行为核心机构，包含政策性银行、各级商业银行和城商行等的金融机构体系。完善了同业拆借市场、商业票据市场、国债市场和外汇市场为主体的货币市场体系以及以企业债券市场、股票市场、投资基金市场为主体的资本市场体系。逐步改革发展商业银行信用业务，增加信贷资金来源，扩大信贷资金运用范围，改革和完善支付结算制度，促使保险业快速发展，健全了保险市场监管体系，进一步扩大了金融对外开放，由此形成了一个多层次、多种类的现代金融体系。
金融的发展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分不开的。金融业态与产业形态更迭与演变的本质是“变”，变是永恒的主题，二者更迭与演变的推动力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历史发展进化的长河中，金融以各种业态存在着。从“一只羊=两只鸡”的交换，到金银的一般等价物，再到纸币、卡、债、权、数字货币等各种货币形态；从一个村庄，到一个区域；从跨越不同区域到整个国家；从一个国家再到全球的币种兑换、融合，金融业经历了金融雏形、传统金融、互联网金融、共享金融、数字金融等概念的演变，而这些演变又与科技革命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催生了科学的萌芽。石器的使用是人类创造力的产物。早在远古时代，人类发现可以用石头砸出锋利的刀，或者做成尖状石器剥下兽皮制成衣服、砍树搭建房屋，以及用来耕种，这些今天看来简单而粗糙的石器在很长时期内是人类仅有的工具，也使得人类长期处于旧石器时代。
经过长期实践，人类摸索出了小麦、水稻等农作物的栽培技术，并发明了陶器用以储存粮食、水和食物，从此人类开始在适合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至此，人类开启了历史上第一次重大的科技革命：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带领人类进入了新石器时代，使得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依靠自然到利用自然，从迁徙到定居，也为人类从事除农业和狩猎之外的活动创造了条件，为水利工程、天文学、数学等学科的发现与创造提供了前提。
数字、图画、文字的发明使记录成为可能。对自然界的早期认知奠定了人类农耕文明的基础，人类在长期认知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发明了计数，并由此发明了数字和进制。有了数字和进制，就可以用符号来代替大量的计数，这为算术乃至后来整个数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在用图画方式记录信息的时候，其逐渐地简化为象形的符号，便成为文字的雏形。
青铜器与铁器的出现为铸币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一般认为，人类在公元前3300年左右正式进入青铜器时代，因为在世界很多早期文明地区大量出土了那个时期的青铜器，但还只是处于青铜器的萌芽期。
中国虽然在马家窑文化遗址发现了公元前2900年左右的铜刀，但是专家们普遍认为那是由天然铜制作而成的，而非冶炼铜。直到商朝才出现了青铜器制作技术的第一个高峰期，但是因为青铜非常珍贵，到周朝才开始普遍用于兵器。根据记载，青铜器在当时还用于交换奴隶、发放俸禄和奖励，以至于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是最早采用金属货币的国家。青铜器的制作技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达到顶峰，大规模地冶炼青铜进一步提升了铸造技术，由此为更高强度的铁的冶炼打下了基础。铁的冶炼对炉温的要求较高，而且铁也比较容易氧化，因此需要更高的冶炼技术。当人类能够从矿石中炼出铁并广泛使用时，人类的工具制造就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金属工具的使用使得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发明使得信息的记录和传播在科技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造纸术使得人类记录信息的载体从远古时代的石头、龟壳兽骨、岩画，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的泥板，古埃及的莎草纸，小亚细亚的羊皮纸和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竹简等转移到了真正的纸张，并通过手工“复制”的方式进行信息传播。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是中国，始于中国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历经数百年，逐渐因模板不耐用、雕版的刻制比较困难而被活字印刷术替代。北宋时期的工匠毕昇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虽然没有在中国普及使用，但也推动中国在宋代便开始了使用纸币的历史。
农耕时代简单的生产生活方式可以通过贝、铸币、纸币及其之间的简单直接交易来完成，逐渐形成了以此为交易媒介并传递信用的金融雏形。
1776年，经过瓦特改造的第一批新型蒸汽机制造成功并投入工业生产，发起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技术革命，英国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第一次工业革命使得人类从依靠人力和畜力的生产转向依靠机械作为动力的生产，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人类从落后的农耕时代转向工厂、机器生产的工业时代，制造业开始发展。
带来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技术是电。人类对电的认识首先来自对大自然的认识，通过对大自然的雷电与观察到的静电进行比较，科学家们发明了电。1866年，德国发明家维尔纳·冯·西门子发明了直流发电机，电能开始被人类利用。电的使用直接导致了以美国和德国为中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自此人类进入了电力时代。电不仅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为人类提供了更多的动力，还改造了几乎所有的产业。比如电能高效转化为动能从而提高了制造业的生产率，通过承载信息改变了信息的传递方式，并由此引发了后来的通信革命。编码与电报的发明改变了通信方式与效率，将信息进行编码，再通过与编码相匹配的通信设施将编码信息传递出去，带领人类进入了即时通信时代。由于电报具有即时通信的特点，新闻记者可以运用其及时发布新闻，促进了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但是将电报通信应用于金融信息传递的是保罗·朱利叶斯·路透（Paul Julius Reuter），他将原来的信鸽通信改成了电报通信以传递股票信息。电报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帮助德国称霸欧洲，并促进了信息加密技术的发展，而后期发明的无线电技术，为金融这一特殊领域的信息传递奠定了技术基础。
