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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在西部县域城乡发展的现实背景下，在层级城乡体系理论、交易效率理论的指引下，构建了“层级城乡体系联动（hierarchical urban and rural system，H）➝交易效率持续改善（transaction efficiency，T）➝县域城乡一体化（urban-rural integration，I）”（HTI）的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分析框架。按照这一分析框架和基本逻辑，本文分别对西部县域的县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三级城乡体系与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关系机理进行了分析。通过研究得出以下主要结论：层级城乡体系联动是西部县域城乡在集聚中走向一体化的重要保障；推进城乡交易效率持续改善是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关键；从传统的辐射状向纵横联动的网状转变是西部县域层级城乡体系空间布局的趋势；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主战场；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需协同改善影响城乡发展的软硬条件。
关键词： 层级城乡体系；交易效率；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
作者简介： 鲁能（1985— ），陕西永秀智库经济管理研究院院长、高级经济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与城乡一体化。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转变，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
这一社会主要矛盾在国民经济的基本单元——西部县域经济中体现得更为突出，主要表现在县域城乡空间发展失衡、层级城乡体系结构不合理、城乡内部“新二元结构”明显、城乡一体化水平在区域对比中落后等。西部县域城乡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仅有悖于公平与效率兼顾的改革初衷，而且对社会稳定这一改革和发展的基本前提也形成了直接的挑战，从而引起越来越多的理论界人士和管理决策者的关注。西部县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原因在于城乡要素的非对称单向流动和要素的过分分散。一方面，县域农村的优质资源不断被县城及县域外的大中城市所吸纳，而县域层级城乡体系所集聚的资源有限，承载和带动能力不足，导致县域城乡差距不断拉大。由于城乡利益格局的确立，大中城市公共福利的积累和生产成本的降低仍然依赖于对农村资源的剥夺。西部县域实际上仍然处于大中城市管理农村的体制范围之内，县域农村劳动力、资本、资源等不断被大中城市极化效应所吸附，而从县域农村角度提出的任何发展问题都或多或少带有补贴和扶助的性质。另一方面，县域层级城乡体系发展水平和质量不高，农村生产要素分散，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水平仍然很低，非农产业发展仍然不足，县域城乡整体发展处于较低水平。
当前发展阶段，要解决西部县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关键在于促进县域内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适当集中及构建起合理的生产要素与资源的交易机制，推进县域城乡生产要素和物品的畅通、公平交易，一言以蔽之，就是要推进高效、包容、可持续的县域城镇化以及提高县域城乡之间及其内部的交易效率，充分发挥经济资源集聚所产生的规模效应、效率提高效应，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巨大的活力，从而促进城乡要素报酬趋同，城乡公共服务同质共享，城乡协同发展水平提升。在当前大中城市带动不理想和农村内生动力缺乏的背景下，积极探索研究以交易效率提升为主线的县域层级城乡体系带动城乡一体化形成逻辑、完善思路与实现路径，进而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价值和理论意义。
目前，学术界对县域城乡一体化已经进行了一些卓有成效的研究，形成了四个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宏观研究视角。一是基于大城市带动的城市化发展视角。主张大城市带动城乡发展的观点在学术界长期占据主导地位，代表性学者有胡兆量
，李迎生
，饶会林、曲炳全
，夏小林
，王小鲁
，魏杰
