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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是剩余价值规律的实现形式。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是以预付总资本为基础的。其竞争的成败取决于所获剩余价值量，即价值转形后的利润量与预付总资本量之间的比率，即利润率的高低。影响利润率高低的具体因素左右资本在竞争中的行为准则。同时，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无论是部门内竞争还是部门间竞争，最终都是形成价格或价格波动区间的动态过程。在垄断生产条件和流通条件参与的情况下，拥有垄断条件的资本可以阻碍部门内和部门间的利润平均化过程，形成垄断性的超额利润，并造成部门间结构性稀缺或结构性过剩，从而形成价格体系的扭曲。与此相关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涉及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理解、转形问题和复杂的再生产图式。本书对相关原理进行基本的简化，服务于应用研究浅层次方法论需求，但是，由于涉及价值链竞争中一些不同的方法论，本书对一些具体理论也进行了扩充。
这里先简要概括本部分内容所形成的价值链竞争的分析框架。
第一，我们以“价格理论”构建马克思竞争理论的分析框架。希法亭的概括较为经典：“价值规律向我们揭示的是，归根结底，生产力的发展控制了价格的运动，我们有可能把握这些变化的规律，并且由于所有的经济现象都通过价格的变化使自己表现出来，进而就可能达到对所有经济现象的理解。”（希法亭，1966）
其中，“价格的运动”是马克思竞争学说的主题。“对垄断价格的考察属于竞争学说的范围，在那里，将研究市场价格的现实运动”（马克思，1974）
。关于竞争的经济学研究一般将没有垄断因素的竞争视为价格的形成过程；而垄断因素的竞争，则构成不同资本之间的“议价”竞争。西方产业组织理论的核心也围绕“价格运动”展开，其代表人物施蒂格勒也将产业组织的竞争理论称为“价格理论”。国内产业组织研究专家张卓元等也采用“价格理论”的提法。然而，这一理念不可避免地涉及马克思的“价值转形”问题，围绕价值转形问题的相关争论，一方面极大地丰富了学界对于马克思“价值—价格”体系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于马克思“价格理论”的注意力，以价格理论为基础的竞争理论，尤其是其应用研究，未能获得长足进展。本章借鉴当前国内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绕开”转形问题的方法论尝试，在简化的较浅层次的价格模型的基础上，形成我们的分析框架。简言之，我们仅采用“转形问题”所提供的价格体系的一般框架，就足以支撑相关应用研究的需要，并保证思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因此，在价格理论和价格体系上，我们采用了最大幅度简化的方式。
第二，我们以利润率理论构建竞争理论的微观行为基础。与理论抽象不同，应用研究需要在具体操作和相关因素方面，最大限度地接近现实，系统地描述影响其行为规则的相关变量，并努力将不同变量纳入同一个体系，以分析其现实中复杂的行为规则。对更高利润率的追求是资本竞争中最一般的行为规则。然而，传统理论中对利润率影响因素的分析往往采用了比较理想化的抽象。这导致一些影响利润率高低的关键因素长期“缺席”利润率理论，明显限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资本复杂竞争行为的解释，尤其不能解释当前产业背景下，供应链管理、库存管理和垂直一体化等因素与传统理论中重视的劳动生产率等因素共同作用时资本的行为规则。因此，在利润率理论方面，我们尝试将影响利润率高低的各类因素重新引回利润率公式，将不同方面的效率与竞争行为纳入一个统一的利润率分析框架中，从而为其综合各方面因素和竞争行为的竞争策略提供一个更具包容性的利润率模型。当然，这个微观的利润率模型需要结合垄断因素和部门间竞争才能最终形成完整分析框架。所以，在利润率方面，我们尝试对传统理论进行必要的扩充，并将这个扩充后的利润率模型重新置于“有垄断的价格体系”框架之中。
此外，我们需要对我们所构建的分析框架与当前价值链和竞争力研究所流行的分析框架做以下比较：
第一，以“价格理论”为中心阐述产业组织和竞争力问题是这一领域中当前分析框架的共识。波特的“竞争力三部曲”
完全脱胎于产业组织“哈佛学派”，核心思想依然是其“价格理论”。只是产业组织“哈佛学派”的“结构—行为—绩效”（即SCP）范式只存在新古典经济学均衡和边际分析，受过度理想化的方法论约束，才导致波特的研究逐步脱离新古典框架，形成回归古典框架的方法论倾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很多学者并未注意的是，波特所放弃的边际和均衡的价格框架之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平均分析和资本积累为基础的动态的价格体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当前价值链和竞争力理论在基础的价格理论方面的不足。对应这一方法论需求的模型供给，并不需要完全涉及甚至解决传统的“价值转形”问题。
第二，利润率和超额利润可以与竞争力和竞争优势相类比。只是在波特等形成的竞争力理论中，无论哪种要素的报酬提高，都被视为“竞争力”提升。这种处理有利于抓住产业升级和竞争力提高的总体特征和本质属性。但是，其不足之处也非常明显：生产和流通由资本方控制，竞争的行为规则并非提高各类要素的报酬，而是提高利润率。因此，我们的分析框架中，对利润率和超额利润的追求构成资本间竞争的行为规则，而能够提高各要素的总报酬——在价格体系中涉及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两个方面——都视为产业升级的表现。同时，设定的“产业升级”目标与竞争中实际行为规则的利润率目标之间的差异，也为产业升级领域中的政府干预、劳动参与和社会调节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切入点。
第三，价值链和竞争力理论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可以与本书的垄断性生产流通条件相类比。现有的全球价值链和全球生产网络理论在本质上是一种国际分工理论，而且存在生产过程与劳动过程的分离，忽略劳动过程和阶级因素的方法论缺陷。在国际分工的分析中，某一地区、某种生产组织方式或某种特有的专利和品牌，都构成国际分工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但是，由于这些理论已经缺失了价格理论和价格体系模型的支撑，多数研究并未能详细阐明这些“优势”与“垄断因素”的关系。而在本书构建的分析框架中可以明确，同时具有“垄断性”和“结构性稀缺”，上述优势才能转化为资本在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和高收益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