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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效在G20内部达成共识的历程可以追溯到2014年，当时G20成员方在会上核准发布了《G20能效行动计划》。在随后几年中，通过发布G20能源部长公告、实施G20内部深化的合作框架等形式，G20成员方高层领导人对于推动能效提升的承诺得到了巩固和加强。特别是在2016年，G20领导人核准发布了《G20能效引领计划》。
能效是当今G20能源议程中的核心议题，要理解这个议题为何及如何能够在G20多元经济体中形成共识，有必要详细探讨一系列的因素，包括这一时期在可持续性话题讨论过程中发生的地缘政治变化，能效话题在G20内部的重大发展和演变，G20轮值主席国的愿景和动态及G20的能效治理结构。
能效进入G20议程并发挥重要作用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一些因素与G20直接相关，另一些因素涉及范围较广，与2010—2013年国际层面及国家内部的重大事件有关。所有因素的叠加导致能效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领域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更多的支持。在这些因素中，有四个因素影响较大，一是新兴经济在地缘政治格局中崛起；二是联合国有关可持续性的讨论取得进展；三是克里米亚半岛危机引发欧洲重大能源安全问题；四是G20内部启动关于可持续性话题的讨论。
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为国际上讨论和应对可持续性和能效问题带来了许多新的考量。这些国家的崛起，不仅给经济、人口和地缘政治力量带来巨大影响，还给全球能源和环境带来一系列新变化。
2009年，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作为“金砖四国”举办了首届峰会，南非于2010年加入。2011年，五国共同举办了首届“金砖五国”论坛并成为一个独立的经济和政治组织——金砖国家（Brazil、Russia、India、China、South Africa，BRICS）。
金砖国家的创立凸显了世界经济多极化发展趋势。2010年，金砖国家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ross Domestic Product，GDP）中占比接近30%（目前接近35%）。这也促使了以西方为中心的地缘政治格局观的转变，这些新局势对能效已产生并将继续产生重要的影响。
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巨大的自然资源和能源，特别是进口化石燃料。依赖能源进口给这些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带来了很大的风险，其中包括能源价格波动和抵抗价格冲击的脆弱性加剧，贸易差额陷于困顿，公共开支压力增加，以及促进创新、创业或就业等的激励措施减少等。在宏观经济层面，提升能效可以帮助削减能源消耗总量，激励国内生产更高价值的商品，改善公共预算，推动新企业、新市场的发展，提升就业率，提高整体经济生产力。通过这些途径，更具经济竞争力、更有韧性、更可持续和更包容的发展模式能够被激发出来。
从政治的角度看，各国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也会对其政治生命周期产生负面影响。例如，如果进口能源价格飙升，成本在政府不加干预的情况下直接转嫁给消费者，那么这些额外的能源成本中很大一部分可能要由低收入者承担，这可能反过来导致消费者不满，投票反对现任政府甚至参加社会起义。提升能效能够帮助预测和减轻此类风险，提供降低能耗的解决方案，帮助这些快速发展的国家应对能源成本上升对低收入家庭造成的负面影响。在新兴经济体中，面向能效的社会政策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可以起到再分配的作用，帮助缩小最上层五分之一人口和最下层五分之一人口之间的差距，特别是在此类差距产生较大影响的国家中。
从政策的角度看，在更完善的气候政策缺位的情况下，投资于行业能效措施和为公民提供的服务（如更节能的运输方式），可以对经济的绿色发展产生重大的积极作用。
在经济快速增长、生活质量不断提高、温室气体排放加剧、长期预测工具和完善机制缺失等背景下，打造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很大的挑战性。
为了满足城市迅速发展和不断扩张的在居住、水、交通、电力等服务方面的需求，一些政府可能会倾向于投资最方便、最实惠但往往污染较严重的基础设施建设。然而，这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如排放锁定、高能耗资产、交通堵塞和空气污染等，优先考虑能效可以帮助缓解此类问题。
总之，能效在经济、环境、社会和发展方面能够提供很多解决方案，有利于减轻新兴经济体快速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这同时适用于更发达的经济体。基于此，2010—2014年，伴随金砖国家经济体的崛起，这一议程在国际上备受重视。因此，能效作为一个吸引了经合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和非经合组织两方成员支持的议题，协助摆脱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框架下关于各方减缓气候变化责任的历史争论和谈判僵局。