等。大城市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集聚经济优势，是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和增长极，同时也是劳动回报率最高、农民最集中的地方，能有效带动区域经济发展。但大城市发展战略在推进经济整体效率提升的过程中，也带来了城乡福利差距的逐步扩大，严重损害了社会的公平。二是基于农村自身发展的小城镇发展视角。20世纪80年代中期，江苏、浙江、广东等地的乡镇企业、民营经济开始异军突起，带动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政府因此着力推动小城镇发展。持有这一城乡发展主张的代表学者有费孝通
，辜胜阻
，柳思维
，温铁军、温厉
，马庆斌
等。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小城镇在集聚经济、规模经济的方面不足日渐凸显，小城镇的发展总体上归于平淡。有些学者甚至认为以农村工业化、农村城镇化实现城市化是被实践证明的失败道路。
三是基于县级城市带动的小城市发展视角。殷广卫、薄文广（2011）认为，县级城市是联系县域城乡的重要节点，具有承上启下的关键性作用；以县级城市为重点推动县域城乡一体化，对以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要素本地化集聚具有积极的意义。
但在广大的西部县域，仅仅依靠有限的县级城市拉动，力量显然过于薄弱。四是基于县域三级城镇带动的层级城镇发展视角。白永秀认为县域城乡一体化应通过“大县城—大镇—大村”三级城镇化路径，提升农村城镇化水平，将各类生产要素、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等集中在大县城、大镇、大村，实现县城、镇、中心村生产要素和资源集聚水平提升，夯实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基础。
以上四种研究视角是在中国城乡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区域条件下形成的，都不同程度地指导了城乡一体化发展，但对于整体发展水平较低的西部县域而言，单纯强调城市带动和强调农村自身发展的小城镇发展都缺乏充足的动力。笔者赞同殷广卫、薄文广强调的发挥县级城市的作用，但不认同其对小城镇和农村社区发展的相对忽视。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要发挥城市和乡村两方面的内在动力，基本路径还在于城镇化，但不是单纯强调大中城市或县级城市的城镇化，而是能分级、充分带动县域内城镇和农村内生发展的县域层级城乡体系发展路径。层级城乡体系带动模式的实施关键在于在因地、因时制宜，合理确定不同层级的集聚规模，进而在此基础上提高层级内部及其之间的交易效率，带动城乡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发展差距的缩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本研究是对“大县城—大镇—大村”“三位一体”的农村城镇化分析框架的具体应用和进一步的拓展。
从理论层面来看，从区域空间角度解释和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的研究，主要有三种不同的理论。一是基于经济活动强度差异的二元结构理论，如增长极理论、累积因果关系理论、中心—外围理论、空间极化理论等。二是基于劳动力转移的二元结构理论，如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三是基于交易效率差异的二元结构理论，这是新兴古典经济学的解释逻辑。杨小凯（1993，2000，2003）认为，城乡居民居住集中程度的差异引致了城乡交易效率差异，这种差异进而引致了城乡二元结构。随着城乡交易效率的不断改进，这种差别将最终消失。国内学者安虎森、赵红军、高帆等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高帆（2004）认为所谓的交易效率，就是分工收益与交易费用的比较关系。与此同时，“在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速转换的平滑性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化程度，而在商品市场化急速推进的背景下，二元结构转化的‘瓶颈’又日益集中于城乡要素交换关系”
。本文认同交易效率差异的二元结构理论，并拟从县域内不同层级城乡体系联动发展入手，探索提高城乡交易效率，进而促进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型路径。
中国政府长期高度关注县域城乡一体化问题，并通过资源倾斜的政策加以引导，形成了“一极集中”“多极分散”“多极集中”等不同政策取向。
从改革开放到20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主要采取“一极集中”的政策取向，即通过大中城市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吸纳，试图缩小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城乡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从20世纪初开始，政府调整了政策取向，转向“多极分散”，即通过“新农村建设”等项目，将资金投入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但由于农村的面实在太大，政府有限的资源投入进去，效果并不明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政府再次对县域城乡发展政策取向进行了调整，将城乡一体化作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意图从城乡发展的整体视野，以县域为主要舞台来构建城乡、工农之间的互补、互促关系，将资源从单纯倾向大中城市或自然村转变为向县城、镇等层级城乡体系倾斜。这一政策取向的转变，为西部地区县域城乡一体化的推进提供了新的思路。
