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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春秋战国开始，以“农战”为本的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结合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为核心的民间宗族文化形态，
共同推动了不同历史时期人口与耕地的双增长。中国历史开始进入“民过地”—“战乱”—“地过民”
的周期性循环，从春秋到民国大体经历了六次循环。在漫长而残酷的演进过程中，粮食供给能力既是制约人口增长的“天花板”，也是推动“边际垦殖”进而危及生态环境的内在动因。粮食安全的周期性压力最终转变为对生态环境的永久性破坏。在求生存的压力下，“边际垦殖”逐步向纵深拓展，黄土高原逐渐变得沟壑纵横，水草丰美的北方草原逐步沙漠化，植被茂密的西南山地亦渐呈石漠化。
西周以前，中国大部分国土被森林覆盖，水土流失现象很少，北方草原地区水草丰美，并未发生大面积沙化现象；长江以南地区雨量充沛、植被茂密，生态环境更佳。从周武王封邦建国到春秋时期，农耕文明的主导地位在黄河流域逐渐确立下来，与此同时，各诸侯国人口一直在持续增长。为了保持合理的人地比例，周人的宗法制度规定，每个家族的后人在血缘达五世后，就要迁到荒野中重新立家，开发新的耕地。
由于土地资源相对丰富，足以支撑人口以几何级数增长，新垦耕地则与人口同步增长。人口和新垦耕地惊人的增长速度，迫使原本在荒野上的游牧部族接受农耕文明，或者退出中原农耕区，使原来被荒野阻隔的各个农业区连成一片。
春秋战国时期，在诸侯割据的状态下，土地的多少以及人口的多寡成为衡量“国力”强弱的主要指标。于是，统治者把鼓励人口增长以及对外军事扩张作为基本国策。在此背景下，对内大力发展农业，通过家庭生产的方式促使耕地和人口同步快速增长；对外通过战争取得更多土地，进而为人口和耕地进一步扩张提供条件，实现“人口与耕地增加—对外扩张取得土地—人口与耕地进一步增加”的战略循环。这样的发展战略是当时历史背景下的占优策略，实际上各个诸侯国都在采取类似的战略。齐国的管仲称其为“耕战”战略，秦国的商鞅则把这种战略概括为：“夫地大而不垦者，与无地者同；民众而不用者，与无民者同”，
如果“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
只有农业发展，粮食丰收，才能“兵出、粮给而财有余”，
所以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
因此，商鞅变法的核心也是“农战”：对内专注于农耕，对外专心于作战。这样的战略思想为这一时期人口与耕地的增长提供了宏观背景。
在文化层面，逐渐形成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宗族文化，“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成为民间的主流意识形态，
这与各诸侯国的“农战”战略不谋而合，于是迅速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人口与耕地双增加的“结合点”实际上是粮食供给，“兴农”为“足食”，“足食”为“增民”，“增民”为“强兵”，“强兵”为“夺地”，“夺地”为“兴农”，所以“足食”是这个战略循环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孔子将“足食”的意义概括为“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在此背景下，大量的土地被开垦，黄河流域农耕条件较好的地区已基本开发殆尽，人地关系开始出现局部紧张的状况。作为力主“兴农”战略的政治家商鞅
在论及秦国耕地人口关系时，曾经明确提出人口数量超过土地供养能力的现象，并阐述了其危害性：“民过地，则国功寡而兵力少；地过民，则山泽财物不为用。”
当然，也许这只是商鞅作为战略家所做出的一种假设性判断，并不意味着当时秦国已经达到了“民过地”的状态。然而，这说明商鞅意识到当时所推行的“农战”战略是要受到土地数量约束的，只是对于诸侯国而言，在这个战略循环中，土地可以通过战争的方式取得，而“农战”思想本身蕴含着“民”与“地”应保持合理比例的内在逻辑。
从官方的兴农扩耕战略到民间的传宗接代思想，推动人口与耕地双增长的话语体系和制度环境已经构造完毕。沿着这样的发展路径，人口数量达到或超过当时农业技术条件下的土地供养能力只是时间问题。在商鞅提出“民过地”的论断约100年后，韩非
