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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生计”的定义有两种，第一种是指维持生活的方法；第二种是指生活本身。生活本身包括人们的食物、衣服、住所、交通等。英语词典对生计的解释与《现代汉语词典》里第一种的解释是相同的。
国内关于生计的研究，赵雪雁（2011）以农户调查数据为样本，对甘南高原115个农牧民家庭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价方法，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农区、农牧交错区农户的生计状况，说明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赵雪雁（2012）用农村参与性评价的方法研究了甘南高原地区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民对环境的感知。江进德等（2012）通过田野调查获得研究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地区农户替代生计选择的结果和特点，并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影响农民替代生计选择的因素。赵雪雁（2013）从生活能源消耗和生态足迹的角度分析了不同生计方式的农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程文仕等（2015）以张掖市甘州区典型村为例，基于不同农户生计类型，运用生态压力指数和生态足迹原理对生态压力进行了定量研究。杨云等（2016）基于问卷调查和数理统计等方法，利用对科左后旗农牧民的调查数据，研究了农牧交错带农牧民的生计策略和土地利用现状。郭秀丽等（2017）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基于农户生计视角分析，设计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以内蒙古杭锦旗为研究对象，研究了农户生计策略转型的关键影响因素。王一超等（2018）以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为研究对象，在可持续生计的框架下，从农户的生计资本和生产要素配置的视域，分析了农户生计分化及其对耕地利用的影响。苏芳等（2018）采用熵权法对石羊河流域进行定量评价，通过半结构化农户调查分别确定农户生计风险评估体系和典型的风险应对策略，系统分析了流域不同地区农民面临的生计风险，并通过建立多元probit回归模型，定量量化生计风险对风险应对策略的作用。孙前路等（2018）从牧民角度，系统分析了生计资本和兼业化对饲养规模决策的影响，并基于微观调查数据，采用slogit回归方法研究了影响牧民饲养规模的因素。张晶渝等（2019）采用机会成本法计算了河北省萍乡市不同生计农民的休耕机会成本，并建立了劳动力转移补偿模型。
国外关于生计的研究，世界银行（World Bank）、英国国际发展署、英国Sussex大学发展研究所和一些非政府组织（NGO）等提出了多个生计研究框架（Carter, 1999；Scoones, 1998；Collier, 1998；Frankenberger, 2000；Neefjes, 2000）。
应用较为广泛的主要有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关怀国际、英国国际开发署和Turner等（2003）提出的生计分析框架。其中，UNDP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重视各生计要素的协同作用及其整体发展，并构建了包含投入、产出、影响、过程、结果等的系列生计分析指标。UNDP通过对穷人资产的分析，强调应重视人们的才能、知识和技术，并重新定义“发展”为“尽可能地塑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人们提高自身能力、发掘潜能并最终得以获得可持续生计”。
关怀国际的生计安全框架认为，农户生计策略由个人能力（如教育、技能、健康、心理）的具备、资产（储备、资源、所有权）的可获得性和存在的经济活动三者共同决定。该框架的核心是农户能力、资产和所从事的活动三个要素，其优点是更好地区分开农户能够直接控制的家庭资产和当地家庭所拥有的公共资产。
Turner等（2003）为评估人地耦合系统的可持续性，发展出一套生计脆弱性综合分析框架，阐述了生计脆弱性分析的复杂性和内在关联性，侧重关注影响农户生计脆弱性的系列因素及其潜在影响。在生计脆弱性分析过程中，Turner分析框架主要由以下元素组成：①多层次的内在联系的干扰源和压力源，包括框架核心部分的因子及其效果；②在干扰源和压力源之外的暴露度，包括人地耦合系统受脆弱性因子影响的方式途径；③耦合系统的敏感性；④系统反应、应付能力，即弹性；⑤系统结构重组的调整、适应能力；⑥脆弱性、耦合系统和响应的标准化动态及其嵌套标准的处理。在此框架内，脆弱性系统由暴露度、敏感度和弹性，以及系统内不同组分的内在联系组成。此框架主要强调生物物理学子系统和社会的反馈作用，一个子系统的变化也将影响其他子系统。
再者是英国国际发展署于2000年提出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该框架目前最为学者认同且应用最为广泛，主要由脆弱性背景、生计资产、结构和制度的转变、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五个部分组成。其核心思想是将农户看作在特定的脆弱性背景下，通过组合使用所拥有的生计资产及其他因素制定相应的生计策略，从而获得一定的生计产出和达到其生计目的，这一过程同时也受“组织结构和制度过程”的影响（苏芳等，2009；何仁伟等，2013）。DFID模型具有以下优点：①基于Sen（1997）等对贫困性质理解的理论，把研究的视角由收入的提高转为农户生计的可持续提高；②提供一份关于发展和减贫研究的重要问题清单，并总结这些问题之间的联系；③强调重视关键的影响和过程；④关注不同影响因素之间的多重互动；⑤规范生计研究工作，使之成为一种单独的、可共享的发展规划方法；⑥既能指导整体生计战略的分析，又能分析单个家庭生计的限制条件。DFID分析框架同样也存在较多缺点。例如，该框架需要大量资源和较高难度的技巧，因而难以落到实地；对农户适应性生计的生态效应缺乏足够重视（Ashley, 2000；Small, 2007）；强调生计资产的储量，而忽视能做出生计贡献的动态生计资产流量（Reed, 2013）；未能提供确切的生计资产定量衡量方法；对生计转变结构和过程描述得含混不清；等等。