联合国政府间谈判委员会于1990年问世，其目的是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以帮助联合国（United Nations，UN）各成员国就气候变化问题开展国际谈判。最初的会议围绕若干方面进行讨论，包括温室气体减排的约束性承诺、目标和时间表、金融机制、技术转让、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绝大多数讨论涉及能效议题。由于各方意识到节能和提高能效的重要性，2009年能效作为一个独立议题列入联合国框架内，联合国能源与气候变化咨询小组（UN Advisory Group on Energy and Climate Change，UN AGECC）和SEforALL倡议先后提出了该议题。
认识到人人获得可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是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
中关于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目标的关键，UN AGECC由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于2009年6月创建，其任务是分析在全球更大程度部署可持续能源所需的要素。2010年4月，UN AGECC提交了分析报告。报告强调，对于全球繁荣来说，清洁、高效、负担得起和可靠的能源服务是不可或缺的，所有经济体都面临着转型挑战，这可以通过国际合作来解决。报告还强调，开展国际能效合作具有重要价值，因为各国政府可以在政策最佳实践、技术标准、融资和实施措施等领域相互交流与学习。UN AGECC估计，成功地采取一系列广泛的能效措施，将使全球能源消耗强度每年降低约2.5%，大约是当时历史降速的两倍。认识到能效在应对全球可持续发展挑战方面的巨大潜力，UN AGECC在报告中呼吁联合国成员国承诺实现两个相辅相成的目标，一是确保到2030年普及现代化能源服务；二是2030年全球能源消费强度降低40%。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11年9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第66届联合国大会上宣布创建SEforALL倡议，其托管于联合国，并由UN AGECC主席坎德赫·云盖拉（Kandeh Yumkella）领导。根据UN AGECC的结论，其任务是力求实现全球能效提升速度翻番的目标
。
为了成功完成这一任务，SEforALL倡议于2011—2014年开展一系列推动全球能效提升的项目。截至2014年年底，该倡议帮助102个国家（包括85个发展中国家）以合作伙伴的身份加入SEforALL倡议，支持能效提升；牵头开展了共计43项政策差距分析，以确定能效提升现状，并展示SEforALL倡议可以在政策差距解决方面提供帮助；启动了“2014—2024年联合国人人享有可持续能源十年”行动计划。
通过与多国政府及其他国际组织密切合作，SEforALL倡议早期的努力有助于提高各国对能效的关注度，协助在2015年关于千年发展目标的未来及在如何延展或取代这些目标的谈判中将可持续能源置为核心议题。最终，千年发展目标被17项新的2030年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所代替，其中包括专门的能效提升目标。
在联合国等全球机构将能效作为一个新的战略以促进各国对气候变化进行努力的同时，另外一些地缘政治性的能效战略也在世界其他地区展开，如在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半岛。这些努力进一步提高了全球对能效的关注程度及重视程度。
2014年，克里米亚半岛并入俄罗斯后，在世界领导人应对重大国家和能源安全问题时，能效对乌克兰和其他相关国家变得至关重要。乌克兰危机是亲欧派和亲俄派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2014年3月，俄罗斯特种部队占领克里米亚半岛。随后，支持与西方世界结盟的佩特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于2014年6月当选乌克兰总统，取代了亲俄现任总统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引发国家紧张局势升级及亲欧派和俄罗斯分裂分子之间的冲突。作为对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的回应，欧盟和美国延长了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制裁对象包括能源、金融和国防部门。为此，俄罗斯削减了对西方的天然气出口，在乌克兰引发了严重的能源安全问题。这促使欧盟、英国和国际能源署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出面支持乌克兰，帮助乌克兰确定备选方案，强化能效政策，应对能源短缺。通过与乌克兰政府
的合作，他们牵头进行了一系列战略评议，以确定建筑、电器和工业等重要经济部门的能效优先事项，减少乌克兰对化石燃料进口的依赖，降低整体经济的脆弱性。
克里米亚危机是一次重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引起了全球领导人的广泛关注。该事件阐明了能效作为一种应对内外部经济冲击的工具，体现了在缓解能源安全危机方面的作用，以及在决策过程中纳入更多能效考量的价值。
除了这一系列导致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能效的事件外，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合作议题在G20框架内也变得越来越重要。