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村占据县域版图绝大部分的西部县域而言，县域城乡一体化水平落后的实质在于城乡市场化水平低、生产要素过于分散、交易效率较低。“在一定意义上说，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就是农村生产要素集中的过程。”
推动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基本路径就在于加快推动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的分层集聚，以要素的分层集聚推动城乡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城乡交易效率的持续改善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最终实现县域城乡一体化的目标。从上述思路出发，我们可以在逻辑上提出一个针对西部县域推进城乡一体化的HTI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特定县域要素分散、交易效率低等导致县域城乡二元结构。推动西部县域城乡二元结构转变，从本质上要求要素从分散走向集聚，而要素集聚的平台就是县域的层级城乡体系，所以层级城乡体系联动成为推动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或者是逻辑起点。层级城乡体系之间实现联动发展，需要各层级城乡体系之间基于发展规模和在县域城乡关系中的定位进行合理分工，需要从软、硬影响条件两方面改善层级城乡体系之间的交易条件，进而推动要素在层级城乡体系的合理集聚。要素的集聚和交易条件的改善将促进城乡之间交易效率持续改善，交易效率持续改善进一步推动层级城乡体系之间更加顺畅和公平的交易，从而引致城乡要素报酬率趋同、公共服务资源配置均衡，最终实现城乡之间的融合发展，实现县域城乡一体化。
图1 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HTI分析框架
显而易见，从静态的角度看，西部县域城乡关系的演进存在依次决定的关系：层级城乡体系联动影响交易效率持续改善，而交易效率持续改善又影响县域城乡一体化的最终实现，此种变量的依次决定关系即为“层级城乡体系联动（H）→交易效率持续改善（T）→县域城乡一体化（I）”（HTI）分析框架。从动态的角度看，县域城乡一体化会对层级城乡体系形成反馈机制，即西部县域根据城乡一体化推进情况对层级城乡体系之间的关系进行优化调整，这种调整又会导致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交易效率的改善；而交易效率的改善也会对层级城乡体系的进一步联动发展形成影响。显然，如果加入时间变量，则HTI分析框架存在着动态演进的显著特征。
县城在整个层级城乡体系中具有承上启下的独特作用，由于长期以来国家政策对县城建设的相对忽视，导致县城更多地承担了从农村向城市输送生产要素和资源的中转站角色，其引领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积极作用远未发挥。县城的形成和发展是县域城乡分工的重要体现，对于降低资源的稀缺性并提高县域财富创造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县域城乡分工的深化，分工网络经济与交易成本两难选择之间促成了县域层级城乡体系的形成。随着城乡关系从农村资源单向流动到大中城市向城乡资源双向互动流动的渐变，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县域城乡一体化在整个城乡一体化中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彰显，这就要求县域发展的龙头县城在城乡关系中定位进行适时转型，引领和带动县域城乡关系向一体化发展转变。在这一定位转型中，西部地区县城在继续发挥城乡资源交易通道枢纽作用的同时，更多地从城乡资源传送的中转站向县域资源的集聚地转变，从城乡经济活动薄弱区向城乡交易活动的集聚地转变，从依赖、等待大中城市辐射带动向主动发展的内生动力驱动转变，成为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中的中心城、县域城乡交易活动新高地以及县域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动力源。
