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每当我们谈到澳大利亚，除了形象独特的悉尼歌剧院、澳洲特有的动物之外，大概就是澳大利亚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到处充满了欧洲舶来的气息吧。

是啊，澳大利亚原本就是一个移民国家，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可以看到澳大利亚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追溯到欧洲，因此澳大利亚不少有影响的大人物都有在欧美留学、工作、生活的经历。

世界性的大国很多是从海洋上的开拓而慢慢崛起的，对于领风气之先的葡萄牙来说，最值得纪念的并非那些在海上经历了风霜雪雨、雷暴交加的船长们，而是推动航海事业的亨利王子。他极力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建立航海学校、制造帆船，因而被称为“航海者”。

后来，西班牙和荷兰的加入使航海向离欧洲更远的地方探索，包括哥伦布重新发现美洲（之前维京人早就到过美洲），以及他们先后踏足亚洲、大洋洲。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的船只驶过澳大利亚的临海，但很遗憾没有登上大陆，“踏足和路过”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荷兰人威廉姆•简士成为首次登陆澳大利亚的外来人，并兴致勃勃地将其命名为“新荷兰”。其实，荷兰可以说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脱颖而出的第三个世界性大国，这和荷兰建立的现代化商业模式有关。在此基础上，荷兰追随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脚步进入了更广阔的世界。我们还知道，最初影响日本的欧洲人也是荷兰人，甚至直到今天，日本依然有“兰学”，以荷兰及其对日本最初的影响为研究对象。

1770年，英国航海家詹姆斯•库克登上澳大利亚的东海岸，并宣布巩固占有这片土地。直到今天，澳大利亚依然是英国的联邦成员国家之一。

英国最初只是想在澳大利亚建一座大监狱，所以各种流放犯就被源源不断地从英国本土送到了澳大利亚。我们都听到过这样一个关于管理机制设计的故事：开始是按照运送的犯人给船东费用，船起即付，结果一路上犯人们因为营养不良及受虐待等原因不断死掉，到澳大利亚的时候已经剩不下多少人了；英国政府很犯愁，后来改为按照运抵目的地后还活着的犯人人数给报酬，活下来踏上澳洲领土的犯人人数一下子上升了很多。先付还是后付，差别就是这么大。其实，我们看20世纪初在美国兴起的科学管理法，就讲究所谓计件工资制，和英国人的这个制度有异曲同工之处。只是，计算人的“件数”似乎不太好听罢了，人本质是类似的，都是按照合格产品的量来支付报酬，多劳多得。这些人及他们的后代就开始在澳大利亚这块土地上繁衍生息。我们从澳大利亚著名作家考林•麦卡洛的两部与澳大利亚相关的长篇小说中，就明显能够感受到“流放犯文化”留下的痕迹。在《呼唤》一书中，苏格兰少女伊丽莎白受父命前往澳大利亚和那个原本计划向她姐姐求婚的亚历山大结婚，这就是小说的开始；而她那部更著名的、被誉为澳大利亚《飘》的《荆棘鸟》则是讲述从新西兰到澳大利亚的迁徙。一家人受亲戚的邀请，举家迁往作者虚构的德罗海达牧羊场，然后从那里开始了作为澳大利亚人的生活。考林•麦卡洛的两部有影响的长篇小说的背景都是主人公从外地来到澳大利亚，这样写的原因当然是生活中存在大量这样的故事。

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澳大利亚作者帕特里克•维克托•马丁代尔•怀特的代表作《沃斯》描写的是德国医科学生在澳大利亚中部探险的经历。在他1976年撰写的长篇小说《树叶圈》中，女主人公埃伦•罗克斯伯格也是原在英国农场生活，后来到澳大利亚开拓新的生活。

在澳大利亚作家的笔下，澳大利亚几乎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背景，总要和欧洲产生密切的联系，甚至不少作家的作品背景就是欧洲。怀特13岁时在英国接受欧式教育，20岁时再度前往剑桥大学读书。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甚至是英国皇家空军的情报官。对于考林•麦卡洛而言，她曾在英国任职，也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任教，因此她的小说的创作背景在欧洲、美国、澳大利亚之间转来移去。小说的情节一点都没有生编硬造的嫌疑，因为这就是澳大利亚作家所面临的生活本身。

从某种意义上说，国家的欲望是无止境的，大一统是大部分大国曾经有过的梦想，但是，有此想法和是否有实现的能力与机会并不是一回事。历史上曾经一度所向披靡的国家有很多，如葡萄牙、西班牙、荷兰、俄罗斯、德国、法国、日本。当我们看今天的世界版图，还可以看到南美洲残留下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浓重痕迹。巴西的官方语言是葡萄牙语，南美洲众多国家则以西班牙语为主，甚至美国的南部各州，包括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州、得克萨斯州的地名还来自西班牙语。另外，美国人选择学习的第一外语也是西班牙语。

尽管如此，最成功的还是英国，它用现代化的经营手段将自己的各殖民地经营得风生水起，继承和取代了西班牙“日不落帝国”的雅号。直到今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等也还是英联邦的成员国，这些国家的国土、人口、经济等规模均应该占到世界的二到三成。

我们知道，澳大利亚也不例外，现任总督彼得•科斯格罗夫就是英国女王在澳大利亚行使权力的代表，各州也有州督。在澳大利亚特有的联邦制下及宪政惯例直辖下，君主除了按照澳大利亚总理和各州州长的提名任命或撤换总督和州督，不过问澳大利亚政治。

所以，尽管有着浓重的欧洲舶来的风格，但是澳大利亚也还有自由生长的空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和风俗。而拥有更宽阔的国际视野、乐天达观的探险精神与合作助人的伙伴情谊，反抗权威的同时同情弱者，追求平等，都是其中比较重要的部分。

我们熟知的悉尼歌剧院的设计是由丹麦人约恩•乌松完成的，而1967年出生于夏威夷的著名好莱坞巨星妮可•基德曼其实是澳大利亚人。她4岁时搬到澳大利亚生活，在那里度过了童年、少年和青年时期。

还有更多这样的例证，足以说明澳大利亚与这个世界的关系几乎是渗透并融入的，文化的交融也是件容易的事情。在《荆棘鸟》中，我们也能从教会的角度看到这种交融的情形，拉尔夫从澳大利亚升职到梵蒂冈主教，而他心爱的梅吉则一直带着两个人的私生子生活在澳大利亚，并在儿子长大后将他们送到亲生爸爸身边。这种状态其实贯穿于很多澳大利亚人的生活中，并体现在文化现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