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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具有农业、农村的含义；“户”指住户，是在一定地域空间上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口组合；“农户”指居住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具有农业户籍的以婚姻、血缘关系为纽带组成的社会经济组织。农户既是一种生活组织，又是一种生产组织，是生产与消费的统一体（王平达，2000）。农户在农民和村庄主体之间，是“三位一体”的微观经济主体、家庭组织单位和社会控制单位，既有微观个性又有宏观群体行为特征（赵靖伟，2011）。农户概念兼有身份、职业、区位三种含义（贾驰，2012）：一是农民身份，家庭成员为农村户籍，在中国现行人口管理制度下，农民身份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政治地位相对城市居民较低，按农村户籍划分的户为身份农户；二是农民职业，家庭成员以务农为主，非农收入比重较低，这样的户为职业农户；三是农村居住，凡是长期在农区居住的户，不论是城镇户口还是农村户口，都认为是农户。不同学者对农户的理解有所不同，蔡立旺（2004）认为农户是完全或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由婚姻和亲属关系组成的农村家庭，采用的是职业划分。李小建（2009）认为，按照中国的户籍制度定义，农户是指拥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以家庭契约关系组合的社会经济组织，采用的是身份划分。张建杰（2004）认为农户主要是指区位农户，同时也兼具职业农户的含义，采用的是区位兼职业的综合划分。
随着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社会经济结构加快转型，农户就业渠道和方式日趋多样化，有更多的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甚至完全脱离农业部门到城市去生活，农户的异质化程度逐渐加深，这为准确定义农户、更好地研究农户生计转变带来了不便。鉴于研究需要，本书采用身份划分，按照中国的户籍制度定义，同时采用广义农户的概念，将从事畜牧业的牧户纳入进来，即农户是户口在农村的居民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组合而成的微观经济体。
从生计的构成要素看，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拉大了城市与农村的差距。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的“瓶颈”和重要议题。各国学者的研究不断深入和创新，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探索出“三农”问题的解决途径。特别是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不再局限于绝对贫困和物质的满足，更加注重人的发展和可持续性及其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生计”一词被广泛应用于解决贫困问题和农村多元化发展等问题的研究。非政府组织关怀国际（CARE International）、英国国际发展署（DFID）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分别提出了生计分析框架，并在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大量的项目实践活动。
农户生计研究的起点是“生计”的概念。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生计”不断被赋予新的内涵。
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生计”是谋生的一种方式。该谋生方式建立在能力、资产（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和活动的基础之上。这个定义体现出生计的基本构成要素，即资产、权力和行动。
在可持续生计框架分析中，个人以及家庭为了维持生产生活或进一步寻求更好的发展而拥有的，并能够充分利用以改善生活的资本总和，被称为生计资本，包括有形资本和无形资本。20世纪80年代初，罗伯特·钱伯斯（Chambers, 1987）提出，生计资本是农民维持生活、抵御风险和发展自身的重要保障。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是对影响农户生计的复杂因素进行梳理和分析的一种方法，纳入了环境背景、资产、能力、政策和策略等要素，全方位解析农户的发展状况。在具体应用中，需要对其进行修正和适应性调整，使之适合当地的环境条件并符合当地的优先发展需求。最具代表性的是英国国际发展署的可持续生计框架，对于发展及援助项目具有可操作性。该框架提供了一个分析农户整个生计过程的框架，指导农户利用资产、能力和权力，采取有效的策略谋求最优化生计。该框架中，农户可运用五种生计资产，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在一个脆弱性的背景中生存或谋生。诸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家庭成员疾病、农作物病虫害等天灾人祸的打击，生产资料价格、就业机会、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差异，以及人口、资源环境、技术、国内外市场和贸易的趋势变化等因素，都会对农户的生计产生影响。这些农户无法控制的因素，取决于占优势的社会、机构和组织环境及其过程。农户在综合考虑脆弱性背景、可用生计资产和政策组织环境后，可以形成配置和使用资本的方式即生计策略，以追求最大化的成果，满足农户的生计需求。
