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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A在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日本，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发展。美国自1986年建立第一个CSA农场至今，其全国CSA农场的数量已经超过了5880家（Local Harvest, 2013），而在英国，以查尔斯王子为代表的生态农业的支持者将英国的生态农业带上了有机农业的道路。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了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大力发展了工业化农业，而片面地追求粮食增产，导致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不少有识之士开始质疑工业化农业的生产方式，并对此忧心忡忡，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温铁军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
20世纪80年代起，温铁军就开始做农村试验，推广生态农业，在长期的实践研究中，他对当前的工业化农业进行了诸多的批判，对生态农业的价值理念进行了深刻的阐述，并付诸实践。在对工业化农业的批判方面，温铁军（2006）根据常年在各地农村的考察经验认为，在中国这一人口众多而耕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越是追求产量型农业的现代化，越是强求农民靠农业增收，造成的面源污染和水资源破坏就越严重；化学化农业和设施农业（地膜和大棚）生产越是普遍，单位面积的土地上施用的化肥、农药、除草剂和养殖业使用的催长激素、抗生素和重金属等化学物质和有害成分就越多，土壤有机质下降越快、毒化越严重、环境污染越严重，对农产品生产和居民食品安全造成的危害就越大；越是在大城市集中搞“菜篮子”工程、“万头猪场”、“万头牛场”等大规模农业，就越会造成大规模牲畜排泄物的深度污染和防不胜防的人畜交叉感染疫病。工业化农业的道路不可持续，中国的农业应该怎么办？温铁军就此提出，农业是一个和自然资源高度结合的产业，大规模、机械化农业搞不了，那么就恢复到生态化、多元化，发展生态环保型农业，回归传统农耕方式。温铁军（2010）指出，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粮猪型”小农家庭其生产过程与自然合一，生产过程几乎没有废物，农作物秸秆和人畜粪便等有机物都实现“资源生态化”，村社内部是一个简单的、不依赖外界输入也可大体维持能量均衡的生态循环。传统的生态农业根本不产生现代化种植和规模化养殖对土壤、水体、大气的环境立体交叉污染和食品不安全等严重的负外部性问题。
温铁军对工业化农业的批评和秉承的生态农业的理念得到了一批乡建志愿者的认同，他们同温教授一起开始探寻“化学农业”之外的农业发展道路。2003年7月，温铁军教授、晏阳初先生的后人晏振东先生、翟城村村委会以及邱建生等乡建志愿者共同发起成立了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在那里进行乡村建设和生态农业的试验；2008年4月，温铁军协同其博士生石嫣及翟城村试验的众多参与者，在北京市海淀区建立小毛驴市民农园，正式开启中国CSA的发展之路。
北京市小毛驴市民农园是中国CSA的开创者，它的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折射了中国CSA运动发展的艰难曲折。小毛驴市民农园名义上创建于2008年4月，但它的前身是位于河北省翟城村成立于2003年7月的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当时小毛驴市民农园占地230亩，位于北京西郊凤凰岭山脚下、京密引水渠旁，是北京市海淀区政府、中国人民大学共建的产学研基地。小毛驴市民农园在种植方式上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在经营模式上采取CSA经营理念，全程自产自控，进行PGS（Participated Guarantee System）参与式保障，已经成为中国CSA的样板农场。2003年至2013年，小毛驴市民农园成长的十年，正是中国试验生态农业直至探索出CSA模式并引发全国范围CSA运动的十年。
在翟城村，乡建学院管理着60多亩的耕地，耕作时不施化肥，不打农药，坚持进行生态农业的试验，其间田间地头满是荒草，一度成为村里农民的笑柄。之后，学院派人去香港地区学习了永续农业，将养殖和种植相结合，多余的草用来堆肥，实现了农业的生态循环。虽然实现了生产的生态化，但农场的发展依然面临两个严峻的问题：一是农场远离消费市场，如何建立消费者与耕作者的信任，使其认同成本高、价格贵的生态农产品的价值？二是对新鲜度要求很高的农产品如何能够快速到达消费者手中？为了解决上述问题，乡建学院的志愿者们想出了“认购”的办法，即消费者可以选择一个地块，为此支付一定的费用，获得该地块生长的农产品。有一些人大教授成为乡建学院生态大米的首批认购者，但生态农产品在当时市场上的影响仍是微乎其微。为了建立消费者与耕作者之间的信任，挂职在河南省兰考县的中国农业大学何慧丽教授还一度采取了“教授卖大米”的方法。2006年1月，何教授带领两位兰考县的农民前往北京出售“无公害”大米，但10吨大米进京一周，只卖出100多斤。虽然何教授及同行志愿者在市场上极力宣传“无公害”大米的好处，但少有消费者对此表示理解和认同。就这样，先行者的生态农业试验一度陷入瓶颈。
翟城村遇到的困境引发了生态农业实践者的思考，要想突破瓶颈，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经营生态农业。2008年春天，北京海淀区政府和中国人民大学在柳林社区建立了一个生态农业产学研基地，此次的生态农业试验以CSA的模式出现。由于农场距离消费市场近，消费者可以亲自到农场参观检查，亲自体验小毛驴市民农园的生态农耕文化，因此这种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近距离接触既增进了双方的信任，也促进了CSA生态价值理念的推广；另外，小毛驴市民农园的产品销售采用直销配送的方式，没有了中间商环节，产品的质量、可追溯性等就更有保障；小毛驴市民农园以此冲破了翟城村试验的瓶颈，拥有了稳定的客源，达成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理解、信任和相互支持，成功实现了CSA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在小毛驴市民农园建立的这一年，中国经历了国内最为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由三鹿三聚氰胺事件到苏丹红，由染色馒头到毒豇豆，各种食品安全丑闻纷纷爆出，社会在震惊之余，更多的人开始反思中国30多年来工业化农业的危害，更多的人开始理解、接受并认同小毛驴市民农园传递出的生态农业的重要意义，也有更多的人开始以行动做出改变，不断加入CSA的前进队伍中，如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两位应届硕士毕业生，坚持生态农业的理想，去广东珠海开办了自己的CSA农场，命名为珠海绿手指份额农园。
CSA在中国萌芽并发展的十年是波折的十年，中间经历了非议、漠视甚至中断，但在一群有着坚定理想的人的努力下，CSA已逐渐被社会承认。在21世纪前十年，正式运营的CSA农场只有15家，2008年小毛驴市民农园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CSA运动也蓬勃发展起来，截至2012年12月，在北京、上海、深圳、广东、广西、重庆、四川、福建、辽宁、山西、山东、陕西、浙江、湖南、湖北、内蒙古、河南、河北、云南、贵州等地已出现约80家CSA组织；从CSA的会员数量来看，参与CSA的消费者数量不断增多，仅以北京小毛驴市民农园为例，该农场的CSA成员从2009年的54户增加到2012年底的1000多户（第四届CSA大会，2012）。
相较于第二、第三产业，农业明显属于弱质产业，希望通过经营农业获得超额利润在理论和实践中都难以做到。在本章所访谈的众多案例中，CSA的生产者往往是从事着辛苦的农业劳动而又仅仅获得微薄收益的人，甚至有些生产者都是在亏本运营，如北京三分地有机农场。然而，作为世界CSA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的CSA运动在近年来有迅速崛起之势，那么为什么这一市场领域里的社会运动会有如此强的生命力？是什么人在推动它的发展？它又拥有怎样的动员机制和重要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