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深刻而长远，随着全球金融危机、经济衰退、环境恶化等负面影响的加剧，全球治理问题成为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的焦点。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对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极为重视，如在2015年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强调要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强调G20成员要共同完善全球治理，对全球治理相向而行、共同担当、承担主责，标志着中国引领、新旧大国共同治理的全球治理新时代已被开启；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中共中央第二次政治局集体学习会上，进一步明晰了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基本原则；在2018年APEC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完善全球治理要坚持规则导向，规则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制定”。“全球治理”不仅是学术概念，更转换成了国家的战略，其相关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动和发展。全球金融治理是全球治理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和拓展，全球治理理论是全球金融治理的理论来源与基础，而金融全球化和金融创新是全球金融治理研究的现实基础和需求动力。对于全球治理的金融领域，习近平主席在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中首次提出了要建立包容性国际金融体系，强调“为使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得到提高，要建立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再次强调“国际金融体系要不断完善，国际金融机构治理要不断优化”，“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国际金融架构工作组在这次峰会上被重启。由此看出，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变革完善是中国当前重要的国家战略。
学术界对全球治理问题的分析大都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出发，但全球金融治理的对象从本质上说是经济问题，因此需要经济学的分析方法。从经济学的意义上说，全球金融治理的本质是一种国际公共产品，而国际公共产品拥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显著特性，这一特性使得一国的使用不会造成其他国的损失，容易出现“搭便车”现象，任何一国都想让别国付出成本，而本国不付出任何成本，这会造成国际公共产品的供应不足。由于不存在世界政府，提供国际公共产品需要付出巨大成本，所以只能由某个或某几个提供者来供给国际公共产品。全球金融体系中这一供给不足的问题，类似于市场体制中的“市场失灵”和“集体行动困境”，而全球金融治理即是为了弥补市场失灵，最终达成集体行动的目的，使整体社会的福利得以提升
。全球金融治理实质就是在促成集体行动后，为社会提供一种国际公共产品。需要看到，每个主权国家都无法独自解决全球金融问题，它们都希望通过全球金融治理这个国际公共产品来提高自己国家的福利水平，但全球金融治理的国际公共产品特性进一步产生了更多的全球金融问题。
2008年的金融危机暴露了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内在缺陷，很多经济学学者把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归结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不完善。这一体系越来越无法满足实力不断增强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日益增长的对国际公共产品多样化的需求。一方面，当前以美国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面临诸多困境，如不能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使得新兴经济体对世界经济日益增长的贡献与它们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偏低的话语权不相匹配；全球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低下；对于主要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较强的货币政策外溢效应的负外部性，全球金融治理缺乏管理的有效措施；对跨境资本流动缺乏有效管理，对金融危机的识别和预警机制不完善，对金融危机的救助机制不完善；等等
。与此同时，美国对全球金融治理的热情“消退”，自特朗普当选总统以来，一直奉行孤立主义和本土主义，减少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投资，减少资本捐助，削弱了全球金融治理机制的向心力。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改革和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意愿和能力进一步提升，为推动全球经济的自由开放发展，积极推动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和完善，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虽然在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努力下，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变革完善取得了一定进展，全球经济已逐步走向复苏轨道，但风险和不确定性依然存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尤其当前贸易保护主义等“逆全球化”的风潮成为全球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绊脚石，给全球金融治理的完善带来了新的挑战。在以美国为代表的主导供给全球金融治理国际公共产品的体系出现诸多缺陷、面临诸多挑战的背景下，如何深刻变革当前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如何提高全球金融治理的有效性，使其更好地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发展？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国家作为后起者，如何参与到已有的全球金融治理之中？如何实现全球金融治理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从国际公共产品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是一个新的思路。哪些原因造成了全球金融治理下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如何走出供给困境？中国作为经济快速崛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供给国际公共产品中，应该担负怎样的责任？应该如何选择合理的定位与参与策略？这些都是摆在中国与其他各国面前的重大课题，也是本书的选题背景，亦是本书尝试回答的核心问题。
本书从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角度完善了全球金融治理理论。通过对当前的全球金融治理的研究文献的整理，发现大部分文献都针对特定领域和特定议题，而鲜见对其基本理论、基本概念及内在逻辑分析框架进行深入研究的文献。本书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深入辨析全球金融治理与全球治理、全球经济治理的关系，概括出全球金融治理理论的特点与基本内容框架；以国际公共产品理论的研究视角，构建一个包括全球金融治理的国际公共产品特性、基本假定与关键概念、逻辑内涵、核心问题在内的理论分析框架，将全球金融治理分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与之后两个阶段，对供给主体、供给客体在两个阶段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的特点进行了深入分析，以验证该理论分析框架的适用性。本书重点分析了全球金融治理国际公共产品供给困境的原因及如何有效解决的问题，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了全球金融治理理论。本书在分析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实践与面临的挑战的基础上，提出指导实践的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策略与具体措施，为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提供了理论借鉴。
第一，由于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存在缺陷，为了实现全球经济可持续和稳定增长，需要构建公正、高效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一个完善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对全球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它能够促进金融业发展，服务于经济全球化、贸易以及投资，处理全球金融危机、反恐金融、热钱等问题，维护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提高全球经济抵抗风险的能力；能够及早识别金融风险、防范金融危机，即使危机爆发也能快速有效地处置危机，防止危机扩散；能够提高治理效率，对全球金融资源进行优化配置；能够更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促进全球经济的复苏和新一轮的增长。
第二，有助于中国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变革的实践中找到合理的战略定位。由于缺乏统一的世界政府，全球金融治理这一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往往由少数主导国承担，而以中国为代表的后起国加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面对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全球金融治理环境，必然要推动其完善和变革。大多数新兴国家对全球金融治理都有兴趣，但处于发展起步阶段的不同国家拥有不同的外交策略，为团结这些不同的国家进而形成处理国际事务过程中可以合作的联盟，需要代表其他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引领者，主动改善与发达国家的关系并争取自身的利益。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国应当起到这种引领的作用。中国应当通过某些方法和平台，团结这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并形成联盟，通过与发达国家的不断谈判，提升处理国际金融事务的话语权。在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中，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通过倡议并实施“一带一路”、人民币国际化、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实际措施，通过G20治理平台，提出有利于全球经济金融发展的有效措施，在不断提高处理国际事务话语权的同时，积极参与推动全球金融治理向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变革发展。
第三，有助于实施和推进中国金融业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和深化金融改革的战略。习近平主席在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金融业的对外开放要遵循积极稳妥、顺序合理的原则，加快建立有利于防范金融风险的体制。201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建议推动形成全面开放的新模式。2018年4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指出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要大幅度放宽金融市场准入。同年4月11日，央行行长易纲更是在该论坛上宣布了取消银行和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等超十项金融开放的重大措施。这充分表明了党中央、国务院对金融业扩大开放的高度重视。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规模庞大，但大而不强，要实现由大转强并非易事，需要经历持续不断的努力。对全球金融治理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有利于更好地指导中国参与全球金融治理的实践，在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制的变革中完善国内的金融体制，为国内金融业深化改革提供借鉴及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有助于中国更好地推进扩大金融业开放与深化金融改革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