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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体系中崛起为“世界工厂”。然而，从“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和“微笑曲线”的视角出发，通常认为“世界工厂”并不代表“中国制造”的优势地位，而是彰显了其依赖低成本生产和低附加值竞争的基本现状，体现出“中国制造”尚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环节。这一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加剧了各界关于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担忧。一般认为，“中国制造”的优势在于低成本的劳动力，而进入“中等收入阶段”，随着中国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工资的提升，中国制造在传统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削弱的同时，可能难以及时具备“微笑曲线”高附加值环节所需的“技术—品牌”等高端优势，从而形成“比较优势断档”。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制造业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工资水平的上涨和制造业出口的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上述担忧。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政策中的主导思想，如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推动转型升级，都与上述观念息息相关。甚至经济新常态的增速放缓与结构调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或多或少地与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导向相关。可以说，准确判断并提高“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实现“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防范其低成本优势削弱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议题之一。
然而，上述问题也是国内甚至国际学术界所面临的重要难题之一。相关国际研究机构也经常出现截然相反的判断。例如，以发布“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指数著称的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Boston Consulting Group，BCG）2014年8月的报告《全球制造业转移的经济学研究：世界范围的成本竞争力是如何变化的》
，就曾在国内引发广泛讨论。该报告基于2014年3月的报告《过去10年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的变化》
提出，将美国制造业成本作为100，“中国制造”成本指数已经由2004年的86提高至96（见图1-1），“中国制造”的成本优势明显削弱，面临制造业流失的压力。相反的意见也同样明确，2015年3月14日英国《经济人》杂志发表的封面文章《中国制造》则认为薪资上涨不足以削弱“中国制造”优势：“薪资上涨因素还远远不能让中国放手，相反，中国把‘接力棒’捏得更紧了……从中国流失出去的廉价劳动力工作岗位多数转移到了东南亚地区，这强化了‘亚洲工厂’的主导地位……‘中国制造’高速发展所形成的供应链，已经深入东南亚各地区。如今，全世界几乎一半的产品都由‘亚洲工厂’制造。”
虽然关于“中国制造”当前表现和未来趋势存在诸多争议。但是中国制造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度融合与交互影响已经成为各界共识。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制造”出口占全球的比重大幅度上升，“中国制造”产品遍布全球绝大多数产业部门和主要市场的现象广为人知。中国的“制造业大国”地位已经无可替代，没有中国充当加工制造和组合装配的“世界工厂”，多数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将难以运转。同时，中国的制造业进出口规模与本国GDP的比重已经越来越高，中国各地的制造业生产往往都或多或少地置于全球价值链，充当全球生产网络的某一环节。脱离全球价值链，“中国制造”也同样难以运转。要研究“中国制造”的现状、问题、趋势和发展对策，都必须考虑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基本背景。在这方面，国内的相关研究可谓汗牛充栋，但是认真审视既有文献则不难发现，多数研究成果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图1-1 过去10年全球制造业成本竞争力的变化
资料来源：BCG．Global manufacturing cost competitiveness has shifted over the past decade［EB/OL］．https://www.bcgpe rspectives.com/content/articles/．
第一，理论视角片面化。虽然国际贸易、产业组织和跨国公司的相关研究与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相关联，但是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的研究却并未确立明显的经济学理论基础。这一领域的多数研究成果以波特（Michael E．Porter）和格瑞菲（Gary Gereffi）等的竞争力、全球价值链、“微笑曲线”和产业集群等理论为代表。甚至在“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也形成了以“供应链管理”为主题的系统论和控制论研究
。这些研究的典型特点就是深究于价值链与供应链的某一领域，就某一行业或某一环节的局部问题展开细致的案例解析和经验研究，缺乏纵览全球价值链全局或洞悉企业内部劳动过程的深入考察。缺乏系统深入的理论切入点，缺乏源于经济学经典理论的基础模型
，也导致这一领域的研究长期局限于经验分析和国际比较的层面上，上升到理论层次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难以有效操作企业异质性、收益不均和国家战略等研究主题，也是这一领域长期缺乏基础理论支持、理论视角片面化的重要原因。
第二，经验结论表层化。由于缺乏整体解析全球价值链、深入考察企业劳动过程的研究视角，这一领域的经验检验和实证研究也长期停留在一般的指数分析、国际比较和竞争力评估等层面上，深入概括“中国制造”本土模式的研究结论明显不足。在这些容易流于表层化的经验结论中，“中国制造”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制造业的差别往往是某些方面的“程度性”差异，对“中国制造”的独特性和本土模式等经验鲜见总结。这一局面显然不能有效地反映“中国制造”异军突起、独树一帜的现实表现。
