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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的概念与理论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詹姆斯·罗西瑙首次系统地提出了全球治理的概念，其自此成为学术界研究国际事务的核心议题之一。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与发展，它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开始被广泛关注和研究。目前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相关文献的综述并不多见，洪小芝（2012）曾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有关文献进行了整理，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内容、原因、可行性以及治理模式等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类辨析。本书通过收集与整理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研究的大量学术文献，发现在这一研究领域，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概念及基本理论的研究较少，大部分研究都是议题导向，集中于全球金融治理的某些领域和某些议题，而且大部分的文献将全球金融治理等同于全球经济治理进行分析，并未突出其金融领域的特性，从而使得全球金融治理理论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全球金融治理的问题与缺陷凸显，全球金融治理问题开始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然而学者们对全球金融治理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且并未使用“全球金融治理”一词，而是将研究的焦点放在了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方面。很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国际金融结构”做了定义，这是全球金融治理定义的初步来源。这些定义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集中强调机构或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如Charles Calomiris（1998）认为全球金融治理是“决定金融风险强弱和风险收益分配承担的一系列组织、协议与激励方法”
。Kelleher和David（1999）认为，全球金融治理是“预测、防范和分散金融风险的组织、结构和策略”
。亚洲发展银行（1999）的定义较为简单，认为其是“国际金融的基本管理规则和组织”
。Morris Goldstein（2000）将其定义为“为解决银行业、货币和债务危机等而形成的组织、策略和实践，尤其是发生在新兴经济体的危机”
。还有一些更简单的定义是“一系列的标准和组织的总和”
，或“一个由国际金融组织所组成的结构”
。这些定义强调的是治理机构与结构，即强调由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主体、机构及其之间的结构所组成的治理体系。
Andrew Baker（2000）（在《全球治理》上发表）首次提出了“全球金融治理”一词，但并未对其概念和内涵进行解释。Gerald K. Helleiner在2000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举办的“保罗·普雷维什”讲座上指出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经验事实，但也未给出其定义。Randall Germain（2001）将“全球金融治理”正式地概括为一个既有内涵又有外延的概念
。此后，一些学者如Paul Langley、Injoo Sohn、Tony Porter等广泛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中
，“全球金融治理”作为全球治理的一个相对独立领域，其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国内学者对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相对来说较晚，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定义至今并没有统一的说法。王浩
（2013）认为全球金融治理一般意义上的定义为，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通过平等对话、协商、合作，一起应对全球金融变革和全球经济问题的一系列的制度、规则、平台和活动。一般认为，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要素包括主体、客体、目标和效果等。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全球金融治理课题组（2016）认为全球金融治理是指在世界无统一政府的背景下，各有关方通过各种国际金融机构，设定和实行有关全球金融稳定、开发性金融和金融风险监管等事务的标准与规则
。张礼卿、谭小芬（2016）将全球金融治理的目标定义为通过建立规则、制度和机制来有效管理全球金融活动和货币事务，协调各种层面的利益关系，维持全球金融的稳定和公平，进而推动全球经济、贸易和投资等各个领域的发展
。张发林（2018）将全球金融治理与广义的全球经济治理区分开来，从历史性、政治性、全球性和金融性四个方面考察全球金融治理的定义，把全球金融治理定义为在金融全球化发展的某一阶段，在世界无统一政府状态下处理全球金融问题的机制和体制的总称
。
专门在独立的金融领域中分析全球金融治理的结构体系的文献并不多，主要涉及全球金融治理模式、治理主体及特征等内容。
洪小芝（2013）通过分析霸权治理和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成本和收益影响及其随全球化发展的动态演化过程，认为霸权治理在初级阶段会给全球金融体系带来较高收益，但全球金融治理的发展趋势是多边主义治理模式
。洪小芝、黎杰生（2014）从现实角度出发分析全球金融治理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治理主体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成本收益进行分析，证明了参与治理的主权国家合作能够达成，多边主义的全球金融治理模式具有现实可操作性
。洪小芝、张文兴（2014）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治理主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认为全球治理模式中的多元多层合作模式是适合全球金融领域的治理主体模式，通过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治理主体的供需均衡进行分析，构建了一个新的“全球金融治理的以国际机构为重点的多元多层合作的治理主体模式”
