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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具体表现在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得到提升、金融供需结构不平衡得到缓解、金融风险的防范化解取得积极进展等方面。
从我国开始实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成为改革的重点。与此同时，国家提出“三去一降一补”政策，振兴实体经济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在金融层面就是通过金融机构来振兴实体经济，引导资金“脱虚向实”。我国金融市场的核心机构仍是商业银行，商业银行作为实体经济发展资金的主要提供者，起到了聚集闲散资金的作用，以疏通和传导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减少资金的快速逐利行为，降低了金融风险，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效率得到提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金融机构金融交易规模从2016年起大幅度下降，从73万亿元下降到2017年的63万亿元，而且非金融机构在金融交易部分也呈现较小回落。这显示实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来，社会上的资金从金融领域被引导到了实体经济。
同时，国家还向社会投入大量资金，继续深入推行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和降低利息的相关政策。M1作为货币供应量指标，可用于衡量市场上资金活跃度，是一种现实购买力的代表；M2同时反映潜在和现实购买力。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来看，2012年至2014年M1增速不容乐观，在2014年达到一个低点，同比增长率只有3.2%，而同期的M2变化较为平缓，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在2012—2014年一直保持在13%左右。直到2015年国家开始实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M1和M2的“剪刀差”迅速收窄，且由负转正，说明人们的消费水平得到提升，对经济形势预期向好，实体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升。
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家设计相应的退出机制以便“僵尸企业”退出，同时加大对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三农”融资需求的满足。
重视贷款结构的调整。我国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开始在增加贷款资金量的同时，重视平衡中长期贷款的放贷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商业银行采取积极的营销策略销售产品，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扩大资金来源，以获得稳定的长期资金用于中长期贷款；二是加强商业银行内部控制，严格审查贷款项目，减少违约风险发生；三是贷款银行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能力和企业的生产周期，实现与商业银行贷款的精确匹配，合理统筹安排资金流向。
监管机构对银行贷款期限结构审慎监管。在2018年以前我国的监管体制仍属于“一行三会”的模式，其中银监会负责监管银行体系。在“一委一行两会”的新格局下，银保监会对每个监管范围内的金融机构都进行考核，对不同的期限贷款给予不同的权重，从而能够检测商业银行的贷款期限结构比，使其不会偏离合理的水平。
国家支持消费金融发展。2018年4月2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表明“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取向不变，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注重引导预期，把加快调整结构与持续扩大内需结合起来”。其中消费需求弹性较大，有充分的发挥空间。特别是国家致力于调整消费金融结构，各金融机构也在不断推出各种消费金融工具，不仅向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而且对消费者进行个人信用评级，比如支付宝中的芝麻信用根据消费者个人消费习惯和信用等级，安排消费者需要提前消费的授信额度。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会议强调，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点是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要从根源上减少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目前，我们在以下四个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企业的融资结构是否合理，决定了企业风险暴露程度的强弱。从理论上说，企业的债务越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也就越大。国家出台了上市企业减税等一系列政策，吸引中小微企业进行上市融资，减少企业融资成本，目的是引导其利用股权筹资来代替债务融资，同时支持市场法制化债转股，加大股权融资力度。这样做的优点在于股权资本作为直接融资方式之一，可以降低企业风险，同时能够提高企业的声誉，为以后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表2-1中可以看出，我国上市公司数量呈现出平稳增长的态势，企业的融资来源重心逐渐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移，降低了企业的债务风险。
表2-1 2012—2018年境内上市公司数目
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整理。
我国还积极实施市场化债转股以稳妥处置并化解企业债务风险。截至2019年底，实现了债转股14000亿元，这不仅减少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而且还降低了企业债务风险，调整了企业产权结构，实现了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
从2015年起，我国实行了新预算法案，将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严格区分，国家明确表态各级地方政府债务应该由地方政府承担，国家原则上不为其担保。由于地方发债数量过大，没有对其进行限制，容易造成债务风险，所以预算法案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债券要执行严格的审批流程，必须提前一年申报。经过层层审核最终确定发债额度，有利于控制债务量，使得债务透明度不断上升，发债体制逐渐规范化，地方债务风险得以缓解。
近年来，为抑制影子银行规模的不断扩张，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予以应对。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金融监管的重心落在了“去杠杆，控风险”上，监管部门响应政府要求，出台的政策对影子银行的约束成效明显。从影子银行的资金量变化上来看，业务规模得以控制。2018年，穆迪发布的《中国影子银行季度监测报告》显示，自2016年末监管部门开始对影子银行进行整改，信贷与GDP增速差异大幅度收窄。到2017年底，我国影子银行规模达到656000亿元，与2016年对比，增幅仅为1.7%，该年GDP增速自2012年以来首次超过影子银行增速。在不断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程中，我国仍在继续拆解高风险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和交叉金融风险也在持续收敛。
2015年房地产利好政策频频出台，土地政策实行“有供有限”，在一年内中国人民银行进行了5次降息1次降准，房产首付降低40%。2016年2月，中国人民银行与银监会发布房贷新政，在不实施“限购”措施的城市，居民家庭首次购买普通住房的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原则上最低首付款比例为25%，各地可向下浮动5个百分点，而且买两套房契税从3%降至1%。
房地产政策的不断出台，显示了我国政府对楼市调控由严格限购到政策支持的转变。这些政策的支持都会给我国楼市带来一定的积极影响，加速减少房地产库存，降低资金压力，缓释金融风险。
经过2015年股灾，政府开始出台政策对股市进行解救，市场得到了整顿，开始逐渐恢复，在接下来的时间我国股市也一直比较稳定。直到2018年中美贸易战的出现，导致我国深陷熊市，在此期间中央四次降低准备金来重振人们对股市的信心，释放长期有效的资金，缓解股市下行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