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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的主要成员国，具体有中国、俄罗斯和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
自经济转轨以来，俄罗斯一直将财税体制改革作为经济转轨和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财税政策也随之发生了较大变化，对经济的影响程度日益加深。一方面，俄罗斯对财政支出、财政转移支付、赤字和国债等的政策调整力度加大并初见成效；另一方面，以简化税制、减少税种、下调税率、降低税负、取消优惠为主要内容的税收政策，也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和成效（郭连成，2013）。
世界银行（2005）认为，俄罗斯在中期支出框架（MTEF）背景下实施结构性改革，建立了一个通用框架，以估算公共管理领域各种改革的直接财政影响。
俄罗斯联邦财政与地方财政职能相对清晰，联邦财政对影响国家整体利益、溢出效应强和具有显著规模经济特征的全国公共产品和服务负责，而地方财政承担了区域性、贴近民众生活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季心禾，2018）。
在俄罗斯相关规范性法律法规和实践中，反复使用了开放（透明）预算、公民预算、人事预算、主动预算和参与式预算等概念，这些概念的使用虽然既有共同点也有差异，但均体现了预算透明度原则在俄罗斯立法行为中的充分解读（Vladimir et al., 2018）。
中亚国家通过制定中长期财政发展规划、强化国家战略与财政预算的结合、优化税收制度、降低公共债务等方式，不断推进财政制度改革，基本实现了国家财政收支的稳定增长。雷婕等（2016）指出，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中亚各国财政经济的发展状况并不均衡，在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水平等方面差异巨大。
哈萨克斯坦财政赤字并不等于收入与支出的差额，这种现象并不多见，这主要缘于哈萨克斯坦的预算制度。2000年，哈萨克斯坦设立国家基金，该基金的最大用途在于平衡年度财政预算。国家基金的存在，也显著地提高了哈萨克斯坦财政政策的灵活性（王志远，2019）。
2019年，中亚国家通过完善财政制度、提高财政透明度、改革税法等方式有效改善了宏观经济管理。为抵消2014—2016年度持续的巨大外部冲击而采取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导致一些国家的公共债务显著增加，债务的上升意味着财政缓冲作用的削弱和大量财务负债的漏洞。这些反映了大型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银行债务的风险敞口，这些债务已经超出了政府的官方预算（IMF, 2019）。
IMF中东和中亚副局长Juha Kahkonen在接受《阿斯塔纳时报》采访时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给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带来了机遇，乌兹别克斯坦的对外开放对该地区来说是个好消息，两国之间已经有了更多的贸易和投资，但乌兹别克斯坦的改革才刚刚开始，如果改革成功，将有更多机会。
此外，国内外部分研究者也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具体国家的财税体制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及分析。庄岩（2017）认为，波兰公共财政制度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制度日渐趋同，但波兰的经济基础与发达经济体仍有相当的差距，制度弹性、经济活力和创造能力也相对不足，政府还不得不面对敏感的结构性问题和公共行政制度本身不足的问题。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有助于弥补和改革波兰公共行政和公共财政制度短板。
财政体制是否有效，这关系着一国经济能否健康、快速发展。OECD（2018）指出，以色列的经济继续取得显著的宏观经济和财政成绩，经济增长强劲，失业率低，外部盈余状况良好，公共债务与GDP之比仍在下降（已经远低于经合组织的平均水平）。
在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财税政制度进行分析的同时，已有研究也发现，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过程中，财税体制改革存在诸多问题及障碍。黄晓燕、秦放鸣（2018）指出，目前，在“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中，中巴经济走廊、中蒙经济走廊都有了比较具体的顶层设计和规划，也明确了基本的物理路线；相对而言，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尚未出台顶层设计，只是在走廊建设的愿景上与相关国家达成共识，合作停留在点和线上，以个别项目合作为主，缺乏统筹性和整体考虑。
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活动实际情况看，开展国际财税政策协调还存在不少的实际困难，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税制复杂，协调难度高；“一带一路”沿线部分国家政局复杂，民族宗教问题突出，社会环境不稳，财税政策协调困难；开展国际财税政策协调，需要重新修改国内财税法律和政策；部分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干扰（温来成，2017）。
周波、韩金晓（2017）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国际公共产品为出发点，从“一带一路”建设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层面进行分析，认为面临着资金供给难题、沿线国家道德风险、个别国家抵触、人才储备不足等方面的风险与挑战。