此外，各国学者基于以上框架演化、构建了多种生计分析框架。Bebbington（1999）就农村贫困和可持续生计问题，衍生出一套生计分析框架，集中关注生计资产的获得、分配、使用和扩大；Salafsky和Wollenberg（2000）发展出一套概念性框架，从物种种类、栖息地、空间、时间和保护协会五个维度设置标准去评价人类需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有效结合；Reed（2013）综合SLA的理论视角和其他分析框架（包括生态系统服务框架、扩散理论、适宜性管理和转变管理）用以分析气候变化影响下农户生计的脆弱性；Speranza等（2014）从缓冲能力、自我组织能力和学习能力三个维度构建了指标体系框架用以分析生计弹性；Rounsevell等（2010）构建了生态系统服务供给框架（FESP），用以评价环境变化驱动因子对生态系统服务供给的影响及其政策、管理响应。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外研究人员和国际组织对农户的生计进行了广泛研究。Scoones（1998）认为，生计包括生活所需的能力、资产（包括物质和社会资源）和行动。Chambers和Conway（1992）提出了被广泛采用的生计的定义：生计是一种基于能力、资产（包括储备、资源、权利）和活动的谋生手段。人们可以应付压力和消极影响，并具有恢复、维持和增加资产的能力，并且能够为下一代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机遇以及为他人谋生、增加收入提供净收益和机会，而又没有破坏自然基础，因此该生计就具有可持续性。Sen（1987）认为“能力”是人们可以生存和做事的功能。此外，人类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应有足够的营养和健康的身体，以及选择和从事某些活动的权利。关怀国际提出了基于基本需求和权利谋生的方法。
斯琴朝克图（2017）以293户农户为研究样本，用统计分析和访谈法，从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研究了不同类型和不同等级农户的生计资产与生计活动方式的相互关系。王娅（2017）以农牧交错带典型的荒漠化逆转区宁夏盐池县为例，采用实地研究数据，在SLA的可持续生计框架下，定量评估了农户的生计资本对荒漠化逆转趋势的影响，并使用灰色关联法和二元logistic模型研究了两者之间的关系。赵雪雁（2017）从地理学视角梳理了可持续生计研究的现状、问题与领域。宁泽逵（2017）运用熵权法测算了陕西省长武县巨家镇339户农户的生计资本，建构了农户可持续生计资本评价体系，并借助莫兰指数分析了调查区村级户均生计资本的空间聚集特征。
农户生计研究，最早见于20世纪80年代罗伯特·钱伯斯关于贫困和农村发展的著作（Chambers, 1992），认为生计研究可以用作贫困问题评价和解决的途径。生计分析为减贫工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将人们的关注点由注重收入的提高转向注重谋生能力的提高。
20世纪80年代，在可持续发展理论下，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首次提出“可持续生计”（sustainable livelihoods）概念，将支持、鼓励稳定性生计作为消除贫困的手段。1995年《哥本哈根宣言》写道：“社会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应是促进人们充分就业，使所有社会居民可以自由择业，最终获得可靠、稳定的生计。”辛格等（2000）认为，可持续生计就是现在或将来人们所能选择利用的，不妨碍他人谋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资源和就业机会。Scoones （1998）认为农户生计由农户自身能力、拥有的资产（包括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和从事活动构成，如果在面临压力和冲击时，能在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前提下恢复甚至改善其能力和资产，则为可持续生计。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将可持续生计的内涵概括为：在灾害情况下的恢复力；维持家庭生产的经济收益；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均衡发展；既满足当代发展又不影响下一代发展的代际公平。综上所述，可持续生计是指个人或家庭为获得稳定而较好的生活水平所拥有的谋生能力、资产和收入活动。
基于生计和可持续生计的含义，并基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理论，近年来，一些外国组织和科研人员拓展了多种生计分析框架。Scoones（1998）提出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Bebbington （1999）提出了以资本和能力为核心的农户生计分析框架，而Ellis（2000）提出了以人的资产和活动为重点和中心的生计多样化分析框架，从多个角度理解贫困并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并受到世界银行和许多非政府组织的拥护。
在这些生计分析框架中，使用最广泛且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国际开发署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基于Scoones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以及Sen、Chambers和Conway对贫困本质的理解，英国国际开发署进一步拓展了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使其成为许多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和制定干预性指导规划的工具。根据这一框架，农户将其生计资本结合起来并从事不同的生产活动，以追求生计策略。社会因素、外部趋势和影响因素限制了各种资产的可获得性和可利用性。英国国际开发署的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中的资本将Scoones的金融资本进一步分为金融资本和物质资本，由五个部分组成：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往研究人员普遍认为，家庭或个人的资产状况是了解家庭或个人选择的机会，所采用的生计策略和面临的环境风险的基础也是设计发展项目、政策干预和农村扶贫开发的落脚点。
通过梳理文献，左停等（2011）研究了农户生计策略形成的原因、制约因素、问题和前景，并分析了我国相关政策对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影响。蒙吉军等（2013）、赵雪雁等（2015）、梁义成等（2011）、蒲春玲等（2011）、杨培涛（2011）对农牧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生计资产、生态补偿及生态保护等国家政策是影响农牧户生计策略的重要因素，且生计资产对生计策略选择有决定性影响。一些学者还根据主观判断将农户的生计策略分为不同的类型。比较常见的生计策略有非农业型、纯农业型、兼并农业型（陈卓等，2014；赵文娟等，2016）。另外，一些学者直接将本地种植、养殖方式作为生计策略的类型，如农林种植户、畜禽养殖户、农民工、非农自营职业等（李聪等，2014）。生计资本的组合决定并影响着生计策略的选择。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较发达的农户倾向于选择非农业生计方式，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较发达的农民倾向于选择农业生计方式。