自然资本主要是指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如土地、水和水产品、树木和林产品、野生动植物、环境服务等，可直接用于生产或消费。对自然资源的有序、可持续利用，既可以保持资源可承载力，又可以对其进行适当保护，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物质资本是指长期存在的生产性物资，包括基础设施和生产资料两类。一类是基础设施，国家提供的准公共物品部分无偿使用，如交通运输道路、基础教育设施、饮水与水利设施、能源、通信等；另一类是工具和技术，可以提高生产效率，通过有偿交易获得，包括生产工具、设备、种子、肥料、农药、种植技术等。与城市相比，农村物质资本缺少，贫困地区物质资本甚至匮乏，是农村发展的一大障碍。
金融资本是指用于购买物品的现金以及可以获得的贷款和个人借款等流动资产，包括流量和存量两部分，如储蓄、工资、养老金、汇款、正式和非正式借贷等。农村资本短缺，金融市场不发达，农户对小额、短期资金的需求大多通过社会网络关系的非正式借贷来满足。金融资本的用途广泛，能给农户带来收益。金融资本的所有量是衡量农户生计安全的重要判断标准。
人力资本是指个体拥有的用于谋生的知识、技能以及劳动能力和健康状况，包括营养、健康、教育、知识和技能、劳动能力和适应变化能力的存量总和。人力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核心是提高人口质量。这种能力通过对生产者的教育、培训，经验和学习获得并储备，以期形成更高的生产能力。人力资本比其他资本有更大的增值空间，更具有生产力。农户拥有的人力资本包括家庭中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是生计策略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同时也影响着农户生计安全。
社会资本是指社会互动中基于信任的参与、互惠和人际网络的社会资源，如亲戚、朋友、家族、邻居等社会关系网和社会组织，信任与互助、正式和非正式团体组织成员、公共准则和约束力等社会关系，以及参与决策、领导能力等垂直社会关系。社会资本能够降低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规避风险、减少损失。农村人情社会中，社区内互助可以帮助农户有效防御风险，对农户生计安全起保障作用。
对生计资本状况的分析和问题的确定，是改善组织结构和提高个人发展能力的基础。我们知道，一个组织或个人拥有的资本状况的不同，决定了其抵御风险的能力、获得发展空间和机会的不同。不同资本的存量和组合代表着不同的生存能力，资本的最大价值方面决定了自己的生计选择，在提高个人或家庭的抗风险能力、获得更多促进更好发展的机会方面是非常重要的。
生计策略是指人们为改善自身生活条件，追求能带来效益的生计产出，采用的一种资产利用配置和经营活动组合的选择（蒙吉军等，2013），受地理条件、资源可获得性、社会经济、政策制度和文化风俗等因素的影响（Ellis, 2002，2007）。不同生计策略在类型上可表现为一定的生计模式、生计形态或农户类型。不同地区的农户生计以各种形态出现，基于不同标准可以将其划分成不同模式（见表1-1）。目前，较为常用的划分标准有农户收入结构与职业（Sunderlin et al.，2005；Kibwage et al.，2009；Babulo et al.，2008，2009；Tesgaye et al.，2011）、资产获取途径（McLennan and Garvin, 2012；Duguma, 2013）、资产丰裕度（Howe and Mckay, 2007；Kamanga et al.，2009；Mahdi et al.，2009；Dhakal et al.，2011；Veisi et al.，2014）以及其他综合因素（Ansoms et al.，2010；Liu and Liu, 2016）。农户生计策略划分没有统一可用的方法，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提升。
表1-1 生计策略研究文献归纳
续表
资料来源：邬志龙．北方农牧交错带农户生计转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9．
“脆弱性”这一概念源于自然灾害研究，后来逐渐扩散到更多领域，包括自然资源学、社会学、经济学等领域，涉及人类福祉、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由于脆弱性可以更加明显地揭示气候变化较显著的影响，为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搜集基本应对方案，最终成为分析环境变化和世界反贫困的有效工具。随着脆弱性科学的逐渐发展，脆弱性的概念开始融入各个学科内容，但是在学术界还未达成共识。Cutter等把脆弱性的开展分为三种：一是把它看成暴露；二是把它当成社会条件；三是把不明显的暴露和社会应力统一起来。O′Brien等也有类似的划分。