西部地区县城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机理在于：西部地区县域城乡一体化的低水平与县城作为县域中心城镇的交易效率低有较大关系。较低的交易效率水平引致较弱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的辐射带动作用引致西部地区县域城乡一体化长期处于低水平发展，与大中城市高水平的发展鸿沟不断拉大。推动西部地区县域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变，关键在于提升县域城乡交易效率，尤其是作为县域中心城镇县城的交易效率。县城交易效率的改善，一方面，将吸引县域生产要素向县城集聚，集聚产生更高的交易效率，更高的交易效率引致更高的集聚水平，从而不断推进县城发展壮大，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真正核心动力；另一方面，交易效率的提升将强化县城与其他乡镇及农村之间的生产分工，提升县域层级城乡体系的分工专业化水平，从而降低资源的稀缺性并提高县域城乡财富的创造力。县城交易效率在不断提升过程中，县城的发展水平、县域财富的增长将同步提升，县城的辐射带动作用、承接作用的发挥将不断吸收农村转移的剩余劳动力，从而引致农村生产要素集聚水平的提升和交易环境的深刻变化，最终实现县域城乡要素报酬趋同、生活环境一体，县域城乡真正实现一体化发展的目标。
这一作用机理可简单表示为：“县城生产要素集聚—县城交易效率提升—带动城乡交易效率提升—农村剩余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一步向县城集聚—县城的辐射带动能力进一步增强，县域经济发展水平提升—农村生产要素的集聚水平提升、城乡之间的分工专业化水平提升—县城与县域城乡之间形成畅通的交易通道和公平的交易机制—县域城乡要素报酬率趋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趋同，生活环境一体—县域城乡实现一体化发展目标”（见图2）。县城推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过程充分说明县域城乡的平衡发展必须经历从不平衡到平衡，在集聚中走向城乡一体化的发展轨迹。
图2 西部县城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机制
镇在县域城乡关系中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由于其“城之尾、乡之首”的特征，使其在县域城乡一体化推进过程中具有独具特色的作用。镇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机理在于：作为层级城乡体系的中间组成部分，农村居民的交易需求引致农村集镇的出现和发展，提升了城乡产品、要素之间的交易效率，推动了城乡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进一步丰富了城乡交易商品的种类和数量，大大扩展了城乡交易市场需求规模，于是在地理区位优越、经济社会发展基础雄厚、体制机制障碍较少的镇里生产要素和产品出现了进一步的聚集，推动交易效率的进一步提高，而交易效率的提高，又能显著提升生产效率和扩大市场需求；如此循环往复，直到交易效率提高不再引致进一步市场交易需求的拓展为止，这时候镇发展的规模也就达到了边界，城乡之间交易效率提高达到平衡状态，城乡之间的要素报酬趋同、城乡居民生活获得感趋同，县域城乡一体化最终实现。
这一作用机理可简单表示为“镇对城乡要素的承接与集聚—规模经济出现与分工细化—交易效率提升—更高水平的产品和要素集聚—镇的城镇化水平提升—带动农村的能力提升—新一轮的对城乡要素的承接与集聚……县域实现城乡一体化”（见图3）。
图3 镇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机制
作为县域层级城乡体系的基层组成部分，新型农村社区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作用机理在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西部县域农村的发展，西部县域农村传统的封闭、单一、同质的乡村社会结构逐渐解体，农村的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时代呼唤西部县域农村新的治理结构和要素承载框架的出现。西部部分县域试点试验表明，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是新型城镇化推进的关键，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内容。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将在较大程度上改善农村破败的形象，给分散在社区周边的居民提供就地共享城镇文明的机会，促使农村分散的人口在空间上相对集聚。人口的集聚将带来土地的节约，为土地的流转和组织化、规模化运营奠定了基础；人口的集聚也将导致城乡信息和其他生产要素在社区的集聚，促使社区成为周边农村的要素和资源集聚中心。要素的集聚将引致社区级别的规模效应，从而对提高农村生产效率和城乡交易效率产生积极影响，最终促使农村生产要素的报酬率不断提高，社区居民的收入与其他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趋于收敛。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基础设施和治理机制的不断完善，新型农村社区与其他层级城乡体系的交易活动更加顺畅，这反过来又进一步促进了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直到新型农村社区与其他层级城镇在生活效用、居民收入、生态环境等的差距全方面缩小，此时新型农村社区与县域其他地区实现了高水平均衡发展，县域也就实现了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目标。这一作用机理可简单地表示为“农村经济社会的新变化—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引致人口的集聚—农村居民生活环境改善—土地、信息等其他生产要素和资源的集聚—农村生产率提高、要素报酬率提高、交易效率提高—城乡之间的公平交易更加顺畅—城乡在高水平上均衡发展—县域城乡一体化”（见图4）。
