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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now和Benford（1988）认为话语可以被活动者列举且被详细阐释出来，并以此来创造一个更为广泛的根植于社会价值层面的“文化共鸣”，这种共鸣可以吸纳成员加入并且形成一个多样的群体成员来使得运动的外部目标合法化。经过众多的资料分析和深入的实地访谈，本章认为，新的话语符号在CSA的动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并认为其按照图4-1所示的逻辑实现了参与者动员。
注：①社会动员的现实背景；②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③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价值认同；④围绕CSA形成的动员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整理。
赵鼎新（2005）指出，在国家层面中，我们应该关注为什么受众会被某些话语或符号性行为打动。在本章所关注的案例中，CSA的生产者和消费者能够被其话语打动，其重要的背景是中国近年来日益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安全问题关系人们的切身利益，但食品安全事件频频发生，让人胆战心惊、食之难安。虽然政府试图利用严格的监管体系和严厉的处罚措施，从源头消除隐患，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但2009年之后，食品行业内的各种安全事故依然层出不穷，各种食品安全事故频频爆出，从整个食品行业的生产、加工、经营等各个环节，各种“行业潜规则”一次又一次触动公众的神经，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稳定发展带来负面影响。面对食品安全危机，部分生产者和消费者行动起来，在主流的工业化农业食品系统之外，建立起新的“另类食物系统”，CSA就是这一系统的组成部分。
正是基于上述背景，中国的CSA蓬勃发展起来，CSA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也逐渐增多，那么是什么将生产者和消费者结合至CSA中来的呢？本章认为一种可能的原因是在我国食品安全出现危机的背景下，生产者和消费者对安全、健康、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农业的价值认同。
此部分记述了CSA生产者对自身和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食物的评价，并从其评价中探寻CSA的话语体系。由于话语体系可以价值判断的形式体现于被访者的言论中，因此本章通过分析CSA生产者的相关言论，并结合收集的网络中宣传CSA的相关言论来总结CSA社会动员的话语体系，分析CSA生产者的价值理念。
从温铁军教授的翟城村试验至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立，再到CSA在全国范围内的百花齐放，CSA先行者们对工业化农业的反思和对生态农业价值理念的探索一直贯穿在CSA发展的过程中。为了探究当前CSA的生产者是否受相同的文化价值观的影响，本章使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尝试识别并分析这个可能普遍存在于CSA行动中的文化编码，这种编码对于CSA的参与者来说是有意义和有凝聚力的。当然，CSA的旁观者或者反对者可以对此编码进行反驳，并且反对其中文化和行动之间具体的联系。比如，一些工业化农业的支持者可能会反对CSA自然性方面的文化编码，否认好的营养来自食物的自然纯净，而且认为好的营养需要人类的干预。
本章仅使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展现CSA的话语体系。下文列出了三个拥有对立结构的文化编码：真实性与虚假性、利他性与私利性、自然性与造作性。文化编码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CSA，被标以积极的、有道德的标签；另一部分就是现存的工业化农业生产体系，被打上负面的、不道德的标记。图4-2至图4-4分别以语言链的形式展示了文化编码及其组成部分。在每一幅图的上部分，显示的是编码的内涵维度，这将CSA和工业化农业提升到一个更高程度的文化层面上进行评价；每幅图的下半部分显示了其编码的外延维度，主要记录了CSA生产者言论的相关表述及其主要内容。
从所获资料分析可以发现，CSA的生产者对自身产品的评价往往都提到了真实性的价值，而对工业化农业生产的产品则带有对其虚假性的批判。图4-2利用记号语言链的方法整理了被访者的相关言论，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CSA生产者在真实性方面的道德关怀。例如，“一墩青”的理事长Z女士评价CSA的产品时说：
“我们的产品都是真的，都是自己一点一滴养出来的东西。”而在评价工业化农业的产品时，她说：“那些东西假货多，比如牛奶，不是添水就是添药，没有真东西。”
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的园主J女士说：