。张发林（2016）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运用国际体制和国际制度的已有研究成果，分析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七类不同行为主体、三种不同关系组成的网状治理结构，以及多元多层次性、小规模多变主义属性和半正式性等新特征，认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仍然存在有效性和合法性等困境，对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改革是必要且紧迫的
。
一系列的全球金融问题随着金融全球化的发展不断涌现，而现有的全球金融治理由于内在缺陷而难以对全球金融问题进行有效解决。因此，对全球金融治理如何改革的研究成为这一领域的核心问题，这方面的研究文献比较多，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偏重于技术性地对特定领域或特定议题进行分析考察，如从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国际金融监管、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等领域来研究全球金融治理的变革。
主要集中于从不同的视角讨论美元主导的国际储备货币体系的缺陷，讨论建立超主权的国际货币和国际货币多元化的可行性和趋势。
Obstfeld（2005）、Rogoff（2007）认为美元储备资产并不稳定，美元会剧烈贬值直至调整到均衡水平。美元、欧元在现有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比过高导致其不稳定。周小川（2009）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理想目标是，创造一种币值能够保持长期稳定且脱钩于主权国家的国际储备货币，能够避免使用主权信用货币带来的“特里芬”难题。Ocampo（2009）认为建立以超主权的特别提款权（SDR）为储备货币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个可行的趋势，但是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更多的学者支持建立多元多极化的国际货币体系。如Mundell（1997）、Frankel（2009）、Dailami（2009）、Masson（2009）、Chinn（2008）、Eichengreen（2009）及黄益平（2009）等。Farhi（2011）认为对应于多极化的世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极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Talor（2013）认为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防止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利于保持国际金融体系的稳定。庄太量、许愫珊（2011）经过实证分析认为，由美元、欧元和人民币组成的三元国际货币体系将更加稳定，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将有利于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张礼卿（2009）认为在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危机不可避免，美国货币政策难以受到实质性约束。
陈伟光、钟华明（2015）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了国际货币体系不均衡的原因，通过梳理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变迁，认为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是诱致性和强制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提出为解决集体行动困境，需要建立由美元、欧元和亚元（或某个亚洲经济体货币）组成的两两固定汇率的三元的国际货币体系
。白钦先、禹钟华（2011）从国际政治的视角，分析国际货币体系的历史演进和国际政治与国际货币体系之间的关系，认为全球公权力的形成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关键，建议构建超主权货币的多极均衡策略，同时中国应根据自身的实力积极推进构建全球金融新秩序
。
李晓、冯永琦（2012）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分析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认为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典型的国际公共产品，历史上其改革的集体行动有“霸权空位型”“霸权主导型”以及“霸权参与型”三类，影响集体行动的因素在于霸权状态、集体行动的约束力、共同利益诉求以及对国际货币体系的判断等五个方面。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短期目标是“控制失衡”和“抑制美元风险”，中国应该利用G20体制平台来增强自身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的影响力
。
黄剑、黄卫平（2018）从中国的视角阐述国际货币多元化发展对全球经济的影响，认为在美欧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金融格局中，新兴经济体需要进一步提高未来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
。黄海洲、张广斌（2017）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变化的角度分析国际货币体系变革，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变革取决于全球经济增长动力的变化，如果全球经济增长动力发生较大改变，国际货币体系就应当相应调整，否则会出现紊乱，甚至引发危机。为避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长放缓，尤其是对于一些对世界经济总量提高贡献极大的、重要的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国际货币体系应当按照其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来不断调整和完善
。
这一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二十国集团（G20）、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全球金融治理机构和组织的改革，研究如何使这些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解决其代表性、有效性不足和组织结构存在缺陷的问题，提升发展中国家话语权。