道日娜（2014）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运用内蒙古东部四个旗的实地调查数据，从生计资本的角度对农民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依赖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韦惠兰等（2016）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入手，以河西走廊六县为研究案例，建立并评估了农户生计指标体系，评价了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的影响关系。吴小影（2017）运用158个渔民家庭的有效数据，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建立了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探讨了气候变化影响感知指数与生计资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进一步揭示了生计适应策略及其产生的生态影响。涂丽（2018）运用专家评分和层次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计算了农户生计资本综合指数，根据农业生产和农村劳动力外出打工情况，将农户生计策略分为纯农户生计策略、农民工、农工兼业型、非农业四大类，进一步分析了农户生计资本不同组合下的生计策略。
从事农村扶贫与发展研究的著名学者Ellis（2000）重视农村中农户生计多样化研究，他认为资产（自然、物质、人力、金融和社会资产）、行为以及由系统获得这些资产的权利及社会关系的调整，决定了个体和农民的收入活动。“生计策略”通常是指人们为了实现其生计目标而进行的各种活动以及某些活动的组合，包括生产活动、投资决策和再生产选择（PFID, 1999）。在众多研究中，策略和活动的概念是可以互换的（Babulo et al.，2008）。人们为了实现其生计目标而选择经营活动和对资本进行组合配置，包括生产活动、投资策略和生育安排。在考虑农户生计的发展时，应考虑到脆弱性环境影响以及机构和组织外部环境的可能支持或障碍。家庭生计策略是动态的，可以根据外部环境条件的变化、资本利用的分配以及业务活动的类型和比例的组成进行调整。
大多数研究和实践仍将生计活动和生计策略的内容限制在生产活动上，以Scoones（1998）和Orr（2001）等为代表，将生计策略划分为三个方面内容，详细描述了农业扩展和集约化以及农业多样化和迁移的过程。Ellis （2000）针对不同的生计策略采用了类似的分类方法。在发展中国家，农户生计多样化对农民具有重要意义（尽管这种意义的确切形式在研究中仍存在争论）。多样化的生计策略既可以是农户在一定经济条件下的主动选择，也可以是对脆弱环境的被动适应。有关多样化生计的作用依然存在争论。例如，它是否有助于家庭收入的稳定（Stark, 1991；Adams, 1994；Davies, 1996），是否扩大了农村地区的贫富差距、是否提升了农户应对风险的能力（Evans and Ngau, 1991；Adams, 1994）以及农业生产资源是否得到了加强或转移等（Low, 1986；Carter, 1997）。但作为一种能力，农民有能力从事多样化活动本身就是可持续生计的重要因素。农户生计多样化能力的建设在改善生计安全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Ellis, 1998）。
农业生产和非农业生产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首先，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农业多样化战略可使农民从新机遇中受益。研究表明，在消除贫困的同时，多样化的农业生产也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建设可持续生计，相关政策应为这种多样化的行为提供帮助（Ellis, 1998；Perz, 2005）。其次，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多农户依然处在贫困中，不仅因为他们经常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还因为他们的生产经营方式仍然是自然经济形态，并继续生产主要传统粮食作物。市场的扩大不仅反映在自然经济农业向商品经济农业的过渡中，还反映在农民的资本和收入来源的多样性上。非农活动是收入来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了农户生计的多样化。相对于农业多样化和结构多样化，收入多样化意味着将非农业专业家庭资本用于与农业无关的非农业生产活动中。在经济转型地区，尤其是中国西部的农村地区，耕地资源相对少，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过剩，非农活动不仅是农民的重要收入来源，还是避免风险的重要手段（Giles, 2006）。因此，可以说，非农业多样化生产经营方式代表了未来农村经济发展的新趋势（Xia and Simmons, 2004）。
在长期开发利用过程中，人类从北方农牧交错区内获得了生存发展所必要的资源支撑。然而，随着人类开发活动的不断增强，人类活动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逐渐产生了草场退化、地下水位下降、土壤盐碱化、土壤沙化以及沙尘暴等生态环境恶化问题。
学术界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问题开展了广泛的研究。研究认为，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的因素为自身的敏感性因素和气候变化因素。刘军会等（2015）
利用遥感技术和GIS技术，综合评定了中国生态环境敏感性，研究了中国生态环境敏感性空间分布特征及其范围，北方农牧交错区大部分属于生态极敏感地区，部分地区如科尔沁沙地则属于高度敏感地区。罗海江等（2007）
利用Landsat的基础数据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鄂尔多斯地区近50年来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进行了研究，表明鄂尔多斯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状态是降雨量持续减少导致的，直到2001年左右降雨量增加才出现逐渐改善的转机。赵哈林等（2000）
指出，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环境随气候变暖不断退化，进入90年代以后，在气候变暖的速度不断变慢的情况下，生态退化的程度依然持续加速，这表明气候变暖、气温持续升高对农牧交错地区的生态环境退化具有直接影响。
大多数研究认为自然因素的影响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次要原因，而人类活动的影响才是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恶化的主要原因。胡小龙等（2013）