进一步论述了资源对人口增长的制约并提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
对于各个诸侯国而言，“农战”是占优战略。但是，国家统一以后，用掠夺土地的方式来解决“民过地”的矛盾已无可能。“农战”战略循环的逻辑链条断裂，而人口与耕地双增长的制度体系与话语体系仍然延续，“民过地”的矛盾仍然不可避免。这种矛盾首先转变为“粮食安全”问题，进而转化为“生态安全”问题。而在一个更加漫长的历史时期内，这种矛盾最终通过战争这种残酷的方式得到释放。战争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再一次出现“地过民”的状况，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会相对降低，某些可以恢复的生态环境会得到局部恢复。新的统治者又可以通过重新分配土地资源而推行“善政”，人口会再次增加，直到下一个“民过地”时间点的到来，对自然环境的新一轮破坏又会发生。这样一个缓慢又残酷的循环，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比如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北方草原的沙漠化、西南山区的石漠化等难以恢复的生态灾难。这样的逻辑框架可以解释为自春秋至民国，人口的六次波动式变化以及各阶段生态环境所发生的不可逆的退变。
据郭沫若先生的《中国史稿》统计，战国时期的人口峰值在3000万左右。到战国末期，随着战争频次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人口下降到2000万左右。到了秦末，农民战争和随后的楚汉战争，黎民死伤甚多，人口持续下降。西汉建立之初，全国人口约为1500万，
据《史记·高祖·功臣年表序》记载：“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数者十二三，是以大侯不过万家，小侯五六百户。”很多土地因无人耕种而放荒，“地过民”的现象很普遍。
统治者面临的首要问题是社会经济的恢复。复耕放荒的土地成为恢复经济的重要手段，而缺少劳动力是国家面临的最大困难。因此，统治者实施了一系列促进人口增长的政策，刺激人口的生产。具体表现为强制早婚、奖励生育、惩罚不嫁、放黜宫女等。高祖曾在公元前200年下诏说：“民产子，复勿事二岁。”
“勿事”，颜师古注曰：“不役使也”。也就是免除徭役。同时，统治者还大力提倡早婚。惠帝六年（前189年）诏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依汉律规定，每人年出一百二十钱之赋，也就是一算。五算之罚，罪同流徙戍边。对晚婚的惩罚之重，于此可窥一斑。
和平的宏观环境加上统治者鼓励生育的政策，促使人口大幅增加，到“文景之治”时，全国人口基本恢复到战国时的数量。至平帝时，全国人口近6000万，
达“汉之极盛”。
而伴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再次出现了商鞅所说的“民过地”现象。关中平原人口密度达每平方公里千人；太行山以东平原之地，除部分地区外，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百人；河西走廊的绿洲地带、汾河中游的河谷盆地、河套平原都集中了大量的人口，耕地资源对人口承载能力已经接近饱和。
为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移民和垦荒成为政府的主要政策。到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全国垦田面积达827万多顷，
尤其是对人口密集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开发，达到了近乎掠夺式的地步。大部分草原被开垦，大面积森林被破坏，黄土高原受到了严重侵蚀，水土流失加重，使黄河支流流水变浊，河水浑黄，到了平坦的下游地区，泥沙淤积。秦时，黄河下游河水水势几与岸齐，迄及西汉，河岸抬高，已使下游较长的河段上升，河水高于平地，成为悬河，河流改道，泛滥成灾。汉代开始在河前加“黄”字。