第三，政策建议程式化。上述理论视角与经验结论的不足，也导致相关研究将主要精力设定在影响制造业竞争力和微观绩效的各类“相关因素”上。“知识外溢”“干中学效应”“规模外部性”和产业组织结构等外部相关因素，以及所在区域生产要素的优劣，成为影响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相对地位和竞争力水平的主要因素。这种研究现状明显限制了相关成果的政策建议层次，导致相关对策明显流于程式化：如提高人力资源水平、鼓励创新和增加基础设施建设等。与经验结论的状况类似，相关结论应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往往同样具有“普适性”。从国民经济整体结构和体制性背景出发，探究“中国制造”升级的对策建议不足，探究“中国制造”发展困境中“本土症结”的见解少，有助于打造和完善“中国制造”本土模式并促其升级的针对性对策更是乏善可陈。
综上所述，国内关于全球价值链中“中国制造”的相关研究，细节研究较多，系统研究较少；泛泛而谈的结论多，对中国特有模式的总结少；普遍适用流于形式的对策多，深入“中国制造”本土模式内部的针对性对策少。这一现状，也导致这一研究领域在表面表现出成果数量庞杂、研究参与者众多的“繁荣景象”，但深究起来却发现，众多研究中，难以提供上升到基础理论层次、本土模式层次的理论成果、实证结论和对策建议。在上述各方面的问题中，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研究视角的不足——缺乏能够系统深入地操作这一主题的经济学基础理论模型，是现阶段研究困境的症结所在。导致这一症结的主要原因也是非常明显的：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无疑是经济学基础理论模型的“主要供给方”，但是就其方法论特性而言，新古典经济学模型的均衡分析、同质性假设和自由放任政策，都与这一研究主题格格不入。转而求助于更擅长操作收益不均、垄断和劳动方式差异性等主题的政治经济学基础理论，可能是推动这一领域研究深化的必由之路。
解决上述问题，就是本书选题意义的基本指向。
第一，解决当前价值链和制造业升级领域基础理论不足的问题，尝试另辟蹊径，以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为基础，为全球范围的价值链竞争和“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转型升级提供一个基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分析框架。
第二，发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经典理论和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当代研究在收益不均、劳动过程、制度分析、世界体系、不平均交换、垄断租金和超额利润等领域的方法论优势，将全球价值链和“中国制造”升级的相关研究推向深入，尤其是要尝试在全球价值链背景下总结概括“中国制造”发展的本土模式，在理论和经验两个方面，概括“中国制造”本土模式的形成背景、形成过程、当前困境和未来趋势。这些研究，将尝试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并为既有的研究提供一个源于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前沿视角的新范畴、新思路和新方法。
除上述两方面的具体意义外，本书选题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范围的拓展也具有一定的理论借鉴意义。众所周知，马克思《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经济的考察，深入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尤其是深入考察了其劳动力再生产和劳动过程的技术和制度特征。马克思的大量研究，基于当时的统计新闻和经济学文献，其案例和经验分析也是非常充分的。尤其是《资本论》关于“工厂法”的分析，更是研究产业发展动态和具体劳动过程的经典之作。此外，马克思关于相对剩余价值、部门内竞争与部门间竞争的研究，也将古典经济学的竞争理论推向了新的高度，对于不同生产方式和各国不同产业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马克思关于“国际价值”的尝试，也为国与国之间的资本竞争与价值转移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工具。然而，在《资本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后续研究主要集中于理论问题，在现实领域的应用研究也主要集中于对既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这一状况尤其体现在国内经济学的学科设置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通常等同于经济学学科门类下“理论经济”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政治经济学”，被视为“理论经济学”的构成部分。以此为基础的应用研究相对较少，尤其是现代统计指标逐步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即新古典经济学的概念和范畴合流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证、经验和案例研究，似乎已经难有作为。近年来，国外数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尤其是以投入产出矩阵为基础的统计核算与计量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宏观总量和经济结构领域的解释力。但是，具体到竞争力和价值链等理论主导的“管理经济学”和战略管理领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则明显不足。实际上，深入考察不难发现，上述“管理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取向，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存在明显的相近之处。与发展经济学类似，在上述管理经济学领域，同样存在突破新古典经济学理想化抽象、回归古典经济学包容性分析范式的发展趋势。虽然这一趋势的出现主要源于学者欲摆脱新古典教条、接近现实问题而做出的理论妥协，但是，这种理论范式上的妥协，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这一领域相关理论的基本特性。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近年来随着演化经济学在这一领域的成功拓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研究也开始尝试进入这一领域。中国具有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阵地，同时，也是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大国，竞争力和价值链研究在中国尤其盛行。在这一背景下，借鉴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尝试在价值链和制造业升级的主题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用研究的新拓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