大约在同期，更广泛的能源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独立议题登上了G20的舞台，这标志着G20的一次重要发展，其目标扩展到了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以外的其他目标，为将能效纳入G20议程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013年，G20领导人齐聚俄罗斯圣彼得堡峰会，致力于解决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以下宣言
：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解决其他重要的挑战，如能源安全和气候变化、粮食安全、法治、反恐、贫困和疾病。”
虽然这一承诺是按照新的可持续发展工作的方向进行的，但若干年后G20才成立了一个新的工作组，即“能源可持续工作组”（G20 Energy Sustainablity Working Group，ESWG），旨在将G20成员及嘉宾国、国际组织高级官员、部长顾问、政策决策者召集在一起，讨论、交流并就如何推进国内、国际能源可持续发展行动达成共识。尽管能效未列入能源可持续工作组2013年工作计划，但工作组的成立为将能效列为核心议题进而实现环境、经济效率和社会包容等目标提供了有利条件（专栏1-1）。
能效为许多国际和国内的政策优先事项提供支持，包括经济现代化和绩效、环境挑战和社会包容目标等方面。能效涉及的范围和G20目标之间存在自然的匹配，这种重叠是决定将能效纳入讨论议程的一个关键因素，如表1-3所示。
表1-3 能效给能源、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带来的效益
续表
如表1-3所示，能效的多重效益将G20追求的众多不同主题联系在一起。能效为各国提供了具有争议的减缓气候变化和气候适应性等选择——这也是能效开始成为G20核心能源主题的原因之一，这一变化始于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
能效在G20获得了更大的政治关注，也是G20历届轮值主席国各自动机驱动的结果。每一届G20轮值主席国可以自由决定在其为期一年的任期内寻求解决的优先事项。特定的动机和环境促使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支持将能效纳入G20议程，2014年成为G20向能效关注迈出重要一步的关键时期。
2014年是澳大利亚国内发生重大政治变革的一年，一些气候和能源政策被重新设计，因此，澳大利亚政府找到一个符合国家态势的政策议程非常重要。与此同时，澳大利亚政府希望作为全球参与者发挥积极作用，在其G20轮值主席国任期内留下建设性的、持久的影响。在此背景下，能效成为一项自然选择和共识议程。
在澳大利亚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之前，澳大利亚政局动荡，政府的气候政策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能效议程慢慢成为两党（澳大利亚工党和澳大利亚自由党）共同认可的、没有争议的，以及应对澳大利亚动荡政治局面和气候参与行动诸多变化的联合议程。
正如澳大利亚议会的一份报告所指出的：
“澳大利亚在过去30年里对气候行动的承诺可谓前后矛盾、缺乏方向。有时，澳大利亚是先行者：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专门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府机构；在全球气候条约问世的当天即予签署；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碳排放交易系统（Carbon Emissioin Trading System，ETS）（尽管是在州一级）；开创基于土地的创新性碳补偿系统。但另外一些时候，出于种种原因，澳大利亚又在毫无章法地改变路线：解散应对气候变化的政府机构，另外创建一个新机构然后又将其解散；在最后一刻拒绝批准全球气候条约；废除碳定价机制，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撤销气候变化立法行动的国家。”
这种不稳定性促使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选择将能效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议程，以下是主要事件概述及对澳大利亚国内、国际气候雄心的影响（专栏1-2）。
1998年，政府成立了第一个专门致力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政府机构，即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Australian Greenhouse Office，AGO），使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建立此类政府机构的国家。1999年，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关于排放权交易的讨论文件，详细说明了碳排放交易系统运作的原则和框架。
然而，随后几年却逐渐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情况。一方面，政府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并考虑撤销澳大利亚温室气体办公室。另一方面，它又公布了新的气候变化战略，围绕碳排放交易系统、主要排放者的温室气体报告和可再生能源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2007年11月，陆克文（Kevin Rudd）凭借承诺将批准《京都议定书》并将在国内实施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赢得了总理大选。
