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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尤其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现实问题的研究未能引广泛关注。学界似乎已经习惯于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解析事物内在本质的抽象分析。现实应用问题，尤其是管理和战略等现象层面的研究，往往不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范围。这种认识可能源于几个误解。
有一种误解是：理论研究只关注抽象分析，应用研究不需要理论深度。其实，只要简单考察一下理论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发展史就不难澄清这一误解：学说史上有深度的理论创新往往都是理论面对现实问题和时代主题做出的反应；在实践中，浮于现象表面的应用研究和战略分析，往往流于经验总结和既有对策的循环论证，难以给出有效的现实解读，更难找到有突破性的战略出路。因此，越是有价值的应用研究，越需要深入事物本质。同时，只有足够深刻的理论，才能真正把握现实问题的内在规律，其应用分析和对策研究才有借鉴价值。
除此之外，另一个误解的影响更为广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关注的是收入分配、阶级关系和社会运动层面的问题，没有涉及产业竞争和战略管理等问题的专门理论。形成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缺乏了解。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中心理论，资本追求剩余价值的“剩余价值规律”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透视现实竞争问题的理论基础。20世纪以来，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围绕垄断资本、巨型公司、知识产权垄断和全球生产网络等一系列竞争问题的研究从未中止。在此过程中，马克思本人提出但未能完成的“竞争学说”获得了长足发展。美国垄断资本学派、劳动过程理论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学派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产业竞争前沿的理论解读，从来就不是“无源之水”。相关研究不仅涉及资本积累的基本规律，资本过度竞争形成的“产能过剩”、利润的变动趋势和全球垄断资本的跨越生产等基础和前沿问题，甚至在微观层面深入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内部解释具体劳动过程中的控制和效率问题，在宏观层面拓展至整体国民经济的调节模式和积累体制解释一国产业发展的宏观体制和文化背景。
与上述误解相关的另一误解也流传甚广：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看来，资本谋利的手段和策略问题，是一个需要被批判的客观现实——马克思主义者的任务在于批判否定这种剥削现象，而不是研究其秘诀，为资本出谋划策。不得不说，这是一种相对狭隘的认识。首先，批判是一种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而非研究的伦理态度和终级目标。马克思主义者从不否认自己的批判性思维和批判主义立场，但是，这种批判的意义正在于透过表面现象，揭示其内在本质和历史规律，而不是“为了批判而批判”。从这个角度讲，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是一种突破固有认识的客观剖析，不应做道德伦理层面的解释。其次，资本的谋利手段不仅是资本家的“剥削手段”，更是经济社会的客观现实，透视这一手段的发展动态，是把握现实经济规律的必要路径。认为这些手段用于“剥削”而耻于道哉，是固守理论偏见的“伪善”。最后，把竞争策略等同于资本压榨劳工的计策手段，同样为一种理论偏见。竞争涉及的利益冲突至少存在两个层面的差异：资本与资本之间争夺剩余价值的冲突，资本与劳工之间由于剩余价值和劳动力价值此消彼长形成的矛盾冲突。竞争理论的研究对象锁定于前者：资本与资本之间的争夺剩余价值的行为与策略。同时，从国家和民族的立场出发，资本之间的竞争还涉及国与国之间的价值转移与不同国家产业之间的比拼。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民族产业的升级，也是经济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手段。洞察其中的客观规律，为本土产业升级“出谋划策”具有历史的合法性和民族利益的正当性。当然，马克思主义者不回避自己偏向于劳工的阶级立场，认为生产方式应沿着提高劳工报酬、加强劳动培训、提升劳动者生活水平的良性方向演进。实践也证明，这一演进方向也是缓和劳资矛盾、降低经济波动、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健康方向。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性与科学性高度统一。
除了剖析产业竞争的现实规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竞争优势—全球价值链—产业升级”领域的拓展，还具有推动理论融合、实现理论发展的重要意义。