以具有北方农牧交错区特征的多伦县为例，利用三期湿地遥感数据分析了多伦县湿地景观的变化趋势。分析结果表明，多伦县的湿地景观总体上呈减少状态，由湿地景观转变为非湿地景观，特别是2000年以后，湿地减少的速度明显加快，由之前的1.74%加快为4.81%。这种变化的自然原因主要是气温升高导致湿地减少，人为原因主要是人口增多而用地不足，生产活动向湿地发展，导致湿地景观逐年减少。魏雯等（2012）
利用2000年和2009年的遥感数据分析了内蒙古太仆寺旗林草地的景观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虽然10年间林地和草地的净面积呈微弱增加趋势，但湿地景观大量减少，土地盐碱化程度明显增加，区域整体的生态环境呈退化态势。原因在于近年来大量开垦牧草地、平衡人口激增带来农业生产用地不足的状况，以及气候持续变暖、蒸发量提高、气候干燥等破坏了植被的生长环境。张军涛（2008）
以典型农牧交错区的通辽市和朝阳市为样本，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对两市土地荒漠化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农牧交错区土地荒漠化的发展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人为因素，自然因素处于次要地位。农牧交错区的流域区域也呈现出明显的生态退化迹象。徐兰等（2015）
基于Arc GIS模拟技术，研究了农牧交错区典型的流域区域——洋河流域的生态变化特征。结果表明，在土地高强度开发的形势下，洋河流域的整体生态风险不断加大，严格控制农牧交错带小流域的开发强度，对维持农牧交错带小流域生态系统生态稳定尤为必要。代希波等（2014）
对农牧交错区的植被变化与气温、降水、人类活动干预等相关因素的分析表明，人类活动仍然是影响农牧交错地区生态环境变化的主要因素，而降水和温度的变化是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变化的次要因素。王强等（2012）
利用Landsat影像，借助PCC法和土地质量评价分析了北方农牧交错区冀蒙接壤区的生态环境变化情况。分析结果表明，2000年之前该地区生态环境呈持续退化状态且退化严重，2000年之后在退耕还草政策的引导下，生态环境呈改善趋势。闫慧敏等（2014）
研究了近50年内蒙古农牧交错区的极端气候事件的时空格局，认为北方农牧交错区内的极端天气事件在进入21世纪的10年内显著增多，强烈的人为活动严重影响了土地利用与覆被变化，这种地表辐射条件的改变会对区域气候产生重要的影响。
高英、彭羽（2015）
以1987年及2010年两个年份的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资料，对北方农牧交错区和林格尔县的景观发展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结果表明，在人类活动的强烈干预下，和林格尔县的景观破碎程度得到很好的改善，但是景观多样性呈明显下降趋势。相对于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而言，人类活动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环境的修复也至关重要。王让虎等（2014）
基于景观生态学理论，利用遥感与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建立了典型的北方农牧交错区——吉林省通榆县的生态安全格局模型，并对其进行了安全格局的预警分析。结果表明，通榆县的生态安全景观过程并不“安全”，安全景观格局的两极分化严重，高风险地区和安全地区都呈上升趋势。这表明该县的生态环境并不乐观，高风险区域必须进行人工干预，否则会引发一系列生态问题。丁文广等（2016）
利用1975—2014年5个时间切片的遥感影像，对晋西北的农牧交错区的土地沙漠化进行了深入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975—2005年属于晋西北沙漠化稳定发展时期，2005—2014年由于重视沙漠化治理，土地利用的沙漠化趋势得到了很好的缓解。这表明人类活动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生态环境的改善也至关重要。
研究表明，农牧交错区问题的重要表现是人类过度开发活动与北方农牧交错区脆弱的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即“人地关系”的矛盾。因此，解决北方农牧交错区生态问题，需要对区域人地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
干旱地区占地球表面的40%，生活着约30%的世界人口。它的特点是降水量少、水资源缺乏，强烈影响着整个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地区主要包括干旱和半干旱地区，如中国的农牧交错区、中亚地区和非洲部分地区等。水资源缺乏引起的干旱被一致认为是对区域农牧民生计安全的主要威胁。数百年来，居住在这种恶劣环境中的人已经形成了适当的生计管理策略。然而，受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现代化努力以及国家影响力日益增大等因素影响，农牧民的生计压力日益增强。在农牧交错区，气候变化，如气温上升和降水日益不规则的影响尤为明显。同时，由于人口增长和环境退化加剧，对农牧民生计至关重要的自然资源变得更加稀缺，导致农村生活条件严重恶化，并加剧了潜在的冲突可能。
为了让农牧民更好地改善生计，世界各地的政府部门和学者们开展了大量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尝试实施土地私有化以改善牧民生计，即转让土地所有权，激发牧民发展农业的兴趣，以此来刺激纯粹的牧民从半游牧生计转向农牧兼业，从而改善贫穷的生计状态。但Matthias等（2016）认为通过土地的私有化迫使牧民身份转变，从纯粹的牧业劳作转向农牧式生产方式是一种通过改变财产权利而夸大的过渡，这种做法并没有考虑到会削弱地区特有文化习俗，损害了后代对阿法尔族身份的认同。Wu等（2017）连续12年对内蒙古住户的调查研究表明，以养殖为主的农户半农户的比例急剧下降，非农业户和失业户的比例大幅增加，种植户的比例随着经营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专业型而略有增加。Romina等（2016）利用基于过程的模型分析方法，明确考虑生态系统和社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反馈，建立了研究农牧民生计的新型研究框架，提出了系统模式分析战略和中央统筹的概念。其研究结果表明，农牧地区生计问题并不全部源于气候和资源，社会、文化和家庭因素也起了关键作用。Tsegaye等（2013）从政策对牧民生计产生的长期和短期影响出发，研究了北阿法尔农牧地区的农牧民生计问题，认为畜牧业在当地仍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部门要改善广大农牧民的生计，必须动态制定与农牧经济发展阶段和地方文化相调和的发展策略。
建立在传统产业基础上的产业升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可持续发展。
