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生态用水与灌溉用水之争

具有“公地”属性的水源分配问题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12] 。经典的理论文献给出的解决方案大致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各利益主体内部的利益协调来解决水源“公地”的分配问题，另一种则是通过外部力量（包括政府）进行分配 ^[13] 。实际上，从清代开始，政府就已介入石羊河水的分配，近年来，甘肃省政府甚至中央政府都针对石羊河水的分配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措施（2007年12月13日经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批准并报请国务院同意，正式批复了由甘肃省编制的《石羊河流域重点治理规划》，规划中对流域内各绿洲的水资源分配做了明确规定）。然而，经过多年的过度开发，石羊河水的“公地”问题已经由人类内部争夺水源的问题升级为人类能否与自然和谐共存的问题。

以2010年石羊河流域水资源供需状况来看，流域内总人口近230万，自产水资源总量不足17亿立方米，人均770立方米，不足中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3、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的1/12。整个石羊河流域需水近32亿立方米，总耗水量20亿立方米，在全流域地下水超采近5亿立方米的情况下，仍缺水7亿立方米，缺水程度高达40%。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如何分配都无法解决石羊河流域水资源的供需矛盾。

从用途来看，农业灌溉用水占到整个流域用水的80%以上，民勤绿洲的农业灌溉用水甚至占到民勤全部用水的85%。而根据许文海、张永明等的研究，2007年，石羊河流域人均用水量为1268立方米，远高于甘肃省人均1150立方米和全国人均430立方米的水平；每立方水GDP产值为3.33元，远低于甘肃省8.03元和全国16.39元的水平 ^[14] 。民勤县万元GDP用水量高达8487立方米，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倍之多，每立方水生产粮食仅为0.23公斤，按照2007年当年每公斤粮食均价1.8元计算，每立方水的农业产值约为0.4元，这相当于景电二期民勤调水工程向民勤地区输水的水价（民勤调水工程利用已建成的景泰电站二期工程的灌溉间隙和空闲容量，从黄河向民勤县调水，该工程于1995年兴建，2000年初步建成，投资2.4亿元，每年可向民勤输水0.61亿立方米，本章将其简称为“民调工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民调工程”于2000年建成后，只在2001年实际输水0.3亿立方米，2002—2004年则并未输水，主要原因是引黄河水灌溉成本高于收益 ^[15] 。实际上，“民调工程”由国家于1995年开始投资2.4亿元兴建，如果按照设计能力供水，每年调入0.6亿立方米的黄河水，国家需补贴1200万元，再加上农民自付部分，这些钱几乎可以从其他富水产粮区购买等产量的粮食。兜了个大弯又回到了起点，对社会资源造成了极大浪费 ^[16] 。

显然，从外部引水来支撑民勤的农业灌溉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是不可行的。可是，对民勤县域内通过超采地下水来维持农业灌溉的成本收益如何计算呢？这涉及对民勤绿洲生态环境的定价问题，虽然对生态环境的定价一直是经济学家关注的热点，但却始终没有找到准确的估算方法。就民勤绿洲的生态环境而言，由于民勤绿洲地处两大沙漠之间，如果民勤不保，武威绿洲及整个河西走廊都会面临沙漠化的威胁，其价值损失是难以估量的。

然而，对于每个民勤人而言，“公地悲剧”的博弈规则仍然有效，即使面临立即沙漠化的风险，他们也希望通过多抽取地下水而多收粮食，多积累个人财富，至少可以获得更多的迁移资本；对于当地政府而言，由于“锦标赛”机制的存在 ^[17] ，当期的GDP产值是地方官员关注的重点，况且民勤沙漠化的负外部性是由整个国家来承担的，所以，地方政府难以抵制抽取地下水维持GDP增长的诱惑。

从国家角度来看，如果对“民勤绿洲不被沙漠化”这一生态产品的定价高于抽取地下水灌溉所得到的农业产值，则应该从更高层级的制度设计入手，将当地极其宝贵的水资源用于恢复生态，而不是用于农业灌溉。

根据刘昌明院士的研究，本节认为，恢复民勤绿洲生态环境的用水需求至少应该包括8个方面：一是石羊河流域天然和人工植被耗水量，包括水源涵养林、水土保持措施及天然植被和绿洲防护林带的耗水量；二是维持生物栖息地所需的水量；三是维持河口地区生态平衡所需的水量；四是维持河流系统水沙平衡的输沙水量；五是维持河流系统水盐平衡的水量；六是保持河流系统一定的稀释净化能力的水量；七是保持水体调节气候、美化景观等功能而需损耗的蒸发量；八是维持合理的地下水位所必需的入渗补给量。在满足上述生态用水需求的情况下，再考虑其他的生产生活用水，这是维持民勤绿洲可持续发展的长久之计。 h4Ne1zurTtpSSxqbSKSxsEjG1WLHWQh7ZIBDICfL8KxO1v1vUOFjfcYG2fJT6T/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