“农业是一个高尚的职业，从事农业的人是与自然沟通的人，农业就是我的第二职业，农耕不仅是生产，更是一种文化、一份工艺和遗产。在我看来，现在的社区支持农业是在返璞归真，需要的是脚踏实地、实实在在地从事食物生产。”
鑫农夫庄园的园主T先生进一步表示：
“我们和会员之间是相互信任的，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密切。会员为什么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在真真正正做事。消费者可以随时到农场来，亲自体验农场的生态环境和使用的耕作技术；消费者也可以随意品尝农场的食物，尝尝是不是真的好东西。”
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负责人S先生还指出：
“社区支持农业的生产者都使用传统的生产耕作方式，使用的是自留的种子，是真实自然的，而工业化的农业大多使用转基因的种子，是有违自然规律的。”
图4-2详细列举了被访者的相关言论，并对该言论背后的文化价值观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阐述。
图4-2 真实性与虚假性
从实地访谈中可以感受到，CSA的生产者有着很强的利他主义精神，他们关心多数人的健康，关注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关注子孙后代的未来发展；因此他们选择CSA的生产方式，采用传统的、保护性、可持续性的耕作方式生产安全的产品，希望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为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做探索。图4-3反映了CSA的生产者在利他性层面上的话语。在此列举一些农场主的相关表述，如小毛驴市民农园的负责人S先生表示：
“小毛驴不仅重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还注重新型城乡关系的建立，注重公平的交易环境的培育，我们希望农民能采用传统的生产方式种植，为市民送去安全健康的食品，也希望市民能够认同和信任农民，为健康的产品付给农民一个满意的价格。”
“一墩青”理事长Z女士也表示：
“我做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不是为了赚钱，而是为了家人的健康，为了村民的健康，为了更多城市人的健康；从2010年到现在，我的农场其实是不赚钱的，一是由于生产成本高，二是由于我做的是主粮生产，市场需求有限，但是为了自己的理念，我会坚持下去。”
鑫农夫庄园的T先生更是指出为了后代人的可持续发展，坚持CSA的必要性。他认为：
“社区支持农业是一种生态环境好、环保健康的生产方式，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整个农场形成了一个正向的循环，害虫益虫并存共生、平衡协调，整个农场是一个具有丰富物种的田园，在那里生物多样性得到很好的保护，这种农业模式对子孙后代肯定是有益的。”
自然性层面的话语体系在被访的10位农场主中都得到了清晰的体现，他们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敬畏、对自然规律的遵循都在其言论中有所体现。图4-4用访谈中得到的农场主的言论对CSA自然性层面的话语做出直观的阐释，如“一墩青”的Z女士说：
“我们的东西是自然的，是原汁原味的，我们不加农药、化肥，使用传统的农耕技术，产品质量好，营养高，口感好！”
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的J女士表示：
“我们的庄园水很好，是山泉水，也是富硒水，整个生产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只使用有机肥料，我们使用的果袋都是环保型的，种植的苹果树都是在阳光充足、地理位置好的地方生长。我们倡导回归自然，遵循植物内在生长的动力，良心种，良心得；我们尊重规律，尊重大自然，遵循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逻辑，顺应四时，最后收获自然美好的果实。”
鑫农夫庄园的T先生同样强调：
“我们的产品是大自然的恩赐，我们回归田园，继承传统文化，用传统技术，吃传统产品，享受自然、纯粹的生活。”
三分地有机农场的农主L女士也表示：
“我种植的食物都是自然健康的，农场的种植方式是生态的，无农药、化肥和转基因的种子，全都是农家肥，我们保证了作物的营养，作物都是自然生长，没有虚假水分，口感好，味道浓，更好吃。”
图4-4详细阐述了CSA的生产者自然性层面的话语体系。