但是，很多学者也相信，利用循环经济的理念来指导传统产业升级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可持续发展有着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北方农牧交错区第二、第三产业发展比较薄弱的情况下，学者们对农牧交错区循环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循环农牧业的研究。尹昌斌等（2013）在全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循环农业经济的理论框架，奠定了循环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那伟等（2011）探讨了农牧相结合的循环农业技术模式；刘振等（2016）探讨了秸秆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马福婷等（2016）、孟凡艳等（2011）探讨了低碳型循环农业的发展模式；那伟等（2011）给出了北方农牧交错区发展循环农业经济的发展策略；徐冬平等（2017）则从宏观出发构建了通辽市发展循环经济的系统动力学模型，模拟了北方农牧交错区循环经济模式下的可持续发展趋势。在众多学者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张艳春（2017）、潘华彪等（2017）、石亚娟等（2016）、何成芳等（2016）、高深等（2014）、周永兴（2014）、时润哲等（2017）、朱江群等（2011）开展了农牧循环经济的实践研究，主要包括循环农业经济的多元模式、生态技术、农牧共生技术、家庭农场等方面的实践研究。
农牧耦合在国际上被有些学者称为农牧复合、农牧系统科学。在我国，一些学者将其称为农牧耦合、种养结合，是在传统农业的基础上结合区域特点逐渐形成的一种农业生产方式。
国内学者任继周从理论上指出，农牧系统耦合从方向上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即垂直耦合和水平耦合。前者是指前植物生产层、植物生产层、动物生产层和外生物生产层的纵向耦合；后者是指子系统在空间上的横向耦合（韩建国，2004）。两种基本类型又分别衍生出空间型、时间型、时间—空间型系统耦合。不同地区的草地农业生态系统之间生产层的耦合，属空间型的系统耦合；不同时间阶段的生产层耦合，属时间型的系统耦合；但多数的系统耦合属时间—空间型耦合。通常，时间型与空间型耦合难以分割，在系统耦合这样的高层调控系统中更是如此（万里强等，2004）。在此基础上，王爱民等（2002）指出农牧耦合存在两种基本耦合类型：一是特定地域农牧生态系统中农牧业生产之间的内部耦合；二是不同地域农牧生态系统之间的农牧空间耦合。张勃等（2003）进一步具体提出绿洲和山地子系统农牧耦合的发展模式：一是绿洲子系统内部的耦合，即中游绿洲农区舍饲畜牧业与种植业的耦合；二是山地系统与绿洲系统的耦合，即山上繁殖、山下育肥模式与向山区放牧基地提供精细饲料，在牧区直接育肥模式。张勃等的研究不仅论及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耦合模式问题，也指出了同一个产业由于空间地域不同所产生的差异性，以及如何有效利用这种差异、定位不同功能、进行系统耦合的问题。葛文华等（1996）更早就农牧系统耦合模式内各子系统的功能进行了不同界定。他们对甘肃省景泰荒漠绿洲区寺梁村的研究表明，将山区、绿洲区两大农业系统加以耦合，进行栈养商品肉羊异地育肥，充分利用不同农业生态系统和经济类型地区间的自然条件，能够使羊资源和饲草资源优势互补（万里强等，2004）。孙鸿良（2003）进一步指出，西北地区应建立山地—绿洲—荒漠耦合系统，进行“西牧东移”及“牧繁农育”的农牧耦合方式。李海梅等（2004）运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遵循生态经济规律和资源高效持续利用的原则，研究提出了牧民定居后新的生产方式下新疆天山北坡中段草地畜牧业生产经营优化模式（暖季放牧、冷季生产，母畜与后备母畜舍饲、其他畜群仍进行放牧）。他们都肯定了牧区繁育、农区饲草料育肥的农牧耦合模式。王宁等（2000）在此基础上，以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城关家畜交易为例，重点研究宁夏农牧两大区域实现牧区育成、农区育肥畜牧业生产机制的可能性与发展潜力，认为宁夏灌溉农业区与四周牧区半牧区饲草资源的时间差明显，即牧区冬春饲草短缺时正值灌溉农业区大量农副产品生产、收获和贮存期，同时牧区进入农闲有较长时间和大量劳动力从事家畜育肥，故宁夏回族自治区实现农牧两大区域间系统耦合发展前景广阔。林慧龙等（2004）在肯定农区育肥功能的基础上，指出农牧耦合中，农区还应提供良种羔羊。他们应用合作对策理论提出河西走廊山地—荒漠—绿洲复合生态系统的四个可行的耦合模式：①绿洲子系统为山地、荒漠子系统基础畜群提供补饲草料；②山地、荒漠子系统商品羊提前出栏转移到绿洲子系统舍饲育肥；③绿洲子系统良种场为山地子系统提供羔羊，以充分利用山地夏季牧场牧草资源；④绿洲子系统提供良种羔羊和补饲饲草、育肥场，山地—荒漠子系统优化畜群结构，暖季放牧、冷季转移育肥。他们还利用能值概念和度量标准，以耦合后新增宏观经济价值作为对策论中合作对策的特征函数，筛选出最优的耦合模式。
程积民（2003）认为，农牧耦合资源利用模式为区域经济与生态环境建设协调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持。李海梅等（2004）采用系统工程的原理和方法，在牧民定居安家后的新生产方式下，提出了新疆天山北坡中段可以采取草原畜牧与养猪和牛育肥等农牧耦合的生产经营模式，能够产生很好的效益。孙芳等（2007）认为，农业和畜牧业在产品的供给方面存在着相互依存的耦合关系，在农牧业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农牧业循环经济的发展必须协调好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农牧业经济的发展受生态环境的制约。因此，必须建立农牧业经济协调发展、社会稳定和生态环境优美的长效机制。孟凡艳等（2011）运用低碳经济理论和农户效用最大化原则，建立了农牧业综合评价体系以实现农牧业的综合效益。李飞等（2007）评估了农牧交错带的种植方式与种植和育种方式相结合的能量值，结果发现，农牧耦合的生态和经济效益要高于传统农业。陆文聪等（2010）提出，选择合适的农牧耦合生产方式，可以改善生态环境、优化农牧业产业结构、优化合理配置农牧业资源，能够增强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加农民收入。吕玉华、郑大玮（2009）认为，农牧系统之间的矛盾是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存在的主要问题，通过将牧区的牲畜转移到农区进行育肥，能够缓解牧区畜草之间的矛盾、改善草原的生态。另外，异地育肥还可以提高农牧民的经济收入，农区的农民增加了生计的多样性，同时改变了土地利用方式。草地系统的恢复和面积扩大缓解了牧区草地生态系统的压力，恢复和改善了农区生态系统。李云斌等（2009）对阿克苏绿洲农业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后发现，通过农牧系统耦合性的逐步提高，种植业和畜牧业的能源产量逐年增加，环境承载能力逐年提高。同时，如果能使种植业、林业和畜牧业实现良性耦合协调发展，就可以大大提高耦合效应，促进农林牧经济的循环可持续发展。张新时（2010）认为，转变传统的农牧业经济发展方式，建立生态和生产相协调的生产经营方式，对草地退化管理和草地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也是解决畜牧业生态经济问题的关键所在。刘兴元等（2011）认为，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基本理念，生产绿色、健康的食品。在生态条件比较脆弱的地区，应该推广合理地开发和利用土地资源、生态经济林木和植被的恢复以及替代产业的选育和产业化经营等三种农业资源开发模式。胡兵辉等（2011）提出了多种农牧业空间耦合模型，值得借鉴。胡兵辉等（2011）利用能量价值理论分析了区域农牧系统的耦合演化规律，提出了农牧生态系统耦合发展的途径。丁继等（2019）认为，解决农牧系统相悖的关键是建立整体协调的农业种植区和草原畜牧区良性耦合发展的农牧生产系统，使农牧各个子系统之间实现较为完善的系统耦合。