大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将G20发展成具有广泛性和战略性的全球治理机制，实现其由短期救助机制转向长期治理机制，同时，为保持主权具有机动性，在事务议程设置、贯彻协议等制度建设方面要具备更多标准和制度保障。韦宗友（2011）认为G20集团需要精简，以避免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而被边缘化。盛斌、宗伟（2016）认为G20作为全球经济治理中心需要进行机制创新，包括建立常态化的治理机制和落实承诺设立执行机构，增强与其他治理机制的协调，推动各成员国的机制创新等，并提出在G20的机制创新中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应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项南月、刘宏松（2017）通过对G20在不同议题领域治理有效性差异的原因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与G20合作的国际机制的治理能力越强和G20对该机制的影响力越大，那么G20在该领域的治理有效性越强，反之亦然。他们认为这是两个影响G20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因素，并通过反避税、能源治理两个案例证实了这一结论
。陈宇（2018）认为G20存在议题单一、机制供给不足、治理效果不足等缺陷，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广泛参与能够推动G20机制的完善，促进多元治理格局的形成
。
对于IMF的改革在2008年以后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首先是提高IMF的地位与作用以及能力建设方面。周宇（2009）建议应当改革IMF，赋予其新的职能，由其承担起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管理机构的责任，但如此一来，必须要解决因IMF受制于发达国家而带来的种种潜在的问题。李本（2010）指出IMF应在融资、监督和国际合作方面改革技术援助职能。谢世清（2011）认为提高IMF治理能力的方向是加强其与各方的协调。关孔文、徐莹（2016）认为IMF的评估框架要进一步完善，同时通过构建健全的监督机制来增强IMF的治理能力。谢世清、刘晓璇（2018）对IMF能力建设的组成、运行模式、作用效果以及改革进行了研究
。其次是份额和投票权改革方面。大部分学者都是围绕着如何提高中国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在IMF的份额及投票权而展开研究。谢世清（2010）认为IMF的改革是艰辛而长期的过程，短期内难以做出根本性改革。岳华、赵明（2012）从公司治理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IMF的治理缺陷，为IMF设计了新的治理策略，并建议中国及时把握住IMF改革中的机遇。
张瑾（2013）从G20框架下的IMF改革视角分析G20对IMF改革起到的关键作用，G20形成的机制设计为IMF改革新规则体系的形成提供了基础和重要动力，提升了IMF的合法性和公信力
。黄薇（2015）以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前后的分配方案为基础数据，根据Banzhaf指数和Coleman指数测算主要国家的权力大小及变化，得出了投票权与实际决策权并不存在完全一致的变动关系的测算结果，证实IMF的改革有助于其向着民主化的治理方向变化，发现70%多数票规则对于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决策权力提升更加有利，建议中国更多关注对投票决策体系以及实际决策权力的测算研究
。高海红（2016）认为份额改革是IMF改革的难点，虽然2016年1月新份额方案开始生效，但是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的一票否决权，中国的地位仍然被低估
。张嘉明（2017）指出通过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EMDCs）的份额比重来改革IMF的份额公式，并建议中国努力提高自己的以及EMDCs的份额权重
。
多数学者认为全球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及监管体系严重滞后是2008年爆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周宇（2009）认为“全球化”与“监管体制非全球化”之间的不匹配是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主要原因。苑德军（2009）认为国际金融监管出现了问题导致金融危机的爆发，应该思考在未来如何强化国际金融监管的协调与合作。Vinals（2010）认为金融体系和金融交易在多个方面发生扭曲，造成了监管的缺陷，如金融系统的高度复杂和不透明、金融系统的过度杠杆化、低估的流动性风险、大型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以及发展为影子银行的金融中介。苗永旺（2010）认为国际金融监管存在一系列问题，如监管空白、重叠、错位和监管力量失衡等，这使得改革成为必然，但这种改革并不能一蹴而就。在改革的方式上，只能在不推倒原有框架的基础上进行可行性调整。王达、项卫星（2013）探讨了美国构建金融市场全球法人机构识别编码（LEI）系统的新进展，认为由美国主导的LEI系统的构建不仅代表了国际金融监管的发展方向，还将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产生深远影响。这一系统的构建非常复杂，且存在一系列问题，建议中国积极参与LEI体系构建并在国际金融监管中发挥更大作用。
方芳、辛向媛（2014）分析了国际金融监管合作在后危机时代发展的新动向，认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全球金融监管组织的改革等因素对国际金融监管合作产生巨大影响，为了提高未来监管的效率，应该尊重各种形式的监管模式
。郑联盛、钟震（2015）分析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英国、欧盟将监管模式改革为以预防系统性金融风险为主要目标的宏观审慎监管模式，提出中国应向它们借鉴经验，以便更好地防范全球金融风险。綦相（2015）通过分析国际金融监管的主要趋势，指出为提升金融监管的效率，需要动态地跟踪风险的变化，做好监管制度设计，要从宏观视角出发，对内协调配合金融监管与其他宏观政策，对外加强协调跨境监管。不仅要做好规则的制定，而且要重视传统监管手段
。王胜邦（2018）分析了国际金融监管的扩大边界、提高站位、拉长周期的基本逻辑，指出国际金融监管的核心内容有强化银行体系的稳健性、解决大而不倒的问题、完善影子银行监管框架等，提出未来监管改革的方向是推进新监管标准的实施、评估监管的效果以及监测金融体系的新生风险
。钟震（2018）从金融监管权冲突的视角，重构基本理论框架，提出基于“通道理论”构建矩阵评价体系，认为需要通过程序化路径规范金融监管协调，借以引导各参与方金融监管协调活动，最终有序实现统筹协调与传播
。
中国如何参与全球金融治理逐渐成为学者热议的问题，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探讨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角色和地位的变化、国际背景与环境；二是探讨中国通过各种战略和平台的参与对全球金融治理的贡献与智慧；三是探讨中国如何更好地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建议。