由上述分析可知，CSA的话语体系包含了三个层面的道德关怀，即真实性、利他性和自然性。依靠这一话语体系，CSA已经成功动员了生产者的参与，如CSA的生产者们坚持使用生态种植的方法，生产安全健康的食品，他们注重生态环境保护和土地可持续利用，他们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他们关注城市人的健康，关注公平的城乡关系的建立。与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相比，CSA的生产者体现更多的是人文和道德上的关怀，这种利他主义的价值观指导下的社会实践，已经开创了一个新的食物生产模式，按照这一模式生产出的食物带有的是安全、生态、环保、健康的标签。在我国食品安全危机日益加深的背景下，CSA以其创造出来的追求真实、自然、安全、健康食物的话语体系，吸引着众多有相同价值认同的人加入。值得一提的是，首先，中国CSA运动的价值理念同当前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各种“另类食物运动”的价值理念十分相近，如国际慢食运动（slow food）秉承食物必须符合优良、清洁和公平三大标准（佩特里尼，2010）；美国草食运动（grass-fed）持有真实、可持续和自然性的价值导向（Weber et al.，2008）。其次，与其他国家CSA运动话语体系的不同之处是，中国CSA运动的话语体系主要来自精英领袖的倡导和生产者的觉醒，这与日、美等国依靠强大的NGO宣传和消费者组织有所区别（伊丽莎白·亨德森，2012）。最后，本部分以一个CSA青年志愿者W小姐对CSA和工业化农业生产产品的评价作为结束语，这句话是CSA话语表述吸引力和凝聚力的一个形象体现：
“冰冷的机械和妈妈的味道，哪个更利于人类健康快乐的成长，我想你应该知道答案。”
图4-3 利他性与私利性
图4-4 自然性与造作性
上文分析了CSA运动的话语体系，从中可以发现对食物真实性、利他性和自然性层面的价值认同是识别和动员CSA参与者的重要标志。接下来，本章通过对CSA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进入动机进行分析，以阐明CSA的参与者对其话语体系的认同。通过对CSA的生产者进行案例访谈，以及对CSA的消费者进行调查后发现，CSA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进入动机与CSA动员话语的内涵有很高的一致性，这表现了CSA的参与者对CSA文化价值的认同，且CSA的参与者不仅认同其话语体系所代表的文化价值，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共同推动了CSA的发展，这也是CSA话语体系动员能力的体现。
本章选择7个CSA生产者的访谈案例，详细阐述该生产者转向CSA生产的动机。
（1）以小农为生产主体的社区支持农业——为了健康和安全
案例一：C女士，北京顺义的一名普通农家妇女，自种田以来就一直坚持传统的农业耕作生产方式，不打农药、不施化肥。在2010年之前，她都是自己种菜自己吃，但是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城里人找到她，要求购买她种的菜。当问及为什么转向经营CSA时，她回答说：
“把好吃的东西带给更多人吃，活着开心！”
案例二：鑫农夫庄园的农场主T先生与C女士的情况比较相似，他与妻子自种地以来就不使用农药、化肥，在多年之前就发现周围的农户种菜施用大量的化肥、农药，他们认为这种蔬菜肯定对身体有害，自从看了国家近年来的新闻报道，注水猪肉、各种添加剂等工业化的东西造成了食品安全问题，促使了T先生想去种植安全健康的农产品，于是夫妻就从自己做起，转向生态种植的CSA，起初种植的农产品都送给亲戚朋友吃，带给亲人朋友健康；之后随着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被关注，他们认为应该为更多的人带去健康的食物，因此扩大了农场规模，搞起了CSA，也让城里人吃上了健康的食品。T先生说：
“虽然生态种植的产量比较低，但是它代表着人与自然的和谐，代表着美丽中国。”
案例三：美田阳光农场是一个名叫L的年轻女性管理运营的，她从小在田间地头长大，熟知自然食物的味道，长大之后她曾一度在北京从事医药销售代理的工作，但是在城市里她发现吃的食物质量太差，味道不对，而且城市的环境也非常糟糕，加之2010年前后爆发的食品安全恶性事件，L女士首先觉得应当关注自己及家人的饮食健康，于是毅然回到老家种起了庄稼，起初的蔬菜也都是送给亲戚朋友，之后农场产量有富余，L女士就经营起了CSA。
由上述三个案例可以看出，以小农自发经营的CSA，其生产者大多是一直坚持生态种植的理念，近年来，为了自己和他人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继而转向CSA的经营，这体现了该类生产者对CSA利他性文化价值的认同。
（2）以合作社为生产主体的社区支持农业——关注村民和城市人的健康
一墩青农村发展促进会是河北省张家口怀安县的农民合作组织，其理事长Z女士是当地发起CSA经营的第一人。当问及Z女士当初为什么会转向CSA的生产经营方式时，她回答说：
“那是前几年，我发现我们村得病的人非常多，特别是癌症、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我就琢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想来想去我感觉是吃的东西有问题，于是就着手做出改变。应该怎么办呢？我就找来附近的几家农户商量，觉得是农药、化肥的问题，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但是没有人行动，大家都不敢冒这个风险。于是我决定第一个尝试，第一年，确实挺困难，产量降低了，但是我没有放弃，我施用农家肥改善土壤，做了很多土地方面的工作，于是，到了第二年，产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到现在产量一点都不低于施用化肥的农田。我们种的是大田粮食，之后我就带动更多的农户加入我的队伍，并且成立了农业示范园，组织了一墩青农村发展促进会，号召更多的人加入安全生产中，并且我的理想是，不仅让自己村里的人吃上健康安全的食品，还要把健康带给城里人，让城市人个个吃上健康的食品。”