秦汉以前的1000多年中，黄河下游仅溢7次，改道1次，但到了秦至西汉时期，黄河水患开始严重，200年就滥了4次，决口7次，改道2次，发生河患13次，黄河中下游流域地区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恶化的第一个周期。
西北地区降雨量少、土层薄，极易受风蚀而沙化，更宜游牧。内地移民来此大肆垦荒屯田，使这里的屯田面积迅速增加，农业区域扩大，逐步达到“北益广田至眩雷为塞”
的状态。昭宣以后，匈奴已降，边衅既息，北边人口增长更快，到平帝二年时，山陕峡谷、泾水北洛上游的人口多达240万。
阴山、河套以南包括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的数十万平方公里游牧区被开辟成农耕区，砍伐森林、铲除草被，使原本茫茫广漠的森林草原变为阡陌相连、村落相望的农耕区，被誉为“新秦中”，
意指新的关中地区。鄂尔多斯高原的生态环境原本十分脆弱，气候干旱，土壤沙质，植被稀少，多风暴，地表一经开垦，无植被保护，随即水土流失，遇风起沙。从近年来在乌兰布和沙漠考古中发现的大量西汉古城和屯垦遗址可以分析判断，不合理的垦殖是乌兰布和沙漠形成的重要诱因。
西汉人口达到峰值后约30年，发生了战乱，东汉政权建立。战争导致人口锐减，再次呈现出“地过民”现象。据《汉书》记载：“战斗死亡，缘边四夷所系虏，陷罪，饥疫，人相食，及莽未诛，而天下户口减半矣。”
应劭在《汉官仪》中也说：“世祖中兴，海内人民可得而数，裁十二三。边陲萧条，靡有孑遗。”初登帝位的刘秀，出于与西汉初年统治者同样的战略考虑，同样采取了鼓励生育的人口政策，根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光武中元二年，人口为2100万，到了东汉桓帝永寿二年（156年），人口则超过5000万。
与西汉人口集中在黄河中下游这一分布特点相比，东汉时北方人口纷纷南迁，出现了南增北减、人口分布相对分散的局面。以顺帝永和五年（140年）人口分布为例，秦岭—淮河以北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数量的60%，此线以南为40%。
与西汉平帝元始二年人口数量相比，人口减少最多的是西北地区，如陇西、北地、朔方、上郡、西河等，幅度在90%以上，金城、安定和陇西在西汉时人口的密度分别是每平方公里22人、25人和154人，到东汉时则降为0.4~0.7人。
人口的增减与分布地区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北方特别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人口减少，人对自然的干预程度大为减轻，生态资源在西汉肆虐开发后得到一定恢复，黄河流域的水土流失程度减轻，黄河也进入了一个相对安稳的时期。
虽然南方人口有所增加，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力度加大，但由于南方有良好的生态条件和广大的地域，人口的增长数量还不曾超过这一时期环境的负载量，对生态环境纵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破坏程度较小。因此，东汉时期是生态环境在历经西汉破坏后的一个相对恢复时期。
从东汉末年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漫长的分裂与战乱时期，从黄巾军起义算起，历经魏（三国）、晋、南北朝400多年的战乱。
这段时期内，人口大量减少，土地大量抛荒，昔日名都洛阳繁华的中原地区，到处是“白骨漏于野，千里无鸡鸣”的荒凉景象。两汉时期的农业区又重新改为牧业区，《魏书白话版》宇文福传
记载：“规石济（今河南滑县）以西、河内以东，拒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事寻施行，今之马地也。”由于人口的大量减少，人口对自然环境的压力会大大降低，生态环境得到一定的恢复。
唐政权使国家再次统一。贞观初年（公元627年），人口降至约2500万，
大面积土地荒芜。为将荒芜的土地充分利用，唐政府继承并发展了北魏、隋以来的均田制。均田制之所以能够实施，其前提是国家拥有大量土地。均田制规定：中男、丁男，每人可授田一百亩；老男、笃疾、废疾者，每人授田四十亩；寡妻妾，每人授田三十亩。为户主者增加二十亩。另外，道士也可授田三十亩，女冠二十亩，僧尼亦然。还鼓励人民额外开垦荒地，扩大耕地面积，增加粮食生产。同时规定，地方官员和有田民户要保证所辖、所种之地不能荒芜，否则要治罪。
均田制和鼓励垦荒措施的实行，使战乱中荒芜的大片土地得到开垦，人口大幅增加，到天宝十四年（755年），人口约为9000万。