这个理论意义需要从现有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谈起。不可否认，竞争优势与价值链理论已经成为持续繁荣的热点研究领域，影响极为广泛深远。同时，这一研究领域具有非常明显的学科交叉和开放性特征。迈克尔·波特最初提出其理论时，这一研究领域是经济学产业组织理论与管理学战略管理的交叉学科。近年来，随着全球价值链理论、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评价体系、供应链模型等理论的迅速崛起，这一研究领域几乎横跨了应用经济学和管理学的所有理论分支：产业经济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济学、战略管理、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等各学科都在这一领域有所体现。尤其是以产业集群和供应链为基础的研究，已经逐步演变为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的热点议题，由此衍生的复杂数量模型层出不穷，战略管理理论发展快速，供应链金融等新的研究领域被不断开拓出来。
但是，从理论基础来看，竞争优势与价值链研究依然存在明显的先天不足。熟悉这一领域的学者非常清楚，迈克尔·波特最初的竞争力和竞争优势学说，脱胎于产业组织理论，其早期成果是产业组织理论在企业战略方面的拓展。这也是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理论的优势所在：以严谨系统的经济学理论逻辑为管理和战略研究提供扎实的理论支撑，从而使这一研究领域从一开始就区别于那些从某一理念出发的管理和战略研究理论。但是，细究这一领域的经济学理论基础则不难发现，这一研究领域的“先天不足”也正在于其经济学基础理论。波特原先采用的产业组织理论属于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因此其基本理论具有明显的边际主义和均衡分析特征。这一理论属性与竞争优势研究的非均衡和垄断性特征格格不入。因此，从波特的“竞争力三部曲”可以看出，波特本人的分析框架逐渐与新古典的“边际—均衡”分析相去甚远，甚至可以说“竞争力三部曲”所依循的就是在产业组织问题上，摆脱“边际—均衡”分析的边界，追求更为“包容”的分析框架。这就使得这一领域与刘易斯等提出的早期发展经济学出现了类似的趋势：脱离新古典范式，回归古典范式。当然，刘易斯等的经济发展理论在古典范式下所遭遇的尴尬，也同样出现在了这一领域。由于理论基础并未完全回归古典经济学，其基础理论和基本范畴往往过于宽泛，相关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往往缺乏理论尝试，甚至难以形成严谨的理论框架。这也导致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长期脱离经济学阵营，甚至难以成为一个获得理论认可的经济学分支，面临“墙里开花墙外香”的理论境遇。基础理论的不足，也明显限制了竞争力与价值链理论的长远发展，导致其难以提出有深度的理论模型，相关的实证和对策研究也容易浮于表面，难以提出有突破性的见解。看似繁荣的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理论，也面临后劲不足的发展瓶颈。
马克思主义竞争理论可以为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提供合适的理论基础。这需要从以下三点谈起：
首先，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能够提供古典范式的“价值—价格”理论，这正是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理论继续发展所需的理论基础。要夯实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的理论基础，不能求助于宽泛松散的古典范式，而必须基于严密的“价值—价格”理论。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最早依托的产业组织理论就是以新古典价格理论为基础的。价格理论与产业组织之间的关系，在古典经济学时期就已经形成。然而，继承古典范式的很多当代经济学流派，如演化经济学中的某些流派并未专注于古典范式下的价值理论，甚至未构建起自己的“价值—价格”学说。或者说，随着李嘉图体系的崩溃，在古典范式下坚持严密的“价值—价格”理论的学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成为关键的代表。