2007年12月，陆克文新政府一上任，就成立了新的气候变化与水资源部并批准了《京都议定书》。这是2007—2012年国内气候政策多产和建设性时期的开始，先是在陆克文政府的领导下，然后是在吉拉德政府（Gillard Government）的领导下。这从一些重要的里程碑事件中可以看得出来，其中两个是：①2011年，通过立法推出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碳排放交易系统、可再生能源新投资、能效提升政策和土地部门的补偿措施；②2012年12月，澳大利亚同意加入《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
这些年的特点是气候行动持续而且积极，当时的碳定价机制实施一年后，结果是可再生能源发电增加，温室气体排放减少，能源消费总量下降，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增加。
2013年9月，托尼·阿博特（Tony Abbott）当选总理后，澳大利亚政府开始废除绝大多数现行气候政策，在几周内起草了废除碳定价机制的立法并在不到一年后生效（2014年7月）。澳大利亚是第一个在气候变化问题上采取相反行动并重新考虑其气候雄心、努力和立法框架的国家。
2013年，澳大利亚采取了新的气候政策，旨在破坏其在国内关键气候问题上取得的进展，这使其参与国际事务的立场变得艰难，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问题上不再追求或提出雄心勃勃的全球倡议。在此背景下，加上对能源安全和经济生产力的担忧，促使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选择能效来避免分裂的气候争论，确保各项讨论围绕经济现代化和繁荣问题展开，提高G20代表达成共识的可能性，确保取得坚实和建设性的成果，促进能源可持续工作组的工作。
将能效纳入G20议程的第二个重要动机是填补国际可持续发展领域的空白。一些积极参与者已经在分享包括可再生能源和化石燃料补贴在内的各种可持续能源最佳实践，只有少数全球倡议涵盖能效，且这些少数的倡议更侧重技术层面，如产品设计、新材料、绩效审计、评估和指标等。鉴于此，澳大利亚希望在国家、企业、智库、研究机构和其他国际组织之间建立一个具体的、可扩展的合作机制，以促进在复杂的能效挑战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澳大利亚看到了可以在其担任G20主席国期间在能效问题上制定并确保重大成果的机会，希望通过解决能效的政治问题和鼓励G20发挥主导作用来增加全球可持续能源讨论的价值。
为了给G20成员方制订并提出既能提高集体能效行动的雄心、释放巨大潜力，又能让成员国达成共识的备选方案，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十项指导原则来评估和选择新的协作领域（专栏1-3）。
（1）从短期和中期框架开始，实现能效带来的节能效益及其他相关效益。
（2）通过国际合作行动促进落实（注意可能涉及国内层面的执行落实）。
（3）得到G20国家的广泛支持。
（4）要求加强国际合作（或从中国际合作中受益）。
（5）有现成的交付机制（即能够在现有组织内贯彻落实）。
（6）有强有力的分析支持。
（7）认识到各国各自的具体情况。
（8）不得限制国际贸易。
（9）不得重复国际组织现有的活动。
（10）具有足够大的规模和适当的特性，保证领导的承诺能够兑现。
这些标准有助于提供一个清晰、透明的框架来引导与主要利益相关方的讨论，并确保这些利益相关者支持G20能效议程。
考虑到能效给能源、环境、社会和经济方面带来的众多效益（专栏1-1），制定一个新的能效合作框架的想法很快在其他G20成员方中引起了共鸣。虽然该项提案从一开始就得到了G20代表的原则性支持，但要达成共识，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必须首先解决各成员国的关切和疑问，如《G20能效行动计划》的性质、目标和设想的运作方式等。许多成员国担心这项工作会产生规范性建议，这也是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希望通过与其他G20经济体进行一系列广泛磋商，迅速予以处理的问题。
事实上，为了广泛而深入地了解各成员国的观点和政策优先事项，澳大利亚政府制定了一个高度包容性的协商战略，并与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特区的许多技术和政策能效专家于2014年4月至5月举行了共39次会议（专栏1-4）。
在巴黎，会议即《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第21届年会（COP 21）的讨论重点是2015年年底举行的联合国气候谈判，以及能效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与一系列包括来自法国生态与可持续发展部和CDC气候研究中心（CDC Climat Recherche）的专家的会议强调了能效在全球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发挥的核心作用，以及对提高气候适应性等其他问题的贡献，使能效成为G20至关重要的议题。金砖国家经济体代表在出席2014年巴黎主要经济论坛和接受总部设在巴黎的一系列国际组织积极研究平台
的采访时，对这一观点给予响应并表示赞同。
在布鲁塞尔，交流更多侧重于欧盟利用其全球领导者的身份在欧盟内外推动雄心勃勃的气候行动时所发挥的作用。受访者
认为，改善全球能效应优先关注的问题包括建筑、金融、数据和总体政策框架。
在华盛顿特区，美国能源部和环境保护署的官员分享了在国内面临的挑战，以及如何通过集体行动加快能效提升的见解。同时，与其他研究中心