图4 新型农村社区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机制
通过研究，可以得出以下五点结论。
第一 ， 层级城乡体系联动是西部县域城乡在集聚中走向一体化的重要保障 。对于分散、落后的农村占据县域版图绝大部分的西部县域而言，县域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实质在于城乡市场化水平低、生产要素过于分散、交易效率相对较低。推动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基本路径就在于加快推动人口、土地、资本、技术等要素在县域城乡分层集聚，以要素的分层集聚推动城乡交易效率的提高，以城乡交易效率的持续改善，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县域城乡一体化。因此，县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分散村庄四级层级城乡体系联动发展成为推动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切入点或者是逻辑起点。层级城乡体系之间实现联动发展，需要各层级之间基于发展规模和在县域城乡关系中的定位进行合理分工，需要从软、硬两方面改善层级城乡之间的交易条件，进而推动要素在层级城乡体系的合理集聚。西部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之间的联动包括纵向联动和横向联动两方面，最终实现纵向分工协作、横向错位发展的西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新格局。
第二 ， 推进城乡交易效率持续协同提升是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关键 。交易效率是促成县域城乡分离、城镇形成的关键因素，也是解决城乡二元分割，进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因素。在西部地区绝大多数县域，由于长期以来整体发展水平和分工水平不高，不仅导致农村交易效率低下，同时也造成县域的城镇交易效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在生产要素高度分散的西部县域，通过县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三级城镇承载平台集聚生产要素，提高城镇交易效率，进而带动农村及城乡之间交易效率提升，是促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一条可行路径。随着城镇、农村及其之间交易效率的提高，西部县域经济社会将从平衡的低水平分工向平衡的高水平分工演进，直至城乡二元结构被完全及平衡的分工所取代，此时城乡两个部门之间的生产力和专业化水平将趋同，城乡二元结构也就随之消失。
第三 ， 从传统的辐射状向纵横联动的网状转变是西部县域层级城乡体系空间布局的趋势 。随着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之间纵横联动，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之间原有的层级梯级传导机制将发生变化。一是从原来的单向梯级传导向多元化传导转变。从原来单一的“县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分散村庄”层级辐射带动，向“县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分散村庄”“县城—分散村庄”“县城—新型农村社区”“镇—新型农村社区”等多种传导方式转变，县域原有的层级城乡体系将在不同的县域打破固有的传导路径。二是从单向梯级传导向多云纵横联动发展转变。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之间的联系不再限于纵向的联系，而是在同级城乡体系之间的横向上也形成多种互动关系。随着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之间传导机制的改变，县域层级城乡体系在空间布局上也将从传统的“中心—外围”辐射状向纵横交织联系的网状转变。这种变化也要求与之相适应的新型县域空间管制模式的出现。