18世纪80年代至19世纪末，人类所经历的两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产业形态及信息传递交流的方式。电用于通信后，不仅使信息传递的承载介质发生了质的变化，还使信息传递的速度得到了惊人的提升，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作为经济体系中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商业银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自由贸易的发展使得各国的金融系统彼此连接形成了一个整体，数据的长距离快速传输成为贸易结算时面临的一个大问题。通信业使得数据的传输速度加快而且更加准确，完善了银行的支付结算体系。另外，通信业的发展使得信用的传递方式发生了变化，并逐渐形成了提供直接融资服务的金融市场和提供间接融资服务的金融机构，搭建了金融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金融系统。
以电为核心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改变了产业形态存在形式和发展方式，也催生了新的产业形态，金融业也不例外。通信业的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而其高阶形态“双向多对多的通信”成就了互联网。
互联网解决了信息传输问题，引致了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信息时代。
信息革命的爆发至少有两种基础研究工具的支撑：数学和方法论。早在远古时代，人类通过计数的方式发明了数学学科。经过漫长的实践应用，概率论、统计学、微积分、离散数学等学科在科学家们不断探索、推理、论证的过程中逐渐系统化。被称为开创科学时代的祖师爷的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了科学方法论，认为科学研究应该是从感知到新知所应该遵循的过程，揭示了科学研究和发明创造的普适方法，极大地影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工具方法还有很多，如系统论、控制论、密码学和大数据的理论基础信息论等。这些基础学科的长期演变与现代学科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带动了新能源技术、生物技术、空间技术、通信技术等众多领域的信息控制技术的变革，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各行各业，也使得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经济发展模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中国对传统金融体制的改革得益于科技创新。互联网的模式虽然仍是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为主的金融媒介和信用的传递与创造，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支付、云计算等搭建的平台、数据、模式服务经济社会，改变了金融行业的运作逻辑和传统的金融服务模式。表外业务的迅速发展，金融工具和方法的创新，货币市场、资本市场的完善，监管体系的健全，全面风险管理理念的深入实施，使得金融体系也随着信息革命发生了重大变革。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基本特征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兴起。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5G等科学技术引起的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改变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人类的生产生活方式反过来也会加速改变信息产业形态。经济社会的发展体现在产业形态的更替变化上。新技术条件下的人的行为模式与经济运行规律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信息革命带动产业革命，工业经济正在向信息经济转变。
第一次重大革命始于农业，而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也是农业。习近平总书记在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指出“要加快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农业方面的应用”，脱贫攻坚、普惠金融等政策会普及中国大地的每一寸土地、惠及中国的每一位公民。未来的农业将是人类向往的农业，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技术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生活方式，让农产品实现产销一体化，并随着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的发展而使人类随时获得“从地头到餐桌”的新鲜优质农产品。“一带一路”等国际战略会让地球真正变成一个地球村。
新时代第二产业的变革关键词是“工业互联网”。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工业经济深度融合的全新经济生态、关键基础设施和新型应用模式，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产物。通过人、机、物的全面互联，构建工业经济的全要素、全价值链、全产业链，将推动形成全新的生产制造和服务体系。工业互联网将加快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中国制造全要素生产率，是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重要渠道。通过工业互联网平台与新技术的融合应用，“平台+区块链”“平台+5G”等场景将实现数据的共享利用、降本增效。
新时代第三产业的变革则以信息传输业、计算机服务业、金融业等的变革创新为主导，科教文卫等也在科技创新的推动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好地推进第三产业的供给侧改革，进一步释放第三产业的潜力，则可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快经济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三产融合将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价值既存在于传统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中，也存在于数据、技术等各种新型生产要素中。新业态、新模式需要新金融，科技支撑下的金融创新必将给人类带来全新的体验。
未来，可以没有银行，但不能没有银行业务；未来，可以没有金融机构，但是金融却以各种业态、各种模式存在着。我们的金融体系不再是以传统的商业银行为主导的间接融资模式，而是用各种新型金融基础设施搭建的“非中心化+中心化”的金融体系。
未来，资金融通可以通过信用来获得，新金融存在于人类日常，与实体经济相互融合渗透。不管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农业，还是制造业、服务业，都可以在新型金融平台上随时获得需要的信用并将多余的信用拆借出去，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高效流动和利用，创造更多的财富，为人类幸福感的获得提供随时随地的金融支持。
未来，辛苦劳顿、简单重复、环境恶劣等不适宜人类操作的工种将由智能机器替代，深度学习也将使得智能机器致力于推进科学的发展，金融智能化将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将随着产业革命的推进而得到大大的缓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