唐初那种“自伊、洛以东，暨乎海岱，灌莽巨泽，苍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的景象，已经变成了“耕者益力，四海之内，高山绝壑，来招亦满”
的情景。
黄土高原南部和中部丘陵沟壑区是唐代开垦最为深入的地区之一。北朝时这一区域已成为内附民族全力经营的农业区，唐代更有大批追逐免租之利的汉民流入，极尽掏挖垦种之能事。夏州的治所朔方县本是水草丰美之地，《元和郡县图志》引《十六国春秋》的内容，赫连勃勃北游契吴，叹曰：“美哉，临广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
于是在这里建立都城：统万城。唐初，太宗征讨夏州的梁师都（现已是毛乌素沙漠腹地），将其围困在朔方城中，为断绝城内粮食供给，“出轻骑蹂其稼”，
可见直到唐初该地区仍属于农业区。经过近200年的垦殖，毛乌素沙漠逐渐南侵，到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该地区已经是“夏州大风，飞沙为堆，高及城堞”
的景象。昔日的秀美山川此时已是满眼黄沙。统万城也在宋代彻底废弃，淹没在黄沙之中，成为毛乌素沙漠的一部分。
即使是富庶的关中地区，唐中期以后生态环境也明显趋于恶化。黄土丘陵地区的水土流失也严重起来，致使耕地贫瘠，沟壑增加，河水中泥沙含量加大。
程民生
（2004）在论述唐宋北方经济时说：“唐宋以来北方自然环境的恶化以及自然灾害的加剧，在某种程度上是古代经济发展到一定高度的后果。在经济地理学中叫作消聚性衰退，即经济活动出现过度的聚集，造成环境破坏和自然资源减少。”
在人口达到9000万的峰值以后，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从安史之乱到五代时期，各地方势力为争夺土地，不断争战，北方陷入长期动荡。人口锐减，大片土地荒芜。战争过后，“东至郑、汁，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到公元960年宋朝初建时估计人口只有4000万，其境内仅3000万左右。
学术界一般认为，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起始于唐代“安史之乱”之后，至北宋后期完成，经济的中心为太湖流域。
经济的开发使该地区人口密度大幅增加，到元丰年间（1078—1085年），苏南的户密度已达21.8户／平方公里，是宋初的2.7倍多；与唐中期天宝年间相比也是大增，以户密度而言，估算增加了6~11户／平方公里，苏州地区，元丰年间户数是宋初的4.9倍。
虽然占城稻的大面积推广使粮食供给能力大幅提升，但是由于人口增长过快，“民过地”现象再次出现。为了生存，人们不得不与山争地、与水争田，从此推动了梯田、圩田的迅速发展。然而，对山地过度垦殖会造成严重的水土流失，而围湖占江垦田之祸，戚氏志有详细记载：“上元、江宁、溧水多赖圩田，农民生计居处，皆在圩中，每遇水至，则举村合社，日夜拼力守圩，辛苦狼狈于淤泥之中，如御大寇。幸而雨不连降，风不涌浪，可以苟全一岁之计。其或坏决，则水注圩中，平陆良田，顷刻变为江湖，农民颠沛流离，哭声满野，拏舟结筏，走避他处。”
两宋之交的战乱使人口大幅度下降，此后，南宋和金的人口都有增长。但是，在蒙古军南下灭金之时“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马羊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廓丘墟”。
根据葛剑雄先生的研究，蒙元在征服金及西夏过程中，北方人口损失高达80%，仅剩1000余万。
元代国祚不长，人口始终没有达到宋、金、西夏时期的人口峰值，但对环境的压力相较于唐宋时期有所减小。政治统治仍以草原为中心，
长城以北传统牧区的生态环境有所恢复。元统一时全国人口约7000万，元代的人口峰值在8500万左右
。
历经元末明初的战乱，人口再次大量减少，尤其是黄河流域土地荒芜现象非常普遍。于是，明初的统治者把扩大耕地面积、增加北方人口数量作为当时的重要国策。洪武三年（1380年），大臣杜彦良对这一国策做过详细的论述
：“中原为天下腹心，号膏肤之地。因人力不至，久至荒芜。近虽令诸郡屯种，垦辟未广，莫若于四方地痔民贫、户口众处，令有司募民开种，愿应募者，资以物力，宽其摇赋，使之乐于趋事，及犯罪者，亦滴之屯田，使荒闲之田无不农桑，三五年间，中州富庶，财用丰足矣。”经过多年的移民垦殖，黄河以南地区人口逐渐增多，战乱期间抛荒的土地基本复耕完毕。到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政府制订了进一步向黄河以北移民的计划，户部侍郎刘九皋上言