第一，关于角色、地位的变化以及参与的背景。李巍（2013）分析了未来10～15年中国金融崛起所面临的全球金融环境：全球金融治理机制从G8向G20转变；全球资本流动的监管将会加强；国际货币体系由“美元单极霸权”向“一超多元”转变；变革的过程会伴随着各种利益集团的竞争，带来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他指出中国在金融崛起过程中要抓住各种有利时机，采取积极金融外交手段来提升自身的地位
。许志平（2016）认为中国已经成为全球金融治理的重要改革者、重要参与者、重要协调者和重要引领者
。李巍（2017）指出中国正越来越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作为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逐渐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发生了从“追随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
。
第二，中国通过各种战略和平台的参与对全球金融治理的贡献与智慧。主要是探讨“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对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促进作用。白力（2016）认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有着重大的意义，有助于构建一个包容性强的次区域治理机制，有助于全球金融治理走出“集体行动困境”，推动其“标本兼治”的改革。但他同时指出，这一战略仍面临对外的不确定性和内部的经济结构性改革的挑战
。乔依德（2017）指出“一带一路”是中国对外开放、推进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平台，这一战略有利于全球金融治理改革，“一带一路”所推动的基础设施投资、产能合作融资的巨大需求既是全球金融治理改革的动因，又为全球金融治理改革提供了新机会，而“一带一路”会推动人民币进一步国际化，提高沿线国家的经济金融实力，有助于稳定全球金融体系
。张建平（2017）指出为了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国要增强“一带一路”金融治理话语权，为此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人民币国际化建立一套新的金融体系，这要求中国在全球金融组织结构、制度建设、储备货币支持和金融合作等方面积极努力
。
李巍（2015）指出创建亚投行是中国降低外汇储备风险，争取全球金融治理话语权的重要手段，但并不能根本性地撼动美国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张茉楠（2016）从三个维度指出了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的重大意义：推进全球金融治理的“增量改革”；促进“一带一路”和亚欧经贸大循环；有利于区域化货币互换网络的形成，推进国际货币体系的深化改革。王达、项卫星（2015）认为亚投行对全球金融治理的影响是观念上的，而不是实际意义上的，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意义在于对其贡献以及增量上的改革。中国应坚持以“利益交换、互惠共赢”“由东至西、以海带陆”“舍短求长、后发制人”为核心原则的“细处着手、务实稳健”的亚投行战略
。张伟（2016）探讨了亚投行在创新价值理念、广泛的代表性、构建有效的开发金融新模式、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四方面对全球金融治理的贡献，分析了亚投行面临的治理决策、运营管理、运营效率的内部挑战，以及美日两国的反应、“亚投行”威胁论的外部挑战，并提出了亚投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政策建议
。
第三，中国如何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建议。黎杰生、洪小芝（2013）提出在当前多元多层次的新型全球金融治理模式下，中国应积极参与改革，提高自身地位与作用，如积极利用G20平台、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建立多元化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金融机构改革、加强区域金融合作等
。王冠群（2014）认为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已从跟随者转变为决策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中国应努力在加快经济发展、推进金融改革、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提高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能力
。王红缨（2016）认为中国作为净债权国，虽然通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加入SDR一篮子货币、成立亚投行等方面主动参与到全球金融治理中，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快速提升，但由于受制于美国的结构性权力，中国的金融影响力并未显著增加，并未实质性地改变原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高杰英、王婉婷（2016）在总结“中心—外围”模式下美国、英国治理机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全球金融治理机制面临权力失衡、秩序混乱、调节失效的困境，提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互利共赢”的战略选择，并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推动G20向长效机制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积极发展新型国际金融组织等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具体策略建议
。熊爱宗、张斌（2016）从国际国内两个角度，提出了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对策。在国内要稳步发展经济，创造良好的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国际上通过G20等平台，联合各种国际力量，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变革，并注意降低守成大国对改革的阻力
。胡海峰、王爱萍（2017）认为中国需从“存量”和“增量”两个层面来参与全球金融治理，一方面积极参与推进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组织和国际金融监管的改革，另一方面积极推动建立多边区域金融机构组织，坚持金融进一步改革开放，提高中国的制度性话语权和影响力，为推动新型的符合全球社会总体利益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建立贡献力量