其次，一个容易被遗忘的事实是：对于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重要的先驱。竞争优势理论所关注的是垄断竞争格局下巨型公司的竞争行为和长期战略，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流派“美国垄断资本学派”是关注这一领域的重要理论先驱。在巴兰和斯威齐的《垄断资本》一书中，竞争优势理论所涉及的各类竞争策略和长期战略都获得非常深刻的解析。所不同是，垄断资本学派将这一现象作为社会行为和消费的“扭曲”进行批判，而波特则在竞争优势理论中将这一行为作为有效“战略”加以推崇。同时，垄断资本学派的“经济剩余”概念也与波特定义的“竞争力”概念有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与哈佛大学有明显的渊源。对于价值链研究而言，早期的价值链研究源于波特的分析，其基本逻辑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w ＝ c + v + m ”价值公式具有很多相近之处，其实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价值联系方面， c 的中介和传导作用正是波特竞争战略所关注的关键环节。价值链的全面发展则发端于格瑞菲的“全球价值链理论”，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全球价值链”源自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中的“商品链”和“全球商品链”范畴。
最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和“竞争学说”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足以支撑相关应用研究。从20世纪中叶开始，受“转形问题”争论的推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格理论与各经济学流派进行了激烈的碰撞，由此构建的高级数量模型一点也不逊色于其他经济学流派。受其带动以“线性经济学”“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的实证和应用研究也获得了较快的发展。应该说，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已经将古典范式下的价格理论推进至高级经济学的高度数理化和模型化水平。其相关模型基础和理论深度足以支撑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的高级数理模型研究。马克思主义竞争学说的发展前面已经有介绍。这一学说也持续关注当前产业竞争的发展动态，其微观视角的深度和宏观视角的广度，都足以支撑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同时，从马克思开始，竞争学说就一直被作为一个“价格理论”进行构建。马克思指出，“对垄断价格的考察属于竞争学说的范围，在那里，将研究市场价格的现实运动”（马克思，1974）。
这为价格理论与竞争学说的“合流”提供了扎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应用范围拓展至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领域，具有理论的可行性。如能实现这一拓展，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应用研究的一大扩充，也可以为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提供一个更为“合体”的理论基础，使这一分支与经济学基础理论的断层得以接续，将其纳入经济学的专业分支体系。这两个方面的理论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为如此，本书尝试在这个方向上做一个尝试性的突破。
要实现上述突破，有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首先需要说明一下立场和态度问题。与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理论在“战略思维”语境下对竞争行为的崇尚不同，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式思维，旨在揭示这些行为背后的客观规律性和现实性，去除其推崇甚至美化意味。同时，就研究目的而言，本书的态度也自然区别于垄断资本学派等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具体的竞争行为和具体策略，并不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而是要基于客观规律，探究其内在逻辑，并为如何在竞争中胜出给出一些具体的对策建议。当然，这种分析的一个重要背景是全球价值链视角下，为“中国制造”的竞争提供整体性的对策建议。因此，在本书中不会涉及单个企业如何实现升级的具体对策。
另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价值—价格”理论与具体竞争行为的结合。在这个问题上存在三个方面的障碍。第一，与其他经济学流派类似，马克思主义“价值—价格”理论的具体模型也多基于完全竞争背景，但是企业的竞争行为和战略研究，则主要集中在垄断性因素方面。这就需要在既有的模型中，引入垄断性因素，并把垄断性因素形成的影响作为研究重点。第二，产业竞争行为具有明显的多样性，在生产、管理和流通等各个方面综合发力，波特的竞争优势理论逐步脱离产业组织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原有产业组织理论主要集中在生产和定价问题上，管理和流通领域对价格的影响，往往没有被纳入基础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价值—价格”理论的现代数理模型，也多数存在类似的局限性。第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所关注的具体问题，涉及与西方经济学和现代统计体系不同的量化指标和统计口径，在应用领域展开实证研究难免涉及统计数据的“不对口”问题。