：“今河北（指黄河以北）诸处，自兵后田多荒芜，居民鲜少。山东、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如此，则国赋增而民生遂矣。”人口则随着拓垦移民的推进而大幅增长，从明初不足6000万，到万历（1573—1620年）中期已突破2亿。
明代的边界基本位于长城沿线。在国防和人口增长的双重压力下，边境屯田垦殖在明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对长城沿线尤其是传统牧业区
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极大破坏。政府为保证军资粮草的供给，实行军士屯田，规定每名军士授田五十亩。然而，由于一些地区土地瘠薄，五十亩尚不足养活军士，则破例授田百亩至二百亩，令其进行轮种。于是，在这些地区便形成开垦、抛荒、再开垦、再抛荒的恶性循环，导致生态脆弱的山西、陕西、甘肃等省的长城沿线地区土地沙化。
嘉靖（1522—1566年）以后，九边
一带的土地多已出现沙化现象，如大同府属的左云、右玉、平鲁一带“地本接壤，粮有定额，而水冲沙压，碱薄不堪者多有之”。
隆庆（1567—1572年）年间，九边屯务庞尚鹏上疏奏报了毛乌素沙漠南进，并正在吞没与晋西隔黄河相对的九边榆林附近地区的情况
：“其镇城一望黄沙，弥漫无际，寸草不生，猝遇大风，即有一二可耕之地，会不终朝，尽为沙碛，疆界茫然。”而土地沙化过程一直在持续，到万历末期（1573—1620年），另一位政府官员涂宗浚看到的已是大片土地的沙化，以及新修的长城在短短三四十年间即被滚滚沙浪大段埋没的痛心事实。他在《修复边垣扒除积沙疏》
中说：“中路边墙三百余里，自隆庆末年创筑，楼橹相望，雉堞相连，屹然为一路险阻。万历二年以来，风壅沙积，日甚一日，高者至于埋没墩台，卑者亦如大堤长坂，一望黄沙，漫衍无际。”从史料分析，明代的过度垦殖是导致毛乌素沙漠向南扩展的原因之一。
明末战乱，人口降幅达40%。
清朝统一以后，随着政治上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和休养生息政策的推行，人口数量大幅增长。据《清实录》记载，乾隆六年（1741年）核定全国人口数为1.43亿；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突破2亿；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超过了3亿。道光十四年（1834年）突破了4.3亿大关。自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至道光十四年（1834年），人口增加了2.96倍，而在此期间，耕地面积由7亿亩增至近12亿亩，仅增加了0.72倍。
随着人口的增长，“民过地”的现象在乾隆中期已经非常明显。最直接的表现就是粮食价格大幅上涨。乾隆清醒地意识到“天下米价频增，乃民食不足之渐”，
于是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十二月颁诏，发动各地督抚共同探讨全国性粮价上涨的原因。从各督抚回奏的奏章看，当时的地方官员已经深刻认识到人口过快增长导致人地关系紧张是推动米价上涨的根本原因。湖南巡抚杨锡绂的分析最为深入：“盖户口日多，则需谷亦多。虽数十年间荒土未尝不加辟，然至今日而无可垦之荒者多亿。责户口繁滋，足以致米谷之价逐渐加增，势使然也。”
在“生齿日繁”的压力下，清廷不得不逐渐放开封禁政策，
默许直隶、山东等地的农民出关种地，导致东北地区出现了第一个土地资源开发高峰。如雍正十二年（1734年）吉林有旗地8426顷、民地273顷，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旗地增至24305顷，民地增至11619顷，
分别是原来的2.88倍和42.56倍。山东、山西、直隶等省有大量流民前往内蒙古垦荒，使长城以外的草原地区逐渐变成了半农半牧带，乾隆八年，归化城土默特旗的土地面积达到75048顷，其中4/5为农田，牧场仅有14268顷。位于热河以北的科尔沁草原地区，清初并无汉人，至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从事农耕的汉人已达55万。