第四 ， 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是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主战场 。县域是城乡一体化政策的具体落实地，因为国家城乡一体化政策要落实到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省域城乡一体化要落实到下辖市，但城市市区本身并没有多少统筹城乡工作，几乎所有的城乡一体化任务都要落实到县域，县域成为城乡一体化的基本单位。同时，县域是城乡结合最紧密、城乡差距最明显的区域，是最需要缩小城乡差距实现一体化发展的区域，是城乡一体化的着力点和主战场。县域城乡一体化是城乡一体化战略的主体和基础。作为城乡差距最为明显的西部县域，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对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差距，推进整体城乡差距缩小具有关键性的作用，是推进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转化的主战场。
第五 ， 推进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需协同改善影响城乡发展的软 、 硬条件 。持续推进西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在层级城乡体系带动下持续提高城乡交易效率，而要实现层级城乡体系和交易效率的联动发挥作用，需要在现有条件下不断改善影响两者作用发挥的软、硬两方面条件。从影响层级城乡体系、交易效率的硬条件来看，持续改善层级城乡体系及其之间的道路系统、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环卫设施，加强层级城乡体系的整体规划，推动居住区与产业区一体规划、融合发展，是保证层级城乡体系、交易效率发挥作用的基础条件。从影响层级城乡体系、交易效率的软条件来看，持续推进城镇及农村的土地流转制度、户籍转接制度、生产组织制度、信用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等体制机制改革，积极营造现代市场经济交易氛围，采用现代市场经济交易技术和方式等是发挥层级城乡体系、交易效率带动县域城乡一体化作用的重要保证。
西部县域应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形成行之有效的对策举措。
第一
，
支持和推动县域层级城乡体系联动发展
。层级城乡联动机制是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推进的基本机制。要充分发挥县域城乡体系中层级城镇对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带动作用，需要从层级城镇体系规划、县域行政区划改革、城镇支持政策等多方面着手。一是制定系统的县域层级城镇发展规划。西部各县域应从系统的、整体的视角着眼，将县城、镇、新型农村社区三级城镇纳入县域城镇体系，明确各级城镇的发展定位、功能职责、建设目标、功能分区、主要发展策略等，形成科学、契合县域实际的县域层级城镇体系规划，推动县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县域三级城镇联动发展。二是积极推动县域行政区划体制改革。在中国西部现有的体制下，县域层级城镇的发展与县域行政区划的关系密不可分，要充分根据县域城镇发展的实际情况，推进县域行政区划改革，以进一步助推县域层级城镇的发展。在县域经济子国民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的背景下，应积极探索扩权强县改革；推动人口、经济、生态等方面指标达标的县进行县改市，推动县城发展壮大，向中小城市方向迈进；在条件较为优越的镇探索镇级市行政区划改革，给予镇级市县一级的财政权、人事权，推动镇发展壮大；将新型农村社区纳入城镇体系，按照城镇的标准建设，充分发挥农村社区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带动作用；充分利用现有的县城、重点镇、新型农村社区平台，推进西部县域“空心村”撤村并入新型农村社区，推进一般乡镇撤乡改建新型农村社区，支持重点镇发展壮大，推动西部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和资源集聚，提升城乡交易效率。三是出台金融、住房、就业、社保等一体化的层级城镇推进优惠政策。通过系统化的层级城乡体系配套政策，让进入层级城镇的农民免除后顾之忧，让仍留在农村的农民能充分享受层级城乡体系联动发展带来的一切便利。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和现代市场经济理念运用，推动城乡人口迁入和融入西部县域层级城镇。
第二 ， 持续改善决定城乡交易效率提升的影响因素 。城市、农村及其之间交易效率的差异是导致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和固化的内在原因。推动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需要持续推进城乡交易效率的改善，从政策方面来讲就是在县域资源环境的约束下，不断推动交易主体、交易客体、交易技术、交易制度的更新变革。从交易主体而言，西部县域城乡交易主体普遍具有小规模、多元化、大群体的特点，这些特点导致县域城乡交易环节多、层次低、交易成本高、交易效率偏低，所以应积极推动城乡交易主体的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培育和发展农村专业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资金互助社、各种中介组织等，从源头上提升交易效率。