Bogahawatte（1984）通过对斯里兰卡三个干旱地带旱作村庄进行基于农牧耦合农业系统的评价，并利用线性规划模型对其进行优化，指出农牧耦合可以让农户增加收入，并且能充分利用各种资源。Devendra（2002）通过对不同国家农牧耦合进行研究，指出整个亚洲混合农业系统中的农牧耦合可以增加产量和收入，对小农户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积极的作用。亚洲大部分地区反刍动物的肉和奶的销量上升，农牧耦合的农业系统能够提供95%的反刍动物。Paris（2002）通过对亚洲不同国家案例的研究，分析了新技术应用对农牧耦合系统的改进作用及以往研究中忽视社会经济效益的原因（如对农牧研究方法的理解不足，经济分析应用的知识有限，缺乏考虑性别及社会文化，农户、研究者和外延工作者缺乏联系，等等），并进一步提出加强这方面研究的措施。
关于农牧耦合的研究，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系统论的视角对复合农业的研究。主要体现在农林复合系统和农林牧混合系统上。第二，对农牧复合作用的研究。他们认为，农牧复合可以改善土壤质量、增加土壤肥力、增加农业产量和增加土壤蛋白质含量。第三，对农牧业耦合机制的研究。他们认为发展农牧业的耦合，创建农牧业耦合的科学技术机制、农牧业成果的推广和服务机制、农牧业管理机制等是很有必要的。
农林复合系统和农林牧复合系统是复合农业研究的主要内容。Bogahawatte （1984）使用线性规划模型来评估和优化斯里兰卡干旱地区三个干旱村庄的繁殖动物组合。他认为，育种相结合可以充分利用系统中的各种资源来增加农牧民的收入，并且效果比较显著。在此基础上，Devendra（2002）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提出了农业和牧草系统的耦合模式。他分析了亚洲国家的农业和畜牧业模式，并得出结论：亚洲所有的混合农业都可以得到更大的发展；充分使用国内资源增加农牧业系统中的畜牧业产量和收入，对该地区经济、社会、生态和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Thelma（2002）对亚洲不同地区的农牧业一体化进行了重要研究，并提出以往农牧业一体化的研究方法仍然存在一些缺陷。他认为，有关农业系统与动物育种一体化的研究，应该涉猎经济学的相关知识，并考虑性别和社会文化对农牧业一体化体系的影响。Semwal（2004）研究了印度中部喜马拉雅山脉农牧交错区土地利用方式与自然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不遵循自然生态系统发展方式的土地利用方式会影响该地区的自然生态环境。例如，森林砍伐、对自然生态系统的过度使用、过度放牧和其他追求短期经济利益的行为会导致生态系统破坏、水土流失、土壤肥力丧失。
作为经济—自然—社会复合系统的农牧耦合系统，其内部各子系统间及其与外部经济、自然环境之间都存在错综复杂的能量流、物质流、货币流和信息流。分析系统的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筛选最佳的系统耦合模式，是农牧耦合系统研究的根本任务之一。耦合系统的综合评价方法，主要包括经济学方法（投入产出分析）和生态学方法（能流分析和能值分析），还有以系统论为基础的层次分析法（陆宏芳等，2004）、建立在新古典经济学“支付意愿”基础上的众多生态经济学方法（Costanza et al.，1997；Raskin et al.，1998；Ulgiati et al.，1998）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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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产出法是由美国经济学家里昂惕夫于1973年提出的。他认为一国的经济是一个“由许多性质不同，但同时彼此又是相互依赖的生产和消费部门所构成的体系”，各部门的“产出量与投入量之间存在着一种基本关系”。投入产出法所分析的正是产品生产与消耗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是系统工程的一种重要建模方法，为研究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个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简明而又系统的结构模型。大农业生态系统是一个能量投入与产出的开放性系统。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投入进行了研究，主要以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产投比作为衡量农业投入产出效果的主要指标之一。杨华等（2004）基于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建立线性规划模型，提出了切实可行的人工饲草料生产子系统的优化配置模式。由于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效率与农田的土地特征密切相关，叶旭君等（2002）在考虑土地特征差异性的基础上，对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投入产出模型进行了改进。与传统的能量投入产出分析方法相比，该方法应用了农田生态系统的能量转化规律，兼顾了系统的能量生产潜力和能量效率，避免了传统的能量投入产出分析方法无法判定系统能量生产潜力的弊端。
加拿大Manitoba大学Smil（1981）利用我国统计资料对我国的农业生态系统从能流观点上做了比较全面的分析，并使用Odum能流符号绘制了能流图，为剖析我国农业生态系统特点开了先河。分析20多年来国内外有关能流的文献可以看出，能流研究的对象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农田（种植业）生态系统；第二类是区域农业生态系统；第三类是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生态系统。通常采用的能流分析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如下三种：一是统计分析法。依据生产统计资料确定单位产值输出的能量需要量，据此将经济统计资料变换成能量资料而进行能量分析。二是输入—输出分析法。通常在一些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中有某一产品所需原材料的消耗，从而可追溯出基本能量的消耗。三是过程分析法。首先确定制造某一最终产品所需要的过程，再对其中的某一过程进行分析以确定该过程的能量输入值，将所有过程的能量输入值相加即为该产品的能量需要量（王嘉等，2007）。我国对农业生态系统能流研究方法研究得比较全面的学者是闻大中，他不但研究了农业生态系统能流研究的程序和具体做法，而且详细阐述了各种输入输出物质的能含量和折算的具体方法和标准。此外，还建议采用“能值”这一概念将各种能量转换为同一质的能量以加强可比性（闻大中，1984，1985，1986a, 1986b, 1987）。