先简单介绍一下上述三个问题的处理思路。第一，以超额利润为中心，构建一个以垄断因素为主要线索的“价值—价格”模型。在这方面，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和超额利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垄断背景下具有一般意义的价格理论框架。当然，这一因素的引入，也导致我们难以在本书中直接操作数理马克思主义的高级数量模型，只能在一个相对严谨的价格理论框架中探讨具体的竞争行为和竞争策略。第二，拓展超额利润的来源，将“生产—管理—流通”三个方面的效率差异对利润率的影响纳入一个统一的模型。这是解释竞争行为多样性的关键理论创新，也是本书的主要着力点，具体工作可以在第3章中看到。第三，涉及的统计指标，以数量数据、结构数据和收入分配数据为基础，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对应现实问题，再从现实的总量数据中探寻相关分析的现实依据和实际表现。同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投入产出数据的高度契合性，也为相关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切入点。
具体而言，本书所做的工作大致包括理论分析、现实考察和趋势对策研究三个方面，全书可以分为三大部分。具体而言：第1章、第2章、第3章提出具体理论问题，界定基本范畴，构建一个理论分析框架；第4章、第5章、第6章是现实考察部分，沿着由远及近、由广到细的视角，从全球视角、国民经济宏观视角和企业生产方式视角考察中国制造业的现实条件，剖析产业升级的方向和困难；第7章、第8章是趋势对策研究部分，从动态分析的角度分析制造业生产方式变革的动态过程和未来趋势，明确未来升级的方向和具体对策。这里，我们从理论线索和创新之处两个方面概括一下本书所做的主要工作。具体而言，以“价格理论”为中心线索，对本书主体内容的相关联系和各方面工作的逻辑关系做一个大体的概括。
从“价格理论”的视角来看，本书工作的中心任务就是为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研究提供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价格理论”分析范式。考虑到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和垄断因素的密切联系，本书涉及的是一个动态视角下的“价格理论”。所谓动态就是指部分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同时，其获得超额利润的技术、商业模式和生产条件等因素会逐步扩散，产品价格也逐步下降。在这个过程中，那些能够不断占有新的优势性、垄断性资源或将原优势垄断时间延长的企业，将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我们在这个框架中考察“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明确升级的动态趋势和具体对策。
在本书中，“升级”与波特所定义的“竞争力”相关，“竞争力”相关是指要素的产值水平。较高的产值可能源于更高生产效率形成的更多产出，也可能源于垄断性资源形成的更高价格，即价值创造和价值转移两方面形成的收益提升都构成“升级”。在劳动报酬、税收和地租等因素稳定的条件下，这种“升级”直接对应超额利润的提高。本书的主要部分采取这一假定，以“获取超额利润”作为“中国制造”的主要线索。在本书第8章，以“劳动报酬份额提升”作为分析对象，探讨“利润”之外的收益提高。换言之，本书中的“超额利润”并非全部归于资本，而应视为各类要素收益的整体提高，提高的收益在资本、劳工和政府之间的分配，主要在第8章中涉及。在“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探讨“中国制造”升级，主要涉及的是“中国制造”作为一个整体在全球范围的竞争力问题，这种整体性的研究视角也切合这一研究主题。
在这个“价格理论”视角下，本书第1章、第2章、第3章分别确定理论问题、明确基本范畴、构建“价格理论”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升级的方向最终指向超额利润的来源，这些来源可以概括为生产和流通两个方面的效率差异和垄断条件，构成超额利润来源的“四维空间”。简言之，获取那些能够支撑更高效率或更高产品价格的独占性资源构成升级的途径。基于这个“价格理论”的分析框架，本书第4章考察的是“中国制造”在全球价值链中所具备的独占性条件，结果表明成本优势依然具有重要地位。第5章则考察了这种条件得以形成的宏观背景（价格—结构效应），以及依赖这一条件可能面临的困境（破坏性竞争和产能过剩）。第6章则具体解释了形成这种成本优势的生产条件和体制背景，我们将其概括为半无产阶级化的生产方式。在这个现实考察的基础上，本书第7章从生产方式动态演变的角度，分析了“中国制造”独占性生产条件的历史演进历程以及未来演进趋势。第8章则分析以怎样的策略推进这一演进过程，即制造业的升级。同时，在8.3节，突破了“产出收益提高”等同于“获取超额利润”的假定，以“工资—利润”关系为例，讨论提高的收益如何在社会各方分配以及这种分配所形成的影响。