讨论了具有约束力的能效测量、核查、报告、基础数据和能力建设等问题。
此次广泛磋商最终促成在2014年5月形成了一份六页的书面提案，概述了多边能效合作的潜在领域。由于事先与G20有关各方进行了接触，澳大利亚制订并提出了一项涵盖各国提升能效过程中的挑战和目标等诸多核心问题的计划，提出在交通、联网设备、建筑、能效金融、工业和发电等领域开展联合能效行动。该计划强调了在减排潜力、需要采取的潜在行动、各领域牵头国家、支持技术研究的合作伙伴等方面的重要参与者，同时指出已存在一个致力于经合组织和金砖国家经济体之间能效合作的国际组织。
在寻求赋予该组织类似使命的同时，这份拟议计划还要求所有出席G20会议的国际组织定期沟通，协调各自在支持全球能效议程方面所做的努力，以便通报和完善全球能效议程实施情况。澳大利亚也强调包容性，选择优先考虑非约束性合作框架，对包括G20和非G20成员方在内的所有国家开放，旨在“以灵活的方式加强自愿的能效合作”“各国可在加入的基础上，选择最能反映本国优先考虑事项的首选活动来分享知识、经验和资源”。
由于拟议计划强调了以包容性和非约束性的方式开展合作，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才得以在2014年8月25—27日举行的G20能源可持续工作组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会议上向G20成员方提出了这份拟议计划。此次会议上，拟议计划得到了G20代表的广泛支持，并被核准为G20第一个切实可行的能效合作计划，称为《G20能效行动计划》。随后，《G20能效行动计划》在当年11月14—15日召开的布里斯班G20领导人峰会上核准为达成共识的G20成果文件。
这种广泛的支持和高级别的认可归因于G20轮值主席国澳大利亚与G20成员方事先进行的广泛磋商，以及各国普遍认可在G20层面就这一重要的可持续发展议题进行合作的价值。
《G20能效行动计划》通过后的一年是巩固具体成果和高层支持的关键一年，也见证了多边可持续发展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能效在国际能源和气候讨论中得到了越来越高的关注，最终形成了一个全面的、长期的G20能效合作计划，即《G20能效引领计划》，且该计划在随后历届主席国任期内得到了持续的政治支持。
2015年，土耳其在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开展的工作，对能效合作在G20框架内扎根有很大帮助。虽然2014年，即《G20能效行动计划》核准之年，G20成员方已在G20的权限内坚持共同努力提升能效的理念，但直到2015年他们才真正看到这种合作给国际社会和国家（地区）带来的多方面、切实和具体的好处。这意味着，2016年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之前，G20成员方一直在高度投入和全力开展《G20能效行动计划》框架下牵头进行的各项工作。然而，这些具体成果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需要对2015年为何是G20内部确立和提升能效合作雄心并取得成功的一年进行剖析。
2015年的工作正是本着《G20能效行动计划》最初的精神进行的，即坚决以非约束性和自愿的方式开展合作。这对锁定各国对拟议工作计划的承诺及促进各国参与讨论的雄心有积极影响。事实上，各成员国希望优先解决哪些问题，由其根据各自国内的需要来决定。合作的发现和结论对成员国不具有任何约束力，是否采用建议也完全凭自愿，由各国自行决定。这意味着，无论所涉及的国家情况如何不同，所有国家都有机会参与、贡献和受益于《G20能效行动计划》当时在各领域所开展的政策交流、研究、分析及联合项目。
另外，这一工作对于进一步证明能效议程如何有助于推进G20的目标，以及各成员国国内的优先事项也至关重要。继而，它也有助于确保各方持续支持《G20能效行动计划》的落实。有关当时工作流程的分析和建议量化了能效在所有领域（包括经济、环境和社会领域）未经开发的巨大机会，并详细阐述了一系列论据，论证了通过加强能效行动可实现环境繁荣、经济竞争力、生活条件改善、能源安全等共同效益。建筑能效工作组2015年首次发布的历史能效数据趋势、节能潜力估值及遏制部门能耗增长的政策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该项目得到了G20所有经济体的广泛支持。
由于是围绕非约束性原则、在自愿承诺的基础上以高度包容的方式开展合作，同时也取得了巨大成就和切实成果，在G20层面开展能效合作的价值已经不言而喻。2015年10月2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首届G20能源部长会议期间，各成员国表示在G20轮值主席国土耳其任期结束后愿继续支持这一能效行动计划。
这次会议的级别很高，聚集了大约40位部长、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其他高级代表，由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阁下（H.E.Recep Tayyip Erdo
an）致开幕词。埃尔多安在开幕词中强调了能效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确保加强能源可及性和供应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我们应对气候变化的斗争。我们将明确能源政策。在这个意义上，2015年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促进可再生能源和提高能效将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共同努力。对于大家提出的所有主题，将要取得的进展将有助于加强能源可及性和能源安全。”