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Z女士开始了CSA的经营，怀着让城里人吃上健康食品的美好愿望，她组织当地的农民进行生态种植，且当前“一墩青”的马铃薯、谷子等特产已经成为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招牌产品。
从Z女士创办“一墩青”的历程可以看出，她最原始的动机就是关注村民的健康，之后Z女士想到的是城里人的健康，她希望把安全和健康带给社会中的人们，这也体现了其对CSA利他性价值的认同。
（3）以市民个体或者合伙作为生产主体发起的社区支持农业——关注健康，践行信仰
案例一：北京乐和仙谷有机庄园是J女士2002年创办的，J女士是建材经销商，在北京有8个建材厂。2002年，J女士接触并信仰了佛教，更深刻地体会到人性的重要。她主张人性的回归，主张自然的食物和自然的生活，为了将佛家的仁爱和中国传统文化中五行规律的精髓传播扩散，她从食物着手建立生态农庄，并依托农庄开展多种活动，包括传统文化的教育培训班，至2013年已成立了3个教育基地，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当问及J女士为什么转向CSA的生产经营时，她回答：
“我主张仁爱，并倡导尊重自然，而农业是最贴近大自然的，我希望能通过种植果树与大自然交流，并在生活中践行佛学和我国的传统文化中仁爱、友善的精神。”
案例二：三分地有机农场创立于2010年，虽然起名为有机农场，但农场并未经有机认证，只是按照生态农业的操作规则进行生产和经营。农场主L女士在2010年与其两个好友一起创办了三分地有机农场，但是经过一年的运营，其他两位合伙人因为农场亏损而退出，但是L女士一直坚持将三分地有机农场运营下去。当问及L女士当初选择经营CSA的动机是什么时，她回答说：
“最起初是因为我儿子，2010年那会儿，他三岁，但是那时漫天的新闻报道都是食品安全恶性事件，我实在不放心现在的吃的，加上我是中国农大农学毕业的，于是决定自己开农场，采取社区支持农业的经营模式。现在，农场运营三年，其实都是在亏损，但是我一直在坚持，原因一是我坚信安全食物的重要意义，社区支持农业的发展前景广阔；二是我要对得起会员对我的信任，只要有一线希望，我都会坚持把农场做下去。”
从上述两个案例可以看出，市民个人或合伙创办CSA的动机有可能是关注食品安全，关注身体健康，也有可能是践行自己的信仰，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体现了该类生产者对CSA自然性、真实性和利他性层面的价值认同。
（4）由高校、科研院所等官方机构发起的，带有试验性质的社区支持农业——城乡互助，互利共赢
这一类型的CSA的典型代表就是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据其负责人S先生介绍，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前身是河北保定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问及创立小毛驴市民农园的动机时，S先生表示：
“2008年之前，我们一直在生态种植主粮，因为主粮可以长途运输，但是在发生了众多食品安全事件后，我们决定开始做蔬菜种植，保障食品安全。但是发现蔬菜从保定运到北京的距离过远。如何解决这个问题？这时我们发现国外有一种新的模式——社区支持农业，于是就派石嫣出国学习，之后在北京运作这一模式，在各方的支持下，包括香港社区伙伴（PCD）、海淀区政府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运作起来。简单地说，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成立动机除了保障食品安全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包括推动生态农业、城乡互助、建立互信等精神价值。”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生产者在经营之初拥有更为公共层面的价值关怀，关于城乡互助、建立互信等方面的追求，更是体现了该类生产者对CSA三个层面文化价值的认同。
CSA消费者的进入动机与其对CSA文化价值的认同亦是紧密相关。在调研中发现，消费者选择成为CSA会员的动机都较为统一，多数人都是为了安全、健康的食品以及保护生态环境，有少数消费者会提到为了支持农民，为了城乡互助。在谈及CSA的文化价值时，被访者都会认同CSA的理念，并表现出对CSA自然性、利他性和真实性层面意义的追求。
（1）“放心”“好吃”与“顺应自然”
笔者在崇文门新世界百货三层调研过程中参与到了三分地有机农场的L女士与其一名老会员A的对话中。A是一位中年女性，在北京一家金融机构担任中层领导职务，成为“三分地”的会员已经两年了。A女士说她与农场主L女士的关系非常好，每次送菜都会多给她一些。当问及A女士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吃农场食物的时候，她说道：
“现在市场上的东西都太不安全，我一直试图寻找生态种植的食物，直到在微博上看到社区支持农业的信息，对这种生产模式和价值追求都十分认同，因此选择了尝试。虽然农场的菜价高了些，但吃着放心，而且味道正宗。就拿西红柿来说吧，从我来到北京，就没再吃过这么香甜的西红柿。”
