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管仲说：“王者以民为天，民以食为天，能知天之天者，斯可矣。”从春秋战国开始，解决老百姓温饱问题一直是执政者的首要之事。然而，在传统农业技术条件下，面对周期性的“民过地”压力，垦殖“边际土地”成为执政者解决粮食供给难题的唯一选择。而边际土地的垦殖则导致大面积水土流失和土地荒漠化。遵循这样的历史演进规律，从春秋战国到新中国成立，粮食周期性短缺与生态环境渐进性恶化交替演进，粮食安全的周期性危机逐步转化为生态环境危机。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属于粮食大幅短缺与生态环境压力增大时期，人口大幅增长，边际土地垦殖加速，北方草原沙漠化加速，南方水土流失加剧。改革开放以来，良种以及化肥、农药、动植物激素等石化产品的大量引入，促使粮食供需达到紧张平衡，短期内粮食安全问题得到缓解，但长期来看，农业面源污染加剧、土壤毒化、地下水超采、土地荒漠化与水土流失继续恶化，粮食供给能力不可持续；同时，粮食安全问题逐渐以食品安全的形式表现出来。
粮食安全（food security）的概念，是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于1974年11月在第一次世界粮食首脑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之后又分别于1983年4月和1996年11月做了两次补充完善，其基本内涵是让所有的人在任何时候都能获得充足的粮食。然而，如果粮食的获得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能不能被视为粮食已经安全？如果粮食的数量安全是以牺牲质量为代价，成为食品安全的风险源，能不能被视为粮食已经安全？显然，在尚未解决温饱的情况下，解决数量供给难题应该是解决粮食安全问题的首要任务，被迫牺牲生态环境或承担质量风险都是无奈的选择。然而，在温饱问题解决以后，人们不仅开始关注质量问题，也开始反思粮食数量供给是否可以持续，进而对粮食安全的概念向前后两个方向做了延伸。向前延伸，即生态安全，向后延伸，则是食品安全。
从粮食安全的视角看生态安全，主要关注点在于粮食供给是否会对生态系统构成威胁，导致生态环境逆向演化，进而影响粮食供给能力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正如前文所说，“石油农业”的不可持续以及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即使是在水土资源极其丰富的美国，也已经开始逐步放弃“石油农业”，转向生态农业。
从粮食安全的视角看食品安全，主要关注点在于“石油农业”孕育了食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以节约劳动力和增加产量为导向的“石油农业”在不断深化的过程中，面对越来越恶化的农业环境，必须不断引入新的石化产品，才能维持总量供给的不断增加。于是，各类动植物激素便以科技进步的形式应运而生，并与化肥、农药、除草剂一起不断地注入土壤、水体和大气中，并以表面残留和食物链内循环两种方式进入人体内，构成了食品安全的系统性风险。
面向未来，中国的人口尚未达到峰值，粮食需求总量也尚未达到峰值，耕地数量还将进一步缩减，再加上立足国内主要解决粮食问题的原则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粮食安全、生态安全及食品安全三者之间的矛盾还将会进一步激化。
如何化解三者之间存在的矛盾？从中国历史演进过程来看，战争这种残酷的方式在六次大循环中扮演了仲裁者的角色。显然，在中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后，战争这种残酷的方式已绝不可能再进入选项。
在发展主义的背景下，我们把解决这一问题的希望寄托在科学技术上面，实际上，现在仍有很多人把“石油农业”视作通过科学技术解决粮食安全的成功案例。从历史视角来看，农业技术的每一次进步，也确实曾经支撑了各个时期人口峰值的不断提高，从汉代的6000万，到唐代的8000万，再到明代的2亿和清代的4亿，直到今天中国实现在人口超过13亿条件下的粮食供需紧张平衡，其背后都是农业技术进步在支撑。
然而，以历史理性来分析，每一次技术进步都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破坏能力的升级：与汉代耦犁相比，唐代曲辕犁可以自由调节耕地的深度，推广后加快了整个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速度；明清甘薯、玉米的推广种植导致人口向山地进军，诱发山地水土流失，甚至引致西南山区的石漠化。被很多现代人引以为豪的“石油农业”，不仅本身受制于化石能源的有限性而注定其只能成为农业发展史中一个短暂的过渡状态，而且还造成大面积的农业面源污染，使土壤毒化，肥力下降，要维持产量就必须投入更多的化肥、农药、除草剂等各类石化产品，又会使土壤毒化加剧，肥力下降加速，形成“吸毒式”的恶性循环，最终可能导致土壤彻底失去生长条件。
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其政策性文件《可持续农业生产：对国际农业研究的要求》中指出，农业可持续发展应该是以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为基础，并调整技术和机构改革方向，以确保能够获得足够的农产品来持续地满足当代和后代人的需要。这种可持续发展不仅能够保护土地、水资源和动植物基因资源，而且还不会造成自然环境的退化，同时要在技术上适宜、经济上可行、社会上接受。
显然，面对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三重压力，中国需要探索可持续的农业发展模式。而“石油农业”的不可持续性及其所孕育的食品安全风险已经开始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按照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要求”，“按照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发展节约型农业、循环农业、生态农业，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新的战略定位将重塑粮食安全、生态安全与食品安全三者之间现有的逻辑关系体系，我们对此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