这一信息得到了土耳其能源与自然资源部部长阿里·里扎·阿拉博（Ali Riza Alaboyu）阁下的响应，他把G20经济体间的国际合作具体解释为“解决世界能源挑战的必要条件”，并强调能效在多国气候变化谈判中的核心作用。在其对能效公开显示热情之后，G20能源部长紧接着对《G20能效行动计划》取得的成就表示欢迎，并承诺就G20框架下的这一议题开展协作。《公报》
是G20确立能效议程的一个重大里程碑事件，体现了对《G20能效行动计划》下所取得各项成就的认可，以及能效在应对世界重大挑战中的好处，并宣布G20愿意为这一领域的努力提供长期支持：
“7.我们认识到能源效率的好处，包括降低家庭和企业成本，提高经济生产力和增长，加强能源安全和改善环境。我们认可大幅提高各国能效的必要性。因此，我们欢迎2015年各参与国在落实《G20能效行动计划》方面所取得的重要进展。我们欢迎国际能效合作伙伴关系（IPEEC）与其他国际组织和各工作组参与国合作编写的《G20能效行动计划》自愿执行报告。
“我们同意在自愿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现有工作组于2015年在交通（尤其是重卡）、联网设备、建筑、能源管理、发电及能效金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鉴此，我们欢迎《G20参与国自愿的能效投资原则》。我们将进一步探讨未来潜在的提高能效的自愿合作领域。此外，我们同意进一步深入开展工作以确保《G20能效行动计划》有一个长期远景。”
这标志着能效取得了非常积极的进展，一个月后，该议程甚至获得了更大的动力，当时G20领导人在2015年11月15—16日举行的G20安塔利亚峰会上齐聚一堂，达成了以下《公报》文本：
“另外，我们重视今年各参与国在推动能效合作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同意在自愿的基础上进一步支持各工作组的成果，包括交通（尤其是重卡）、联网设备、建筑、能源管理、发电及能效金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
获得这一高级别的认可有助于把能效确立为G20协作的核心议题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基本要素。这一认可达成的时机非常关键，因为当时联合国成员国正在为参加COP21做准备。COP21即将于数月后在巴黎举行，大会要决定前进的道路，并就如何应对世界上最紧迫的气候挑战达成协议，因此一系列的活动助力将能效纳入旨在解决世界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全球讨论议程。
2015年年末，时值土耳其G20轮值主席国任期即将结束，两个关于全球可持续性问题的重要活动即将举办。
2015年9月25—27日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基于早期的工作，特别是千年发展目标及其他主要的国际讨论，联合国成员国就17个旨在“为人类和地球现在和将来的和平繁荣描绘共同蓝图”的目标达成一致意见。其中，第7个目标旨在“确保获得负担得起、可靠和可持续的现代能源”，包括两个侧重于能效的子目标，内容如下：
“7.3 到2030年全球能效改善率提高一倍。”
“7.A 到2030年，加强国际合作，提高开展清洁能源研究和使用清洁能源技术的机会，其中包括可再生能源、能效，以及更清洁的先进化石燃料技术，并促进对能源基础设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
这些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定及联合国173个国家对其的认可，标志着各国重新作出了坚定的承诺，追求新的长期发展模式，实现一些能效可为其作出突出贡献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目标。
2015年11月30日至12月12日，COP21在巴黎举行。大会筹备期间，要求联合国各方准备国家自主贡献预案（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INDC），即现在的国家自主减排贡献（National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NDC）。藉此请各国根据各自的国家优先事项、环境和能力为全球气候努力作出各自的贡献。国家自主贡献预案被视为支持各国政府制订本国减排目标及其为应对国内气候变化所考虑采取的措施（包括能效）的工具。因此，能效为各国担保新的减缓目标提供了可能性，而在COP21举行前的几个月里，各个国家也承诺了将采取新的能效措施。
IEA等国际机构也强调了能效对全球预期减缓努力的贡献。2015年夏，IEA对比了各国的国家自主贡献预案，分析在各国作出减缓努力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温控制在2℃之内的目标。报告指出，能效必须作出重大贡献，预计需要达到能源行业预期减排量的50%。
会议期间，联合国的175个国家成功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气候变化协议——《巴黎协定》。该协定是最全面的气候变化协议之一，以解决关键领域的核心问题，如温室气体的减排及核算、各国对气候的适应及恢复能力的加强、气候融资等，认识到了能效在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温控制在2℃之内，并把升温控制在1.5℃之内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
这些国际上的进展非常有利于将能效确立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要素，并为2016年一个更广泛、更长期和更具雄心的合作框架，即《G20能效引领计划》的问世奠定了基础。
