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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特（1990）
钻石模型基础上，以世界经济论坛（WEF）和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MD）的国际竞争力评估为参照，国内学者非常重视“中国制造”的竞争力研究。其中，产业集群竞争力受到广泛关注。Tichy（1998）提出产业集群的生命周期（cluster life-cycles）。Ahuja（2000）
将产业集群视为网络体系。Krtke Stefan（2002）
和Tracey等（2003）
认为网络密度（density）、集聚力（cohesion）、集中化（centralization）和基础设施质量（infrastructure）构成集群竞争力。Pekka（2004）
强调了集群在提高生产率和创新绩效方面的作用。在国内，任若恩（1998）
和陈立敏等（2004）
就“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评价和实证研究。其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进行了国际比较和量化测评（黄先海，2006
；张其仔，2003
；赵彦云等，2005
；金碚等，2007
）。赵彦云
等（2012）结合美国“再工业化”背景，比较了中美两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向一波等（2013）
和邵慰（2015）
研究了中国装备制造业的竞争力及其提高策略。
“中国制造”的发展具有典型的集群化特征，从空间集聚和产业集群的角度关注制造业发展的学者相对较多。早期关于产业集聚的研究，借鉴马歇尔（Marshall, 1890）
外部性理论和韦伯（Weber, 1909）工业区位论研究制造业集聚。随着新经济地理学的出现，以Krugman（1991
，1995
）和Fujita（1999）
等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兴起，以规模经济为核心的空间集聚模型成为研究制造业集聚的主流理论，Martin和Ottaviano（1999）
、Baldwin（1999
，2000
，2001
）等学者构建了空间集聚的动态模型，波特（Porter, 1990）
以竞争力和价值链理论分析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Schmitz（1999）
以“集体效率”（collective efficiency）概括产业集群对制造业升级的推动作用。在国内，罗勇和曹丽莉（2005）对制造业的集聚程度和变动趋势进行实证研究，李凯和李世杰（2004）
就装备制造业的集群网络进行了系统研究，杨丹萍等（2011）
分析了中国15个制造业部门产业集聚与国际竞争力的相关性，王燕等（2012）
分析了空间集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谢子远等（2014）
分析了同质集聚和异质集聚对“中国制造”国际竞争力的影响，邵明伟等（2015）
分析了税赋水平与制造业空间集聚的关系。
“中国制造”的技术进步是学者们关注的重要主题。研究开发和技术扩散是制造业技术进步的主要途径。新增长理论的技术内生性、技术外溢、研究开发、干中学效应和人力资本（阿罗，1962；罗默，1986，1987，1990；卢卡斯，1988
）成为相关研究的主要理论基础。Caves（1974）
提出了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技术扩张效应，Koizumi和Kopecky（1980）
运用动态的资本流动模型解释了FDI的技术扩散，Young和Lan（1997）
分析了流向中国的FDI关联技术转移问题。在国内，李平等（1999，2006
，2011）和林毅夫（2004）分析了技术扩散和技术外溢效应；裴长洪（1998）
和江小涓（2002）
肯定了技术进步对“中国制造”竞争力的提升作用；沈坤荣和耿强（2001）分析了技术外溢对我国制造业内生增长的影响；王春法（2004）
也认为FDI的技术扩散促进了“中国制造”的技术进步；赖明勇等（2002，2005
）注意到国内制造业对技术扩散的“吸收能力”问题；张海洋（2005）
研究了R&D两面性，从技术吸收和技术扩散的角度分析了FDI技术扩散的局限性；李平等（2007）
具体探讨了“中国制造”自主创新的绩效问题。同时，吴延兵（2007）
分析了R&D对制造业生产率的推进作用；苏为华等（2010）
结合知识产权保护和国际贸易探讨了制造业的技术外溢问题；李燕等（2011）
结合FDI溢出区域间技术差距讨论了制造业技术差距；王华等（2012）
和余永泽（2012）
讨论了技术差距和技术外溢的“门槛”条件问题；李晓钟等（2014）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讨论了研发投入和FDI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
产业融合的目标是提升产业绩效（Banker, 1998）、提高产业竞争力（Bröring，Stefanie, 2004）。生产性服务业参与的产业融合是制造业升级研究的重要领域。Daniels（1985）