。
奥尔森将公共产品的概念运用到国际关系理论中，解释了“二战”后美国主动承担成本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原因
，并于1971年正式提出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概念
。金德尔伯格、吉尔平等学者将公共产品的概念运用到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了所谓的霸权稳定论。霸权稳定论一直把稳定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视为公共产品。金德尔伯格认为需要有领导国来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
。吉尔平也认为稳定的国际货币体系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而且有利于大家可以得益的商业活动
。史黛芬妮·格里菲斯—琼斯认为不仅稳定的国际金融体系是国际公共产品，国际金融效率也是一种国际金融产品，尤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些公共产品非常重要，较高的国际金融效率有利于以较低成本配置稀缺的国际金融资源，使发展中国家更好地享有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资金，来促进经济增长和福利增加，并且指出了得到稳定高效的国际金融体系这一公共产品必须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
。
国内外学术界直接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分析全球金融治理问题的研究较少，周帅（2018）直接以《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研究——基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视角》为题，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视角分析全球金融治理变革问题，探索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基本概念、类别、供求等基本理论，从全球和区域两个层次探讨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缺陷和改革的必然性，国际层面通过构建国际金融权力指数，来量化分析变革美国金融霸权治理的结构路径，在区域层面以东亚实践为案例考察了全球金融治理中的区域金融合作，最后提出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有效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策略建议
。除了周帅直接以国际公共产品为视角研究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改革之外，大部分文献是在国际公共产品研究中针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某一具体领域展开论述，或在对国际金融体系的某一具体领域进行研究时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进行分析。
杜朝运、叶芳（2010）基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研究国际货币体系，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实质是提供一种国际公共产品，由于危机后的负外部性影响和不同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当前国际货币体系面临的集体行动困境短期内无法得到根本解决，只能局部调整完善，这就需要各国加强合作，尤其需要发展中国家的积极参与
。
庆幸（2011）提出了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概念并探讨了其特征，认为国际金融公共产品存在霸权国供给和供给不足的供给现状，指出从东亚以及国际层面看中国已经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需求消费方转变为供给方，并提出了为更好地发挥中国供给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作用，努力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推进供给主体多元化等方面的策略建议
。
章玉贵（2015）分析了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的问题，认为金砖银行成为指标性全球金融公共产品是可行的，但是面对挑战与阻力，金砖银行必须同时做好制度安排与能力建设，这一过程实现的关键要素是人民币的国际化，而中国要抓住这一机遇锻造“金融资本力”，以增强竞争力，维护自身在全球金融体系中的核心利益
。
杨伊、苏凯荣（2015）以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作为小集团联盟范例，研究国际公共产品的集体行动博弈路径。该文以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的集团理论为基础，运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论证金砖银行作为小集团联盟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必然性，通过金砖各国之间的博弈分析，提出有利于中国的博弈策略
。
李娟娟、樊丽明（2015a）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分析金砖银行的经济学逻辑，认为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金砖银行是金砖各国集体行动的产物，本质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由于其“非排他”的特性和激励不足，金砖五国因存在“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而陷入集体行动困境。研究分析了金砖国家开发银行成立的机制和路径的经济学逻辑：通过建立金砖银行，在“讨价还价”博弈过程中建立“成本分担、收益共享”的制度，调整了其成本—收益结构，增强了合作激励，使非合作博弈转向合作博弈，从而克服集体行动困境