虽然脆弱性的定义随着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的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其均关注潜在的或者已经存在的风险产生的严重后果，并且这种后果对未来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但是，各学科和方向单独对“生计脆弱性”做出明确定义的不多。赵峰等（2009）认为，生计脆弱性即个人或家户在实现生计目标期间，外界冲击阻碍其行为目标，使自身的提升能力下降并极易出现生计倒退的状态。赵威（2011）认为，生计脆弱性即个体或家庭固有的易变性和容易遭受外力冲击的可能性。谷雨等（2013）认为，生计脆弱性即生计系统受到内外部有害因子影响而导致家庭遭受冲击的概率以及应对不利因素的能力。
“生计安全”是一个新概念，被提出的时间不长。虽然国内外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计的内涵和外延做了探讨，但是目前关于生计安全尚无统一的定义。就其本质而言，生计安全是围绕农户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由能力安全、资产安全和行为安全组成的安全体系。能力安全和行为安全是生计安全的基石，资产安全构成生计安全的核心，能力安全是质量安全维度，资产安全是数量安全维度，行为安全则是关系安全维度。
本书将生计安全理解为单一或联合生活共同体通过不断改善生活状况，获得持续谋生的资产、收入和能力，并维持福利水平接近或达到社会公认的客观保障条件。也就是说，当生活共同体能够维持最低的生存需要，保持生计的可持续性，具有抵御风险的能力并传递给下一代时，安全的生计由此获得。农户生计安全的实质表现为，多样化的生计获得、家庭收入的有效提高和生计资产的安全，以及生计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耦合。
现阶段狭义的农户生计安全具体包括以下内容：第一，背景环境安全。背景环境包括人们生存的外部环境、变化趋势、外部冲击和周期性因素以及制度环境，影响着农户生计和资产的合理利用。背景环境安全有助于农户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促进生态环境与农户生计系统的和谐统一，更好地在环境变化中受益。第二，生计资产安全。根据DFID模型，生计资产包括自然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生计资产是农户开展生计活动的重要基础，也是其抵御各种风险的重要屏障，居于农户生计活动过程的核心位置。第三，生计策略安全。生计策略指农户利用现有资源选择经营活动并获得最大利益，包括生产安排、投资安排和生育安排等。随着环境条件的变化，生计策略安全是农户实现生计安全的重要手段。第四，结构和制度安全。社会结构和制度安排决定生计的选择和活动范围。结构是一种硬件，是相对稳定的社会组织形态；制度是一种软件，受社会准则和规则的约束。它们都具有持久和广泛的效用。结构与制度的相对稳定和向着利于公民社会的温和转变，是生计的良好外部环境。第五，生计成果安全。生计成果是生计策略或目标的实现和结果。正效应的生计成果能够增加收入、提升福利、降低脆弱性、提高食物安全和可持续利用资源；负效应的生计成果则会减少生计资产，导致农户生计风险增加。
目前，国内对农牧交错带有十余种定义，但以生态学的定义为主。例如，“农牧交错带是指我国北方半湿润农耕区与半干旱牧区接壤过渡处的半农半牧区，属于一个相对独立的自然—社会—经济的复合生态系统类型。该区农耕用地与牧林用地交错分布，种植业与畜牧业在农业经济中大体持平或种植业稍占优势，具有一定面积的天然草地和一定规模的草食家畜饲养业”。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地处半湿润农区向半干旱、干旱牧区的过渡地带，在资源开发利用中表现出有农有牧或时农时牧的特点。”
“农牧交错带是指农业和牧业两个接壤交替、系统主体行为和结构特征发生‘突发转换的空间地域’。它既是一个生态学概念，也是一种生产方式的界定。区域内景观特征是草地或林地（包括天然的、人工的、改良的）与农田大面积交替出现，并且农业与牧业哪一个都不占绝对领导地位，是自然群落与人工群落相互镶嵌的生态复合体。”
从上述定义中可以总结出农牧交错带的如下两个特征：农牧交错带是农耕区与放牧区交接的一个带状区域；在这个区域内农作物种植业和草食家畜饲养业相互渗透，二者同生共存。
在具体分布上，对农牧交错带的划分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一般以降水量作为核心指标，将降水量≥400毫米的保证率的20%～50%作为农牧交错带的主要气候指标，辅之以风沙日数（指日平均风速≥57米／秒的日数）作为界定标准。取保证率20%作为农牧交错带的西界和北界，该界以西以北为干旱草原和荒漠化草原；取保证率50%作为东界和南界。
但我国的农牧交错带具有其独特的历史渊源：农牧交错带是原始畜牧业与由原始畜牧业脱胎而成的种植业在自然、经济和社会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逐步形成的，除自然因素外，还反映出我国汉族种植业文明和少数民族游牧文明相互耦合、相互作用的历史。在地域上，农牧交错带主要分布在我国的北方地区，也被称为北方农牧交错带。在西部和西南的新疆、西藏、云南、贵州、四川也有农牧交错区，只是由于山脉阻隔尚未连成带状。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由东北向西南延伸。东边界从东北的呼伦贝尔高原以东的大兴安岭西侧经乌兰浩特、泰来、杜尔布特、通辽、通榆、赤峰、围场、张家口坝上、大同、河曲西、环县北部、固原北、会宁至兰州南部；西边界沿海拉尔西至锡林郭勒盟东南部的农乃庙东侧、西乌旗、王盖庙到乌兰察布市后山地区、包头东侧、鄂尔多斯市中部偏东、宁夏中部偏南，最后在兰州南部与东边界闭合。这个区域包括81个县（旗），总面积为104.47万平方千米。这个地带的特点主要为：第一，在自然条件上，多年的平均降水为400毫米左右，东、南、西段降水偏多，北部较少，而且年际变化较大，生态较为脆弱；第二，农牧业生产交织在一起，经济类型复杂多样；第三，多民族杂居，各种文化相互影响，社会问题显著。