、Howells和Green（1986）
、Healey和Ilbery（1990）将为制造业等生产性企业提供R&D、金融信贷和仓储物流等服务的产业称为生产性服务业；Moulaert和Djellal（1995）对高级生产性服务业的分布和功能分工进行了研究；Bailly（1995）分析了高级生产性服务业对于区域间技术差异的影响；Naresh和Gary（2001）、Keeble和Nacham（2001）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的空间集聚。在国内，郭跃进（1999）
论述了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郑吉昌等（2004）
、顾乃华等（2006）
、江静等（2007）
、冯泰文（2009）
、尚涛等（2009）
和张振刚等（2014）
研究了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竞争力提高和效率提升的作用；杨仁发等（2011）
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角度分析了制造业的升级。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成为制造业研究的热点。Fisher等（2004）
认为1996年以来中国能源绝对使用水平以及能源强度下降的主要原因是能源价格上调、研发投入加大和企业所有制改革；Huang（1993）
和Sinton（1994）
分别使用Divisia指数法和Laspeyres指数法证实了技术进步可以降低能源使用强度；于峰等（2006）
指出绝大多数的环境污染来自经济规模的扩大，而生产率提高、环保技术创新与推广可以降低我国环境污染；张卫东等（2008）
分析了事后治理为主的环境政策的实施效果；谢家平等（2003）
建立了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成本分析模型，认为企业改进产品设计可以达到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目的。
戴尔特·恩斯特（Dieter Ernst, 1998）
最早在国外提出使用“产业升级”（industrial upgrading）概念，将产业升级理解为提高产业能力和附加值。格雷菲（Gerrifi, 1999）
正式提出了“全球价值链”（GVC）理论，并以此为视角研究产业升级，把从价值链低附加值阶段向高附加值阶段的攀越都归结为产业升级。国内学者也逐步接受了价值链思路的制造业升级概念（张耀辉，2002）
，以此为基础研究我国的产业升级（刘志彪等，2005
；张辉，2004
）。随着国际分工的深化，模块化理论（Baldwin，Clark, 1997
，2000
；青木昌彦，安腾晴彦，2003
）成为研究产业升级的新视角，国内学者应用模块化研究产业升级（李海舰等，2004
，2005
；胡晓鹏，2005
），形成了“横向产业”等理论（林民盾等，2006）
。
为了批评和发展比较优势理论的基础，迈克尔·波特（1985，1990）提出竞争优势，认为竞争力体现为生产率，即“每单位劳动与资金的产出价值”；竞争优势包括由劳动力和原料等低成本生产条件构成的低层次竞争优势，以及由高技术、差异化产品、市场信誉和客户关系等高端要素构成的高层次竞争优势；应在高层次竞争优势上持续投资，不断培育新优势。洪银兴（1997）
在国内推广竞争优势理论，强调竞争战略的重要性。学者重视内生竞争优势（李海舰等，2002
；余光胜，2002
；杨瑞龙等，2002
），强调提升企业能力、培育核心能力以获取持续性竞争优势（周星等，1999
；夏清华，2002
）。施振荣提出的“产业微笑曲线”（施振荣，1992）
按业务流程将价值链分解为“研发—制造—营销”三阶段，认为两端的研发和营销阶段比中间的制造阶段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卡普林斯凯（Kaplinsky, 2000）
认为“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各自依托不同的资源禀赋，资源禀赋“经济租”的差异导致全球价值链各环节利益分配的不均衡。嵌入全球价值链中“经济租”更高的研发和营销环节（江静，刘志彪，2007）
是产业升级的方向。工艺流程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以及链条的升级成为产业升级的四种基本方式（Humphrey，Schmitz, 2002）
，“OEM-ODM-OBM”和“价值链组织学习”成为产业升级战略路径研究的微观视角。
哈斯曼和克林杰（Hausman，Klinger, 2007）提出了H-K模型，用以分析比较优势动态演变下的产业升级战略。张其仔基于H-K模型认为，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后，会失去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在高层次产业又面临发达国家的挑战，从而形成“比较优势断档风险”（张其仔，2008）
。林毅夫等（2007