。李娟娟、樊丽明（2015b）以亚投行的成立为范例，研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必然性。该研究运用博弈论的方法，认为国家异质性使得各国在参与集体行动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策略集合，确立各自在集体行动中的地位，使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得以实现。他们运用这一理论探讨亚投行成立的原因，并建议中国不仅要谋求本国利益，而且要积极建立与他国的多边合作，共同促进国际公共产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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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亚平（2016）认为在美国霸权治理的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中，各层次国际公共产品面临供给不足、供不应求和供给竞争。金砖银行所代表的金砖合作，为金融治理提供了平等、公正的新治理理念，打破了全球金融治理“中心—外围”的传统模式，推动了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向平等合作的模式转变，改善了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
。
袁健、王家艺（2016）从全球金融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研究了中国资本项目的开放，认为导致中国资本项目开放进展速度慢的根本原因是全球金融公共产品并不具有“公共”的基本特性以及供给的严重不足。因此，应当积极构建面向周边乃至全球的金融公共产品供给体系，加快双边资本流动，为中国资本项目开放提供有利的国际金融环境
。
王飞（2017）从全球公共产品的视角分析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他认为金砖国家金融合作这一新型国际金融合作组织，实质是一种制度化的全球公共产品，而这一全球性公共产品的供给面临利益不一致、增长放缓、制度化不足等困境，并提出了走出这一困境的政策建议
。
刘洪钟、周帅（2017）从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视角研究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的定位与包容性提升，认为金砖国际金融合作实质是国际金融公共产品的供给，运用其供给激励方法和“包容性三角结构”来分析金砖国家金融合作的定位和提升包容性的措施
。
叶芳（2018）从区域国际公共产品的视角分析金砖国家的金融合作。探讨了金砖国际金融合作的区域公共产品特性，并运用基于国家异质性的博弈模型论证了金砖国家之间的金融合作是小集团走出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认为金砖合作会广泛代表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国际货币体系的更合理更公平的改革
。
李俊久（2018）从国际公共产品的角度分析人民币及其国际化。他认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具有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非分割性等特性。人民币作为后起的国际货币，还具有国际公共产品的三种特性。他提出要推进人民币在货币金融治理、最终产品市场、开放资本账户、官方发展援助、基础设施建设等五个方面的有效供给，并提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政策建议
。
通过对以上文献综述的整理可以看出，当前关于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
第一，对全球金融治理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没有明确的定义。概念之间的内涵和扩展是完全不同的，但它们通常被混合使用在不同的研究背景或场合。理论界仍然没有给出统一的科学定义、明确的解释。这使得学者们在研究全球金融治理的相关问题时，容易在学术上、理论上和政策制定方面出现对定义的滥用和混淆。把全球金融治理等同于全球经济治理，混淆了全球治理不同领域的界限，特别是在经济和金融领域。经济学和金融学虽然密不可分，但全球经济治理侧重于经济增长的直接目标，而全球金融治理侧重于维持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的目标。因此，对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需要侧重其金融属性，要和全球经济治理区分开来。
第二，对全球金融治理理论缺乏统一系统的深入研究。当前的相关文献，主要是对策性定性研究，很少有人对全球金融治理进行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还没有形成统一完整的理论体系。大部分研究是针对某些具体领域或议题开展的，对其基础理论、概念内涵等的深刻研究很少，特别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理论分析框架和一套浓缩理论和方便对话交流的概念体系
。全球金融治理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监管及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等诸多全球性金融问题，这些问题的治理本身并非易事，更何况它们之间还具有错综复杂的相互联系及影响。而现有的理论研究或决策制定主要是基于经验的定性分析，缺少系统的理论指引，缺少对一个系统的理论应具有的基本假设前提、关键概念、内在约束、运行机理、核心问题等的深入研究。
第三，针对全球金融治理问题，更多的是定性和策略方面的研究，从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等视角来分析问题，但缺少标准化的理论研究模型或分析框架，研究全球金融治理及中国如何参与的相关文献更少有理论模型或实证分析。例如，当前全球经济不平衡的背景下，对全球主要大国的增长与衰退和全球金融治理能力的关系问题缺乏深入的实证研究，在分析全球金融治理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时缺乏逻辑、不连贯和较为肤浅。运用博弈论及其分析框架，对深入研究中国在全球金融治理中面临的成本与收益、理性选择参与策略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分析工具，但当前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很少见到。
第四，国际公共产品理论为全球金融治理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虽然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出发对在全球金融治理相关领域的研究不多，但已经有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很多学者在此方面也做出了大量的努力和贡献。今后仍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因为这些成果主要是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研究全球金融治理的某一领域，如国际货币体系、新型国际金融机构（亚投行、金砖银行）、人民币国际化等，从整体上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研究并不多见，因而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缺乏连贯性、完整性和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