能值分析法是由著名系统生态学家、能量分析先驱Odum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Odum的能值分析理论认为自然资源具有真正的价值，其实际贡献的大小可以通过自然资源所凝结的太阳能值定量计算出来（Odum, 1983）。这种新的计量方法，避开了人类将劳动价值观强加于自然之上的嫌疑，第一次将大自然所做的贡献充分地体现出来，因此能值分析法是一种客观而科学的计量自然资源价值的新方法。国内众多学者将之应用于生态经济系统的价值分析和可持续发展政策制定，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董孝斌等（2005）基于能值理论，对两个典型县域农牧交错带生态经济系统的耦合效应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系统耦合度的概念，为定量评价耦合系统开创了新的方法。他把系统耦合度定义为在特定区域的生态系统内循环条件下，农牧系统内的有效能值利用率和单位低质能产品转化成的高质能产品率的乘积，具体公式如下：
其中，高质能产品为草食动物牛、羊的肉和毛类，低质能产品为秸秆和牧草。林慧龙等（2004）避免传统的纯货币评价分析方法对耦合产出所含环境资源评价的缺失，用能值概念和度量标准，以耦合后新增宏观经济价值为对策论中合作对策的特征函数，筛选出最优的耦合模式。此外，林慧龙等（2005）在Odum能值分析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目前应用于草地农业生态系统评价分析的指标：净能值产出率、能值投入率、环境负荷率、能值／货币、能值使用强度、辅助能值使用量比、基于能值分析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可更新资源能值占总能值流量比。
综上所述，投入产出法的优点是能完整地反映系统的结构、功能的内部机理和动态过程，但它是建立在各个产品或产业经济技术联系的基础上的，其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能流分析法克服了经济分析的片面性和主观性，对农业生态系统的功能研究做出了贡献，但同时也遇到了难题。除了各种工业辅助能的能量折算值难以确定外，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对待不同类别、不同等级的能量。另外，能量流评价与物质流、信息流评价的统一性问题也是不容忽视的焦点难题（陆宏芳等，2004）。能值分析法是对传统能流分析方法的发展，在生态学中具有较为广泛的适用性，尤其对传统市场方法难以估价的许多自然资源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评价途径。在生态影响评价中引进能值分析，有利于比较不同产品、过程和活动的总能耗及其影响。但其对农业系统社会经济范畴的评价有所不及。
在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的各方面研究中，农牧空间格局是促进北方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性因素。农牧空间格局的历史、现状、演变决定着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基础、发展空间、发展方向、发展速度、生产力布局以及未来的格局。研究农牧空间格局无论是对退耕还草（林）、产业升级、循环农业经济、可持续发展政策，还是对促进农业人口非农化转移、促进北方农牧交错区城镇化发展、促进民族关系发展、合理布局生产力等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方农牧交错区中，农田和草地之间的相互转换关系是最为频繁和密切的一种相互作用关系，代表着农业和牧业空间格局的互动和演变。研究表明，农牧空间格局的互动和演变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是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动的重要因素。
宋乃平等（2007）以鄂尔多斯为例证明了农牧空间格局的互动和演变始终伴随着北方农牧交错区的发生、发展和演变。农牧格局的不断变迁在区域生态空间格局上也有明显的反映，侯向阳（2001）认为农牧格局的演变体现了人类活动与自然环境的互相制约关系，也影响着地方的生态安全格局。农牧空间格局的变化主要反映的就是区域土地利用方式的演变过程，臧立娟等（2013）、张富等（2008）研究了不同区域的农牧空间格局，认为当前的农牧空间格局基本为农进牧退的演变方向所主导，农牧交错系统表现出严重的熵增趋势，无序化程度不断加深。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为了能够比较科学和直观地表达北方农牧交错区农牧空间格局演变的趋势和特征，苏伟等（2006）、徐冬平等（2017）、徐霞等（2008）、陈云浩等（2006）、高廷等（2011）分别从生态安全、可持续发展、空间优化、土地利用格局演变等角度构建了区域农牧系统的仿真模型，为研究区域的农牧空间演变规律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分析工具。
虽然众多学者对北方农牧交错区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但是农牧空间格局与其他影响北方农牧交错区可持续发展因素之间的综合关系还没有被充分认识，如农牧空间格局如何影响经济发展、农牧空间格局如何影响城镇化发展、农牧空间格局如何影响生产力布局、农牧空间格局如何影响社会公平、农牧空间格局如何影响粮食安全、农牧空间格局如何影响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问题仍需进一步研究和解释。因此，对农牧空间格局及其相关问题的刻画和研究仍有待进一步加深。
随着我国农业产业化和现代畜牧业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农区畜牧业的发展一直是学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国内研究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1）农区畜牧业的含义
根据饲料来源的不同，《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将畜牧业分为农区畜牧业和牧区畜牧业。农区畜牧业的饲料来源主要是栽培作物及其副产品，牧区畜牧业的饲料来源主要是天然牧草。一直以来，畜牧业在农区并不是主业，而是作为副业存在。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开放的不断扩大，农区畜牧业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和认可。