半农半牧区、生态脆弱区、生态敏感带和混合农业区是四个与农牧交错带接近的概念，有时被人们用来指农牧交错带，但这四个概念与农牧交错带的含义不完全相同：半农半牧区是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时为区分农区和牧区的不同改造实践而界定的，
是政策性、人为的结果。农牧交错带主要是按自然条件划分的，经济和社会特征只是随着这种划分附带产生的。生态脆弱区主要是指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包括的12个省份，
它是以行政区划界定的区域概念，与农牧交错带不同。生态敏感带有两个含义：其一是介于两种或两种以上具有明显差异的生态环境之间的过渡带或交错带；其二是指环境或景观的变化将引起土地生产力明显下降乃至丧失，进而导致经济严重衰退的地带。在空间上包括城乡交接带、干湿交替带、农牧交错带、水陆交接带、森林边缘带、沙漠边缘带、梯度连接带和板块接触带。
由此可知，生态敏感带是一个比农牧交错带概念的外延更加广泛的一个概念。在国际上，混合农业区与通常所说的农、牧两业交替有关，但我国农牧交错带特指以降水量400毫米为主要分界线的农牧业交错地带，而混合农业区是简单从产业交错的角度来区分的。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历史并不久远。在历史上，内蒙古地区一直是游牧民族的故乡，人们世代过着“逐水草而牧”的生活。但是，自秦朝以来，由于历代移民，特别是晚清时期大规模、大范围的垦殖，种植业急剧向北、向西扩大，河套平原、土默川平原、西辽河平原、嫩江西岸平原和阴山丘陵的滩川地先后成为农田，放牧业则迁至大兴安岭以西、阴山山脉以北、贺兰山以西和鄂尔多斯高原西部地区，在种植业区和放牧业区之间形成了农牧交错带。
与一般意义上的农牧交错带相比，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有其特殊的一面：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是汉、蒙两种不同文明的交汇处，这两种文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构成了内蒙古农牧交错特有的人文和社会特征；内蒙古农牧交错带还是以草食家畜放牧业为主导经济部门的单一性、自给性经济和以种植业为农业主导部门的多样性、商业性经济之间的经济过渡带。这样的概括是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广大牧区，尽管在经济体制改革上推行了草畜承包，使得牧民有可能根据市场的变化调整生产，但牧区目前的经济社会状况无法使牧民真正与中心市场或终端市场相衔接，他们的生产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自发性的、盲目的传统家畜放牧业。
至少目前为止对内蒙古农牧交错带的定义，绝大多数是从生态学角度进行的，这种区分至少具有技术上的意义，但缺乏经济学判断。如果说技术上的区分是必要和基础性的，那么，加入经济学判断似乎是更加完整和符合实际的。
基于上述考虑，对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可作如下定义：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是内蒙古干旱半干旱地区蒙、汉两种不同经济活动和社会文化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具有明显地域性生态、经济和社会特征的复合型区域。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包括62个旗县，
其中农区旗县23个、半农半牧区旗县17个、牧区旗县22个（见表1-2）。
表1-2 内蒙古农牧交错带所包括的旗县
资料来源：《农牧交错带生态系统恢复科学发展规划的研究编制》，内蒙古科学技术厅，2001年4月。
“系统耦合”一词源于物理学，后来才逐渐被应用于其他学科。系统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性质相近的生态系统具有互相亲和趋势，当条件成熟时它们可结合为一个新的高一级的结构——功能体。任何系统，其非平衡态是绝对的，平衡态是相对的、偶存的，系统自由能的积累可使系统进入非平衡态，通常所言“能量是系统的驱动力”无疑也适用于系统耦合。当条件、参量适当时系统势能延伸可使不同系统实现结构功能的结合，产生新的高一层的系统。它不是原系统量的增大，而是新功能体——具有新质的较高层次系统。连通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发生系统耦合，由此产生的新系统被称为耦合系统。系统耦合导致系统的进化，虽广泛存在于草地农业系统，但较少引起人们关注。系统耦合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桥梁，其意义在于充分发挥生态系统固有的开放性带来的外延特性（自由能积累），促进系统进化和生产潜力的释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