3. 中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目标水平提高：《G20能效引领计划》的形成经过 [7]
中国自2015年12月1日起开始担任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将G20能效合作确定为自己任期内的优先事项，将其放在G20能源可持续工作组核心工作要素的位置，着眼长远，计划拓展合作领域。
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国内动力推动的结果，因为中国采取了支持环境治理和“向污染宣战”的坚定立场。这一意愿被纳入了中国2015年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将能效放在了2016—2020年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位置，使中国在能效政策和措施方面成为全球引领者。正是在该规划的背景下，中国同意在G20层面深化能效提升工作，促进G20集体行动。中国多管齐下，制定了《G20能效引领计划》。
受亚太经合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论坛内部有效措施的鼓舞，中国希望G20成员方就志向远大的能效提升目标达成一份协议，以便激励各国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作出进一步的承诺。然而，由于G20的性质，以及《G20能效行动计划》最初的基调是非约束性的自愿协作，所以各方一致认为，最好还是参照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G20能效引领计划》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框架，使成员国能够为共同的方向走到一起，相互交换意见，同时为全球努力提供了一个长期的视角。认识到这一点，以及这样一个时间表将为切实的行动创造有利条件，中国建议将这项工作延长到2030年，并呼吁各方拿出与此相适应的目标和行动。同样，中国建议成员国扩大工作范围，以巩固《G20能效引领计划》的总体目标。中国提出了超高效电器、“双十佳”、区域能源系统、能效知识分享框架、终端用能数据和能效度量五个新的能效合作重点领域，以强化国际能效合作的现有动力，并使参与的成员国能够明确长期的工作计划和目标。这对于有效追求和实现复杂的能效目标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项困难的挑战，需要时间、人力和财力，而且一般在最初投资至数年后才能得到回报。因此，在制定《G20能效引领计划》过程中，中国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发挥了关键作用，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鼓励参与G20工作的政策和技术专家着眼未来，并为G20经济体作出新的、更有力的承诺提供了必要的框架。
2016年全年，能效继续保持较高的关注度。值得强调的是，若干里程碑式活动推动该议程在G20工作范围内得以深化，其中包括中国主办首届G20能效论坛。
2016年6月27—29日，G20能源可持续工作组第三次会议和第二届G20能源部长会议先后在北京举行。在G20能源可持续工作组第三次会议上，《G20能效引领计划》获得了G20能源可持续工作组及应邀与会国家的广泛支持，随后提交给了G20能源部长会议核阅。G20能源部长承诺将大力支持新增G20能效合作重点领域的工作。具体说来，G20能源部长特别提到了G20技术工作组的成就和长期努力，认可互利、创新、包容和共享的方式对于全球能效合作的价值，并一致同意成员国间的合作将进一步提升G20经济体的能效水平。
2016年9月5日，G20杭州峰会上各国领导人核准发布了《G20能效引领计划》。《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杭州峰会公报》中强调了能效在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全球价值，深化了G20能效对话。G20领导人在该《公报》中一致同意：
“23.我们鼓励各成员在自身需要和国情基础上显著提高能效，以及调整生活方式以促进节约能源。我们将探索创新合作安排，推动国际能效合作。我们核准二十国集团能源部长发布的能源可及性自愿合作行动计划、可再生能源自愿行动计划和能效引领计划，要求他们定期会晤以跟踪上述计划的落实情况。”
“24.我们重申能源合作对构建更清洁的能源未来和确保可持续能源安全，从而推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作用。我们欢迎在6个能效关键领域自愿开展的国际合作取得的进展，其中包括重型卡车及改善其能效，同时考虑《G20能效引领计划》中的有关政策措施并确保符合各国国情。”
这一坚实的政治基础为G20轮值主席国中国再次提高G20合作目标的水平提供了理想的环境。2016年9月，G20能效论坛在上海举行，聚集了一系列国际、国内的高层参与者，就全球范围内能效提升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和所缺少的内容交换了意见。
无论是从制定和成功核准发布《G20能效引领计划》、G20能源部长和G20领导人认可能效的全球价值和所取得的进展方面，还是从举办第一届专门致力于提高能效的高级别G20能效论坛方面，2016年都是能效合作非常强劲的一年，为随后几年继续追求强大的能效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2016年后G20轮值主席国在各自任期内继续保持对能效的大力支持 [8]