刘建铭（1997）坚持根据饲料资源的不同，将畜牧业分为农区畜牧业和牧区畜牧业这一说法，“饲料的来源渠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农作物的谷物及其各种副产品；另一类是草原、草山和草坡上存在的天然草料。根据饲草料资源地域分布的不同，我们把第一类叫作农区畜牧业，第二类叫作牧区畜牧业”。乌日陶克套胡等（2011）认为，农区畜牧业在地域、饲养方式、经营方式等方面与牧区畜牧业有所不同，农区畜牧业主要分布在以农业种植为主的地区。综合以上分析，农区畜牧业应该是位于农业地区，与种植业紧密相关，以舍饲或半舍饲为主要饲养方式，饲料主要来源是谷物、秸秆和粮食，采取适度规模进行专业化、产业化经营的模式。
（2）发展农区畜牧业的意义
杨邦杰（2005）认为，通过发展畜牧业，可以实现农作物秸秆、牲畜粪便的循环利用，对于生态环境改善和资源的有效利用都有积极作用。吴晓侠（2007）认为，调整种植业结构，在农区大力发展种草业，开发草地资源，实现种植、草业、养畜相结合，是改变草食性畜禽经营方式的重要举措。毛来荣（2009）认为，农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畜牧业循环经济。乌日陶克套胡（2011）认为，发展农区畜牧业可以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通过增加肉类、乳品等供应，可以丰富和改善人们的膳食结构；发展农区畜牧业对于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优化、改善农业生态环境、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农村循环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发展农区畜牧业还可以利用农村剩余的劳动力资源、便利的交通环境、优质的农业资源，提高农牧民的收入，促进农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马再义等（2010）认为，发展农区畜牧业可以提高收入、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并对稳定农产品市场价格和畜产品的市场供应具有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更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措施。
（3）农区畜牧业发展的模式
王济民（2012）根据我国地域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畜牧业发展模式的经验，提出了我国建立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模式，并针对我国是一个大国且地区差异较大的国情，将全国农区畜牧业发展模式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三种不同的模式，分别是东部的“出口导向型”现代牧业、中部的“农牧耦合”现代牧业和西部的“特色型”现代牧业。邓国取（2007）通过对该模式的研究，总结并提出了家庭分散的小型养殖、“公司+农户”养殖、大型集约化企业集团养殖、龙头企业带动养殖、股份合作制养殖、生态养殖、中外合资合作式养殖、畜牧业产业化与农畜牧业耦合发展等九种主要模式，并概述了每种模式的基本特征。
（4）农区畜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案
农区畜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资金、技术、管理水平、环境保护等方面。刘建铭（2003）认为，农区畜牧业发展过程中，饲草料资源不足制约了农区畜牧业的发展。罗尊长等（2005）认为，饲料资源短缺和转化率低、开发成本提高、畜禽产品转化增值率低、生态环境污染、重大畜禽疾病引起的产品质量安全等问题是我国南方农牧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华着（2010）认为，海北州农区畜牧业发展规模之所以不大，主要是因为海北州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资金不足、技术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新疆畜牧业发展中出现的主要问题是资本投入不足，畜禽饲养经营管理水平、牧草综合开发利用水平低，种畜结构和畜禽饲养结构不合理，等等。针对以上问题，王晓力等（2003）认为，解决的措施应该是做好畜牧业发展的宣传和推广工作、发挥好项目的示范和能人的带头模范作用、运用合理的政策措施多方面筹措畜牧业发展资金。宋万林（1989）认为，解决农业区畜牧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应大力发展饲草料产业，要解放思想、改变观念，增加畜牧业生产的支出，建立健全畜牧业生产服务体系。邓国取（2008）认为，发展农区畜牧业要在适度规模的前提下，调整优化农业生产布局和畜牧业产业结构、提高饲料转化率、大力推进市场体系建设等。
因为畜牧业的发展在发达国家现代农业发展过程中受到高度重视，所以发达国家畜牧业产值在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较大，一般超过一半，如美国、法国、荷兰、丹麦、德国等，而且，这些国家会以畜牧业的发展水平为标准来衡量现代农业的发展水平。现代农业和现代畜牧业的发展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缺一不可。农业的现代化不是单一的农业发展或畜牧业发展，农牧业结合已成为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重要路径。
过去，日本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发生过种植业停滞不前的现象，原因是在农业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种植业的发展，大量施用化肥，导致农业生产环境改变，土壤肥力下降。为了扭转这种状况，日本政府于1950年颁布了新的草原法，并于1967年颁布了农业基本法，通过行政手段调整了土地使用结构，并不断扩大了草原面积（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的草原面积增加了近90%），从而使畜牧业得以快速发展。这种使用草原“保护和改善国土”以及发展反刍家畜的做法使日本农业经营产生了重大改变。澳大利亚是一个重要的农业大国，在农业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视农业内部各个行业之间的协调，强调农业、畜牧业、工商业的融合，并通过将农业与畜牧业结合起来发展规模化、产业化、专业化农业经济。
综上所述，当前，无论哪个国家，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农业，都必须重视畜牧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