本书尝试进行一些理论创新，同时也提出并论证了一些相对“独特”的观点。理论创新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价值链竞争的概念与分析框架。本书第一次明确提出“价值链竞争”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与分析框架。本书回应了高峰、孟捷和向悦文之间的争论，重新界定了“竞争一般”，从理论源头上明确了“价值链竞争”的内涵、外延与分析框架。在分析框架方面，本书特别强调“竞争学说”是“价格理论”的基本属性，主张从“价值—价格”理论入手构建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
第二，超额利润来源的理论创新。获取超额利润，就是在竞争中占据优势的典型表现，超额利润来源是关键。为解决这一问题，本书详细考察了马克思的“利润率总公式”，梳理了相关文本和相关的学术发展史，把“生产—管理—流通”三方面效率差异形成的利润率差异都纳入同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公式。这为分析企业多元的竞争行为提供了基础。同时，在效率差异的基础上讨论“结构性稀缺”形成的超额利润，构建了超额利润来源的“四维空间”。在竞争优势和价值链竞争理论中，如何将生产经营不同领域的多样性的竞争行为和战略分析纳入统一框架，是理论难点。竞争优势理论为了实现“多元综合”，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理论的严谨性和理论深度，本书的这一个创新尝试在最基础的“价格理论”层次上将不同领域的多元竞争战略都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
第三，基于“破坏性竞争”的产能过剩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破坏性竞争”学说对产能过剩给出了较为清晰的解释。国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相关研究未充分注意这一理论来源。本书第6章重点介绍了“破坏性竞争”理论，分析了它的局限性，并结合中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理论拓展，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一个基于马克思竞争理论的解释。
相对独特的观点有以下几个：
第一，辩证看待产业结构服务化。在本书6.1节，从“价格理论”的逻辑考察了制造业生产率与产业结构的关系。实证检验证明，经济史中的“服务业之迷”在我国同样存在：价格固定的条件下，服务业产出与制造业产出几乎同比例增长，服务业产值比重提高的主要原因是服务业价格提高，而服务业价格提升则源于制造业生产率的进步。这一结论表明，所谓产业结构“服务化”，并非服务业代表现代产业发展方向或服务业改造了现代产业体系，而是工业化进程使服务业因其生产率进步相对滞后而出现了价格的相对上涨。依据这一事实，产业结构服务化的关键并非发展服务业本身，而是切实推进工业化进程，提高工业生产率。这一判断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强调物质资料生产的经济发展理念。
第二，半无产阶级化的调节模式。农民工的劳动力雇佣在城市，劳动力再生产主要在农村。这种“城乡分割”的半无产阶级化状态，成为“中国制造”重要的生产方式背景。本书第7章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具体分析了中国的半无产阶级化调节模式。通过分析调节模式与积累体制的关系，对于“中国制造”的低劳动成本、低技术扩张、内需不足和出口依赖等积累体制特征给出了一个较为系统深入的理论解释。这些分析有助于将竞争优势、价值链和产业升级的相关研究推进至生产方式和劳动方式层面，将产业竞争研究推进至一个新的理论深度。
第三，“中国制造”竞争优势的连续性演变。本书第8章提出“离散性”优势与“连续性”优势，提出“中国制造”并非完全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制造”的竞争优势经历从单纯依赖劳动力成本优势到规模化优势和专业化优势的演变历史，且正在走向集群化生产优势。竞争优势的连续性演变，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第四，当前应允许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工资出现了较快速度的增长。开始有人质疑工资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会导致“中国制造”成本上升和竞争优势的削弱，从而加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本书8.3节专门回答了这一问题，提出提高“劳动报酬份额”是当前生产方式变革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方向，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正是提高“劳动报酬份额”的实现路径。同时劳动报酬份额与基尼系数明显负相关，说明初次分配的劳动报酬份额直接影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只有允许工资“跑过”劳动生产率，才能矫正我国劳动报酬份额偏低、基尼系数超过国际警戒线的现状，推进生产方式变革，实现“中国制造”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