，2010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产业投资集中于发达国家已经验证的产业领域，容易形成“潮涌现象”，导致产能过剩。发达国家的强势“系统集成”对其供应商进行整合，会形成产业集中的“瀑布效应”，使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空间缩小（彼得·诺兰，张瑾，刘春航，2006）。刘志彪（2007，2012
）反思了“中国制造”被困于“全球价值链”低端环节的负面影响，主张摆脱“被俘获的全球价值链”，构建“国家价值链”，利用基于内需的“第二波全球化红利”推进产业升级。蔡昉等（2009）
提出了产业升级的“大国雁阵”模型。程恩富等（2003）
提出“知识产权优势”，强调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在制造业中的重要性；后续研究则关注了知识产权优势的分类及战略问题（郭民生等，2006
；詹映等，2011
）。
第一，在转型升级的必要性上，认为“中国制造”依赖粗放型增长方式和劳动力成本优势，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随着传统比较优势式微、环境压力加大，原发展路径难以为继，需要转型升级。对劳动力成本优势的依赖、环境污染和能耗等问题，其根源在于生产效率低。关于现有困境的描述虽然已经指向“效率低”的核心问题，但是并未从根本上阐明导致效率低的原因。导致低效率的生产组织方式、制度背景、发展阶段和发展模式等深层次问题有待深入阐释。未能阐明发展困境的本质在于低收入阶段形成的既有生产方式难以突破。虽然已经注意到整体国民经济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对制造业发展路径必然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制造业困境的研究依然集中于相对孤立的制造业范围，未能将制造业发展内置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格局中考察整体国民经济发展方式落后和经济结构失调与制造业转型升级之间的必然联系。
第二，在转型升级目标和方向上，认为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是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中将“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目标界定为从价值链低端向高端的攀升，即价值链升级。将技术进步、竞争力提升和产品附加值提高作为目标，体现了对“效率低”现状和效率提升主题的清醒认识，并使用外部性、技术外溢、新增长理论和竞争优势等经济学理论，对这一目标进行了较为清晰的理论解释。然而由于缺乏“技术—制度”一体的尝试剖析，对技术进步和竞争力提升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制造业的技术范围，对于制度变革、组织方式优化和生产方式转型的解析较少。同时，对经济学基础理论的运用相对较浅，虽然存在部分一般均衡模型的解释，但模型设计主要针对计量检验，价值理论与分配理论相统一的一体化的经济学基础理论运用较少，从整体国民经济“生产—分配—消费”一体性视角考察转型升级目标的研究相对较少，将目标上升到整体国民经济“转方式、调结构”的深度解析相对较少。
第三，在转型升级的战略路径和策略设计上，以价值链和“微笑曲线”为基础，以不同比较优势对应不同的产品或生产环节，基于不同优势选择全球价值链上不同产品（或环节），以及培育高端比较优势成为升级路径研究的主导方向。以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为基础，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中参与那些能够发挥优势的专业领域，体现了清晰的战略研究和博弈分析思路。然而既有研究也存在两个明显的局限：①受“微笑曲线”影响将全球价值链各环节粗线条地划分为“研发—制造—营销”三个阶段，其对应的比较优势主要关注“技术—劳动—品牌”，纳入研究视野的比较优势与升级路径相对较少。②直接将比较优势对应不同产品，容易形成不同比较优势之间分离对立的“离散性”，从一种优势向另一种优势的转变，对应从一种产品（环节）向另一种产品的攀跃。这两方面局限导致现有的策略研究虽然能够揭示“中国制造”在中等收入阶段的“比较优势断档”风险，但是难以给出填补“比较优势断档”的“新优势”或“过渡比较优势”。
第四，在转型升级的手段上，自主性研究开发（R&D）、引进技术的外溢以及产业间的融合支撑是重要手段，外商直接投资（FDI）、产业集群和生产性服务业成为技术扩散、技术外溢和产业融合的载体与平台。将R&D、FDI和生产性服务业纳入转型升级的条件和手段研究，表明已有的研究已经能够把握到影响制造业效率水平的具体因素。然而多数文献集中于讨论上述因素与制造业效率的相关性，而关于具体的作用机制、具体手段的实施缺乏深入讨论。同时，将制造业转型升级纳入整体国民经济“转方式、调结构”层面的整体性研究相对较少，关于各种升级手段的协调与配合的研究有待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