此时L女士接着应答道：
“谢谢啊，我们农场的西红柿种子都是用的过去（20世纪）80年代的品种，没有经过那种皮增厚技术的改良，所以我们的西红柿不太好运输，容易破损，但是味道一定是非常好的。”
A女士又谈道：
“我们这两年都是吃农场供应的应季蔬菜，我感觉自己和家人的身体更加顺应大自然四季的变化，比如我在冬天就不想吃西红柿，但到了夏天自己就不知不觉地想吃，我认为这应归结为身体自然的反应；还有就是我儿子这几年吃了应季新鲜的蔬菜都不再像以前那么爱吃零食了，我怀疑是之前儿子吃了太多含有添加剂的食品，扰乱了孩子身体对食物最自然的需求。”
从A女士的案例可以看出，对安全食品的追求是A女士选择CSA的主要动机，而正是因为A女士认同CSA自然、真实、健康、安全等层面的价值，才会一直忠于CSA的产品。
（2）“安全”“健康”与“相互信任”
在红山世家调研过程中，作者参与到了“一墩青”理事长Z女士卖黑豆皮、小米的生意当中，在买卖过程中认识了一位B先生。B先生是教育部退休的老干部，是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会员，在了解了笔者的调研意图后，B先生表示他当初选择CSA的原因是他的女儿怀孕了，他不放心市场上卖的菜，担心有农药，而当时恰好他在报纸上看到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的新闻，新闻里对CSA进行了介绍，并明确指出了农场的产品不使用任何农药、化肥，于是B先生就渐渐关注了小毛驴市民农园；现在他的外孙女已经出生了，但是他觉得为了孙辈的安全，他会继续选择CSA。在问及B先生为什么相信CSA时，B先生表示，他刚开始也是半信半疑，但是经过对京郊众多CSA农场的调查，他感到很震惊，他发现所有的生产者都是以饱满的精神状态，采用传统的耕作方法，兢兢业业地从事农业生产；在之后与生产者众多的交往中，B先生已经充分信任了生产者，也认同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价值追求。
通过上文分析，本章认为中国CSA的动员机制是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通过特定的话语和符号，将CSA与工业化农业相区别，并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对话语体系中所体现出的文化价值的认同，促使二者进入CSA的生产和发展中，从而促进了CSA的发展。具体来说，当前我国出现了较为严峻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消费者对安全食品的需求日益强烈，另一方面一部分生产者也认识到了石油、化学农业的危害转而从事生态农业生产。在这一宏观背景下，一群生态农业的先行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石嫣、程存旺等从国外带回了CSA的生产经营模式，并按照中国传统的生态农耕方式进行生态农业的尝试和探索。与此同时，CSA的生产者制定了一系列标签，以区别CSA的食物和主流工业化农业生产的食物，继而出现了上文总结的体现自然性、利他性和真实性的话语体系。该话语体系清楚地区分了CSA与工业化农业的边界，并吸引着更多的认同这一价值观念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进入。随着CSA话语体系的完善和其所代表的文化价值的传播，吸引了更多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加入CSA中，共同推动了CSA的发展。
Weber、Heinze和DeSoucey（2008）指出，社会运动可以为新市场的开创解决三个方面的挑战：刺激生产、创造集体生产者身份以及建立与消费者的交换渠道。由上文分析可知，CSA通过倡导生态农业的生产经营模式吸引了一批生产者投入CSA的生产中，刺激了生产；通过其特有的自然性、利他性和真实性话语体系，区分了CSA和工业化农业，为CSA的生产者打上了鲜明的标签，也就形成了CSA的集体生产者身份；对于建立与消费者的交换渠道的问题，当前CSA的生产者都是采用配送的方式将会员订购的食物送至其家中，这种短途配送保证了食物的新鲜和营养，也是CSA建立“本地食物体系”的证明。在2012年底第四次全国CSA大会上，与会的全国各地的CSA生产者代表纷纷提议建立统一的CSA配送渠道，并成立全国CSA互助平台。由此可见，CSA不仅刺激了生态农产品的生产，彰显了生产者的集体身份特征，还建立了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交换渠道，在CSA日益繁荣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不同于现有工业化农业食品市场的、新的可替代性食品市场。通过实地调研及二手资料的分析，本章认为，CSA提供的食物具有五个特点，即自然的食物、纯净的食物、真实的食物、公平的食物和可持续的食物。因此，在当前工业化农业占主流地位的时期，CSA为人类社会提供另一类食物体系。这种食物体系可以为其参与者提供安全、健康的食品，符合当前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需求，因而成功开拓了一个新的市场份额（见图4-5）。
图4-5 社区支持农业开创“另类食物体系”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