2014—2016年，能效成为G20可持续发展能源议程的关键主题，为能效合作奠定了基础，帮助巩固了随后几届G20轮值主席国任期内对这一议程的关注和有力支持。下面将通过探讨2017—2019年德国、阿根廷和日本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发布的《公报》文本予以介绍。
在德国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G20能源部长在2017年5月会议结束时重申支持能效提升的重要性，并强调了推进G20能效合作的重要事项：一是强调了能效融资和持续加强能效投资的必要性；二是提出了通过创建致力于提高能效的知识共享和协作平台以加强能效合作的提案；三是强调继续积极推进《G20能效引领计划》。
另外，《二十国集团汉堡气候和能源行动计划》（即G20领导人2017年7月7—8日在汉堡就可持续能源达成的主要成果文件）还特别指出了能效在各国能源转型中的作用，承诺大力支持实施气候计划和《巴黎协定》的目标，并指出：
“能源转型取决于多样化的可持续和清洁能源技术的发展，特别是能源效率在未来能源系统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2018年，阿根廷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对能效议程的关注被进一步推动。在“为公平和可持续发展凝聚共识”的主题下，主席国为支持能效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在全球政治环境艰难的情况下，仍努力获得了G20能源部长和G20领导人对继续推进能效议程的支持，并提出了将“行为改变”提升至G20合作层面的建议。
为了实现宏大的能效目标，阿根廷主办了首届G20能效与可再生能源论坛，来自主要区域、国家、国际组织和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旨在讨论两个清洁能源议程间的协同效应，以及G20如何支持这些议程取得进展。阿根廷时任总统毛里西奥·马克里（Mauricio Macri）出席论坛并致辞，为G20能效合作及其在推进全球气候议程方面的作用提供了良好的关注度。来自德国、日本、欧盟及其他G20经济体的高层发言人围绕能效和可再生能源相关政策、战略、目标整合及数字化的重要性，着重指出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协同增效对能源转型和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强调了G20在国际层面推动能效议程的重要性。
2018年6月中旬，G20能源部长会议在阿根廷巴里罗切举行，会议取得丰硕成果，为建设性讨论能效问题开辟了道路，会议达成下列《公报》内容：
“能效以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助力能源安全、产业竞争力提升、节能减排、经济增长、就业创造和其他社会效益，其已成为G20国家的优先考虑工作，并成为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一大核心。国际合作，包括G20框架下的国际合作，对于有效支持国家能效政策和计划的构思与实施至关重要。我们认可《G20能效引领计划》框架下各工作组在不同领域开展的工作。同时，我们鼓励大幅扩大公共和私营部门对所有行业能效提升的投资和融资，以促进实现能源转型。基于以往的成就，阿根廷在2018年担任G20轮值主席国期间持续支持这些努力，并提议考虑和推进其他有助于成功落实能效政策的重要领域，如‘行为改变’倡议。‘行为改变’可桥接创新、技术发展与能效措施，为消费者和所有经济部门创造更大的效益。我们将把‘行为改变’纳入当前的《G20能效引领计划》。”
2018年12月1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G20领导人峰会强调了促进能效提升的重要意义，领导人认可“能效合作”在“各国实现”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关键作用”。
这一强有力的政治支持延续到了2019年，日本作为G20轮值主席国同样提倡大力支持能效提升，G20领导人认识到各国能源转型将依赖能源效率等解决方案，承诺将在这一领域作出努力，如下文中所强调的：
“22.……我们鼓励将经济增长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相结合的能源转型，向更清洁、更灵活和更透明的体系发展，并在能效方面开展合作……我们将推动提高能源的安全性、可持续性、韧性、效率、可负担性和稳定性。”
鉴于对能效在应对全球气候和能源挑战方面所发挥的作用的重要认识，G20轮值主席国日本与IPEEC、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Finance Initiative，UNEP FI）于2019年6月12日在东京联合举办了G20全球能效、创新和清洁技术融资峰会，评估了全球在能效、创新和低碳技术方面的投融资进展，强调了二十国集团经济体实现可持续的低碳增长和发展，增加对能效、创新和更广泛的清洁能源技术的投资是关键。
多重因素促使能效成为G20能源转型的重要议题，并在近年来不断得到G20经济体的高度关注。无论是金砖国家经济体的崛起，还是联合国在促进全球清洁能源普及方面发挥的领导作用，或是全球对能源安全的担忧日益加深，所有这些因素都在促使各国更加重视能效。认识到能效在应对一系列气候、社会和经济挑战方面的巨大潜力，G20经济体在历届G20轮值主席国任期内对这一主题的承诺不断增强。从《二十国集团公报》提出能效，到核准发布《G20能效行动计划》和《G20能效引领计划》，2015年至今在G20内部形成了强有力的、非常重要的能效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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