对东北地区及内蒙古草原的垦殖，对缓解内地粮食短缺问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乾隆时，东北“所出各色粮豆，不但直隶、山东仰其接济，并河南、山西、陕西等省均资流通。借裕食用”，“天津一县，向来以商贩东省粮食营生着，每岁约船六百余只……沿海贫民以搬运粮豆生活者不下数万人”。
然而，人口增幅远超耕地增幅，与明代及明以前的朝代相比，土地的平均供养能力大幅提升，这主要源于玉米、甘薯等高产耐旱农作物的大面积推广。
何炳棣指出：“中国农业的核心是作物制度。在缺乏重大的技术发明的情况下，作物的性能足以使农业的前沿地带越来越离开低地、盆地和谷地，而进入较干旱的丘陵和山区，因而，在近三百年中对全国粮食增产起了重要的作用。”
占城稻的推广对宋代人口突破1亿提供了技术支撑，
而玉米、甘薯的生存能力更强、产量更高，是支撑清代人口突破4亿峰值的主要原因之一。
玉米不仅产量远高于我国传统作物“谷子”，而且不待成熟即可食用，对解决青黄不接问题大有帮助；更重要的是玉米的生存能力强，即使是在高山峻岭、斜坡陡崖，“但得薄土，即可播种”；甘薯特别耐旱、耐贫瘠，在当时的生产条件下，亩产便可达到几千斤，大大解决了食物资源短缺的问题，有“红薯半年粮”的谚语。
玉米、甘薯等作物的大面积推广，使清代移民逐渐由水土条件较好的地区向土壤贫瘠、水土流失严重以及受干旱困扰的地区扩展，也使人口增长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以玉米在我国南方的引种过程为例：到了清中期，在“生齿日繁”的压力下，借助玉米可在山地生长的特性，大量人口开始向山区扩展。最初是向生态恢复能力较强的长江流域的山区扩展，张鉴在其《雷塘庵主弟子记》中说：“浙江各山邑，游民搭棚开垦，种植包芦（即玉米）、靛青、番薯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厂满山相望。”同治的《湖州府志》
亦有详细记载，“流民之来益众，则棚益广，西至宁国，北至江宁，南且由徽州绵延至江西、福建，凡山径险恶之处，土人不能上下者，皆棚民占居”，“联络盘踞，岁引日多”，“由是地日以辟，类日以聚。厥后接踵来者益多，深山之中，几无旷土”。对山地进行垦殖，即使是在生态恢复能力较强的长江流域，也造成了大面积的水土流失和山地石漠化，据沈尧的《落帆楼杂著》
记载：“湖州以西一带山，近皆棚民垦种，尤多植包谷（即玉米），一孝丰人云，山多石体，石上浮土甚浅，包谷最耗地力，根入土深，使土不固，山松遇雨则泥沙随雨而下。种包谷三年，则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矣。”然而，随着人口剧增，移民逐渐扩展到生态恢复能力较弱的西南山区。西南山区多石灰岩分布，石灰岩的成土速度慢、成土量低、土石附着力差，而且这一地区雨季集中且多暴雨，因而产生的径流量大，加之山区坡陡流急，植被一旦破坏，其有限的表土即被冲刷一空，泥石就会大面积暴露，最终造成严重的石漠化灾变。根据张振兴
等学者的研究，玉米的引种在整个西南地区酿成了全局性的灾变，一些地区甚至酿成了无法修复的石漠化灾变、干热河谷（焚风谷地）等。
1851年的太平天国运动造成全国人口减少超过1亿，
其中，长江以南地区人口减幅远大于长江以北地区。
战乱结束后，南方的人地矛盾有所缓解，但是北方地区的人口压力仍然很大，与此同时，对内蒙古草原地区和东北地区的移民垦殖开始呈现加速的趋势。
以位于内蒙古东部的科尔沁沙地为例，这里属于传统的草原地区。在北宋时期，辽国俘虏大量汉人开垦科尔沁草原，并曾经在草原上建起20多座城池。后来由于生态环境恶化，大量的城池被废弃。到元、明时期，科尔沁草原恢复为牧业区，生态基本得到恢复。清代前期，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在那里游牧、狩猎，与大自然和睦相处。由于“封禁政策”基本得到执行，所以这里仍然属于水草丰美的草原。到了清代中期，在“生齿日繁”的压力下，清政府逐渐开放汉人出关开垦，这里形成了农牧交错区。到了民国初期，张作霖统治东北及内蒙古东部地区，开始对科尔沁草原大规模放垦，并因此激发了著名的嘎达梅林反垦事件。后来，当局坚持放垦，最后造成科尔沁草原大面积沙化，成为我国面积最大的一块沙地。目前科尔沁沙地总面积达8000万亩，是中国最大的沙地。嘎达梅林牺牲的乌力吉木仁河，如今已变成一条沙沟。河早已断流，四周是一片片沙化的农田和一座座沙包、沙坨子。科尔沁沙地两次沙化过程，是人类破坏的典型证据，也是粮食安全危及生态安全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