从交易客体而言，县域城乡交易客体可分为最终产品、生产要素和衍生品，是城乡交易活动的主要实现者，主要与生产水平和生产技术有很大关系，因此推动县域经济发展与推动县域城乡一体化之间并不矛盾，两者处于一种互动的关系之中。从交易技术而言，交易技术是影响交易效率改善的关键性因素，主要分为三类：围绕物流的交易技术、围绕信息流的交易技术和围绕资金流的交易技术。推动西部县域城乡一体化就是要持续改进交通基础设施、现代物流技术、快递技术、通信技术、网络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资金转账交割技术、资金融通技术等围绕物流、信息流和资金流的交易技术。从交易制度而言，交易制度是对城乡交易活动的制度安排，是目前西部地区影响城乡交易效率改善最重要的因素，应重点针对产权制度、信用制度、金融制度、价格制度、人口制度、土地制度等进行适应性改革，以消除阻碍城乡交易效率提升的制度障碍。
第三 ， 积极构建起联通层级城乡体系的畅通要素交易网络 。西部县域城乡要素交易关系关联到要素配置效率以及城乡发展成果的共享，对县域城乡一体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阶段，西部县域城乡间劳动力、土地、资本的流动性已有较大程度的增强，但与构建内驱型城乡协同发展目标，全面深化体制改革以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目标相比，仍具有不完善、不平等、不可持续等特征，亟须构建起联通城乡、更加畅通的要素交易网络。从城乡劳动力交易网络来看，农村劳动力以农民工的方式流向城镇部门，内含着工作岗位和职业转变的不同步，户籍制度成为农村劳动力公平融入城镇生活的最大障碍，并导致了新二元结构或劳动力市场扭曲。构建城乡畅通的劳动力交易网络，需要破除户籍制度带来的身份区分和差别化公共产品配置，需要在三级城镇发展的基础上增加农村社会保障和公共产品的供给，需要持续不断地提升农民融入城镇社会的必要技能水平，需要构建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劳动力层级输送网络。从城乡土地交易网络来看，现有的土地交换关系为地方政府的增长竞争和财政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却受到了较大程度的损害。构建城乡畅通的土地交易市场，需要保障农村耕地的规模和质量，以切实保障农民的经营性收入，需要加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的市场化运营水平，需要改变政府以土地为主要资源与民争利的发展方式。从城乡资本交易网络来看，当前西部县域由于城乡资本边际收益率差异，农村资本持续流向城镇部门。构建城乡畅通的劳动力交易网络，需要一系列的金融政策和乡村振兴政策做支撑，提高农村的边际收益率，促使农村资本外流趋势减缓，并引导城镇资本流向农村部门。
第四 ， 基于县情实际分类 、 有序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 。西部县域的城乡发展情况千差万别，要分类、有序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切忌“一刀切”。比如：同样处在陕西省内，陕北、关中、陕南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具体模式就有所差别；同样在陕北，处于山区的县域与处于大中城市周边的县域以及相对平坦地区的县域情况就不相同，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思路也应该有所区别。处于山区中的县域，应大力提高城镇化水平，通过三级层级城镇体系的联动发展，促进劳动力、资本的集聚，促使要素集约、规模经营，从而促进城乡一体化。在这些山区、贫困县，因为农村的自然条件较差，农民走出农村，向社区、镇、县城，甚至县域外城市迁移的欲望较为强烈，从而能够有效发挥城镇带动城乡一体化的积极作用。相反，处于平原地区、条件较好的县域，农民在农村生活得较为惬意，住的地方离城市相对很近，交通又较为便利，导致农民对入城安家落户的愿望并不是非常强烈。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部分农民认识到农村可以大有作为，有的已经进行了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而将要进行产业化经营的这部分农民也不愿意进城。对于这些地区的县域，应重点扶持镇和新型农村社区的发展，对于其他镇和社区，则让市场规律发挥作用，实现优胜劣汰。
第五 ， 推动县域层级城乡体系与更高层级城市的联动发展 。县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社会单位，县域层级城乡体系的联动发展毫无疑问是一项从根本上推进县域城乡一体化的战略举措。但在经济社会越来越开放的现代社会，西部县域需要以开放的姿态融入更高层级城乡体系的发展之中，既要充分调动县域内发展的活力，也要依托大中城市的核心辐射作用，构建大、中、小城市，镇，新型农村社区，分散村庄互相依托、联动发展的宏观层级城乡体系，实现县域的层级城乡体系与县域外大中城市等更高层级城乡体系之间的联动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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